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力量 | 原昆明副市長林爽爽回憶父親程子華：父親將董存瑞樹為典型

程子華（1905～1991）山西運城市解州鎮人，畢業於黃埔軍校武漢第一分校。1939年至1945年任冀中軍區政委，對蠡縣地道實地考察，撰寫文章提倡地道戰，后在冀中各區全面推廣地道戰模式。新成立后歷任山西省委書記、商業部長、民政部長等職，原全國政協副主席。

第一次見到林爽爽，是在紀念黃埔軍校建校90周年的活動上，很多黃埔後代，三三兩兩圍坐在一起敘舊，林爽爽也在其中。她是程子華的三女兒，先後在航天部、國家科委、國務院研究室文衛局工作，退休前任昆明市副市長、昆明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她向記者感慨，「和平年代單純做行政工作，與父親在戰爭年代、經濟建設年代所面對的艱辛和挑戰簡直沒法比，因此，更加感到父親那一代人精神的可貴。」算一算父親1991年離開我們，轉眼20多年過去了。如今緬懷這些父輩，心中更加崇敬。」

再多的筆墨修飾，有時都不如親歷者的口述來的真實自然，於是筆者將林爽爽的採訪錄音整理出來，讓我們默默感受父女兩代人的時空對話：

程子華之女林爽爽接受記者專訪。(魏洪敏攝)

父親程子華，1905年出生在山西運城解州縣，這裡是「武聖人」關羽的故鄉。父親本姓蘇，由於他的姨媽沒有孩子，父親很小便過繼給了姨媽，從此改姓程，名世傑。父親7歲讀私塾，12歲進入模範國民國小，17歲考入國民師範。在那裡，他接觸了共產主義思想，參加革命活動，改名程子華。

父親從小就非常渴望學習，即便家境再貧寒，他也沒有放棄求學的希望。父親從小就表現出很強的獨立思考能力。他幼年時期的偶像是戚繼光。翻看父親的回憶錄，越發對父親青少年時期接受的教育和思想有所感悟。父親曾在回憶錄中記載：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校長在教室里掛了岳飛、關羽、戚繼光等八幅歷史軍人畫像，要同學們各選一人定為學習榜樣。不少同學選了關羽，但我選擇了戚繼光。老師和同學都問我，你為什麼不選擇關羽？關羽是武聖人，又是我的同鄉。那時，家鄉的人非常迷信關羽，解州縣城裡還修建了一座雄偉的關帝廟，不但我們縣，就是附近的一些縣都要祭祀他。舊曆的四月初八，傳說是關羽磨刀的日子，要是這一天不下雨，就要抬著關羽的像上街求雨，還傳說關羽是中條山常平村人，那地方連軍閥和土匪都不敢去搶東西，如果誰敢去那裡冒犯關老爺，就要遭到吃槍子打敗仗的報應。我當時的想法是：一九一五年日本強迫袁世凱承認了二十一條要求，想滅亡，學關羽就只能是人打人。戚繼光是打倭寇的，以他為榜樣，將來投筆從戎，打日本、救國家。

「高小畢業后，家裡人還是勸我：不要再上學了，學做買賣幾年就可以賺錢養家。可我還是想讀書。要讀書還得找個不花錢的學校，就決定到太原去投考國民師範。程家出不起路費，還是蘇家的媽媽給了兩塊錢，我就帶了這兩塊錢到太原，考入了國民師範，那是1922年秋天，我已經17歲了。太原國民師範是閻錫山在1919年創辦的，青年經過培訓后可以當國小教員。閻錫山當時是山西省督軍兼省長。他還創辦了學兵團、斌業中學、斌業大學，為晉軍培養士官、軍官。他辦育才館，訓練縣政府承審、縣長；還輪訓村長。太原國民師範的教學體制受黃炎培辦職業教育的影響，每天下午兩小時正課後，有兩小時勞作，校內設有做木工、紐扣，製造肥皂、粉筆，編織毛線、手套、圍巾等各種產品的手工工廠。學生每學期輪選學習一種手工。學校是官費，每個學生每月發3.6元的伙食費。學生自己辦伙食，每月略有節餘，還可以分到一點零用錢。學習的講義大部分是學校印發，只有英文和代數用課本，學生付半費。國民師範學生大多數是窮人家子弟，太原曾流行一句話『國民師範，拉洋車的一半。』學校有軍事課，每周還有一次野外演習。我喜歡軍事課，認為要反抗侵略就得學會打仗。

程子華（前）、朱良才（后左）、唐延傑（后右）

「1924年，閻錫山創辦了進山中學，錄取比一般學校學生水平高的學生，全官費。我犧牲了太原國民師範二年級學歷，投考進山中學第二班，考生約2000人，錄取40人，我考上了。入學后，我連每月的伙食費都出不起，要求官費，學校當局不批准，我就向國民師範體育教員要求回國民師範，因為我是校足球隊的中心隊員，體育教員高興地歡迎我回校。那時正值太原高中等學校秋季足球比賽，國民師範同另一學校比賽，上半場輸了一個球，下半場要我上場，我踢進了一球扳成平局。回校后，我領導41班同學驅逐了班導，鼓勵了各班同學反班導壓迫的鬥爭。我成為鬧抗稅學潮的領頭人之一。成立學生會時，紀秀川被選為會長，我被選為副會長。我們兩人一起鬧學潮，彼此了解。有一次他問我：『你愛國，愛什麼樣的國呢？封建軍閥統治的、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進行軍閥混戰和壓迫老百姓的國，你也愛嗎？』他還向我宣傳俄國的十月革命，介紹我看《共產主義ABC》、《社會進化史》等書籍，我慢慢地知道了共產主義思想，開始從單純的愛國主義轉變為信仰共產主義。」

父親的一生可以說是近代史的一個縮影。他1925年參加革命，1926年入黨，受黨委派1927年初考入黃埔軍校武漢第一分校，編進入伍生第二大隊第八隊，從此開始了戎馬生涯。

紅軍時代，父親本在中央蘇區任職。1934年6月，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和父親談話派他去更為艱苦的鄂豫晥根據地工作，經鄂豫皖省委決定父親任紅25軍軍長。紅25軍長徵到達陝北后，與陝北紅軍合編為紅15軍團，任軍團政委。抗戰時期，父親的經歷大致可以分成三段：從抗戰爆發至1938年底在山西工作；1939年1月到冀中工作，任冀中軍區政委、后兼冀中區黨委書記；1943年8月直至抗戰勝利任晉察冀中央分局副書記、兼軍區副政委，后又代理分局書記、軍區司令員和政委。

長徵到達陝北后，紅二十五軍與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勝利會師，合編為工農紅軍第十五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任政委，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

圖為1936年紅一軍團與紅十五軍團部分領導人合影。左起：王首道、羅瑞卿、楊尚昆、程子華、聶榮臻、陳光、徐海東、鄧小平。

抗日戰爭，國共合作。父親是山西人，去山西第二戰區工作，任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人民武裝部部長，這是一個公開的組織，國共兩黨均有人參加。他還有一個職務是不公開的：中共戰動總會高級黨團書記。等於我黨派駐戰動總會的實際負責人。

戰動總會的工作環境是異常複雜的，父親做這一工作卻遊刃有餘，不僅利用戰動總會為我軍及友軍提供物質等後勤保障，還利用這塊合法的牌子建立起一大批基層政權，如晉西北32個縣的基層政權，就一直掌握在戰動總會手裡。不僅為120師提供了一塊自己的根據地，甚至還抓起來一支武裝——山西工人武裝自衛隊。這支隊伍里有不少是太原兵工廠的工人，後來發展成工衛旅，這是我黨歷史上少有的真正的工人武裝。當時中央對父親的工作是予以了充分肯定的。1938年7月4日，毛澤東和劉少奇曾致電我父親說：「動委會工作已獲得很大成績，望在各方面進行鞏固。」並對他帶病工作表示慰問，還說要補貼他100元錢看病。我父親覺得中央經濟上很困難，沒有要這100元錢。

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后，中央決定派父親到冀中軍區任政委。冀中當時是平漢、津浦、北寧（北平—天津段）和石德路（石門到德州）這四條鐵路的中心，號稱有800萬人口，比當年的中央蘇區都多，面積約3.6萬平方公里，比海南島（3.3萬公里）都大，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日本人想了不少法子來對付冀中，其中一個法子就是「囚籠政策」。日本人在冀中修的公路高出地面，便於居高臨下發揮火力，公路圈圈相連、環環相套，便於機動，封鎖溝深3-10米，能挖出水來。這麼一來，我方人員活動就很不便了。1939年12月，父親與冀中軍區政治部主任孫志遠專門打電報給八路軍總部，雖然父親一向是很沉得住氣，但這次也少見地表現出焦慮說：「絕不能讓敵修成」，否則「將造成堅持游擊戰爭的極端困難局面。」接到這封電報，朱德、彭德懷、左權等八路軍領導集思廣益，決定聯合各軍區、各部隊大幹一場，徹底打破敵人的「囚籠政策」，這就是1940年8月的「百團大戰」。

冀中能夠堅持下來，與一個團結的領導班子分不開。按說冀中的幾位主要領導，背景大不相同，我父親是黃埔生、老紅軍，冀中軍區司令員呂正操來自東北軍，冀中區委書記黃敬則來自白區，是「一二·九」學生運動領袖。似乎不易處好，但實際卻十分團結，用呂司令的話講，就是雖有不同意見甚至爭得面紅耳赤，但「個人之間毫無芥蒂」，工作「同心協力，得心應手，心情舒暢」。冀中的老人們講，每當老紅軍與知識幹部、本地幹部發生矛盾時，程政委總是對老紅軍要求嚴一些，說：「要允許人家有一個成長的過程嘛。」他抱著這種態度去工作，領導班子才可能團結協力。

1943年8月，父親被任命為晉察冀中央分局副書記兼晉察冀軍區副政委，和劉瀾濤一起配合聶榮臻工作。在聶榮臻赴延安參加中共七大期間，父親出任晉察冀代理書記和代理政委，和軍區司令員蕭克一起主持晉察冀的工作，以後蕭克也去了延安，父親又代理軍區司令員的職務。這兩年間父親不僅主持了晉察冀的政治和軍事工作，還全面主持了晉察冀的經濟工作，兼任第一任工商局長和經委主任，聶榮臻驚嘆道：「沒想到你程子華不光會打仗呀！」這可能也是為什麼新成立後父親一直在經濟領域工作的原因。

從1938年11月到1945年8月，父親和他的戰友們領導冀中軍民，與日軍、偽軍、頑軍在廣袤的冀中平原上，浴血奮戰7年之久。1945年10月，父親調任中共中央東北軍委員、冀察熱遼中央分局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1948年，父親親自指揮了著名的隆化戰役。

1965年11月底，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視察西南三線建設，圖為鄧小平（左二）、程子華（右二）、呂正操（右一）在冶金指揮部樓前交談。

小時候，還記得我們一起看《董存瑞》的電影，對董存瑞捨身炸碉堡的行為深感震撼。後來我們才知道，原來英雄董存瑞是父親樹立的。當年，5月25 日下午4 點多，戰鬥勝利結束后，父親來到隆化城視察戰果。當走到隆化中學前面時，只見一個班的戰士在那裡慟哭。父親上前詢問：「為什麼打了勝仗反而哭呢？」戰士嗚咽著告訴他：「我們的班代董存瑞為掩護全連衝鋒，隻身托住一包黃色炸藥炸掉了一個橫跨在旱河上的橋形碉堡，壯烈犧牲了。」戰士還說，戰友們在戰場上找了半天，最後只找到了一隻鞋子，像是班代董存瑞的，現在大家正對著這隻鞋哀悼他們的好班代。

父親聽后十分震撼，他讓秘書連夜到董存瑞所在的部隊里去，搜集有關董存瑞的事迹，並親自寫下《董存瑞同志永垂不朽》一文，表彰他的英雄事迹，要求《群眾日報》頭版頭條刊登，還要寫一篇社論頌揚。董存瑞從此被樹立為全軍學習的榜樣。

父親一生轉戰南北，歷經各個革命戰爭時期的嚴峻考驗。新成立后，父親於1950年2月赴家鄉，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從此，他結束了長達22年的戎馬生涯，步入建設新的激情燃燒歲月。

1978年，父親任民政部部長、黨組書記。這年父親已經73歲高齡，他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就把民政部組建起來。1980年8月，父親被增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82年9月當選為中共十二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常委；1983年6月當選第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程子華在革命和建設各個時期的留影。

1984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成立黃埔軍校同學會，創辦之初任務十分艱巨，父親出任同學會常務副會長、顧問長達7年多，致力於祖國和平統一大業。

1991年2月19日，父親接見台灣四海同心會執行長張琦，這是他最後一次參加兩岸聯誼活動。在他與世長辭的兩周前，還坐著輪椅出席了同學會理事擴大會議，並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3月30日傍晚在彌留之際，他仍然魂系台灣黃埔同學，夢縈訪問團校友，「台灣同學可能到廣州了吧？我不能陪同了……我見不到他們了……」當夜父親飄然遠行、令人心碎。享年86歲。

程子華與子女合影。左二為程子華女兒林爽爽。

父親一生對物質生活幾乎沒有追求，一輩子樸實、勤儉。我很少見到父親為自己添置什麼新衣裳。印象中，只有一次父親和呂正操相伴逛北京百貨大樓，兩個人各自為自己買了一件很不適用的的確良背心，成了我們的話柄。除了工作，父親唯一的業餘愛好就是打撞球，他和鄧小平、段君毅、張廷發等打了十幾年的撞球，父親打撞球講究精益求精，聽說他很少輸球，所以很少鑽桌子。父親年輕時是很好的足球運動員，他一生都對的足球發展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他畢生的希望就是能夠看到足球隊衝出亞洲。1982年，在父親擔任足球協會名譽主席期間，那年隊和香港隊的那場比賽，是決定隊能否衝出亞洲的關鍵。賽前，父親特地把全足球隊的隊員請到家裡來，在客廳里鋪開戰局商量對策，賽后總是認真總結經驗，鼓勵教練員和運動員們。那時宋任窮是排球協會的名譽主席，宋伯伯經常調侃父親說：怎麼我的排球隊總贏，你的足球隊老輸，而父親總是報以笑容。

父親和呂正操伯伯感情深厚，很看重戰友情。當年戰爭時期給父親牽馬的馬夫，父親也留在了身邊。父親一生嚴於律己，從不願意給別人和組織增添麻煩，就是他雙手殘疾，他也是能自己乾的就決不麻煩其他人。他對我們要求很嚴格，常常笑眯眯地說，「《紅燈記》里說得好，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體會平和與平衡

父親非常重視子女的教育，要求我們學好數理化。在他的教導下，家裡的幾個孩子都是搞理工科的。

我出生於1946年9月。1970年大學畢業后，先在南京無線電廠工作，1973年回到北京，進入航天部工作，后調入國家科委。1989年，我被調入國務院研究室文衛局。

1994年，我來到昆明任副市長。從一名科研技術人員，逐漸成長為多方位的政府管理人員，走上從政之路。也是在這個過程中，我更加體會到父親的不易。

程子華三女兒林爽爽說，她將延續父親拉近兩岸距離的心愿。

在異常忙碌的時候，父親認真、嚴格的做事風格常常在我的腦海里縈繞。即便工作再忙，我也給自己定了一個要求，所有的會議稿件必須親自修改。我後來負責文教口，科技、文化、教育、衛生、體育，這些彼此沒有聯繫的系統，怎麼做到整體規劃，是我的職能所在。我參照國外各種項目的實施方法，花小錢辦大事，先科學調研，設計整體實施方案和步驟，再科學地進行階段落實。在我的建議下，昆明的重點大學恢復了課題研究，比如滇池水源地怎麼保護，固體廢棄物怎麼處理，村莊怎麼來發展，都先有課題研究，再去科學開展，避免盲目撥款建設，浪費國家資源。

晚年的程子華與孫輩在一起。

如今，我到了退休的年齡，很想更多地參與到黃埔軍校同學會的活動中，當我見到父親的老戰友、戰友子女，同他們交談，獲悉有關父親的更多信息后，我似乎離父親更近了。在我看來，父親的一生是平和與平衡的。從政以後，我才真正體會到人的一生要做到平和與平衡是多麼的不易。父親做到了。他給我們留下豐富的遺產，我希望不僅是我，更多的中華兒女能沿著父輩們的足跡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