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怎麼了

導讀：2016年大選之後，美國人中重新出現了激烈和日益擴大的分歧，這是美國自己的修昔底德陷阱。

美國政治似乎在走一段彎路。

2016年，美國創造了價值18萬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排名世界第一，創歷史新高。但與此同時，美國社會經歷了一場政治上的痛苦和創傷：2016年大選毀掉了「山巔之城」的聲名，以至於美國外交官在推廣美式價值觀時失去了底氣和說服力。

6 月 8 日，美國華盛頓國會山，前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在國會出席關於「通俄門」的聽證會

這一創傷巨大且難以治癒，撕裂的社會兩極生活在各自的現實中，迄今沒有冰釋前嫌的跡象。或悲傷或憤怒的美國人不停地問：美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有人說美國政治已經衰敗，「否決政治」導致了決策低效，可為何20世紀人們還可以就羅斯福新政和里根減稅法案達成一致，現在卻舉步維艱？有人說鬧劇般的選舉是民粹主義盛行的後果，那為何民粹恰恰盛行於此時而非彼時？⋯⋯

過去40年間，美國變得更加富有了，但其增長的利益卻並沒有得到公平分享。

數據顯示，1980~2014年，美國人稅前收入平均增長了61%，但其中大部分收入都流向了最高階層。

2014年，頂層10%的富人拿走了當年創造的一半的財富。但美國家庭收入卻和20年前幾乎一樣，維持著零增長。「經濟數據並沒有反映出社會結構性的不滿。」社科院美國所副研究員刁大明說。

美國個人稅單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發布的一份研究，2015年中產階級佔美國總成年人口的比例為50%，遠低於1971年的61%。

中產階級家庭收入佔美國家庭總收入的比重從1970年的62%大幅降至2014年的43%。在《消失的中產階級》一書中，作者彼特·特敏寫道，美國當今在經濟增長利益的分配方面表現得像是一個發展中經濟體。

「過去二三十年中，富人變得更富有，中產階級的負擔更重，窮人也看不到特別光明的前途。」旅美政治法律學者張軍說。

在這個過程中，還應該注意到工薪階層的白人，也就是後來幫助川普上台的重要力量。經歷了經濟上的邊緣化和政治上的邊緣化，共和黨和民主黨出於複雜的原因都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這一點，沒有為這個階層提供保障。

「大部分自由派，特別是民主黨，應該看看國內，了解目前國內政治的糟糕狀態。民主黨精英忙於參加TED演講、在瑪莎葡萄島度假，而拋棄了該黨對工薪階層的傳統承諾。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造成了對政治的絕望和憤怒，這是今天右翼興起的核心原因。」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貝弗利·蓋奇在《紐約時報》上撰文說。

於是有了2016年大選這場所謂的「民粹主義暴動」。福山說：「這就是美國的代議制一直存在的問題：兩黨都未能很好地幫助那些走下坡路的人群⋯⋯我們不應該問為什麼會有這場暴動，而應該問這場暴動為什麼沒有來得更早些。」

放眼全球，福山從整個歐洲範圍內反歐盟、反移民的右翼政黨之興起的背景分析認為，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在發動起義，報復「自由」那一部分。如果繼續下去，人們將在一個民族主義相互競勝的時代受到懲罰。

「第四權力中心」

在中產階級失落的漫長時間裡，美國為何沒能及時回應並阻止這種失落？

一個比較普遍的解釋是：在中產階級數目減少的同期，美國經歷了龐大利益集團的興起，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綁架了美國的政策議程，形成了質量低下的治理。

美國華盛頓特區白宮和國會大廈中間有一條「K街」，這條街上集合了大批專業遊說公司，被稱為美國總統、國會和最高法院之外的「第四權力中心」。這些專業的遊說者諳熟國會的運作方式，與很多議員關係密切，善於利用法律和政策。

有些說客還在很多向政客提供資助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和近百個議員競選委員會內任職。他們的客戶主要是美國國內龐大的利益集團和外國政府及企業。

「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固有的政治制度很難回應更多的訴求。目前這種制度以及依託於制度的政治生態，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精英的操縱，是精英之間利益的互換和互動。看似以民主選舉的形式實現了民意表達，但其結果並不是民意的有效表達。」刁大明說。

美國實行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部門之間相互制約，總統提出的法案必須要經過國會通過才能正式生效，立法部門的參議院很多時候必須擁有超級多數（一百票中的六十票）才能通過普通法案，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國會的法案，真正重要的權力依舊由州和地方保留。

「美國政治體制具有靈活性。現在看來，這種政治體制存在靈活性過剩的問題。尤其是在一種分裂和失衡的背景下，政治利益被固化，精英層持續考慮的是政黨或背後的特殊利益訴求，這種靈活性就變成了代表不同利益訴求的各種勢力的博弈，結果有可能是比較好的制衡和妥協，但更有可能是歐巴馬時期的『凡是歐巴馬支持的都反對』的否定政治。」刁大明說。

他認為，美國靈活性過剩的結果，就是代表任何利益的訴求都可能在政治運作過程中的某個環節體現出來，但最後產出的政策並不符合那個最重要的民意訴求，這是美國當前面臨的比較嚴重的問題。

「最近幾十年裡，隨著組織完備的精英利用否決制維護他們的利益，美國的政治體制已歷經衰敗。這並不意味著這個國家不再民主，而是說，當一些美國人在政治進程中比他人擁有更多分量，代表性方面即出現危機⋯⋯以往在妥協中緩慢確立的特殊權益層疊往複、積重難返。」福山在《美國是一個失敗的國家》一文中寫道。

破而不立

那麼，一場「民粹主義運動」之後，美國可以變得更好嗎？人們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嗎？川普能不能收拾一地雞毛和社會創傷？

6 月 14 日，美國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大市，發生針對議員的槍擊案之後警察封鎖了現場

目前來看，在執政5個月之後，尚未出現這種跡象。在共和黨在兩院占多數的情況下，他甚至陷入了和前任歐巴馬相似的國會困境。

「若論了解體制，則非我莫屬，這就是為什麼我能夠單獨把它整治好。」2016年的夏天，川普站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歡呼的人群面前，痛斥特殊利益群體如何操縱國家政治與經濟，讓美國人被無能的官僚、弱勢的領導人和不公正的貿易協定傷害。

然而現實多艱，「限入令」擱淺，醫改和減稅方案尚在國會「闖關」，自己陷入妨礙司法的調查。不到5個月，川普的支持率已經跌到了34%。

自1月20日就職以來，外界目睹了川普在華盛頓政治生態下的水土不服和「莽撞」試探：幕僚們提出的政策屢屢受挫，白宮的對外口徑時不時出現自相矛盾。今年早些時候，共和黨國會參議員麥凱恩公開說：「白宮已經運作失靈，沒有人知道誰在負責，也沒有人知道誰在制定政策。」

有分析認為，川普可能加速歐巴馬治下已經開啟的趨勢，即大幅度弱化美國在世界扮演的角色。所以，即使他的當選某種程度上是對美國意識到自己世界地位衰落的應對，結果卻可能大大加劇這一衰落趨勢。

關於美國政治體制的未來，福山持悲觀的觀點：「一個衰敗的體制無法整飭自身，因為那些根深蒂固的利益和思維方式阻礙了改革。」

「華盛頓就像在踢兒童足球」

有人曾這樣評論，在如今的美國國會中，最溫和的共和黨人也比最保守的民主黨人保守很多。

政治上所尋求的最大公約數，不但兩黨之間難尋，兩黨內部也莫衷一是。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在兩院共和黨都占多數的情況下，川普政府在立法方面依然建樹寥寥。

這樣的黨派爭鬥會造成什麼後果？美國《外交》雜誌在一篇名為《美國仍是民主的安全之地嗎》的文章中進行了剖析。

美國國會

首先會導致僵局。隨著兩極化的加劇，國會通過的法律越來越少，導致重要問題無法解決。此種運轉失常狀態會削弱公眾對各項政治制度的信任。

反過來，僵局會促使總統採取擦邊球的單邊行動。感到受挫的總統會繞過國會行動。他會通過行政命令和其他單方措施擴大自身權力。

與此同時，兩極化增加了國會對白宮進行監督的難度，因為其成員難以對行政部門的越權行為作出兩黨集體反應。在同一黨派控制國會和白宮時，議員們幾乎毫無對總統進行嚴格監督的動機。兩極化降低了國會中共和黨人約束川普的可能性。

對於華盛頓陷入黨爭毫無作為的情況，內布拉斯加州共和黨國會參議員本·薩斯說：「華盛頓就像在踢兒童足球賽，瘋狂卻毫無戰略可言⋯⋯所有的領導人，共和黨、民主黨、國會以及政府，都有必要超越新聞周期，做長遠思考，為未來五到十年的政策挑戰進行籌劃。我們是打算重建公眾信任還是進一步消解它呢？這是我們每個人都該問的問題。」

「美國自己的修昔底德陷阱」

如果回顧一下2016年11月8日的美國總統大選選票分布圖，會發現紅藍（紅色代表支持共和黨候選人的選票，藍色表示支持民主黨候選人的選票）之間分界非常清晰，大城市和沿海地區多是藍色，而美國鄉村和內陸地區則被紅色大面積覆蓋。

這一分界直觀展現出美國社會的分裂以及美國兩黨和選民在諸多公共議題上的兩極立場。

美國大西洋理事會研究員傑夫·范達維爾在《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紅藍美國會開戰嗎？》一文中曾寫道：「2016年大選之後，美國人中重新出現了激烈和日益擴大的分歧，這是美國自己的修昔底德陷阱：沒有為了團結的共同努力，有著共同遺產卻觀點不同的人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發展出對立的利益。雅典人和斯巴達人就是這樣，美國人中的紅藍陣營也在出現這種情況，最糟的情況（戰爭）並不是全無可能。」

人們看到的結果是，「美國在國家發展的重大關鍵議題上，出現了很明顯的分裂，可能意味著這個國家陷入了一個很艱困的環境，或者到了一個選擇的當口。」刁大明說。

面對川普及其代表的新現實，還有那些曾經被忽略的問題，美國會給出什麼樣的答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