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容顏

一

今天是父親去世13周年忌日，我是從來不過生日也不過忌日的，忽然想起來，也許是因為近來不知不覺回憶父母的頻率更高，也許是因為「從哪裡來，到哪裡去」是人生永遠懸在頭上的一個問題。明年9月15日或者陰曆8月11日就是父親的百歲冥誕，他1918年出生在四川省榮昌縣一個名叫李家溝的村莊，我在照片上見過，背山傍水，看上去風水很不錯。榮昌是一個小縣，唯一有點名氣的是榮昌豬，據說是世界八大優良品種之一。這一點我以前不知道，否則當年調侃父親時早就拿來說事了。我只知道李家祖先籍貫隴西，南宋時遷到湖南郴州，張獻忠屠川后，「湖廣填四川」來到李家溝。據此我曾經很認真地和父親講：原來我們不是純漢人，是雜種啊！

紅旗下的蛋，對祖先缺乏敬畏。在我看來，缺乏敬畏也不僅僅是由於從小習慣了「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鼓動，也是因為我們的長輩往往表現出不那麼令人敬重的一面。至於後來一點一點恢復的祖先崇拜、國學浪潮等等，或者出於缺什麼想什麼，或者出於實際目的。

父親自幼失怙、少年喪兄，一路從小村莊到鎮上、到重慶，再步行去延安、去華北、進北京，再遠官場、近學術、修歷史，晚年和身後被稱為著名學者。不過父親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畢生遺憾之一，就是不到18歲即因為在一二九運動中任重慶學聯主席被川東師範開除，未能完成學業。雖然在黨內他一直被認為是知識分子，但是他自承是「半路出家」，十分尊敬畢生從事學問的學者，如錢鍾書、瞿同祖、鄧廣銘等老先生。

有時會有舊友新朋說「家學淵源」一類褒語，這當然是客氣話，但我的回答總是老老實實地說「根本談不上」。不要說我本來就沒什麼家學，在十年浩劫那樣的年代，就算有家學的人家，也絕大多數斷了代。我在本應打下一些童子功的年齡，不得已輟學在家，國小、國中基本都沒上。雖然玩得痛快，但是全無系統的基礎教育。周圍的文史哲學者，子女在那時也多半教育中斷，文革后即使考上大學，繼承上一代學業的也十分罕見。

有時朋友問「小時候你在家是不是父母教你啊」？父親在文革里一直挨批鬥、母親身體不好，他們大半時間都無暇管我，更不要說教我了。記憶里，只有大概是1967年的一段日子，父親在家寫檢查、自我批判、外調材料等等，休息時會給我講故事或者念《三國演義》小人書。以前曾經說過，我識字就是通過背誦《三國演義》小人書學會的。

幸或不幸，我由於營養不良，估計是嚴重缺鈣，兩歲多才會走路，一直不太會跑步。腿腳的不利索，導致在大院里很少有人帶我玩，輟學在家更使我幾乎沒有小夥伴。我別無選擇，只好到處找書看解悶了。我童年少年學到的知識都是碎片的，學習的過程有一搭、無一搭，沒有章法可言。唯一的好處也就是沒有接受任何有系統的灌輸，有時候，混亂的閱讀可能歪打正著地契合混亂的人生與錯綜的歷史。

二

「麵包會有的，牛奶也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小時候經常自言自語這句話，尤其是早上去崇文門大街路東春明食品店排隊，買當天烤的新鮮麵包沒買到的時候。春明食品店的前身是民國時的法國麵包房。後來改名解放食品店，文革里又改名春明。大約是由於門牌號，母親一直稱這家店為23號麵包房，據說是京城老一代人心中最好的麵包房。我從小比較有耐心，在食品匱乏的年代又特別饞，時不時不憚早起排隊去買麵包。在開門前的熹微里，隊伍就從崇文門大街上的店門口排進了旁邊的麻線衚衕里。

23號麵包房的顧客有一多半是來自前朝、日常生活比較洋化的各界人士。當年見到最打眼的，莫過於梅葆玖先生。我第一次見到他時，正好剛剛讀過梅蘭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不久，一望而知他是梅蘭芳的後人。在一片藍灰色制服海洋里，翩翩然塵世公子。去年蒙李少春先生的女公子和她夫婿請客，我忽然想起當年在23號麵包房門口，母親告訴我前面隔兩個人站著排隊的就是李少春。

大約有一半時候會白排了半天隊，只好買義利麵包替代，用《列寧在1918》自我安慰。因為裡面有一小段《天鵝湖》，《列寧在1918》我看過好幾次。當時能大段背誦這部電影台詞的大有人在，它和《列寧在十月》一起建構了幾代人關於俄國革命的歷史圖景。如今我們知道，這兩部電影是上世紀30年代「大清洗」之後在斯大林親自關懷下拍攝的故事片，而不是歷史本身。在1918年國內戰爭中指揮紅軍的是托洛茨基，布哈林自然不是叛徒，而是列寧十分欣賞的理論家、宣傳家，喬治亞人的上升是之後的事情，就連女刺客卡普蘭也是來自曾經的戰友社會革命黨人。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蘇維埃政權的鞏固，來自內戰的勝利與對一切反革命的嚴厲鎮壓。後者的成功，端賴契卡的成立與捷爾任斯基。《列寧在1918》里的捷爾任斯基，看上去很有風度、聲音尤其好聽，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孫道臨的配音。

捷爾任斯基出身波蘭貴族，弱冠之年背叛家庭，參與革命，青年時就成為波蘭立陶宛社會民主黨負責人之一。他終生是職業革命家，四十歲之前六次被捕，在監獄里度過11年。1917年「二月革命」發生后才被釋放，到了年底就被任命為新成立的肅反非常委員會主席。他意志堅定，自律極嚴，對敵人毫不手軟，最後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就是被契卡秘密處死的，著名的「紅色恐怖」也是他領導實施的。廣義的紅色恐怖貫穿整個內戰時期，被契卡處決的人數有十幾萬。但捷爾任斯基同時還是改善兒童生活委員會主席，在全國範圍領導救助因戰爭流離失所的兒童。

家裡有前蘇聯著名小說家雷巴科夫的《短劍》、《銅雀》，我識字不久就磕磕碰碰地讀，後來又讀過好幾遍，神秘的短劍和寶藏自然吸引少年的想象力。《短劍》里的契卡叔叔和捷爾任斯基一樣是好人，然而七十年代初批判蘇修的書籍和新聞越來越多，克格勃成為一個負面的詞。《赫魯曉夫回憶錄》一出版就在北京的知識文化界迅速流傳，實際效果與出版意圖恰恰相反，是六十年代以來大多數「供內部批判」書籍經歷的頗具諷刺意義的命運。

雖然沒有家學，幸運的是家裡還有些書，而且還能借到更多的書。《第四十一》的電影我到現在也沒有看過，但是大約在1974年就讀了到現在也未必有多少人讀過的小說原著。紅軍與白軍、女人與男人、愛情與政治、孤島與死亡，這部小說的張力與衝突簡直讓人喘不過氣來。不過更具有顛覆性的，是家裡書櫃最深處用一張舊報紙包起來的《日瓦戈醫生》節譯本。我至今不知道是誰翻譯的，譯文當時讀來美得讓人悲傷不已，那種感覺是後來兩個全譯本都不曾帶來的。拉拉的女性美與決然、日瓦戈的思索與詩意，在動蕩年代如此無力而令人心碎，卻又一直在懷念中流傳下來，飄蕩在1950年代莫斯科晚上的燈光里。

三

如果說走進文學需要某種天生的喜歡，能否接近歷史則主要取決於讀的是什麼書。我見到過不少人，他們與歷史的第一次親密接觸無外乎中學、大學的教科書，死記硬背、應付考試，然後就再也不想去看了。直到中年以後，他們有了些生活經歷的沉澱，忽然對歷史發生興趣，在前些年往往成為二月河或者《明朝那些事兒》的擁躉。

我在上高中文科班的那一年，為了聯考把教科書做了兩大本筆記，按照可能的題目，列出大要點、小要點，做完以後得到老師的讚許，從此默認我不用聽課，這樣我上歷史課時可以很坦然地讀茨威格。拜高中歷史課之賜，大學第一學期的現代史一聽就似曾相識，於是我就曠了一學期的課。好在我在複習聯考之前，從來沒有讀過高中歷史課本。父親在文史資料委員會兼過職，因此文革以前出版過55輯《文史資料選輯》家裡大約有一半，還有一些各省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文史資料選輯》裡邊的文章大多是民國人物寫的，與此相對應的是《紅旗飄飄》，大都是老紅軍自己寫或者秘書代筆的革命回憶錄。《紅旗飄飄》一共出版了多少冊我不知道，但是家裡至少有七八本。

這兩種書都算得上是我的識字課本，好多字就是這麼認識的。兩種書里的世界截然不同，恰好讓我在小時候就有機會看到時代的多樣性。長大以後，我很自然地在看完甲方陳述后，就會想看乙方描寫。所謂獨立思考與分析的基本前提就是，不僅僅閱讀一邊倒的記載。歷史也好，當下也好，首先是一個接受什麼樣信息的問題。各種粉的產生，多半是出於信息的單向性，兼聽則明，偏聽則粉。

由於文化水準、是否由自己執筆等不同，《文史資料選輯》相對好看得多。杜聿明、宋希濂的回憶自不待言，尤其長見識又有趣的是關於四川袍哥、上海青紅幫、廣東妓院的記述。歷史在我而言，首先是故事、是豐富變幻的生活本身。歷史是具體的，即使布滿塵埃，也有它自己的容顏；即使沉默不語，也收藏著自己的喜怒哀樂。歷史不是自然科學，不能用定理、定律解釋歸納，那樣很容易就以論代史，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歷史也不是能夠簡單定量分析的，把統計數據當作自然科學里的實驗數據運用，往往是缺乏史料分析訓練的做法，同樣容易一不小心就錯出好幾條街去。

不過小時候看不到多少有關俄國革命的歷史，克倫斯基、二月革命還是從電影上聽來的，究竟是怎麼回事，書上找不到詳細的記載。從1949年到1966年出版的外國文學作品，至少有一半是前蘇聯的。從四零後到六零后，多半都是讀著蘇聯小說成長的，他們的歷史認知、他們的文風都深受其影響。其中有三部名著是直接描寫內戰的：《夏伯陽》（恰巴耶夫）、《鐵流》和《毀滅》，自然紅軍是英雄，經過嚴峻艱苦的戰鬥與犧牲取得勝利。這三部小說里，我印象最深的是《毀滅》，我讀的是魯迅先生的譯本，感覺中文讀起來相當硬拗。後來我到日本留學，才明白原來魯迅先生翻譯的是日文版，語序詞句之間不免有日語的影子。

少年時，我根本不知道俄羅斯文學史上有過一個「白銀時代」，帕斯捷爾納克就屬於那個時代。我只知道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然後直接就跳到費定、法捷耶夫、愛倫堡了。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倒是一直還在出版，羅亭和安德烈公爵的理想與心靈如此美好，完全不像地主不是周扒皮就是劉文彩。但是這也就引發了一個朦朧的問題意識：為什麼革命會把這些貴族消滅了？

1980年代中期，看了一部關於尼古拉二世與亞歷山德拉皇后的電影，俊男美女的悲慘結局令人唏噓不已。其時我每星期在學校圖書館打三個半天的工，可以鑽到地下書庫里隨便拿書上來。看了這部電影后，就去補了關於這段歷史的課。有學術著作，也有八卦文章，如今記得清的，可能還是八卦居多。這時我才第一次知道拉斯普亭：一個來路不明、相貌體格奇偉的東正教神秘主義者，一個能治皇太子的血友病、深受皇后信任還能迷倒眾多宮廷貴婦的身負異稟之人，據說最後被暗殺時都像美國大片里的怪物一樣，半天都殺不死。所謂「國之將亡，必有妖孽」，看來古今中外都是一樣的，不過羅曼諾夫王朝的覆滅與拉斯普亭究竟有多少關係似乎待考。就算他「宮廷亂政」，也至多是「敗壞朝風」，「二月革命」的發生有更多與更深層的原因。

歷史在發生之後被追溯梳理，自然會有一些大的脈絡與因果關係可尋，很多人稱之為必然性。不過歷史事件的發生是很具體的、意料之外的、不可預測的，即使是事後，也很難說因為如何就必定如何，大的變遷更是涉及方方面面。多元合力的作用，自然會橫看成嶺豎成峰，從不同的層面與視角看到不同的風景。

在鎮壓1905年革命后，尼古拉二世終究不能無視改革的呼聲，開啟杜馬，在與立憲派的角力之中任命斯托雷平擔任首相，一面實施鐵腕統治、一面進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扶持了富農，卻也使許多原本依附於村社的農民流離失落。這一改革雖然在經濟上取得巨大成功，其成果不久就毀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戰爭的膠著、前線的失利、民生的凋敝瓦解了王朝的統治力，最後一觸即潰。

二月革命爆發后，群雄逐鹿、局勢動蕩。布爾什維克在俄語原意為多數派，但是在1917年卻是少數。然而「麵包會有的」帶給饑渴的人希望，列寧提出「和平、土地、麵包」的口號，贏得了厭戰士兵、失落農民的支持。他領導十月革命推翻臨時政府、和德國締結條約退出戰爭、解散立憲會議，然後通過內戰和「新經濟政策」下的重建鞏固了蘇維埃。

俄國革命是整整一個世紀前的事情，當時有誰想到這場突如其來的革命會深刻改變20世紀歷史的進程？如今往事已似乎遠去，《列寧在1918》幾乎不再被提起。在技術與信息充滿日常生活的當下，歷史彷彿速朽。然而民粹主義的復興，再次提醒時間流動中的不確定性。

我闔上書走出東北大學圖書館，路燈剛剛亮起。在1985年的秋天，一個學歷史的大學生看見一段歷史時，有一種豁然開朗的喜悅。然而那時他還不懂得，一個人的一生就是一段歷史的親歷與見證；那時他更不懂得，人生軌跡從來是不可規劃的；那時他以為做一個歷史學者觸手可及，卻沒有想到幾年後漸行漸遠，過上完全不同的生活。當時光流逝到可以回首往事，他終於領悟到：一個人的經歷既構成也引領他走近歷史的容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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