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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5
一部記錄倖存「慰安婦」現狀的影片，在八月的電影暑期檔中顯得獨特而沉重。
雖然這是一個沉重的題材，但影片從始至終表現得十分克制。沒有歷史畫面，沒有刻意引導，只有平靜地講述。這是第一部票房破億元人民幣的紀錄片，也是國產紀錄片的最高票房，但其搶救性地記錄，帶給人們最多的，是思考。
始於沉重 終於善良
林愛蘭老人，年輕時曾是「紅色娘子軍」，參加過瓊崖縱隊，殺過兩個日本侵略軍。晚年的她性格依舊剛烈，屋子裡放著各種刀，說是「用來砍小偷」。
毛銀梅老人是朝鮮裔，忘不了家鄉，還能哼唱《桔梗謠》和《阿里郎》。
韋紹蘭老人曾赴日本東京參加「戰爭與女性暴力和平資料館」的活動，公開控訴日軍暴行。
……
太陽出來，起床，吃飯，靠著牆根曬太陽，偶爾用濃重的鄉音閑聊，更多時間是沉默。太陽下山，她們端著椅子回屋，吃飯，睡覺……影片中，22位耄耋老人的日常生活看起來都如此相似，就像我們身邊很多位普通的奶奶。
唯一的不同可能是，《二十二》的女主人公都背負著身心傷痛，劇烈到有的人終其一生無法直面。這些柴米油鹽的平凡日子，是她們用了自己的全部努力去壓抑、剋制，才活下來、過下去。
講述的是殘酷歷史，呈現的是溫柔的力量。
面對鏡頭，有的老人笑得像個孩子；有的談起家人的包容和理解，流下感激的眼淚；有人不願意出鏡，影片中就只是她家房子的鏡頭……導演郭柯說：「我把每個老人都設想成自己的親人，拍攝也就有了底線。」
郭柯的上一部作品是2012年12月拍攝的《三十二》，也是「慰安婦」題材，當時全公開身份的「慰安婦」中仍健在者為32人。2014年，《三十二》中記錄的32位老人已有10人陸續離世。這促使郭柯開始了《二十二》的拍攝，並推動電影在國內院線上映。他希望通過這部電影，讓更多的人知道這些老人的生活現狀，了解這段歷史，思考戰爭給女性帶來的傷害。
我們來得太晚，她們走得太快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至少有20萬女性淪為日軍「慰安婦」，遭受滅絕人性的摧殘。上世紀90年代，陸續有百餘受害者站出來，向日本政府提出訴訟，要求道歉與賠償。三十多年過去，並沒有結果。
再執著的「要個說法」，對大多數人來說，還是敵不過時間。片中22位接受採訪的「慰安婦」受害者，平均年齡超過90歲。2017年，《二十二》選擇在8月14日「國際慰安婦紀念日」上映時，22個名字，有14個加上了黑框。就在《二十二》上映的前兩天，片中的女主人公之一黃有良老人去世。她是當年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倖存者之一。
這部紀錄片以數字命名，片中以葬禮開始，以葬禮結束，簡潔地強調了「搶救歷史」的緊迫感，也是對時間和生命流逝的無奈嘆息。郭柯明白「也許5年後，這個數字就是0了」。對於拍攝這部最後的「慰安婦」生存狀態的影片，他覺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多年以後回頭看時，讓自己不會後悔、不會遺憾」的事。
在《二十二》中，不只有親歷者，更有為不忘歷史而奔走的人們。
鄉村教師張雙兵，另一個身份是「慰安婦」民間調查第一人。他從1982年起，走訪過127名倖存者，整理受害者口述歷史，出版過紀實文學作品。日本留學生米田麻衣，堅持5年探訪海南受害者。上海師範大學教授蘇智良，從1993年開始研究「慰安婦」問題，幫助受害者起訴、尋找「慰安婦」遺址、做口述史採訪整理工作……
有學者說，雖然這部紀錄片的文獻意義欠缺，但值得尊重。用影像記錄日本侵華戰爭受害者「慰安婦」老人們最後的日子，通過口述和記錄形象，留證正在消逝的歷史，是《二十二》的價值所在。
從拍攝要資助、點映靠眾籌，到獲得國產紀錄片最高票房，導演郭柯想感謝的人有很多：團隊所有夥伴、主動出資的藝人、提供了大量幫助的學者和志願者，還有在片尾播出長達三分半鐘的近3萬眾籌者中的每一個人。
成為第一部票房破億的紀錄片、最高票房的國產紀錄片，《二十二》得益於觀眾的自發宣傳——有人買票走進影院，有的人不忍看，但依然買票表達心意。很多觀眾所在城市沒有場次，他們就買異地電影票，在社交媒體上請陌生人看。這張票房成績單，更像是人們自發參與的一場盛大的公益活動。
歷史和現在，從來未曾阻隔。如何審視過去，是每一個人都應該思索的問題。在電影的最後，字幕滾動了一位深受傷害的老人說過的話——「希望中日永遠友好下去，這樣就不會有戰爭，任何戰爭總有太多人受害。」
（本報道圖片由《二十二》劇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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