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證后可強制執行債權文書種類擴大 提高金融債權實現效率

【財新網】（實習記者 杜偲偲 記者 林子楨）經過公證可獲得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範圍擴大。財新記者從司法部法制宣傳司獲悉，最高法院、司法部、銀監會日前聯合發布《關於充分發揮公證書的強制執行效力服務銀行金融債權風險防控的通知》（下稱《通知》），明確賦予四類金融債權文書公證后強制執行效力。

現行法律規定，在債務人不履行義務或不完全履行義務時，債權人可憑《公證書》在公證機構申請《執行證書》，然後向法院直接申請強制執行，從而避免繁瑣而漫長的訴訟程序。本次《通知》是在以往的法律框架下，專門針對銀行業金融機構，明確可公證的金融債權文書類別及強制執行應具備的條件。

根據《通知》，銀行業金融機構運營中所簽署的符合《公證法》規定的以下債權文書，可賦予強制執行效力：(一）各類融資合同，包括各類授信合同，借款合同、委託貸款合同、信託貸款合同等各類貸款合同，票據承兌協議等各類票據融資合同，融資租賃合同，保理合同，開立信用證合同，信用卡融資合同（包括信用卡合約及各類分期付款合同）等； (二）債務重組合同、還款合同、還款承諾等；(三）各類擔保合同、保函；(四）符合《通知》規定條件的其他債權文書。

此前，最高法院和司法部在2000年下發《關於公證機關賦予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執行有關問題的聯合通知》（下稱《聯合通知》），對可經公證獲得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範圍作出列舉，包括：（一）借款合同、借用合同、無財產擔保的租賃合同；（二）賒欠貨物的債權文書；（三）各種借據、欠單；（四）還款（物）協議；（五）以給付贍養費、扶養費、撫育費、學費、賠（補）償金為內容的協議；（六）符合賦予強制執行效力條件的其他債權文書。

北京植德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張文良對財新記者表示，舊版《聯合通知》所列舉的債權文書類型已遠遠不能適應現實需要，新《通知》綜合考慮了金融創新實踐，對金錢給付類債權予以確定，尤其是關於債務重組合同、融資租賃合同、保理合同、開立信用證合同及信用卡融資合同的規定，對銀行、資產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拓展債權保全方法，並降低債權實現成本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另一方面，過去備受關注的擔保合同和保函，也被《通知》列入可強制執行的公證債權文書。擔保合同作為主債務合同的輔助，通常約定擔保債務，以一定方式保證債權人的債權得以實現。擔保合同可否與主債權文書一同公證並申請強制執行？這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

最高法2014年在《關於含擔保的公證債權文書強制執行的批複》中表示，現行法律、司法解釋並未對公證債權文書所附擔保協議的強制執行作出限制性規定，公證機構可以對附有擔保協議債權文書的真實性與合法性予以證明，並賦予強制執行效力。

2015年，最高法院又出台《關於法院辦理執行異議和複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進一步明確：「公證債權文書對主債務和擔保債務同時賦予強制執行效力的，法院應予執行；僅對主債務賦予強制執行效力未涉及擔保債務的，對擔保債務的執行申請不予受理；僅對擔保債務賦予強制執行效力未涉及主債務的，對主債務的執行申請不予受理。」至此，最高法院已經明確，擔保合同可以辦理強制執行公證。

銀監會的數據顯示，2017年第一季度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達1.58萬億元，較上季末增加673億元；不良貸款率1.74%，逼近國內銀行業風險2%的警戒水平。此次《通知》稱，發文目的在於進一步防控金融風險，提高金融債權實現效率，降低金融債權實現成本。

北京天同律師事務所律師孟也甜對財新記者表示，此舉這一方面可以為法院分流，減輕其審判負擔，另一方面能夠提升銀行等金融機構不良資產的回收效率，很大程度上緩解其資金流轉的壓力。

北京金杜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尤楊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分析，《通知》明確債權文書範圍，最高法院等相關部門的支持態度明朗，對於金融機構來說是重大利好，有望刺激金融行業在債權文書公證方面的嘗試，提升其金融資產回收效率。

《通知》的適用主體為銀監會批准或備案的持牌機構，包括銀行、非銀金融機構和地方資產管理公司。北京植德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趙一平建議，最高法院和司法部完全可以在徵求意見的基礎上，聯合發文制定普適性規範，為其他主體提供明確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