張欣：文學走極端不難，難的是平衡

和許多廣州作家一樣，張欣是一位不願寫宏大敘事的小說家。從1978年開始發表作品迄今，張欣的寫作經歷了都市快速發展的40年，但小說卻很少涉及許多同輩作家動輒會寫到的歷史變遷或一些重大事件。恰恰相反，她始終關注的是都市男女情感故事中人性的一面。她筆下的都市男女，既有現代人的焦慮和困惑，又表現出人性中永恆的幽暗。看似沒有歷史的厚重感，但卻往往折射出塵世中人某種普遍的生活困境。

張欣的新作《黎曼猜想》以數學界最重要的一個難題為書名，藉以比喻人類愛恨情仇的「無解」狀態。在張欣看來，就像小說中的人物一樣，人生經歷大起大落後，最終的最高境界就是柔軟地面對自己，和歲月握手言和。

女性成長快過男性

記者：在這本小說的末尾，你用王國維《浣溪沙·山寺微茫》中的一句「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作為題記。在書中，這句詩該怎麼理解？

張欣：因為越寫到後面越覺得，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活得特別明白，其實未必是這樣。有很多事情，身在其中而不自覺。所以突然就會有一種悲涼，我們不知道，其實自己可憐的對象就是自己，這是人人沒法超越的地方，也是人最悲情的地方。

記者：全書以「恨」為主題，但在故事的最後，女主人公選擇接受前夫的邀請，這是一個和解與原諒的象徵，也是一個相對樂觀的結局，為什麼會這麼寫？在構思時有沒有想過「不原諒」的黑色結局？

張欣：當時構思的時候，我希望是一個開放的結局，有多種可能性，並不是說一次交談就會怎麼樣，但至少他們開始交談了。有的人是不願意原諒，甚至根本不要再見了，其實，所謂原諒有什麼難的呢？難就難在不能原諒，包括大家都看過的《海邊的曼徹斯特》，也是一個不原諒的故事。特別是性格比較剛烈的人，他不是不原諒別人，而是跟過往不和解，不願意柔軟地面對這個世界。小說不是給人開藥方的，也沒有標準答案，人只有到了一定的度才可能去選擇原諒。遭受苦難比較淺顯的人可能會永不原諒，但遭遇最深苦難的人反而會覺得一切誠可原諒。

記者：讀完小說，感覺生病是一個重要主題，書里幾乎每個主要角色都生過一場大病，這是一種有意的寫作安排嗎？你怎麼看生大病之於人生的意義？

張欣：當時沒有覺得，後來有讀者和朋友反饋有這個特點。確實，幾個主要人物都得了大病，但我覺得也沒有什麼遺憾的，因為這個時代有個特點就是，有錢人未必快樂，就像閻黎丁的憂鬱症，跟這個時代是比較匹配的，並不是人人都很陽光，很健康。身體問題是人的大限，你的歲數、你的病是逃不掉的東西，每個人身上的悲劇性都通過這點表現出來，所以最終就變成好幾個角色都生病的局面。

記者：小說里幾個女主角，尹大、茂諾曼、武翩翩，都很強勢，是推動故事發展的主要人物，而幾個主要男性，要麼死了，要麼是溫順的富二代，要麼是沉默的司機，為什麼男女角色之間會有這種差異？

張欣：這個時代對女性是比較嚴苛的，女人要不斷地強化自己，所以無形中的成長就會很快，小說里，包括藝殊在內，這幾個女性都屬於強者，跟強者搭人物關係的時候，如果男的更強，就會不太順，凸顯不出來幾個女性的性格。當然，雖然書里的幾個男性都比較溫情，但還是有理想有魅力的，不能說溫和就是沒有力量。

90后最沒有生活包袱

記者：你的作品多寫都市女性，近20年來的經濟社會發展很快，這個群體的形象有沒有大的變化？

張欣：女性的變遷或者說崛起，給了小說家很多的可能性。不像在一個很沉悶的年代，你寫女性的很多東西是不可信的，大家會說身邊根本沒有這樣的女人。改革開放的大時代里，女性成長得比較快，而另外一方面又是塌方式的直男癌，各種對女性的不夠尊重，包括很多女性本身也是直男癌，習慣了男權視角的生活，所以我只能說，都市女性的進步任重道遠，觀念的改變是最緩慢的。

記者：你認為自己的小說適合現在的90后、00後讀者嗎？

張欣：我沒有專門做這樣的設定，我覺得自己的作品是給至少有些社會閱歷的人看的，但其實讀者年齡都比我想象的要低，而且還有往下走的趨勢。所以說讀者永遠都是不缺乏理解力的，包括年輕讀者。要是沒寫好，需要從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讀者的問題。90后、00后的讀者是最沒有生活包袱的人，有些很複雜的情感，他們接受起來根本沒有困難，所以我一點都不覺得自己的小說只能給一類人看。你看村上春樹的作品，現在的年輕人還是很喜歡，不會覺得老舊。

記者：《黎曼猜想》這部小說在你的已有作品中處於什麼位置？你自己如何評價？

張欣：這部小說的前一部，我寫了《狐步殺》，是男性視角，講謀殺的。再加上下一部剛開了一個頭的小說，我想寫成一個都市三部曲，就講我們的時代走到今天，人的內心存在的一些問題，然後我們怎麼去面對。對於《黎曼猜想》，我不會把它拔高，也不會把它降低，它就是一種記錄，記錄這個時代的人會出現的問題，甚至有些是古老的問題，比如「恨」。很多時候，恨是推動我們向前的動力。我希望把寫作落實到人心，用我們生活中可能發生的故事，記錄這個時代。

生活跑到作家前面去了

記者：故事的坐標在廣州，書中經常出現像珠江新城、興盛街、白雲山等廣州人熟悉的地方，廣州這個地方對你的寫作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張欣：首先是沒有懸空感。很多人會虛構一個地方，這樣別人不會對號入座，避免一些矛盾，但我覺得小說需要有存在感，就像日本小說里的那種現場感，那個地方你是能夠找到的，我需要寫到自己熟悉的一些地方，覺得很踏實。如果你比較細心的話，就會發現我對人物的處理還是有地域特點的，比如說閻誠，作為一個老闆，他肯定不會是王健林那種人，他有南方商人的特點，不是個性很張揚的人。

廣州對我的寫作有很重要的意義。廣東人的缺點是太務實，在廣州生活久了，對我的寫作有非常大的影響。一是務實的精神，還有就是化解困難的能力。因為在這裡，即使有天大的困難，所有的人都不會當一回事兒的—虧了就虧了，重新搞唄，還能怎麼樣呢？不會有那種呼天搶地，好像要了命的那種反應。所以這座城市特別能夠化解困難，特別有這種精神。而且我不會寫宏大敘事的寫作，因為這座城市不給你宏大敘事的可能，像西安，歷史感就是很厚重，但在廣州不會。

記者：20世紀90年代，廣東文學風光過，尤其是女性寫作。但這些年來，聊起廣東文學，代表是鄭小瓊這樣的打工女詩人。你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張欣：廣東現在比較活躍的作家，也有很多是外地來的，像魏薇、盛可以，她們還是帶著江浙或者湖南的那種寫作慣性。廣東自己的作家，寫專欄可能更出色，比如黃愛東西。文學被邊緣化，全國都是這樣。因為現在大家的選擇變多了，像當年那樣，一本書就有轟動效應是不太正常的，所以我在這方面不怎麼焦慮。同時我覺得，本來作家就是應該在幕後的，傳播方式的不同是影響不到你的內容的，內容就是做原創，你不用每時每刻都想著你要站在前台。

有的人把文學拔得太高了，而現在作家都是滯后的，生活永遠在我們的前面。不像以前，作家有前瞻性，生活在作家的後面，他可以寫很牛逼的事，但現在一問作家，可能他什麼都不知道。你想再像當年那樣，不可能。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人心的幽暗、焦慮這些主題都是永恆的，不管你有錢沒錢，永遠都希望文學來緩解你的內心，所以文學是不死的。

記者：你從1978年就開始發表作品，從那時到現在，對文學寫作的理解經歷了什麼變化？

張欣：當時「文革」一完，各種文學流派突然都出來了，包括意識流、先鋒文學之類的，像我這種寫實的作家肯定會有點慌張，而且寫作曾一度對我來說確實很辛苦，對人是一種煎熬，到最後就不是憑你的才華了，就是憑毅力，變成一種堅持。

像我們這一輩的作家，大家都會覺得，你怎麼還在那裡寫？但我覺得因為個人還是要成長，而且只要能解悶、看著好玩，我就會繼續寫作，這也是我在廣州當作家的一種輕鬆，我沒有那種要改變別人的想法。現在寫作變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不會覺得它特別的苦，但也不會覺得它特別的快樂。文學走極端並不難，但平衡是很難的。為什麼汪曾祺的小說反覆地被大家拿出來當範文讀？確實特別地好，它經歷了時間的考驗，作品里有平穩、淡定和深情。許多作家到後來可能會走進自己的內心，但這不是說對感情會變得冷淡，一個人內心有沒有激情，不是由年齡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