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義旗幟的改變

八一南昌起義紀念館

1933年7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根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6月30日的建議，決定8月1日為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南昌起義作為共產黨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雖然在政治、軍事方面有諸多不成熟的表現，但縱觀整個起義，卻可見中共一步步走向成熟的軌跡，這尤以起義部隊所打旗幟的轉變為代表。

起義初期襲用國民黨軍番號

1927年，繼蔣介石「四·一二」政變公開屠殺共產黨人後，各地反共事件層出不窮。汪精衛也以共產國際的「五月急電」為口實，拉開了武漢國民黨集團的反共帷幕，製造了「七·一五」事變。一時間白色恐怖籠罩全國，要不要堅持革命？如何堅持革命？成為擺在共產黨面前兩個至關重要、生死攸關的問題。對此，共產黨終以武裝起義的實際行動，做出了明確的回答，南昌起義則打響了武裝起義的第一槍。

八一南昌起義紀念館

南昌起義的計劃是在三次九江會議上提出並確定的。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改組，將陳獨秀停職，指定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和周恩來5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代行政治局職權。7月20日，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葉挺、聶榮臻等在九江舉行了談話會，即第一次九江廬山會議，決定在軍事上趕快集中南昌，運動二十軍與中共一致實行南昌暴動，同時在政治上反對武漢、南京兩政府，建立新的政府來號召。7月24日，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和李立三在九江召開第二次會議，進一步研究了組織武裝起義的計劃，並決定葉挺、賀龍部隊於28日前趕到南昌集中。此時，中共中央同意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並決定派周恩來到南昌任起義部隊前敵委員會書記，指導前敵方面的工作。7月25日，周恩來離開武漢來到九江，立即召集在九江的同志開會，即第三次九江會議，會議決定積極進行軍事鬥爭準備，並由鄧中夏去武漢將南昌起義的詳細計劃報告中央。周恩來還根據中央的精神指出「應該以土地革命為主要的口號」，把沒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綱。7月27日周恩來、李立三等負責同志到達南昌，按照中央命令正式成立前敵委員會。至此，南昌起義由醞釀、決定轉入實施階段。

八一南昌起義紀念館

起義原定於8月1日凌晨4時舉行，然而7月31日晚，因20軍一個叫趙福生的副營長泄密，起義被迫臨時決定提前兩小時即8月1日2時舉行。經過一夜激戰，至拂曉，起義軍將在南昌的國民革命第三、六、九軍部隊全部繳械，並全殲守軍3000餘人。當日，駐馬回嶺的第74團機槍連，在聶榮臻、周士第的率領下起義，於同日趕到南昌集中。起義勝利當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譚平山，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身份，在原江西省政府召開了有國民黨左派中央委員和各省、區、特別市及海外黨部代表參加的聯席會議。出席會議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委員、候補委員及中央監察委員會候補委員有7人，江蘇、福建、湖南、山西、甘肅、四川等省和海外黨部（包括歐洲、日本、暹羅、古巴支部）代表38人，合計45人，會議成立了最高權力機關——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設主席團，由宋慶齡、鄧演達、譚平山、張發奎、賀龍、郭沫若、惲代英等七人組成，為革命委員會最高機關。由於宋慶齡、鄧演達、張發奎三人未在南昌，且又未得其本人同意，所以革命委員會的執行機關是以共產黨人譚平山為首，同時在革命委員會之下組織參謀團主持軍事計劃。

左起：朱德、葉挺、朱克靖、周恩來、劉伯承、賀龍。

起義勝利后，隨即對起義部隊進行整編，起義軍編為三個軍：第20軍軍長賀龍，黨代表廖乾吾；第11軍軍長葉挺，黨代表聶榮臻；第9軍軍長韋杵（未到職），副軍長朱德，黨代表朱克靖。根據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針，起義軍繼續襲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的番號。革命委員會任命賀龍兼代第二方面軍總指揮，葉挺兼代前敵總指揮。可見，此時起義軍打出的是國民黨的旗幟。作為一次共產黨領導的武裝起義，為什麼要打出國民黨的旗幟，這一點很耐人尋味，這也是由南昌起義時特殊的歷史環境所決定。

首先，中共中央對於大革命失敗后的時局及國民黨性質認識的錯判。中共中央在1927年7月24日的《中共中央對武漢反動時局的通告》中表示：共產黨員決無理由可以退出國民黨和拋棄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主張團結下層左派分子，在國民黨內組織在野反對派，反對中央的反動政策。甚至在8月21日經中央常委通過的《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決議案》中，還認為：國民黨的革命性質沒有改變，它仍然是民族解放運動之特別的旗幟，因此共產黨現在不應當讓出這個旗幟，使一般叛徒篡竊國民黨的名號，而做軍閥及反動資產階級掌握的玩物。

其次，為爭取國民黨「左派」及部隊中下層官兵的需要。在汪精衛分共后，中共中央怕拿出來了黨的政治主張，會嚇退了小資產階級，抽了革命聯合戰線的力量。以至於在南昌起義當天還用民眾團體名義通電張發奎，歡迎他來南昌，並大書標語：「擁護張總指揮」，「歡迎張發奎總指揮領導革命！」革命委員會成立后，又宣布張發奎為全軍總指揮。此外，南昌起義的部隊繁雜，中共並未完全掌握起義部隊，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的舊番號，提出「打倒武漢政府」，「完成國民革命」的口號，更有利於賀龍、葉挺動員部下起義和起義后維繫軍心。

再者，共產國際的影響不可忽略。「四·一二」政變后，斯大林於1927年5月24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8次全會上表示：左派國民黨有革命鬥爭機關的作用，有反對封建殘餘和帝國主義的起義機關的作用，只有到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全勝利的時候，到了在資產階級革命進程中顯露出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道路的時候，才必須成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時隔不久，斯大林又發表有關革命的「三個階段」論，即第一階段是工人、農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全民族聯合的革命，第二階段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小資產階級聯合的土地革命階段，第三階段則是無產階級和農民聯合的蘇維埃階段。而大革命失敗后，共產國際確認革命仍處於其發展的第二階段。為此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在退出武漢國民政府的同時，不退出國民黨。而對於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則全盤接受。

在以上因素的影響下，南昌起義雖由共產黨領導，但仍沿用國民黨的旗幟。隨著起義部隊在南下廣東途中與國民黨的不斷戰鬥，中共對於國民黨的性質有了更深層的認識，並最終放棄對國民黨旗幟的使用。

在得知南昌起義的消息后，汪精衛當即命令張發奎指揮第二方面軍余部進軍南昌。8月2日，武漢政府發布全面進攻起義軍的作戰命令。而此時起義部隊參謀團已決定由贛東南下直取東江。8月3日起，前敵委員會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計劃，指揮起義軍分批撤出南昌。出發前夕，朱德被提升為第9軍軍長，率領南征第一縱隊的先遣隊為前衛，南征左翼縱隊司令蔡廷鍇率第十師為第二縱隊；葉挺率第11軍為第三縱隊；賀龍率第20軍和革命委員會各機關跟著出發。

南下瑞金途中雖未與敵人有大規模的戰鬥，但非戰鬥減員卻十分嚴重。據李立三在1927年10月向中共的報告中回憶：「5號從南昌出發，經3日趕到臨川，天氣極熱，沿途多系山路，每日行60里，實際多至百里。兵士負擔極重，每人背250發至300發子彈，機關槍大炮，都系自扛。沿途全無農民運動，加之反動派的宣傳，所以沿途農民聞風而逃。食物與飲料全買不到。甚至終日難得一粥。渴則飲田溝污水，以故兵士病死極多，沿途倒斃者絡繹不絕。同時軍隊中多無軍醫處、衛生處等組織，無法救治。加以宣傳工作極壞，兵士全不明此次暴動的意義，因此軍心大為動搖，逃走極多，僅行軍3日，實力損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遺棄子彈將近半數，迫擊炮完全丟盡，大炮亦丟了幾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將近4000。」此外，第十師蔡廷鍇部在行進至進賢時，遣散隊伍中的共產黨員，帶領近5000人的隊伍脫離起義軍。而賀龍的第20軍參謀長陳裕新，也帶著一些參謀人員和第五團的700多人叛逃歸唐生智去了。

到臨川時因為20軍、11軍的參謀都逃跑了，原定軍事計劃，有完全泄漏的危險。所以決定到瑞金后，改道經汀州、上杭入東江。8月25日，錢大鈞的7000人並附以由東江調來之蘇世安、柏天民之兩團，約2000餘人進至會昌、瑞金地區，其先頭50、60兩團在壬田市布防。黃紹竑的9000人，由贛州經雩都支援錢大鈞部。此時起義軍賀龍部兵力約有5600人，葉挺的兵力約有7800人，兩共約13400人，欲乘錢大鈞等兵力未集中而各個擊破之。於是首先向壬田之敵發起進攻，斯役俘敵官兵數百，獲槍數百，機槍六支，敵向會昌大道潰退，但起義軍也傷亡六百餘人。佔領壬田后，起義軍於26日攻入瑞金。接著，起義軍即以葉挺部從西江市、洛口迂迴，賀龍部由瑞金正道聯合攻擊會昌。激戰至30日，攻佔會昌縣城，兩戰共殲錢大鈞部6000餘人，繳獲槍一千餘支，機槍多挺，起義軍傷亡也近2000人。

會昌之役后，起義軍陸續折返瑞金，並準備轉道汀、杭取潮汕。由南昌至瑞金途中，起義部隊因行軍艱難，對於外界消息十分閉塞，到瑞金後方才通過報紙知道，不但張發奎等已經旗幟鮮明反共，即所謂各省左派分子，亦完全倒向國民政府，寧漢已然合流。同時各省軍閥都用國民黨名義封閉工會農會，殘殺工農群眾，因此，國民黨名義已為工農群眾所唾棄。因此，前敵委員會決定，對於政權的性質，鬚根本改變，應該建立以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政權，不過在工農政權之下須有聯合貧苦小資產階級的政策，即工農分子占多數和共產黨占多數的政府。此時，起義軍在原則上決定建立工農政權，表明已有放棄國民黨旗幟的打算，但到汀州后，為應付外交，避免帝國主義過分的干涉，又決定名義上仍沿用國民政府旗幟。同時，決定以譚平山為委員長，而把陳友仁等都加入國民政府常務委員之中。

流沙會議決定易幟

因戰事及軍隊迂迴往返的關係，起義軍在瑞金停留約一星期之久，始到汀州。9月19日起義軍佔領廣東大埔縣三河壩，第25師也於22日趕到，前委決定25師留守三河壩以牽制該方面之敵。周恩來、葉挺、賀龍等率領起義軍主力部隊繼續南下，於9月23日佔領了潮安（今潮州）、汕頭，前委即令第20軍新建第3師周逸群統率的一千人隨革命委員會駐守潮、汕地區。隨以主力部隊20軍之1、2兩師（缺一團）及24師共約6500人，向揭陽大道出發，攻擊敵之東路軍——陳濟棠之11師，薛岳新編2師及王俊四個團。

復原陳列：流沙會議現場

9月28日，起義軍由揭陽向湯坑之敵攻擊。20軍第1師先與敵接觸，佔領距湯坑十餘里地之分水鎮，追敵十幾里至湯坑，敵依險死力抵抗，並陸續增兵。起義軍連沖大山數個，與敵相持三晝夜。因起義軍傷亡過多（24師下級幹部傷亡殆盡，20軍亦死團長2人），且全軍彈藥將罄，已無法再與支持，遂由第一師掩護，全部向揭陽退卻。退回揭陽后，因得汕頭的報告，說潮汕尚安，遂決心星夜趕路經潮州退福建。但因嚮導語言不通，且馬牙渡渡河困難行動又遲緩，至揭、潮中途，而潮州已於30日傍晚被黃紹竑攻陷，革命委員會到普寧之流沙兩日始與起義軍會合，不得已起義軍聯合汕頭革命委員會經炮台、關埠、貴琪到流沙，擬仍向海陸豐退卻。

劉伯承

據劉伯承回憶：「10月2日由潮汕撤出的革委會在流沙與起義軍主力匯合，革委召集將領會議，決定敵軍追我軍勢急，我軍如退海陸豐實力恐難保存，擬由雲落北竄作流寇行，以幫助農民鬥爭，革委則去掉國民黨頭銜，分散各省活動，將領中不願隨行者聽之。」可見此時，起義軍正式決定放棄國民黨旗幟。其實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9月19日通過了《關於「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的決議案》，指出：「中央以前復興左派國民黨的估計不能實現……八月決議案中關於左派國民黨運動與在其旗幟下執行暴動的一條必取消……現在任務不僅宣傳蘇維埃的思想，並且在革命鬥爭新的高潮中應成立蘇維埃」，並派張太雷到潮汕地區向起義軍傳達。汕頭失守前，張太雷作為新任中共中央臨時南方局書記，經香港秘密到達汕頭傳達中央新的政策，即：取消起義軍原來所用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義，改為蘇維埃，立即放棄潮州，將隊伍開赴海陸豐，會合當地的農民武裝，改組為工農紅軍，打出鐮刀斧頭的國際旗。

流沙會議的草草進行，及更改旗幟的決定，並未給起義軍隨後的戰鬥產生實質影響。因為，10月3日，當部隊行軍至流沙附近，前左右三面皆為高山，湯坑戰役的敵第11師早早埋伏前左右高山一帶。待至起義軍第20軍通過後，大行李輜重隊將至敵有效射擊地，敵始開槍攻擊，起義軍行李輜重隊一時紛亂至極，各民夫皆棄擔向後擁擠亂跑，不可收容。後方之24師不明真相，又見四面發現敵人，亂逃的民夫收容不住，軍隊又散不開，敵從高地四面衝鋒而來，起義軍各團營連失去聯絡，給敵一良機。戰至晚，起義軍被敵繳械約一團餘人，賀龍、葉挺、革命委員等帶領千餘雜兵由後方大道衝出。在24師損失殆盡后，敵又進擊流沙前方之20軍，起義軍遂被各個擊破。

在湯坑、流沙戰役的同時，敵以大部中央軍進襲潮汕，守城部隊因寡不敵眾歸於失敗，所有空槍約五千支全被敵人奪去。而留守三河壩之25師，於10月3日亦為強敵所攻擊，血戰兩晝夜，傷亡過半，不得不向福建引退，中途又為敵兵所截擊，僅余槍約六百支。

南昌起義部隊雖於10月初被各個擊破，但保存下來的部隊，卻正式在共產黨的旗幟下進一步開展新鬥爭。如三河壩一役后，朱德召集會議把25師及第9軍合編為一縱隊，朱德陳毅率領縱隊官兵轉戰閩粵贛湘邊，最後保存約800人的起義軍，並於1928年2月在湖南以宜章為中心，在郴縣、永興等縣發動和領導了年關暴動打響了湘南起義的第一槍，擴大了革命武裝。3月底，朱德、陳毅率領部隊向井岡山轉移，和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勝利會師，成立了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流沙一役后，第11軍24師師長董朗與黨代表顏昌頤率領24師一部進入海陸豐地區，后整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二師，與海陸豐的農民自衛軍配合，舉行了第三次武裝起義，創建了第一個紅色政權——海陸豐蘇維埃政府。賀龍與周逸群回到上海后，受中央委派，回湘鄂西發動武裝鬥爭。曾參加南昌起義的賀錦齋、王炳南、孫德清、盧東生及在寧都參加南昌起義部隊、參加過三河壩戰鬥的許光達等一批將領，在賀龍領導下，先後創建了工農革命軍第4軍、第6軍，后合併為紅2軍團，最後成立了第二方面軍。

作者單位：華中師範大學近代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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