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刊掃描｜托爾斯泰是如何成為「俄國革命的鏡子」的？

整理：龔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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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正值蘇俄內戰的關鍵時期，一篇發表於美國的紀念文章將這位已經去世九年的作家評價為是「布爾什維克家庭的偉大元老」，認為他思想中的無政府主義精神是導致俄國革命不斷激進化的罪魁禍首。與此同時，俄國的一些保守知識分子同樣將革命歸咎於托爾斯泰。梅列日科夫斯基將俄國革命視作是俄國一場「由托爾斯泰發起，由列寧結束」的自殺行為，別爾嘉耶夫則認為俄國革命是托爾斯泰主義的勝利，「要使俄國獲得新生，就必須肅清托爾斯泰主義！」

俄國的革命者們確實能從托爾斯泰主義者身上找到很多共同語言：他們都是沙皇政權的激烈批判者，都主張剝奪教會與地主的土地，都曾在一戰期間進行過反戰宣傳。列寧於1908年寫下的文章《托爾斯泰：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在蘇聯時代一再被引用，成為這位作家最為人熟知的標籤。然而，革命后的蘇聯官方卻立刻發現，如何將托爾斯泰的遺產納入紅色政權的思想體系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作為一位基督教無政府主義者，托爾斯泰毫不妥協的否定任何形式的國家政權，無論是沙皇的還是蘇維埃的；作為一位主張「以愛制惡」的非暴力主義者，托爾斯泰又反對以革命的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更不要說這位作家濃厚的宗教思想背景與布爾什維克的無神論世界觀格格不入。

最麻煩的是，托爾斯泰的影響早已超出單純的文學和思想領域了，如同創教的先知一般在國內外擁有大批信徒。革命和內戰期間，托爾斯泰主義運動在俄國如火如荼，在西伯利亞和伏爾加河下游地區建立起不少將托爾斯泰的學說付諸實踐的農民自治公社，號召農民拒絕納稅、拒服兵役，幾乎成了威脅現政權的一股潛在力量。於是，如何評價托爾斯泰——不僅是他的文學創作還包括他的思想學說「托爾斯泰主義」、如何向新政權的公民宣傳解讀這位俄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作家，成了令蘇聯文化教育工作者頗為頭疼的一個問題。

本期外刊掃描將帶大家了解托爾斯泰的社會改革思想，回顧這位極度複雜的作家是如何在蘇聯時代成為「俄國革命的鏡子」並得到新政權的認可與宣傳的。

無政府與非暴力：托爾斯泰的農民烏托邦

整理自：Tolstoy's Georgist Spiritual Political Economy (1897-1910): Anarchism and Land Refor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56, No. 4(Oct., 1997), pp. 639-667

作者：Kenneth C. Wenzer

要理解托爾斯泰與俄國革命的關係，就必須回到托爾斯泰的社會思想本身，去了解他對舊制度的批判和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究竟是怎樣的。本篇文章便是通過對托爾斯泰晚年作品的文本分析，闡述他心目中理想的農民烏托邦社會是怎樣的。

在人生的最後十幾年裡，托爾斯泰對現存國家體制的抨擊達到了一個巔峰。在1899年的傑作《復活》里，他將矛頭指向了社會機器的方方面面：教會、政府、監獄和流放制度、軍隊，還有上層精英對窮人的剝削。所有這些中，他尤其將土地私有制視為是萬惡之源，是一切不平等和奴役現象的基石。受美國社會思想家亨利·喬治（1839-1897）的影響，托爾斯泰試圖建立一套理想的農民烏托邦體制，在人與社會、人與上帝之間求得平衡。在《復活》中托爾斯泰借聶赫留朵夫之口闡述了自己新的農村公社的藍圖：土地必須是公有的，和水、陽光、空氣一樣都是上帝的財產，不能被私人擁有或買賣。公社的和諧建立在對上帝的信仰和對他人的愛之上，它將反過來促進個人的道德完善和靈魂救贖。

托爾斯泰的理念的形成，與帝俄末期動蕩的社會形勢之間不無關係。1902年前後，由於經濟蕭條和農業歉收，俄國的階級矛盾愈發尖銳。城市無產階級的罷工抗議和農村的農民暴動此起彼伏，多個地區發生了農民燒毀莊園、搶劫殺害地主的現象。而沙皇的鎮壓激起了公眾更大的憤怒，一些激進主義者用暗殺政府官員的恐怖主義手段來回應。托爾斯泰作為一個非暴力主義者，對日益增多的流血事件感到憂心。他既譴責當時社會對於勞動者遭遇的冷漠，又對於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同樣感到害怕。在他看來，不管是農民還是工人都受剝削於國家、資本家和地主，從這些古老的負擔中解脫出來的唯一方式是對上帝的信仰和個人的道德完善，而非任何世俗的、科學的和宗教的權威。托爾斯泰的新社會藍圖具有基督教無政府主義的色彩，他反對一切形式的政治權力，無論是專制的、民主的，還是憲政的、蘇維埃的。主張人們應該回到土地上，在鄉村過一種更加簡單道德的生活；主張拒絕參加政府機構、拒絕參軍、拒絕納稅、拒絕任何形式的暴力，因為任何外在的權威只會帶來新的不公和暴力。

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后，大量農民失去了土地，加之農村人口的不斷增長，過剩人口流向城市。俄國無產階級的數量在20世紀的頭十年不斷增長，越來越多的工人接受了更加激進的政治觀點，但他們依然和農村保持著很強的聯繫。托爾斯泰對這一切卻並不樂觀，他反對工業化和無產階級化，主張工人回到土地上，從納稅制度和被城市文明塑造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來，過更加自然簡單的生活。社會主義，在他看來是不敬神的，而且有賴於國家權威力量的維持。而且，他認為在俄國這樣一個農業占絕對優勢的國家很難依靠無產階級，只有獲得土地才能將人從所有形式的奴役中解放出來。至於如何獲得土地呢？托爾斯泰的主意並不是革命，而是採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拒絕參軍、拒絕進入農場工作，拒絕租種地主的土地或者自己成為地主。當有足夠多的人採用這一行動后，土地私有制就會自行消亡或被人們認定是非法。

1905年革命爆發后，沙皇尼古拉二世發表了《十月宣言》，並於次年召開了第一屆杜馬議會。當時的很多人將希望寄托在自由主義改革上，托爾斯泰卻對憲政、議會這些東西也不感冒，這讓他一度不能為人所理解，失去了很多支持者。在他看來，憲法和議會妨礙了俄羅斯人精神的成長，助長了民族主義和戰爭情緒，與人民真正的利益背道而馳，是徒勞無益的。儘管明白當時的制度已經十分腐朽，托爾斯泰依然害怕去引進外來思想。他認為民主制度只是一個幻影，西方民主建立在工業化的基礎上，必然要導向殖民主義和對他人的奴役。對於現代科技，他只主張保留其中真正對人民有益的部分，拒絕富人的奢侈品和殺傷性較大的武器。科學的價值，在他看來和藝術一樣，首先是教導人們以「善」的方式去生活。

在莊園里耕作的托爾斯泰，列賓，1887

托爾斯泰將上帝視作唯一的權威，卻並不承認教會的權威性。在《一個時代的結束》一文中，他預言了過去那個錯誤的基督教會將被一個真正的、崇尚正義與平等的基督教所代替。日俄戰爭的失敗證明了一個官方的、軍國主義的基督教的無用。在他眼中，真正的革命將是俄羅斯在精神上的凈化，將引導人們消除一切人為的權威，建立單純而神聖的村社式農業生活。俄羅斯，在他看來是引導這場革命的不二民族：因為俄羅斯介於東西方之間，更尊崇全人類的兄弟情誼；因為俄羅斯具有悠久的村社制度傳統，保持了更強的精神上的純潔；還因為俄羅斯人經歷的長期的苦難洗禮。它的特殊性決定了它必須且也有能力做出正確的選擇。

然而在同時代及之後的很多人看來，托爾斯泰的思想不是凈化了民族精神，而是危害了民族精神，他衝擊了俄羅斯人關於君主、教會和人民的三位一體的神聖信仰，為日後的革命做了思想準備。他異端的信仰也同樣贏得了大批的追隨者。尤其在俄國革命與內戰期間，殘酷的外部環境迫使許多人從托爾斯泰的非暴力和無政府主義思想中尋求出路，「托爾斯泰主義」一度成為一股不容小遽的意識形態力量。這也讓蘇維埃政權在處理托爾斯泰的精神遺產方面變得更加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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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or反動派？托爾斯泰是如何為新政權所接受的

整理自：Tolstoy in Soviet Criticism, The Russian Review, Vol. 19, No. 2(Apr., 1960), pp.171-186.

作者：Gleb Struve

托爾斯泰與革命的複雜關係為後來的蘇維埃政權評價、接受他造成了挑戰：這究竟是一位革命的還是反動的作家？Gleb Struve的這篇文章追溯了從俄國革命前到1930年代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對托爾斯泰的評價，來分析共產主義俄國是如何一步步接受託爾斯泰，並努力將他融入自己的思想體系的。

提到蘇聯對於托爾斯泰的評價，無法繞開的一個人就是列寧。列寧在俄國革命前發表了多篇有關托爾斯泰的評論文章，這些文章在日後被引用和再刊登的頻率極高，幾乎主宰了蘇聯的文學批評界，為人們評價托爾斯泰奠定了基本基調。其中最著名的一篇莫過於《托爾斯泰：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寫於1908年托爾斯泰八十壽辰之際。這篇文章第一次將托爾斯泰的名字和這場他其實完全不理解的革命聯繫在一起。為什麼將這位不理解革命的作家稱作是革命的鏡子？列寧自己在文中也解釋了這個問題。托爾斯泰在他看來，是一個複雜的矛盾體：既是創作了世界文學中第一流作品的天才作家，又是位愚蠢的信仰基督的地主；既是一位社會謊言和謬誤的洞察者，又是一個整天喊著道德自我完善說教狂；既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和沙皇殘暴統治的批判者，又軟弱地提出了「不以暴力抗惡」的主張；既是一位最高超的現實主義者，又是個不切實際的烏托邦幻想家。列寧認為，儘管托爾斯泰提出了一些關於全人類救贖的可笑主張，卻真實地反映了革命前夜俄國千百萬人民的思想和精神世界，他的觀點在促進農民的革命性方面的作用，要遠大於那些抽象的基督教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很多農民在革命中的表現，正是出於托爾斯泰的精神感召。

列寧《托爾斯泰：俄國革命的鏡子》，1955年印刷本

在1911年的另一篇文章中，列寧強調了托爾斯泰學說中的烏托邦和反動特徵，但沒有否認那是社會主義的，具有一定的社會批判價值。但是，列寧反對任何試圖理想化托爾斯泰學說的做法，他尤其批判了托爾斯泰「不以暴力抗惡」的思想，認為這是1905年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列寧的評論在後來的蘇維埃國家非常流行，「文學作為革命的鏡子」這個原理也被廣為接受。

比起列寧，普列漢諾夫關於托爾斯泰的評論文章更長也更有針對性，他著重將托爾斯泰作為一個思想家和道德家來處理，對於藝術上的偉大成就著墨很少。在他看來，托爾斯泰是一個貴族政治的理想主義者，他雖然沒有理想化地主階級的生活，卻對現實生活中的革命性因素，尤其是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關注不夠。普列漢諾夫對將作為藝術家和道德家的托爾斯泰進行了截然不同的劃分，他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但卻是一個糟糕的思想家。作為思想家，他不僅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還是一個蒼白的精神療法家。普列漢諾夫直截了當地指出托爾斯泰的觀點與馬克思主義的是截然不同的。

托爾斯泰與高爾基，1900

俄國革命后，在對托爾斯泰做出評價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里，托洛茨基和盧那察爾斯基兩位的觀點值得注意。在托洛茨基看來，托爾斯泰最大的弱點在於他是個「歷史盲」，這讓他在面對社會問題時「像個孩子一樣的無助」。他不了解歷史前進的規律，與之進行悲劇的對抗，結果只會陷入不可避免的自我矛盾中。

盧那察爾斯基是革命后評價托爾斯泰的主力，他主持了1928年的托爾斯泰誕辰百年慶典和托爾斯泰全集的編纂。在這場慶典中蘇聯批評家終於找到了一種將托爾斯泰融入紅色政權思想體系的方法：將文學家托爾斯泰和思想家托爾斯泰區分開來，將托爾斯泰本人和他的學說托爾斯泰主義區分開來。他在文章中解釋了蘇聯政府隆重紀念托爾斯泰的原因：托爾斯泰不僅是俄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藝術家，還是一個具有深刻良心的人，是一位對現存社會秩序、對教會和統治階級進行了猛烈抨擊的真誠革命者。應該向公眾去廣泛宣傳托爾斯泰作品中的積極內容，淡化或者忘掉他的消極一面。比起在蘇聯時期被打入冷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從此作為最偉大的俄國作家得到了官方的認可。然而他的追隨者們沒有得到同樣的待遇，蘇聯的托爾斯泰主義者在二三十年代遭到了排擠和鎮壓，其中包括他的女兒、曾一度入獄後來前往國外的亞歷桑德拉·托爾斯泰婭。

盧那察爾斯基的文章受到了一些正統共產主義者的猛烈抨擊，認為他歪曲了列寧的觀點，將托爾斯泰理想化成一個主張農民革命的思想家。有相當一部分批評家拒絕這種將托爾斯泰拆分開的評價方式，甚至拒絕接受將托爾斯泰作為值得新政權宣揚的偉大作家。持這種批評意見的典型人物是一位老布爾什維克米哈伊爾·奧爾明斯基。奧爾明斯基認為托爾斯泰的作品，包括《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在內，都是反革命的，是有害並且危險的，應該從所屬社會階級立場的角度分析托爾斯泰；而從這點上看，托爾斯泰顯然不是無產階級立場的。

還有另一群人，強調從文學而非宗教或哲學的角度來評價托爾斯泰，認為他在藝術上的偉大創造力可以為蘇聯的無產階級作家提供巨大營養。很多無產階級作家，如肖洛霍夫和法捷耶夫，都將托爾斯泰視為自己的旗幟，視為是最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來進行學習模仿。1930年代，蘇聯確立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文學，它與舊的「資產階級」批判現實主義——如托爾斯泰、司湯達、巴爾扎克等人作品——的關係受到了激烈的爭論。努希洛夫認為托爾斯泰的文學是理想主義、非歷史的，脫離了時代社會，他「將物質世界變成了理想化了的宗教世界的一部分」。他將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兩位巨匠進行了比較，認為托爾斯泰的道德樂觀主義和對人類的終極信念讓他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接近社會現實主義文學的精神。但是對於托爾斯泰來說，作為社會動物的人永遠是邪惡的來源，只有在卸去社會的桎梏後人才能變得更善良，這種思想遠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危險。在他看來，巴爾扎克和司湯達比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更接近社會現實主義，因為他們的視角是社會歷史的而非倫理或宗教哲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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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自：Soviet Approaches to the Teaching of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L. Tolstoy in Soviet Education，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 Revue Canadienne des Slavistes, Vol. 15, No. 3 (Autumn,1973), pp. 325-350.

作者：N. N. Shneidman

托爾斯泰這個名字對於蘇聯的孩子來說並不陌生。從一年級開始，他們的課本中就會陸陸續續的引入一些托爾斯泰的小作品。引入課本的節選片段通常會進行一定的修改，尤其為了避免在這麼小的年級激起學生關於禁慾和宗教問題的疑問。事實上托爾斯泰並不算一個兒童作家，他後期的很多看似寫給兒童的故事都是用來對農民進行道德教育的。學校的教學中強化了一些故事的意識形態內容，尤其是托爾斯泰作品對於沙皇時代的壓迫和不公的社會現象的反映，對於統治階級和貴族的腐朽生活的揭露。

這種簡單的解讀方式有時會引起學生們的困惑：為什麼作家寫了這些被壓迫者的痛苦，卻沒有寫他們是如何行動起來去反抗的呢？這時就難免要引入托爾斯泰的倫理思想，引導學生去討論托爾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惡」的觀念，去告訴學生，托爾斯泰沒有對當時的社會形勢得出正確結論，依然堅信自己那套錯誤的非暴力的觀點。且往往只用簡短的幾句總結，很少進一步說明托爾斯泰的非暴力思想和他的宗教理念之間的關係。

從九年級的文學課開始，托爾斯泰的生平和創作將被系統的介紹給學生。這篇文章對1970年代蘇聯通行的文學教科書和托爾斯泰普及讀物進行了分析。在生平方面，這些教科書會強調早年托爾斯泰身上的諸多積極因素：對普通人生活的興趣和同情、愛國主義精神；提到托爾斯泰支持立即解放農奴，但不是通過革命而是道德自我完善的方式。托爾斯泰後期的思想轉變沒有被提到，部分教科書也沒有提到他的《懺悔錄》，只說了這場轉變讓托爾斯泰與貴族、國家政權、教會還有私人財產徹底決裂。這些說法都是可靠的，但沒有涉及托爾斯泰這場精神探索的整個過程和宗教內核。很多學生甚至將教會等同於宗教，以為托爾斯泰與教會的決裂就是同宗教的決裂。教課書還提到了他對革命者的同情，卻常常混淆了民粹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革命者的差別，給人一種托爾斯泰同情社會民主黨人的錯覺。事實上托爾斯泰的同情對象主要是民粹派，而《復活》中的社會民主黨人在托爾斯泰看來則是「沒有道德原則」和「極度自負」的。

九年級文學課有相當多時間都用來閱讀、分析和討論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對於這部小說的解讀，布爾索夫編纂的教科書首先會強調它的社會歷史背景：一是它對當時俄國官僚和上層階級的批判性描述；二是1812年衛國戰爭中俄羅斯人民的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人民的思想」被認為是《戰爭與和平》的主題，是推動主要人物性格發展的主要因素和評價書中人物的主要標準。書中的正面人物，如安德烈、娜塔莎、皮埃爾、庫圖佐夫都是與人民相親近的人，而所有的負面角色，如庫拉金一家、拿破崙等都是遠離人民的人。其實對書中部分人物的「人民性」，不同評論家存在一定的爭議，例如安德烈公爵如果還活著，也會像皮埃爾一樣成為十二月黨人的一部分嗎？還是會走上一條親近上帝的宗教救贖之路？畢竟書中在人生的最後階段安德烈公爵被一種強烈的宗教感所主宰，他死於一種神秘的觀念，認為幸福不在於生而在於死。而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視角來看會發現：書中的「人民」有其超階級的特定含義，並不等同於那些被剝削和喪失了公民權利的大眾。庫圖佐夫、羅斯托夫一家也是「人民」之一。只有在晚年思想轉變后托爾斯泰才將那些只憑自己雙手勞動的人定義為「人民」。教課書以這種方式對托爾斯泰筆下的人物加以潤色，使他們更能為蘇聯的讀者所接受。

在被教科書奉為正面形象的四位主人公中，尼古拉·羅斯托夫作為正面人物形象一度受到了質疑，因為他既不像皮埃爾那般接近人民，也沒有其他人物那般突出的個人品質。教科書對這一問題的解決辦法是將他評價為是「作者對於真正的愛國主義精神的描繪」，而忽視了書中他對皮埃爾加入十二月黨人從事革命活動的反對。

另一個典型案例是對普拉東·卡拉塔耶夫這個人物。他在書中是托爾斯泰的宿命論思想的主要載體，是托爾斯泰表達個人哲學觀點的一個窗口。他身上恰恰有被蘇聯教育界視為托爾斯泰的消極思想並極力弱化的東西。薩布羅夫的教科書中認為卡拉塔耶夫這個人物並不是一個獨立的人物，他在書中的作用只是引導主人公皮埃爾去進一步接近農民群眾，當這一任務完成後，他就從書中消失了。

還有在對庫圖佐夫這個人物的評價上。托爾斯泰將他描繪成了一個沒有特別的軍事才能、只是在聽任事態照他原有的自然方式發展的人，強調歷史的自發性，弱化了歷史人物的決定性作用。蘇聯的批評家同意他將人民群眾視為歷史決定性因素的看法，卻反對他完全否認領袖和主觀意識的作用。列寧認為自發性是勞動人民的敵人，必須要用先進的理論來給人民一個明確的世界觀，激發他們的主動意識。庫圖佐夫的偉大性，對於托爾斯泰來說，是因為他尊重了人民的自發性意志，不以自己的力量去改變它；對於蘇聯歷史學家來說，則是因為他領導了戰爭的勝利，是人民的偉大領袖。儘管如此，愛國主義和人民性依然被視為是《戰爭與和平》最重要的主題，幾乎成了蘇聯中學畢業考試的必備題目。

在對托爾斯泰的另一部傑作《安娜·卡列尼娜》的解讀中，關於社會、政治的方面的內容得到了同樣的強調。安娜的悲劇被視為是她與當時的社會相衝突的結果，奧勃朗斯基、弗倫斯基和卡列寧則反映了作者對貴族和官僚們的批判性描繪。列文這個代表了作者個人精神探索的主人公，他的生平活動反映了農奴制改革后的社會狀況。社會歷史視角和階級分析的方法完全壓過了蘇聯初期流行的形式主義和純文學的評價方式。安娜的悲劇被視為是由虛偽的社會道德造成的，而非她個人性格的內在悲劇性。在人物命運的個人性格心理與社會政治原因上，蘇聯的文學教育者顯然更傾向於強調後者而弱化前者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列寧1908年的文章中，作為思想家的托爾斯泰和作為作家的托爾斯泰並沒有被分開，這與後來蘇聯批評界的方式並不相同。作為作家，托爾斯泰在自己的作品中對舊社會的猛烈批判得到了突出的強調；但作為思想家，托爾斯泰將解決問題的辦法寄託於宗教和非暴力理念，這些都遭到了極大的弱化。而西方的文學研究者常常被指責將托爾斯泰的宗教哲學視為是其最重要的遺產。蘇聯的文學教育中對托爾斯泰的解讀有其統一的目的和指導思想，但不可否認確實是單一和片面的。這種片面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對類似作家的解讀上也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