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德昌十年：他用一部電影拍盡了青春，讓後人再無可拍！

2007年6月29日下午，楊德昌因結腸癌在美國洛杉磯的比佛利山莊去世，享年59歲。二十幾年的電影生涯只留下八部作品，對觀眾而言終究太少了。

楊德昌導演於1991年上映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無疑是華語電影史上一座永恆的里程碑。本片以近四個小時的片長，講述了一個殘酷青春的史詩故事，被無數影迷奉為神作。長久以來，本片都沒有正式的DVD和藍光發行，僅流傳有一個畫質極其糟糕的VHS轉製版本，也讓這部電影成了一個難尋的傳說之作。

從2012年開始，就有消息說全球最著名DVD製作廠商「標準」公司正在醞釀發行本片藍光，經歷了多年的期待與失望后，終於在2016年成為現實。《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全新4K修復版藍光一開放預定，很快便成為標準銷量最高的藍光之一，國內影迷幾乎人手一份，一時間成為碟市的現象級產品。

而此時距離電影上映已經25年，《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藍光碟的「購買熱」依然印證了一場世界影迷的狂歡。

修復版不僅可以清晰地欣賞到舊版模糊的細節，也讓部分觀眾有機會在大銀幕看到這部經典。台灣也重映了4K修復版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最終收穫了224萬新台幣的票房。2016年的金馬影展為致敬《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不僅以影片中小四拿著手電筒照亮黑暗世界的劇照為原型，設計了主視覺海報，還放映了兩場《青梅竹馬》的數位修復版。

第53屆金馬獎海報

今年4月，第41屆香港國際電影節也推出了致敬單元「十年再見楊德昌」。

而所有這些喝彩與掌聲，楊德昌都來不及看到了。

外省人：從大陸到台灣

1949年2月，幼小的楊德昌便隨家人跟著國民黨政權遷徙到台灣——在台灣，像他們家這樣由大陸遷來的，被稱為「外省人」。那時父親在中央印製廠工作，母親在中央信託局工作。他到初二才分期付款買了一輛腳踏車，後來弄丟了，回家也不敢講，因為腳踏車對家裡來講是「很吃力的負擔」，所以弄丟腳踏車很「痛苦」。

但在出身礦工家庭的吳念真眼裡，「楊德昌的爸爸是『中央印製廠』的廠長，一家人都受很好的教育」。吳念真有個製片朋友，父親是「中央印製廠」的工人，據這個朋友描述，「他兒時看楊德昌一家人，宛如過著王子公主般的生活」。這說明各自不同階級之間的認知是千差萬別的。而楊德昌的電影總是聚焦中產或以上的階層，如醫生、公司高層、白領、私營老闆、作家、電視主持人、舞台劇導演、富二代等等。

異鄉人，三十歲之後的改變

楊德昌秉承父母期望，放棄首選職業興趣「建築」，去新竹國立交大讀電子工程，后在美國弗羅里達大學拿到計算機設計碩士學位。

那時楊在西雅圖做高科技業，三十歲生日的時候突然想：「我老了，我想做點改變生活、我喜歡的事，我開始想試試看怎麼做些改變。」楊德昌在USC（南加州大學）念了很短時間的電影，USC讓楊德昌覺得「我沒有天分」，或是說他們要學生學的東西楊德昌不是那麼感興趣。所以很快他就回到老本行，又做了一段時間，覺得仍然不是最喜歡的事情。

楊德昌那時候申請念建築研究所，哈佛的入學申請通過了。他那時候好些朋友都是建築師，楊德昌問他們：「要不要去念？」他們問楊德昌：「如果你念了建築，還會不會想拍電影？」楊德昌說，「嗯，有可能。」所以楊德昌就決定試試看，不顧家人的反對，決定辭職回台灣拍電影。

《光陰的故事——指望》(In Our Times,1982)

《光陰的故事》是由四個短片集綴而成的小品電影，各自獨立，以「成長」作為主題加以串連。

楊德昌的《指望》是此片的第二段，描述少女小芬的成長故事：母女三人所構成的單親小家庭，被一位來租賃住所的大學男生所改變。情竇初開的小芬暗中戀慕了他，但有一夜卻意外撞見創傷的一幕：姐姐已經是他的情人。成長勢必介於青澀甜美以及苦澀酸楚之間，百味雜陳。在這部短片里楊德昌已展示出他對青春和成長的細緻觀察。

《海灘的一天》(The Day on the Beach,1983)

《光陰的故事》獲得成功之後，楊德昌立刻拍了第一部劇情長片，1983年的《海灘的一天》，這也被認為是台灣新電影第一部長片。這部電影有著新穎的敘事結構，而且在長度上也推到了當時台灣電影所能接受的極限。

《海灘的一天》獨樹一幟的現代電影美學風格是當時包括侯孝賢等多位導演的創作目標。侯孝賢即曾表示：「《海灘的一天》給我很大的壓力，其實不單是我，或許更多年輕導演都能從這部電影中得到啟示，並且感受到導演阿德仔深厚綿密的潛力、細密的思考以及令人感動的、那種對現代社會濃烈的關懷與愛。」

有趣的是楊德昌和侯孝賢變成朋友，就是在剪接《海灘的一天》的時候。侯孝賢當時拍《風櫃來的人》，在澎湖出外景。拍完了以後他們都到同一個剪接師廖慶松那裡剪接。那時都趕檔期，侯趕檔期上片，楊趕金馬獎的最後期限。所以那時他們常常在剪接室碰頭，看互相的東西都覺得很新鮮，就變成好朋友。

《青梅竹馬》（Taipei Story, 1985）

《青梅竹馬》通過一對年輕情侶的緊繃關係探究都市的轉變，導演拍出了他心中的台北故事。

楊德昌拍《青梅竹馬》缺乏資金找侯孝賢幫忙，侯抵押房子籌錢，並擔任製作人，出演男主角。侯孝賢說：「念交大電機、留學美國的楊德昌，帶了本土看不到的眼光視野回台灣拍電影，我拍《風櫃來的人》，他竟然拿交響樂《四季》當配樂；他拍我演的《青梅竹馬》，一場年輕人騎機車繞總統府的戲，我覺得沒警察衝出來很爽，他卻拍到總統府牌樓及掛的總統肖像。」

值得一提的是，侯孝賢在本片中的表演，獲得1985年金馬獎最佳男主角提名，第一次擔任男主角僅以一票之差敗給了奪獎的周潤發。

《恐怖份子》（The Terrorizers,1986）

《恐怖份子》透過複雜的敘事刻畫李立中夫婦與混血女孩淑安所衍生的人際關係網，使一群原本不相干的台北人的故事同時在銀幕上進行，並在偶然的情況下互相交錯引發意象不到的後果。

《恐怖分子》從多線敘事發展成相當複雜的組群故事，不同階級、年齡有意無意間，構築起傷害的羅網。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A Brighter Summer Day, 1991）

這部電影大概是楊德昌最著名的片子了，也是楊德昌最想拍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帶著楊德昌半自傳色彩的眷村成長觀察，社會的保守性摧毀了浪漫與天真。

本片取材自上世紀60年代初台北牯嶺街發生的一起真實的殺人事件。真正殺人的少年名叫茅武，是楊德昌的同校同學，當時他與分手的女友在牯嶺街談判不成，連刺七刀殺死了她。這一事件在當時傳遍全國，對楊德昌那代人影響很大，但對於楊德昌的父輩那一代卻並沒有什麼印象。因此，楊德昌認為這是一個只屬於他自己時代的記憶，也成為他想要拍攝的那代人的故事。

在電影中，楊德昌展現了一個正處在歷史變遷中的台灣百態。整個台北都處戒嚴之中，不時有坦克開過。小四一家作為外省人的代表，則必須在異鄉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時，楊德昌也展現了夾雜在日本、美國和外省文化中的台灣年輕人所處的矛盾中心，他們正經歷著父輩未曾見過的殘酷世界。

這部電影讓大家記住了小四張震，也讓張震愛上了表演。當年《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讓張震重新配音，在錄音室里磨了好久，楊德昌甚至放狠話，要跟十幾歲的張震「單挑」，最後出來的效果才非常好。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英文名叫做 A bright summer day，摘錄自貓王的歌詞，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反諷之意。而片中貫穿的道具，片場撿來的強力光束手電筒，也構成了對bright的隱喻。

《獨立時代》(A Confucian Confusion, 1994)

繼有史詩式悲劇一般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之後，《獨立時代》場景拉回至九十年代的台北東區，調子轉成了充滿黑色幽默的諷刺劇，但仍然保持了繁雜的人物網路，楊德昌用了幾乎無間斷、密度極高、句句經過設計且字字珠璣的對白。

導演似乎想討論，五千年前孔夫子的儒家倫理，在90年代台灣的現代都市是否還有功用？片中人物都是為了各自利益才展開、維持人際交往。

《麻將》（Couples, 1999）

那時候的台灣經濟一片大好，許多人也都自認是世界第一，整個台灣都是這樣的心態。在《麻將》里，楊德昌透過一群在都市金錢遊戲中逐漸喪失人性的年輕人，用他們迷失、憤怒的聲音，直接表達對台北這個都市與這個時代的感受。

電影里有一句台詞：「這個世界上沒有人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東西，所以他們看雜誌看報紙看廣告看電視聽電台，希望從其中找到答案，希望讓別人來告訴他們，他們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麼。」張震回憶和楊德昌的合作，覺得他的電影不斷透露一個訊息和主題：「一個人一定要知道自己要什麼」，這句話帶給張震最大的影響。

影片獲得柏林影展評審團特別獎的殊榮。剪輯師陳博文回憶，導演親自花了100萬請劇組的人去柏林，他抱怨導演不該花這麼多錢，而楊德昌說了一句話讓他印象深刻：「你不知道，在台灣，電影已經沒有尊嚴了，我叫他們去外面看一看國外電影人是被尊重的，你花那麼多錢拍電影是值得的，它是有價值的。不像台灣現在做電影像是乞丐一樣被踢到一邊的。」

《麻將》在台北上映五天就被戲院草草下片，引發導演極度不滿。雖然隔周再度上映，但是楊德昌對惡劣的電影環境已經境心灰意冷。

《一一》（A One A Two, 2000）

楊德昌藉由台北一個三代同堂的家庭，表現當代台北表面繁華但內在空洞如死亡的現況。《一一》是他關於人性感情及家庭主題的傑作，為他拿下戛納電影節最佳導演獎。

關於楊德昌認為台灣的觀眾不懂他的電影，所以拒絕《一一》在台灣上映的傳言，其實是一個誤會。因為2000年拍完這個戲，他就知道自己得病了，所以他全部的精力都用來找醫生，根本沒有心情處理版權。《一一》終究沒能在台灣上映，這事成了楊德昌生前的一個遺憾。電影的監製余為彥說：「因為版權根本不在我們身上，是否在台灣上映仍是取決於日方，我們只有建議權，當年《一一》曾在不少國家發行，日本的投資方已經回收，或許就不那麼在意台灣的市場了。」

楊德昌與蔡琴

關於楊德昌和蔡琴，很多人津津樂道於他們10年的無性婚姻。

蔡琴因電影《青梅竹馬》和楊德昌相識相戀，1985年兩人結為夫妻。她曾經坦承過這段婚姻只有「前2年是愉快的」剩下的8年完全沒有性生活，被外界稱為「無性婚姻」。楊德昌更對這段關係下了個結論「10年感情，一片空白」，讓自認已經付出所有的她受創極深。在接受汪曼玲訪問之前，她曾公開透露過花了「超出想象的能耐和時間」來撫平這段傷痛。

重提往事但心情似乎豁達許多的蔡琴，起初因考慮到前夫的第2任太太彭鎧立和13歲兒子的感受不願多談，但被問到對於愛情的看法時則大方表示，自己的戀愛算是「轟轟烈烈」，全心全意投入、付出，即便愛情突然消失了，雖不能馬上適應還是能毫不啰嗦地說再見。如今事過境遷，她重談往事豁達笑稱：「這一世如果你有愛過一次轟轟烈烈的，那就是了不起。」

蔡琴寫過回憶楊德昌的文字：「作為一個觀眾，我們痛失一個銳利的紀錄者。時間會給他所有的作品一個公道，他的付出不會寂寞。至於我們所有過往的點滴，我自己品嘗。就當作我活著時永遠的秘密，隨著他的逝去與世長辭。」

楊德昌與魏德聖

2008年，也就是在楊德昌離開之後的第一年，他的弟子魏德聖完成了《海角七號》。電影《海角七號》在2008年創造5.3億元新台幣的驚人票房，島內陸續出現幾部叫好叫座的影片，也再度燃起民眾對於台灣影片的信心。之後魏德聖更是克服重重困難，完成了史詩片《賽德克巴萊》，似乎在說明台灣電影界也能夠拍出高成本且氣勢磅的電影。

1993 年，魏德聖在軍教片《想飛─傲空神鷹》做場記，結識了楊德昌電影工作室人員。別人看他認真、能吃苦，便拉他進入楊德昌電影工作室做助理。當時，魏德聖寫的一個劇本獲獎，楊德昌聽說了，讓他把劇本拿來看。看后，楊德昌說：「你能寫。」後來，《麻將》開機，魏德聖從場務道具主任進入了導演組，擔任導演助理。魏德聖感慨和楊德昌一起工作，基本上是被連趕帶罵地推著跑。不過，他至今還是認為，《海角7號》遇到種種資金困難還能堅持下來，是因為楊德昌精神的鼓勵。

脾氣與堅持

楊德昌是一個很堅持原則的導演。他的台詞不許演員隨意改動，他對每一個細節都很苛刻，他追尋自然的東西，包括表演、光線、聲音等。楊德昌常常會突然在拍攝現場情緒爆發停止拍攝工作，和他合作的工作人員常常會感覺到愕然。

張艾嘉就認為楊德昌脾氣很壞。他原本在《光陰的故事》開機第一天就跟中影指派的攝影師鬧翻了，後來拍《海灘的一天》他篤定要找杜可風。結果拍了一個禮拜后他跟杜也吵得不可開交，甚至在拍攝現場要把杜「驅逐出境」。

小野回憶籌拍《海灘的一天》時，楊德昌因外聘攝影師挑戰中影的制度，導致被上級勒令停拍，還好最終順利談成合作案。雖然與楊導合作過程經歷許多險境與不愉快，小野笑說：「那時候真的覺得自己快被他整死了！」但多年後，深刻體會到，是整個台灣的電影環境跟楊導不合，而這樣的不平衡，也形成他創作的特色，充滿憤怒和壓力。

吳念真則直言，「楊德昌和很多朋友是不親的，他對人一直懷抱著一種疑惑，有距離或不信任」。吳念真在拍楊德昌的電影時，戲中的老婆和女兒都常常突然被換人，導致一再重拍相同的戲。

和楊德昌一樣，庫布里克也是一個強迫症和堅持自己的人。楊德昌的《青梅竹馬》在倫敦放映曾讓庫布里克很激動，而且兩人的共同點就是都很喜歡手塚治虫。余為彥透露當年庫布里克非常欣賞楊德昌，指定他翻譯自己的《大開眼界》中文台詞。庫布里克很重視自己的作品在不同地方的翻譯名，他這部作品當時在港台地區被翻譯成《大開眼戒》，庫布里克曾親自發了一個傳真，詢問楊德昌有關「大開眼戒」的中文意思，好進一步了解自己的作品有沒有因為文化差異而被曲解。當時楊德昌收到傳真，大感意外，他從來不曾直接認識庫布里克，但庫氏這個舉動，既令楊德昌感到欣喜，也多少肯定了庫氏對楊氏的欣賞與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