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紐倫堡審判前要解決的問題

朋友告訴我，《紐倫堡審判》是1961年拍的黑白影片，講述了二戰結束兩年後，德國戰犯第三輪受審的故事，受審者是納粹時期的法官，他們的罪名是批准給猶太人施行絕育手術。這讓我感到很驚訝。

作為一個幾乎和計劃生育國策同齡的人，對絕育手術實在不陌生。絕育手術就是結紮，當年村子幾乎家家戶戶的牆上都寫著：一人結紮，全村光榮，該扎不扎，見了就抓等類似的標語。

也見識過村裡女人東躲西藏的惶恐和被綁縛在送往醫院的馬車上哭天喊地的凄慘，雖然當時看的時候，會覺得不忍，但從來就沒有抱過同情。

後來還經歷了一個因為計劃生育幹部手段粗暴，導致一個孕婦死亡所引發的群體性事件，雖然鬧得很兇，但冷眼觀看人們鬧騰的目的，也跟什麼治罪無關，似乎僅僅是為了多賠點錢，而其結果也僅僅是賠錢了事。在日後的相處中，孕婦的家人，還有些抬不起頭，彷彿是那個計生幹部佔了理，受了委屈。

在這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我，怎麼會質疑這個國策的正確性，自然也沒有考慮過有一天會審判政策的制定者。

或者影片中所講惡法的惡不在絕育手術，而在針對猶太人，民族歧視才是重點。

然而後來走出荒僻農村，走南闖北的我，了解到各地的計劃生育政策是不一樣的，執行的結果也是不同的。偏遠地區可以放開生，少數民族可多生，有錢人罰錢可多生，沒錢人變成盲流可多生。

而公家人有錢也是不讓多生的，尤其是作為軍人，頂著個道德楷模的帽子，必然要「該引的引出來、該流的流出來、該扎的紮起來，絕對不能生出來」，一個計生幹事曾私下跟我說，多生一個比弄死一個問題還要嚴重。

這難道不是歧視性政策？理是這個理，但總是會從心裡發出一個聲音，說要麼是鞭長莫及，要麼是保護鼓勵，要麼是社會撫養，要麼是漏網之魚，跟歧視無關，我們是主人翁，只有我們歧視別人，還能被別人歧視？因此在看黃宏、宋丹丹表演的《超生游擊隊》的時候，最充沛的感覺就是好笑，笑著笑著就有了優越感。

朋友告訴我，《紐倫堡審判》中有個律師叫勞爾夫，他是為被告辯護的。即便站在被告的立場上，他都沒有承認給猶太人施行絕育手術是正常的法律，給猶太人施行絕育手術是應該做的事。因此影片的重點不是討論這是不是一條惡法的問題，而是在認定這就是一條惡法的基礎上，討論執行惡法這種本不違法的行為是不是違法的問題，討論政府或者上級的命令能不能作為違法理由的問題，討論國家是什麼、法律是什麼，作為個體的人，面對一個惡法，是做一個忠實執行的愛國者，還是做一個拒絕執行的叛國者的問題。

這讓我陷入沉思，想來咱也是走過南闖過北，廁所後面喝過水，火車道上壓過腿，還和傻子親過嘴的人物，對人生、理想也有著獨立的思考和追求，但這些經歷和思考，估計也就只解決了我對於朋友秉持的方法論的認同，常識、理性、邏輯能夠也必須是我們討論問題的基礎，也就只解決了我對於朋友由此而得出的結果的不討厭。但卻沒有徹底改變我那幼年埋藏、又三十年積累的對於國家、法律的原始衝動，因為在聽他說《紐倫堡審判》提出的三個問題的時候，我總是壓抑不住想說：法律還有義和不義之分嗎？執法還有違法問題嗎？執行命令有錯嗎？愛國者和叛徒之間還用得著費勁選擇嗎？這些算是問題嗎？

朋友推薦我好好看看《紐倫堡審判》，看完之後談談感想。自忖如果想讓朋友高興，自己必然也能說得天花亂墜，但我還是拒絕了。因為我知道，我缺乏的不是理性、邏輯和思考，而是認可理性、邏輯和思考的感情，這種感情也不是沒有，而是還不夠強大，還不能夠壓制住自小被灌輸的認識積累而產生的本能式反應，更妄談消滅了。如何從心底感知，而不是敷衍認可《紐倫堡審判》所設定的基礎，我想這才是我看影片前必須要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