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林毅夫黃益平如何把脈中國經濟

近日，在北京大學舉辦的一場論壇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及副院長黃益平對經濟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兩位學者演講中，談到了今年的經濟增速目標、金融改革等多項問題。

記者注意到，雖然議題眾多，但是兩位學者不約而同地提到，和世界面臨的經濟圖景已經發生變化，而這種變化也使之前慣用的刺激政策面臨失靈的風險或者已經失靈，當然，兩位經濟學家也給出了相應的解決辦法。

下行壓力依然存在

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將今年的GDP增速目標定為6.5%，相比於2016年6.7%的實際GDP增速仍然低了一些，但是從去年下半年以來，似乎又出現了一些經濟復甦的跡象，例如商品價格上漲，煤、鋼等企業利潤好轉，另外，一些機械品種的銷量也逐月回升。

黃益平認為，之所以將今年的目標定到6.5%，是考慮到經濟增長始終存在下行壓力這一因素，所以短期看，對於今年的經濟形勢依然不能太樂觀，「不太樂觀並不意味著6.5%的增速實現不了，而是說結構性變化的壓力短期內過不去。」

談到經濟增速，林毅夫則認為應該放在更大的世界背景下去考慮。特別是，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發達國家尚未完全走出危機的影響，其中，復甦狀況最好的美國，據預測，其2019年的經濟增速也僅為1.9%，遠未達到危機前發達國家3%~3.5%的平均增長速度。

然而，更進一步考慮，當發達國家的增速依然沒有恢復到危機前的情況下，影響的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特別是全球化背景下，發達國家的經濟狀況一定會影響到發展家，一些亞洲出口導向型的國家就受累於發達國家經濟復甦緩慢的影響。

「經濟增速從2010年的10.6%連續7年下降至2016年的6.7%，經濟進入新常態，更要從國際經濟情況，審時度勢，推動改革與發展。」對於今年實現6.5%的增速目標，林毅夫也比較樂觀。

結構性改革迫在眉睫

記者注意到，結構性改革是林毅夫及黃益平談到的重要議題之一，至於原因，兩位學者均提到，目前面臨的經濟形勢與過去不同，傳統的辦法已經難以為繼。

「如今碰到的問題是，我們過去習以為常的事情繼續不下去了，以後要做的事情就是新舊動能轉換，也就是產業要更新換代，進行結構性改革。」黃益平認為，經濟能否持續增長，不取決於周期性或趨勢性因素，而是能否建立起一批新的在高成本基礎上有競爭力的產業。

林毅夫則表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針對發展家出現的危機曾開出不同的藥方，一是進行結構性改革，但是由於結構性改革通常是收縮性的，而危機時經濟增速本來就是下滑的，這其中存在相悖之處；另外則是讓貨幣大量貶值，增加產品出口競爭力，從而依靠國際市場需求增加，創造國內的就業機會，給國內的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

「發展家寄希望於通過貶值增加出口，這樣就會搶走發達國家的市場，但是，事實上發達國家現在也要進行結構性改革，因此發達國家也會採取相應的寬鬆措施進行對沖。」林毅夫認為，由於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在各個國家蔓延，這就使得想要通過貶值增加出口來為結構性改革增加空間的辦法行不通了。

對此，林毅夫開出的藥方是，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的投資會創造需求及就業；同時，危機時期，基礎設施的原材料價格較低，基建成本低；另外，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巨大，發達國家存在基礎設施老化問題，而發展家則存在基建投資嚴重不足的問題。」

防範系統性風險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將防風險放到了重要位置，具體表述為，「當前系統性風險總體可控，但對不良資產、債券違約、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等累積風險要高度警惕。」

黃益平認為，之所以今年把防風險放在了重要位置，其中的原因在於，無論是趨勢性還是周期性的增速下行，都會導致金融風險上升，但是，周期性減速通過宏觀經濟擴張很容易化解，而趨勢性減速則很難逆轉。

「是大型新興市場國家中唯一沒有爆發顯性金融危機的國家，其中有兩點原因，一是經濟持續高增長；二是過去有政府兜底。」在黃益平看來，這兩點現在都已經很難再持續下去，所以要對金融風險保持高度的警惕。

談到金融改革問題時，黃益平指出，大家常抱怨金融不支持實體經濟，但是從邊際資本產出率來看是下降的，這就意味著同樣的資本投入，獲得的回報越來越疲軟，所以，如果要提高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首先要改善實體經濟的結構。

「當然，除了改善實體經濟結構，金融部門要做的也很多，改革的方向也是清楚的。」黃益平認為未來的金融改革要從三方面進行，一是降低准入門檻、創造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二是確定開放市場機制，讓利率、匯率、資金收益率等由市場決定，而不是政府或者央行；三是改善金融監管，特別是目前金融政策的協調方面存在一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