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土安全還是強軍夢：為什麼海軍后發強國總是充滿不安全感？

俾斯麥體系的深意

在1848年之後的整整一個世紀里，普魯士－德意志問題始終是歐陸政治的核心議題，而1870－1871年的戰爭令這個問題提前明朗化了。作為拿破崙戰爭之後「不列顛治下和平」（Pax of Britannia）的承載者，英、法、俄、普、奧五強在大陸上的力量分佈應當是總體均衡的，如此才得以協調方式避免大規模衝突。但普魯士因為一場意料之外的勝利，在列強來得及作出反應之前就完成了統一，這使得中歐核心地帶突然出現了一個人口總量、經濟潛力和軍事實力可以達到其他國家兩倍以上的「巨型中等強國」，顛覆了多極格局，也造成了歐洲國家體系的重新洗牌。

作為新國家的締造者和1871－1890年間德國外交路線的制定人，俾斯麥窺見了統一帶來的結構性震蕩：從1875年前後的一系列國際事件看，甚至「韜光養晦」的低姿態和公開的善意表態都不足以抵消這種震蕩了。對德國以外的諸強而言，這個國家的強大本身就是一種威脅。而在各種不利因素之中，德國本身的地理位置乃是最大的軟肋：它的世仇和最大安全威脅法國盤踞在卧榻之側，英國和俄國兩個「側翼大國」則有機會從東西兩側包圍中歐，使德國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是以新國家在外交路線上勢必張弛有度：一方面要運用其實力，使其他大國對德國產生利益需要和信賴感；另一方面，這種利用又要「適度」，不至於激起針對德國的制衡聯盟。

於是，1890年之前的德國外交，或者說「俾斯麥體系」（The Bismarck System），就成為一系列由精心編織和利益鏈條構成的網路：對奧匈，與之結盟但約束其行動，使維也納不至於因自行其是而把柏林推向俄國的對立面；對俄國，以一個善意的德奧同盟作為砝碼、吸引其加入，令彼得堡放棄與法國結盟的打算，同時在東方問題上暗中支持俄國與英國對立，消弭兩個側翼大國步調一致包圍德國的機會；對法國，表面上予以安撫，使其在不可能稱雄歐洲的情況下轉而朝非洲和東方發展，從而與英國的殖民利益衝突；對英國，明確表態將專註歐洲事務、無意插足海外，同時在埃及事務和海峽問題上協助英國牽製法俄，換取倫敦的友誼。這樣一來，英、俄、奧三國需要德國的程度將大於它們相互需要的程度，而各國之間亦因為俾斯麥的撥弄和誘導，保持層次各異的衝突。這樣一來，德國就成了大國事務中最有分量的中間人，它的國際形象被認為是積極的，它的高速經濟增長和工業進步也沒有被認為威脅到了和平。

俾斯麥體系的基本假設在於：德國由於地理位置不良，既不可能肆無忌憚地追求歐陸霸主的地位（那將重蹈路易十四和拿破崙的覆轍），也不可能在沒有解決歐洲安全問題的情況下，突然跳到海外去建立某種「世界帝國」。在歐洲的「相對優勢」（Relative Advantage）是最可取且風險最低的：當時的世界體系基本上以歐洲為中心，只要德國在歐洲的地位不可替代，他完全不必去新建一個有形的世界帝國就可以成為無形的第一等大國。但這種戰略的維繫首先需要嚴格地節制力量，其次需要保持靈活，隨時依據國際形勢的變化做出調整。俾斯麥對第一項要點的強調有時近於偏執，當他在1884－1885年因為國內利益集團的壓力必須在非洲和南太平洋開拓殖民地時，依然堅持不發展大海軍，因為無海軍的德國在維持其海外殖民地方面先天地受到頭號海上強國英國的制約，因之使倫敦感到是可以接受的。

「世界均勢」與歐陸僵局

但以威廉二世、霍爾斯泰因以及提爾皮茨為代表的「新德國人」不滿足於這一點。他們不屑於僅僅充當歐陸均勢的中間人，而是要「以歐洲均勢帶動世界循環」（蘭克語），在更大範圍的「世界均勢」中去和英國這樣的巨型殖民帝國分庭抗禮。對本國工業實力、軍事力量乃至文化傳統的迷戀還造成了狂熱的「德意志天命論」，德國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好像不再是出於對核心利益的評估和對手斷的協調，而是由某種毫無妥協餘地的宗教熱情在驅動。於是，俾斯麥一下台，他為了確保孤立法國和德國東方安全而設計的德俄「再保險」條約（Reinsurance Treaty）就被拋棄了，彼得堡隨後倒向了巴黎（1892年）；而奧匈作為德國唯一可靠的盟友，實際上已經可以「綁架」柏林的對外政策了。

當然，威廉二世和霍爾斯泰因們相當重視英德關係，這種重視不僅是出於利益考量，還帶有一點「羨慕妒忌恨」的感情色彩。威廉二世這位有著一半英國血統的皇帝，對他母親的祖國尤其抱有一種愛恨交織的情緒，後世的一位英國作家概括道：「他總是搖擺於成為一名英國紳士和一位普魯士親王這兩種慾念之間，而這兩種慾念本身又相互對立。」（邁克爾·貝爾福：《德皇及其時代》）「新德國人」對不列顛的全球帝國和海上統治權感到艷羨，渴望分享這一切，但他們打算在不引發倫敦敵意的狀態下實現其目標。因此，當德國在1890年前後開始尋求與英國建立更密切的關係時，舉止之殷勤簡直近於獻媚。

但倫敦並不稀罕柏林的獻媚：英國的外交傳統是歐陸均勢遭到破壞時才採取行動，而法俄同盟剛好與德奧形成了均勢，英國沒有必要為德國張目；另一方面，雖然俄國是英國在中亞乃至全球範圍內的主要對手，但由於法俄集團和德奧的對立，即使不給予柏林額外的「獎賞」，柏林也會去遏制聖彼得堡，英國對德國沒有太大的戰略需求。於是到1895年前後，俾斯麥時代的歐陸安全體系已經被徹底破壞，德國先是喪失了孤立法國的可能性和俄國的善意，又沒能把英國拉攏過來，陷入了外交僵局。這顯然是不節制和不靈活的惡果。

在這種情況下，柏林轉而嘗試以炫耀力量的方式「敦促」倫敦與之接近。1896年，在英國南非公司的詹姆森特遣隊偷襲南非德拉士瓦共和國失敗后，威廉二世公開致電德拉士瓦總統克魯格，祝賀他「成功擊敗了入侵貴國的武裝匪徒，從而維護了國家獨立」，並且建議法國和俄國一同表態，另一方面，德國外交部又向英國發出密電，宣傳如果倫敦不加緊建立英德同盟，德、法、俄三國就要一起抵制英國在南非的行動。然而這一荒唐企圖在一個星期之內就破產了——法俄對於貿然和英國翻臉毫無興趣，柏林卻在英德關係處境微妙的狀態下，自己跳出來當了靶子。「克魯格電報事件」之後，英德關係開始急轉直下，也就是在這個階段，「被哥本哈根化」成為了德國領導層最惴惴不安的夢魘。

從「哥本哈根綜合症」到「風險理論」

從權力政治角度看，「哥本哈根綜合症」的出現與德國新領導人對俾斯麥時代歐陸均勢的厭棄以及對「世界強國」地位的嚮往有關。在威廉二世看來，歐洲強國的身份並不值得羨慕，它在積聚和使用力量方面受到諸多限制，尤其需要提防其他國家的聯合制衡；但如果德國邁過了歐洲和世界之間的「臨界點」（Tipping Point）、成為了某種和英國類似的「世界強國」，歐洲國家就不再具有反制它的能力了，而德國卻可以隨心所欲地懲戒任何挑戰者。但到1896年為止，這種世界強國有且只有一個，那就是英國，而它可以在德國越過「臨界點」之前就摧毀後者。

與這種對世界權力的痴迷相伴隨的是對暴力絕對作用的崇拜。柏林有一個有趣的邏輯：既然不列顛可以在1807年破壞丹麥的中立、對其進行預防性打擊，那麼在1896年它也完全可以不顧國際道義，先發制人地進攻德國。這一論點的潛台詞在於，只要成為了「世界強國」，國際道德的約束力就不復存在，就可以為所欲為：類似的「中二病」和當時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是完全吻合的。而由於馬漢經典海權學說的流行，在1890年代，每一個德國人都相信只有建立強大的海軍才能獲得更多殖民地和世界強國的地位。於是，問題就變成了如何在英國眼皮底下打造這樣一支艦隊。

從德國人開始覬覦海上強國地位的第一天起，「被哥本哈根化」的不安就籠罩著他們。1897年，這種郁躁達到了第一個高潮，當時海軍參謀馮·施羅德上校（Ludwig von Schroeder，一戰末期出任波羅的海戰區海軍司令）認定英國即將對德開戰，他建議實施「反哥本哈根化」行動，搶先對英國進行偷襲。施羅德制定了一個入侵比利時和荷蘭的計劃，準備從低地國家的港口派出幾支艦隊，首先摧毀英國東部海岸的港口和艦隊，隨後運送兩個集團軍在泰晤士河口登陸，為了確保突然性，行動將以不宣而戰的方式進行。

當然，並不是所有德國人都如此衝動。海軍部國務秘書提爾皮茨海軍少將明確指出了施羅德計劃的脆弱：「如果缺乏來自本土的支援，單靠兩個集團軍根本不足以在英格蘭站穩腳跟。」而當時還是一支近岸海軍的德國艦隊既沒有能力實施跨海登陸，又不可能為兩個集團軍提供後續支援。提爾皮茨提出的替代方案是興建一支「風險艦隊」（Risk Fleet），一支其「實力只須使最強大的海軍要毀滅它都須付出極高的代價，代價之高將損及其世界海軍的地位；於是只要想到此種風險，即足以產生嚇阻作用」的艦隊。若能擁有這樣一支艦隊，德國遭遇「哥本哈根化」的概率將被壓縮到最小程度，同時又能獲得世界強國地位；而因為這支艦隊主要採取防禦態勢，它並不需要大到和英國海軍並駕齊驅的地步。在這一「風險理論」的指導下，第二帝國議會於1897年1900年先後通過了兩次艦隊法案，決定將海軍一線主力艦增加到38艘，並以追趕英國作為長期建設目標。

但「風險理論」也存在明顯的漏洞：從當下直到「風險艦隊」最終建成的那一天之間，有一個為時不短的「危險區」（Danger Zone），如果英國在「危險區」之內對德國海軍發動哥本哈根式打擊，德國人依舊沒有還手之力。為了降低被摧毀的概率，除了加快造艦速度、以儘可能縮短「危險區」外（這種做法直到1907年後才被採納，因為倘若德國海軍的實力在短期內出現井噴式上升，則它們是針對英國而非法俄的動機就會暴露，提爾皮茨很忌憚這一點），還需要在外交政策上作出配合，盡量緩和英德關係，為造艦計劃爭取時間。

名不副實的「世界政策」

圍繞著「風險艦隊」的建設，德國從1897年起開始推行一項內涵龐雜、兼顧國內與國際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在國內，提爾皮茨引導輿論宣揚「大海軍－國際影響力－世界強國地位」這組三位一體的必然性，使工商業利益集團和鼓吹民族主義的知識分子成為海外殖民以及大海軍建設的擁躉；在國際上，它傾向於採取中間路線，避免立即陷入與英國或法俄的衝突，以贏得穩定的外部環境。但就本質而言，這項政策完全是短期性和功能性的：德國決策體制和社會結構的缺陷並沒有因「走出歐洲」而得到解決，而「世界政策」除了提供了一張「世界強國」的畫餅外，別無其他藥方：1897年之後，德國幾乎沒有獲得任何像樣的海外利益。

至於「大海軍可以為德國提供保護海外利益的工具以及通往世界強國地位的直通車」，更是不折不扣的神話：德國那點可憐的海外利益遠不需要一支世界第二大艦隊來保護，至於和強國地位匹配的工業實力以及經濟增長，藉助以鐵路為代表的大陸經濟模式也可以獲得。在國際上，德國賴以確保生存的歐陸安全已經陷入僵局，在這種情況下另闢蹊徑去追求一個虛幻的海外帝國，無異於捨本逐末。

當然，由於英國在非洲和遠東問題上分別與法俄兩國存在衝突，加上財政壓力對皇家海軍復興計劃的影響，1898－1902年的英國並不介意與德國建立更密切的關係，這似乎為提爾皮茨的海軍計劃提供了外部保障。但德國人在三次結盟談判中表現的「大國」架子十足，他們主觀地認定英國和法俄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而德國挾實力為倚靠，正好爭取倫敦更大的讓步。結果，德方提出的結盟條件不僅要求英國在大陸上幫助德國對抗法俄，並且希望在殖民地上也分一杯羹，儼然要和英國平起平坐，這無異於變相脅迫——英國需要的是一個可以在一段時間內緩解外部壓力的臨時盟友，德國人卻指望一勞永逸地實現世界強國之夢，並且自信滿滿、毫不讓步。於是，倫敦馬上轉向巴黎，1904年英法達成協約，整個柏林再度被「哥本哈根綜合症」所籠罩，獲得了強援的倫敦看上去又有先發制人地資本了。

德國的回應是向剛剛和日本開戰的俄國伸出友誼之手，這一回，他們甚至打算把「哥本哈根綜合症」也傳染到彼得堡。德國駐俄海軍武官馮·欣茨上校（Paul von Hintze，一戰末期出任外交部國務秘書）一本正經地告訴俄國人，在他們的太平洋艦隊已經被日本困住的情況下，英國隨時都有機會把歐洲的俄國艦隊也一舉消滅，只有和德國結盟才是可取之道。但外交部國務秘書馮·里希特霍芬（Oswald von Richthofen）看出：「與俄國結盟對我們打贏一場海上戰爭價值基本為零……另一方面，它還會大大增加與英國發生軍事衝突的危險。」果然，1904年10月北海誤擊事件之後，英國開始懷疑德國是彼得堡的幕後推手，威廉二世及其幕僚再度被嚇得魂不附體，擔心會在聖誕節之前遭遇一場哥本哈根式偷襲。海軍總參謀長比克瑟爾中將（Wilhelm Buechsel）請求陸軍總參謀長施利芬伯爵抽出兩個集團軍去入侵丹麥，控制日德蘭半島並關閉斯卡格拉克海峽，以便把北海的艦艇轉移到波羅的海，防止它們被費舍爾的突襲摧毀；但施利芬宣稱陸軍需要同時準備與法國作戰，只能抽出6個師。結果到了1905年底，德國國內的對英恐慌甚至擴散到了大眾中間，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某鄉村委員會領袖致電海軍部，宣稱他預見了英國海軍將不宣而戰。

那麼，英國人是不是真有把德國艦隊「哥本哈根化」的打算呢？1905年2月，英國海軍部文官委員阿瑟·李（Arthur Lee，1st Viscount Lee of Fareham）在一次公開演講中宣稱：「皇家海軍將在其對手從報紙上讀到宣戰聲明之前就對其實施先發制人的打擊。」費舍爾也的確有過對德國發動預防性戰爭的想法。但1905年初的德國海軍僅僅擁有16艘前無畏艦，其中4艘還是艦艇超過十年的舊貨，根本不可能對皇家海軍造成值得一提的威脅，當然也不需要加以「哥本哈根化」。更重要的是，由於德國在1905年3月爆發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機中表現拙劣，它已經成為眾矢之的了。

德國之「被包圍」

德國在摩洛哥並無生死攸關的利益，威廉二世選擇在1905年發難，無非因為法國的頭號盟友俄國正深陷遠東，英國則不願為法國的專屬利益冒歐洲大戰的風險。倘若德國抓住時機，壓迫法國在摩洛哥讓步並達成協議，新締結的英法協約就可能出現裂痕，柏林甚至可能借法國之力推動德俄盟約的締結，一如俾斯麥時代借德奧同盟吸引俄國入伙。

但威廉和霍爾斯泰因在緊要關頭犯了低級錯誤——為了造成德國乃是歐洲外交仲裁者的印象，他們效仿1878年的柏林會議，企圖組織一次國際大會來商討摩洛哥問題。殊不知，俾斯麥在1878年之前已經通過一系列條約和保證把德國變成了列強的中間人，召開會議不過是形式；而1905年時的德國在歐洲只有奧匈這個不靠譜的盟友，唯一的勝算是利用法國的暫時孤立，壓服其單獨妥協。但威廉二世過於看重牽頭國際會議的「面子」，加上日俄戰爭后德俄一度接近結盟（德皇企圖利用俄國戰敗的機會將其「帶回歐洲」，於1905年7月在比約克島與沙皇會面，雙方草簽了盟約，但俄國隨後反而以法國不支持為由宣布擱置盟約），柏林對德法俄同盟的前景想入非非，白白放棄了良機。結果在1906年1月的阿爾赫西拉斯會議上，法國果然翻盤成功，德國折騰了一場而一無所獲。

阿爾赫西拉斯會議以後，「費舍爾要來了」（Fisher was coming）的陰影繼續此起彼伏。但相對於此前僅僅擔憂英國偷襲的情況，現在的德國處境更加險惡：德俄同盟的幻象已成明日黃花，而伴隨著俄國在東方的失敗，彼得堡已經沒有力量在全球範圍內與倫敦展開角逐了，這意味著德國現在已是不列顛唯一和最後之敵。當英國干預大陸均勢、組織對德制衡同盟的可能性經由1907年的英俄協約變為現實之後，德國處在了「被包圍」（Einkreisung）的狀態。這種情況下，繼續掩飾「風險艦隊」已無必要：1906年，帝國議會通過第二次艦隊法的第一個修正案，將1906－1907財年開工的4艘戰列艦改為按無畏艦設計建造，此即德國第一型無畏艦「拿騷」級；1908年3月通過的第二個修正案決定將1908－1912財年（上半年）開工的無畏艦總數從7艘增加到12艘；到1912年5月，第三個修正案又規定到1919年為止，海軍一線戰列艦將增加到4個分隊共41艘，其中無畏艦21艘。

1908年，英國第一次出現了針對德國的「海軍恐慌」，這標誌著德國越過了「危險區」，朝最終建成「風險艦隊」的目標大步邁進。現在，公海艦隊將面對的已經不再是「第二個哥本哈根」，而是「北海上的特拉法爾加」了。

后發強國的迷戀

在後發海上強國追趕霸權者的歷史上，「哥本哈根綜合症」是一種獨特但並非妄誕的心理狀態。德國人用以佐證其擔憂的史例是現實存在的，1940年英國攻擊退出對德戰爭的法國艦隊的行動也證明：從傳統和行事邏輯看，皇家海軍在先發制人地剪除構成潛在威脅的對手方面向來不顧忌物議。

問題在於，柏林的「哥本哈根綜合症」不是發端於「風險艦隊」開始對英國構成顯著威脅的1907年，而是在1896年就出現了。那時的德國僅僅擁有4艘「勃蘭登堡」級小型戰列艦，根本不需要英國予以哥本哈根式的預防性打擊——即使這4艘軍艦全部出海，也會在一天之內被消滅。如此看來，柏林的「心病」出於現實因素的成分較少，由自我懷疑和安全感缺失導致的內容較多；而這種不安全感，從根本上說恰恰是因為追求「絕對安全」導致的。

一般而言，由於國際無政府狀態（International Anarchy）的存在，主要大國總是彼此畏懼（Fear）和不信任，它們需要藉助自助（Self－help）來實現自我保存，並以國際體系中的權力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作為目標（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但如果每個國家都不加節制地追求最大限度的安全，不顧一切地強化軍備，它們對彼此的畏懼和敵意只會進一步加強，這反過來又導致衝突可能性的增加和更大程度的不安全：這就是所謂「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雖然安全困境幾乎不可能被永久性根除，但只要一國領導人認識到獲取國際權力的根本目的是保存國家，而不是權力本身，他們在追求權力最大化時就會更多地關注相對優勢而不是絕對優勢，為此甚至可以放棄一時一地的利益，以換取較小的「反彈力」和平穩積聚權勢的機會。具體到安全領域，一國若能首先明辨關係國祚存亡的核心利益，使其資源嚴格圍繞這一利益進行配置，他們便不容易著迷於某些帶有危險誘惑的「奢侈」目標，進而誘發和傳導不安全。反之，若一國無視天然地理條件的影響，對安全利益的輕重緩急不做明確區分，只是抱著一廂情願的想法，以「我認為」、「大國就應當有」這類極其理想主義的口號來指導國防建設，很容易就會陷入霸權國家挖下的制衡陷阱。倘若該國恰好又沒有備選戰略，只能在明知前途暗淡的情況下如履薄冰地推進，遲早會染上驚惶不定的「哥本哈根綜合症」——如西諺雲，「對做夢者來說，噩夢總是確實可信的」（The nightmare is always real to the dreamer）。

作為追趕者，后發強國迷戀絕對安全的另一大後果是容易造成「預言自證」。仍以德國為例，威廉二世和提爾皮茨在1897年時覬覦的海上統治權類似英國的禁臠，在「風險艦隊」建成前的「危險區」中，柏林一方面為「哥本哈根綜合症」所困擾，對英國可能的報復惴惴不安；另一方面又缺乏變通，認定只要能建成「風險艦隊」，挑戰英國就有必勝的把握。1909－1911年，德國外交部一度說服英國就海軍軍備問題與德國坐下來談判，希望藉助外交努力緩和兩國間圍繞海上統治權爆發的衝突，但提爾皮茨等人強行將英德主力艦噸位比保持在3：2的條件塞入協商前提，導致談判無果而終，最後兩國不可避免地走向戰爭。就這一點而言，「預言自證」也是軍事路線綁架國家戰略的明證。總的來看，即不存在不必調整就可以永久保障安全的國防政策，也不存在能夠一勞永逸化解所有安全困境的萬能兵器。一種有利於國家生存的安全路線必須同時兼顧節制與靈活，就像俾斯麥所說的那樣，治國方略中永遠不存在抽象的最優，因為「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是可實現的藝術——是次優的藝術」（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the attainable－the art of the next best.）。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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