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百年來「愛恨交加」的江浙滬經濟格局 是這樣演變的

浙江對上海有一種愛恨交加的複雜感情。上海是浙江企業的催生婆，是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加速器，上海給浙江企業提供了市場、技術、信息等必不可少的要素，降低了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交易成本。如果沒有大上海，浙江甚至不可能走上現在這樣的發展路子。

然而，上海至今仍對浙江具有強大的極化作用，吸引了浙江一大批企業和資本，對浙江的部分產業形成強大的競爭性壓力。在強大的上海面前，浙江人幾乎有一點手足無措的無奈感。

歷史地看，哪怕是上海這種強大的極化作用，對浙江長遠發展也是非常有利的。

浙江人赴上海"異地上市"

新成立以前，浙江人和浙江資本主要是在上海發展，形成了一種我稱之為"異地上市"的模式。

這導致浙江在新建立以前，工業基礎非常薄弱；導致浙江在新建立以後，國有企業很少；也導致浙江在改革開放時期，沒有形成以國有企業為主的路徑依賴。

進一步看，浙江與上海的種種密切關係，有利於衝破計劃經濟約束，促進非國有企業發展。到了1990年代，浙江在得國企改革方面的包袱較輕，能集中精力推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得益於這種"異地上市"模式，浙江日後制度變遷進展比較順利，形成了"歪打正著"、"因禍得福"的制度變遷效應。

上海是公認的移民城市。上海開埠以前，就有不少寧波人去上海謀生、經商。開埠以後，上海逐漸成為全國的貿易、金融、工業中心，形成了優越的創業環境，進一步吸引了大批寧波人，尤其是商人，紛紛前往寧波開闢市場。

（上圖：曾經在上海灘呼風喚雨的寧波商人虞洽卿）

蜂擁而去上海的寧波人，既有從事傳統商業、新式商業的人，也有投資近代工業的。他們與原先在上海的寧波商人相結合，逐漸滲透到上海工商業的各個領域。許多下層老百姓到上海謀生，或是在中外資企業做工；或是"學生意"，給自己的寧波同鄉打工；亦有為數不少的寧波人充任海員、水手。

一些人由此一步步地積累起巨額資產，進入上層社會。到19世紀後期，寧波人在總數上超過廣東人，成為上海外來居民中最大的移民群體。20世紀20年代末期，寧波人在上海有40萬人，占當時上海人口的15%。1948年，寧波人在上海達到100萬左右，占當時上海人口的20%多。

浙江人甚至還一度把持上海金融業，大量資金流向上海。"浙江財團"在上海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921年上海的69家錢莊中，寧波人所開的有16家。1932年，上海南北兩市匯划錢莊共72家，其中寧波人經理、投資的有17家。

江蘇人致力於發展本地製造業

就在浙江人和浙江資本走"異地上市"之路的時候，江蘇人和江蘇資本踏踏實實地在當地發展製造業，形成了與浙江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子。

在近代史上，江蘇人具有在本地經營製造業的傳統，這與浙江人在上海經營金融業形成了鮮明對比。

江蘇本地最早的現代企業創辦於無錫，比寧波晚12年，但很快就後來居上。張騫1895年在南京受命於張之洞，但由於籌不到足夠的投資，至1899年才開辦大生紗廠，籌備期長達5個年頭。大生紗廠創辦后，取得了很好的經營效益，1905－1907年，付給股東紅利達80－90%，江蘇士大夫們的資金被從傳統投資上吸引了過來。

當然，上海對江蘇也有較強的極化效應。20世紀初期，江蘇一批最有名的實業家，也紛紛到上海辦廠，經營實業。榮宗敬於1912年去上海開辦福新麵粉廠，隨後又在上海創辦紡織廠，到1921年，在上海成立茂新、福新、申新總公司。但比較而言，江蘇人主要還是以在本地辦實業為主。

浙江現代工業大大落後於江蘇。1904－1908年，浙江註冊的企業數僅15家，只有江蘇的1/5強。1947年，根據國民黨政府經濟部統計處的資料，浙江工廠數340家，工廠資本60億元，僅占當時全國的2.9%和2.7%，遠遠低於浙江人口佔全國的比重。1947年，浙江工廠數只有江蘇的1/2弱，工廠資本只有江蘇的1/6。浙江工業與江蘇相比，已經差距懸殊，不可同日而語。

改革開放后的重新洗牌

1978年，浙江已經下降為一個無足輕重的省份。浙江工業總產值在全國的地位，1953年為第10位，1978年下跌到第14位。

當然，浙江也是值得慶幸的，沒有因此而形成對於國有和集體企業的路徑依賴。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浙江國有工業總產值僅為82.5億元，不到全國的1/40，列各省份第18位，難以支撐和帶動全省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所以在改革開放初期，杭嘉湖和寧紹一帶還能依靠有限的國有和集體經濟發展當地經濟，而在溫州、台州一帶，老百姓只能依靠他們自己。

浙江這種工業基礎薄弱的狀況，到改革開放以後，形成市場化進程優勢。對於江蘇來說，則形成了集體經濟的路徑依賴，較好的工業基礎反而成為成為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的拖累。歷史發展的輪迴變化，確實是我們常人難以想象的。

江蘇則形成了以鄉鎮集體經濟為主的"蘇南模式"的路徑依賴。1978年，江蘇國有工業產值居上海和遼寧之後，居全國第三位，總產值207.5億元，佔全國的6.2%，是浙江國有工業的2.5倍。江蘇集體工業產值130.1億元，居全國第一位，是浙江集體工業的2.4倍。江蘇工業主要集中在蘇南一帶，這些原有的工業基礎促使江蘇走上了以集體工業為主的發展路子。而這一狀況顯然也與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前半期，江蘇人和江蘇資本主要在當地發展製造業的歷史有緊密關係。

上海對於浙江強大的極化作用，造就了一個國有和集體工業都較弱的浙江。另一方面，由於本地經濟很弱，民間福利水平很低，激發了浙江人的創業衝動，加快了浙江的市場經濟進程。進一步來看，一個強大的上海在吸引浙江資源的同時，也對浙江經濟形成了相當程度的促進作用，這在改革開放以後尤為顯著。

如果說上海是一個老師，則浙江應該是這個老師的優等生。隨著浙江的成長，浙江與上海的關係也在發生著積極的變化。浙滬兩地在新的歷史時期，互有需求，互為依託，是區域經濟合作的最佳"黃金搭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