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林州：逆河頭村距今二百多年戒賭碑，若有犯者，罰錢二千

在去往開元街道逆河頭村北部的村內路西側，有兩座廟宇，一座關帝殿，坐西面東。一座坐北面南，是觀音殿。觀音殿是近年重新建立的，而關帝殿則是清代修起來的。

關帝殿為三間帶檐廊，下邊是石基礎，后牆、兩山牆的檐下部分全是青石壘砌，山花部分是灰磚砌築。硬山頂灰筒瓦蓋頂，五脊六獸。前面有兩個檐柱，柱上是檐檁、檐椽。柱後面是中開兩板門，兩側是方欞窗。廊下左右山牆上各鑲嵌一塊石碑，廊中立有兩塊碑，一通是近年維修關帝殿的碑，一通是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修路的碑。在外廊南山牆嵌砌的一通高0.96米、寬0.54米的碑，刻於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是本村禁止開設賭博而刻立的碑石。

碑文記載：

「賭博之禁，律有正條。嘉慶元年(1796年)，又鎮新刻，凡賭博者，拘號兩個月，杖一百。凡開場會賭者，杖一百，徒三年。如本處有會賭之家，其鄉總保甲及左右兩鄰不首報者，笞五十。誠教民守分至意也。逆河頭田畝窪薄，衣食本無贏餘(盈餘)，若再浪耗不資，勢必倍多窮困。夫賭博之人，又荒正業，故之貧無立錐，深可痛恨。至於開場賭家，欲覓蠅頭，更多奇禍，少年習見生心，其父兄謂受其人之害。兇徒無端滋事，被審問曰：『在獨自之家。』事連官司，身為重犯，貪賭者，破產之家所自取也;會賭者，辱身喪德，不亦傷乎?又何苦得不償失之事受，壞人子弟之名耶?鄉總有鄉俗之責，保甲亦有稽查之用，今與首事人及全村人等公立禁約，其有開場賭博者，左右兩鄰,會同鄉保事首合村人送究，上有王法，下敗身名，各宜自愛，專此立石共戒賭也。」

此碑應屬於鄉規民約的碑刻，是清代林縣基層社會自治的民間法。在對鄉村村民規定了種種的「約定、規則」外，還在民約中明確了處罰的規則。而這種「罰」又有詳細的規定，並且「罰」的程度由輕到重，每個人在接受處罰前已知結果，因而避免了可能發生的眾多刑事犯罪。這種「約」與「罰」相結合的民間自治特性，對國家律例既是補充，也對民眾心裡和地方文化產生了至深影響。

清代林縣社會，其運轉和治理在一定程度上依賴基層地方官署，但由於林縣鄉村廣袤，交通極為落後，地方官署很多時候鞭長莫及，這就使得廣大鄉村的社會秩序運轉時更多的是靠本地的自我維護，而這種維護就是大家認同並遵守的民間法，即鄉規民約。

從清代林縣地方志來看，鄉規民約之所以產生並普遍存在，在於規範村民行為，維護當地風化。鄉規民約的訂立是有針對性的，它試圖通過約束與規則達到自我整治和自我修復，以求達到「風俗醇美，刑措不用……民勤物阜」「只求一鄉無乖化之漸」。

在村民達成共識並且通曉民約的情況下，鄉規民約對村民的約束和村裡社會秩序的維護就起著一種介乎於國家律例和族規之間的作用。然而，由於口頭宣講或通知存在著時效性，村中首人又缺乏處理當事人刑罰之許可權，所以執行存在著一定的局限。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村民不顧民間法的約束，仍屢屢進行一些不法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勒石刻碑就成為了各村落的必選。更多鄉村為了把鄉規民約作為村民永久遵守的準則，將碑立於村落顯眼的位置，並時時警醒著村民。由此，碑刻中的鄉規民約文化也就成了林縣地方文化的一個顯著的特色。

由村民或村中有威望之人訂立的這種自我修復和自我整治的民間法與律例最大的不同，在於不是用刑法而是用民法確定的規則和處罰，使村民在心理和行為上更容易接受和遵守。同時，為了維護鄉規民約的威懾作用，真正達到立約目的，鄉規民約大多採取了「約」與「罰」并行的治理方式。

從林縣現存碑刻中看，這一點非常顯著。如原康鎮柏尖山的《杜禿風、樵牧、賭博碑》、茶店鎮張大郊《禁砍伐樹木告示碑》、橫山鎮焦家灣村《嚴禁偷神嫁禍碑》莫不如是。

鄉規民約的「約」與「罰」大體上分為：約定，這是對所有的遵守約定的村民而言的，也就是必須遵守鄰里、村落生活的底線規則，不得觸犯碑文所規定的處罰條例。處罰，處罰的方式主要有幾種：一是罰錢，這是處罰中較輕的方式，也是最普遍的處罰方式。二是逐出村落。「經犯賊盜，議定逐出，永不許復歸。」這是一種比罰錢在身心、精神及生活狀態方面更為嚴厲的懲罰。這種處罰方式就碑刻的數量來講，由於其對個人家庭的影響更大，所以並不佔多數。三是在進行約定處罰之外如果有不遵守的人最終採取報官，「所有禁條，開列貞珉，絕不寬宥。倘有弗遵者，公舉送官，聽憑法究」「如或頑梗難化，送官重究」「倘有不尊者，稟官究治」。

在處罰中，勒石刻碑進行民間約定的過程中，充分考慮到了幼童無知和家長教育的責任，「嗣後各家父老子弟，互相勸誡。再則有等無知幼童，或玩耍錢文者，務宜各訓子弟，庶歸正道，……兼則玩耍丟錢文者，雖系幼童，自幼不管束嚴禁，恐荒縱子弟，若有犯者，罰錢二千，入社公用。」其中，有的鄉村專門針對自己鄉村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規定。（張振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