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胡適教育思想及其貢獻

張翼星

蔡元培於1917年1月9日就任北大校長后，很快就請來兩位重要人物，經歷「三顧茅廬」的拜訪，並呈請當時的教育部批准，便於1月13日任命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由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編輯部也由上海遷到北京。同年8月，由於蔡元培早已了解胡適「舊學邃密」，「新學深沉」，加上陳獨秀的推薦，蔡元培又聘任在美國尚未正式獲得博士學位的胡適為北大文科教授。這樣，北大便很快形成了蔡、陳、胡三大台柱，人們尊稱他們為北大早期的「三大巨頭」。他們三人正好都屬兔，蔡元培生於1867年，比陳獨秀大12歲，陳獨秀比胡適大12歲。胡適回國任北大教授時，年方26歲，而蔡元培年正半百。人們又戲稱他們為北大的「三隻兔子」。由於他們引領一大批社會精英，利用北大講台和《新青年》等刊物，推波助瀾，不僅使北大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最早傳播地和「五四」愛國政治運動的發源地，而且由於高舉科學與民主的旗幟，掀起文學革命的高潮，批判舊思想，倡導新思潮，更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不過，「三柱鼎力」之勢並沒多久，由於某些特殊原因，陳獨秀於1920年去南方參加政治活動去了，北大領導層便剩下「兩隻玉兔」蔡元培與胡適，在北大推動改革，發展教育，創新學術，培育人才上形成精誠合作、共同支撐的兩大台柱，並與蔣夢麟，傅斯年等同仁一道，撐開北大一片天，使北大學術繁榮，人才輩出，蜚聲中外，並對全國的教育、文化、科學事業發生深遠影響，作出重大貢獻，這裡著重談談胡適的教育思想及其與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關連。

應當看到，胡適與蔡元培在思想來源、學術觀點以及在治學風格和個性特點上，並不是沒有差別和分歧的。

蔡元培曾多次遊歷歐洲，他的哲學和教育思想，主要來源於德國，作為一個有著長期「禮樂」傳統影響的人文知識分子，他在思想深處是與德國古典哲學和古典美學相親近的。在哲學上，他接受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的影響，也把世界區分為現象世界與本體世界。但康德哲學基本屬先驗論和不可知論，認為人的認識不可能由現象世界達到本體世界，那「物自體」是不可認識的。這就為宗教信仰留下了地盤。蔡元培則一開始便認為，通過包含德育和美育的世界觀教育，特別是美育這座橋樑，可以溝通現象與本體這兩個世界，並且將審美提升到本體論的高度，主張通過德、智、體、美育的全面融合與發展，養成一種健全的人格，一種合乎理想的人。同時在教育上，他又更多地接受19世紀德國哲學家和教育家洪堡的影響。洪堡思想的顯著特點是：強調大學的學術研究，儘力促使教學與研究相結合，提倡學術自由，重視學生的自由選擇，鼓勵師生在學術方面的獨立研究和創新成果。

蔡元培將洪堡的思想與經驗融合傳統思想的包容性、人文精神等優秀遺產，在北大提出並實施了一種嶄新的高等教育觀，其基本要點是：

1、認定大學的基本性質為「研究高深學問者也」。要求學者與教師養成學問家之人格，激發學生研究學問之興趣。

2、明確提出並堅決貫徹「兼容並包，思想自由」之方針。這為北大奠定了基本傳統，為學術繁榮、人才湧現開闢了康庄大道。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

3、主張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使受教育者發展能力，完成人格，而不在使教育者成為工具，供他人使用。

4、提倡「以美育代宗教」，使德、智、體、美全面發展，培養健全之人格。

5、強調新教育的特點是：「與其守成法，毋寧尚自然，與其求劃一，毋寧展個性」。主張使群性與個性得到和諧發展，而尤應發展其個性。

6、主張溝通文理，進行通識教育，融合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陶冶。

7、主張教育獨立，教授治校，學生自治。

胡適的哲學和教育思想，則主要來源於美國，來源於以杜威為代表的實驗主義（Pragmatism），對英語Pragmatism一詞，大陸歷來譯成「實用主義」，如果把它作為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對象，這種譯法當然比較合適，但杜威所說的Pragmatism，主要是強調一種科學實驗室的態度與方法，看來還是以譯「實驗主義」為宜。胡適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文中曾說:「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這的確道出了他的思想的主要來源與根基。

不過，胡適又說，實驗主義是達爾文進化論在哲學上的應用，所以這兩個方面是密不可分的。若從側重方面說，赫胥黎是達爾文生物進化化者，直接影響到胡適社會政治思想的改良主義。杜威是美國實驗主義哲學的集大成者，直接影響到胡適的哲學、教育思想，應當說，胡適是實驗主義在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實驗主義》一文中對實驗主義作了專門的介紹和闡述，在《杜威先生與》一文中，他概括杜威實驗主義方法論的兩個基本點：「歷史的方法」與「實驗的方法」。胡適看到並把握了實驗主義方法論背後的科學的精神與態度，並把它運用於幾十年的研究與著述活動中，同時與他所受清代乾嘉學派的考據學、考證學的個人訓練相結合，依據個人的科學實踐與經驗，實際上也對實驗主義作了某些修正與發揮，比如，他將杜威實驗主義思維的五步程序（提問、假設、求證等一套思維規則）提煉、概括為他的「十字箴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使之更加適合學術、文化的習性。

不過，筆者認為，杜威教育學說的實際影響，主要發生在中國小生和幼教領域，主要的傳播和實施者，有杜威的弟子陶行知，陳鶴琴等一批人物。胡適雖然在特定的場合宣傳、介紹了杜威的實驗主義，並且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體現了實驗主義的態度與方法，但他一直從事高等教育。在長期教育實踐中胡適所積極倡導和弘揚的主要仍然是德國洪堡和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一、進一步闡明大學的基本性質。蔡元培在1917年的就職演說中明確宣告：「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1918年的開學典禮上，他重申這種性質：「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

對此，胡適的觀點完全一致。他把現代研究型大學看作一個國家的學術中心或文化中心。

蔡元培以德國洪堡創立的柏林大學為例，指出大學的一個重點職責和使命便是開展科學研究。大學必須既傳授知識，又創造知識，使教學與研究相結合，並提到1876年成立的約翰.霍布金斯大學便是美國的第一所研究型大學。胡適也正是以霍布金斯大學為例，強調大學的學術研究性質。該校校長吉爾曼是美國著名教育家，他提出「高等教育革命「新思路，正是以「學術研究」為大學的核心理念，認為「研究是一個大學的靈魂，大學不是僅僅教書的地方，學生不要多，必須要有創造性的研究人才。」胡適認為，有了「吉爾曼的霍布金斯大學，美國才有研究院作本體的大學，美國才把舊的學院提高，才有了真正的大學。」

二、大力弘揚「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辦學方針。蔡元培一到北大，便明白宣稱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並作出精闢的說明：「無論有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胡適是自由主義在北大的重要代表人物，更基於他對繁榮學術的高度重視，雖然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對於北大包容某些舊派學者，他有保留看法，但由於這個方針符合學術發展和人才成長的規律，符合辯證思維的規律，他對這個方針仍然是完全贊同並積極貫徹的，這個方針也獲得全校師生和不同學派學者的一致贊同，不但在蔡元培、蔣夢麟任校長時期得到堅決貫徹，而且延續到成為「民主堡壘」的西南聯大，在抗戰勝利后胡適任北大校長的兩年時間裡，也始終如一。因為它是在北大長期積澱、深入人心、揮之不去的觀念和力量，它也是中西思想相融合的一個范型。思想言論的自由，確實是各種自由之母，本是西方文化的一個傳統。吸取西方文化的這一長處，正是針對文化的弊端。在歷來文化專制主義的統治下，正如蔡元培所說，知識分子「素無思想自由之習慣。」「兼容並包」則顯然更多地富於文化傳統的特色。

自古以來，歷代有遠見卓識的思想家，在文化學術上總是講究融合，或曰「會通」，或曰「和而不同，」或曰「極高明而道中庸。」蔡元培在闡述這一方針時，常引用《禮記》中的話：「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胡適思想的突出特點是，他不但充分闡述這一方針在繁榮學術，辦好研究型大學進程中的生命力，而且他要進一步追溯這一方針的傳統思想的土埌與根據。他引用南宋呂祖謙的話：「善未易明，理未易察」，說明學術領域需要不同學派和不同觀點，通過自由爭鳴與論辯，以明辨是非，探究真理。在解釋自由問題時，他不止一次地追溯至孔子的「為仁由已」，在他晚年的《傳統及其將來》的著名演說中，還指出文化中包含的人文精神與理性精神，可以構成接引民主與科學「根底」。

至於「包容」與自由」的關係，胡適在《自由主義》一文中還特別談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說：「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可說了。至少在現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種互相容忍的精神，無論是東風壓了西風，是西風壓了東風，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殘自由。」其實，由於長期文化專制的積習，蔡元培也已意識到制度性的「兼容並包」更加顯得艱難而迫切，因而他特別看重和堅持這個方面，北大之所以能奠定這個中、西合璧的學術，文化傳統，也是由於北大這個特殊的教育學府，蔡元培個人的學問、膽識、氣度，以及當時北洋政府專制統治的相對空隙等多方面的因素釀成的。「五四」以來，國家執政的歷史，政治與學術的關係史說明，胡適是看到了問題的主要方面，如果執政著或領導總是自以為是，總是以為真理完全掌握在自己手裡，從不自以為非，那麼，別人即使在學術與文化領域有不同觀點，也很難有什麼自由了，對此，許多過來人都有切腹之痛的體驗。

三、親身履行並積極貫徹通識教育。通識教育是現代國際高等教育的一大潮流，它主要源於西方，特別借鑒於現代美國的大學教育。美國現代通識教育的嘗試，出現於1917-1919年的哥倫比亞大學（北大的一些著名學者，如胡適、蔣夢麟、馮友蘭、馬寅初等都曾就讀於此）。教育界將美國教育界使用的General Education或Liberal Education譯為「通識教育。」其宗旨是首先進行寬厚基礎的教育，取得人類文明成果的認同，其方式主要是通過文明經典的廣泛而深層的閱讀，達到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陶冶的融合。但這種通識教育，在並不是單純的帕來品，從古代到近代的教育史上也可發現不少類似的資源。蔡元培要求溝通文理。一所大學，必須兼有文科與理科，這是基礎，否則不能稱為大學。他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中又把大學稱為「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為了「破學生專已守殘之陋見」，便不能「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學文學者，不能蔑視科學；學一國文學者，應與他國文學相比較，治自然科學者，也應涉獵哲學，如此等等。他倡導「德、智、體、美」育相結合，也是旨在培育全面發展的高端人才,並具有健全的人格。

對於學問的博與專或廣與深的關係，胡適作過淺近而恰當的比喻：「我們理想中的讀書人是又精又博，像金字塔那樣，又大，又高，又尖。」就是說，做學問，只有底子寬了，才能立得住、上得去。」他深知博而不專，如一張薄紙，會失之於淺；專而不博，如一枝竹竿，會失之於陋。他本人就是通識教育的力行者。早在美國留學期間，就既讀西書，也攻讀國學經典。他在《留學日記》中寫道：「以哲學為中堅，而以政治，宗教、文學、科學為輔焉。」確實作了多方面的厚實積累。回國后他積極支持蔡元培「溝通文理」的主張。他說：「目的是要使文科學生多懂得一些科學，不致流為空虛，使理科學生多研究一點人生基礎觀念，不致流為陋隘。「並說：「這種制度是世界最新的制度，美國之大學以『文理院『為基本，即是此意。」20世紀50年代中在大陸學界發動對胡適的那場批判，涉及政治、哲學、文學、歷史、教育,以及哲學史、文學史、《紅樓夢研究》等，最後彙集出版《胡適思想批判》專輯共八輯，達數百萬字。這固然說明當時批判聲勢之浩大，也更說明胡適研究領域之廣闊。不過，我們綜觀胡適一生的學術成就，也可看到，他確有偏重廣博，易興趣轉移而專深不足的方面。

四、強調培養興趣、發展個性的成才之道。在胡適看來，學術本身就是一種追求真理的崇高事業，它決不應受權勢的駕馭或其他思想的鉗制。他極力主張學術自由、思想解放。胡適特別尊重學生個人的興趣，他認為教育制度的改革，就是要注重個人的興趣、愛好。大學之所以提倡選課制，就是要讓學生減少必修課，增加選修課，「讓他多暗中摸索一點，擴大其研究興趣。」這就是要「注重學生本能天才的發展，使他的知識能力有創造性。」學生畢業后，如何就職擇業或升學選科？所謂「社會標準」，即社會的需要或風尚，而應以「個人標準」為重。在他看來，若不顧個人的興趣與天賦，而硬是選擇社會吃香的熱門，結果就可能使社會少了一個傑出的人才，而多了一個飯桶，到頭來對社會與個人都不利。所以他主張擇業選科，不要太注重社會的需要，更不要遷就父母、兄弟、愛人的所好，而只按自己的興趣、性情和天賦能力去做。

這裡涉及社會責任心與個人興趣的關係問題。胡適把個人興趣置於社會需要之上，似與一般倫理原則不符。他在評價杜威教育思想時分析了這個問題。他指出，歷來的思想家有偏重責任心者，說你「應該」如此做，不管你是否願意，如的董仲舒和德國的康德；也有偏重興趣方面者，如孔子所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有些哲學家則把個人興趣看做偏向自私自利的行為，便把它與責任心對立起來。胡適支持杜威的看法，責任心與興趣並不互相反對。「興趣並不是自私自利，不過是把我自己和所做的事認做我自己的活動的一部分。」這樣真正的責任心就會是一種興趣，興趣不但與責任心不相衝突，並且可以補助責任心。胡適說：「沒有興趣的責任，如囚犯做苦工，決不能具有責任心。況且責任是死的，興趣是活的，興趣的發生，即是新能力發生的表示，即是新活動的起點。」他把個人興趣與社會責任感統一起來，由此看到道德教育的一項重要任務，在於培養和提升人的興趣。他說:「若是學校的生活能使學生天天發生新興趣，他自然不想做不道德的事了，這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這對我們今日的學校教育是有啟發的，從這裡似可看到把德育、智育、美育貫通起來的結合點，並且避免德育成為脫離實際的抽象說教。

但是，人的天賦才能和興趣並不是一開始就顯露無遺的，往往需要在實踐和摸索中逐步發現，胡適以義大利天文學家伽利略選擇專業和自己在美國改變專業的經歷為例，勸告青年朋友，不必依社會標準或親友鼓勵去追熱門、趕時髦，而要依照自己的個性，順應個人的興趣去做，這不但易於取得成就，而且會生活得很快樂。

胡適的這些觀點，是對蔡元培「順自然」、「展個性」的教育思想的重要發揮和發展，至今值得我們認真吸取與借鑒。

五、認真發掘傳統教育的優秀遺產。胡適在從事高等教育，全力建設現代研究型大學的過程中，與蔡元培一樣，既努力吸取西方大學的長處，又認真發掘傳統教育中的優秀遺產，並不是「全盤西化」論者。他常把國內的大學與西方的大學作比較，注重學習歐美大學的先進經驗；同時也把現今的教育與歷史上的傳統教育作比較，看到傳統教育中的某些長處，注意繼承和發揚其合理因素。

胡適多次談到，現代型大學的創立，比歐美的一些大學，要晚數百年以至上千年。歐美的許多大學為什麼能長期延續下來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兩個方面：獨立自由的學術研究和強有力的組織（如董事會、教授會、校友會等）。至於最初的大學，胡適認為可追溯至漢武帝時所設的「太學」，起初只有學生50人，后發展到一萬多人，鼎盛時期達3萬多人。但這種學校沒有延續下來。同時在漢代也有私人講學，如鄭玄所創者，可看做私立大學的起源。歷代私人講學的場所，如各地的書院和學派盛行，使各種學術觀點得到傳播和闡揚。學校的公立和私立，歷史就有並存的，二者各有所長。胡適認為私立學校的優點是：「比較自由，更少限制」。對於歷代的書院制度，胡適更是情有獨鍾，興趣甚濃。關於書院的著述，便有若干種，如《書院制史略》、《關於江陰南菁書院的史料》、《書院的教育》等。

「書院」的名稱，始於唐朝。書院具有學校的價值，到宋代更為進步。宋代有最負盛名的四大書院：石鼓、嶽麓、應天、白鹿洞。直至晚年，他對書院的研究，仍然興趣不減，努力搜集史料，專門研究清末「四大書院」之一的「南菁書院」，因而著有《關於江陰南菁書院的史料》，唐文治於1920年創辦「無錫國學專修館」,力圖繼承古代書院的「遺風」，培養了一大批國學方面的傑出人才。在胡適看來，在一千多年的教育史上，書院佔有一個重要位置。歷來研究學問，代表時代思潮，提高文化，全在書院里。他甚至認為毀書院、辦「學堂」，這種「革新家」的所為，難免有些「盲目」，他深表遺憾。胡適曾對比「學堂」與書院的教學方式，在「學堂」里，往往是教師「指手畫腳」地講授，學生「目瞪口呆」地聽講，這實在不是研究學問和造就人才的適當辦法，而書院制度呢？是注重自修而不是注重講授，提倡自動的研究而不是「被動的注射」，因而真有獨到的精神。

宋代書院多為私人集資建設，有學者前來主持，被稱為「山長」，在院內負指導責任。

院內廣藏書籍，便於學生自修，也便於引起學生自由研究的興趣。學者可自由講學，因而有利於不同學派的出現，有利於「講學之風」的盛行。可見胡適在儘力辦好現代大學的同時，不忘傳統辦學的歷史經驗。他要求把現代教育的科學性與傳統教育的某種主動性結合起來。此外，那始於隋唐，廢於清末的科舉制度，雖有內容陳舊、形式刻板、思想禁錮等種種弊端，但胡適認為一種文官考試製度，不但有一千多年的歷史，更重要的是其嚴格性和平等性，是其他民族和國家所少有的。在胡適看來，這是文化對世界的一大貢獻，並先後對印度、緬甸、英國、德國等國家發生過重要影響。

六、始終為建設現代新型大學而儘力一生，在北大工作的近20年裡，胡適放眼世界，總是以振興民族、發展本國的高等教育，培養高質量人才為己任。在他看來，現代新型大學是一個國家的文明中心，而學術正是一所大學的靈魂。建設一所現代新型大學，固然要籌集必備的資金，物色和引進優秀的人才，但最重要的，還在於把學術提到首要位置。他認為，一所真正的大學，不能只有淺薄的普及，而沒有深刻的創造，不能「但開風氣不為師」，而應「又開風氣又為師」。因此，他力求把北大辦成學術研究的重鎮。他賦予大學以民族的文化生命的價值，對北大尤其充滿生命意義的追求。

對於建設現代新型大學的目標，胡適的思想是一貫的，並且是前後呼應的。

早在美國留學期間的1913年初，他便寫有《非留學篇》，在留學問題上，對比歷史與現實進行反思，提出「反潮流」的獨特見解。民國初年，政府利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資助學生留學，在國內形成出國留學的潮流，許多青年學子，紛紛爭取。胡適本人也是在這股熱潮中去到美國留學的。但到美國之後，他回顧文明全盛的歷史時期，許多國家爭相朝拜，並爭遣弟子前來就學。如今這文明古國與西方列強卻成了相反的狀況，他不由得大聲驚呼：「留學者，吾國之大恥也。」這是由於唐宋以來，「吾國文化濡滯不進，」到近百年來，更是「國威日替，國疆日蹙，一挫再挫，幾於不可復振。」他認為這是古舊文明與現代文明的差別與對峙：「當我沉酣好夢之時，彼西方諸國，已探賾索隱，登峰造極，為世界造一新文化，開一新天地。此新文明勢力，方挾風鼓浪，蔽天而來，叩吾關而窺吳室，以吾數千年之舊文明當之，乃如敗葉之遇疾風，無往而不敗衄，「憂時之士「乃忍辱蒙恥，派遣學子，留學異邦，作百年樹人之計，以為異日急起直追之圖」。

他感慨系之，於是說，「已數千年之古國，東亞文明之領袖，曾幾何時，乃一變而北面受學，成弟子國，天下之恥，孰有過於此者乎！吾故曰留學者之大恥也。」 由此他對當時留學制度和留學的風氣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認為留學制度只是由於教育與科學落後而不得不採取的救急策略，並非久遠之計。它本身便有嚴重弊端：科舉製作為官僚制度工具的「陰魂不散」,許多人仍把留學作為獵取功名利祿的「敲門磚」；留學時間過長，消耗財力甚多，對於治學育人實際上事倍而功半；只是暫時的補救措施，不是立足於國內，不能作長遠的根本大計。至於留學生本身，胡適也看到若干缺點：求學成才上，有「苟且速成」的傾向；選擇專業上，有重理工而輕人文或「重實業而輕文科」的傾向，讀書志趣上有輕視祖國文化遺產的傾向，胡適常感嘆於留學生中不閱讀、不了解本國文化經典的狀況。在胡適看來，只有物質文明發達而精神文明落後的國家，仍然是「野蠻黑暗的不文明國家」，那種對待歷史文化的「數典忘祖」的現象是令人憂慮的。當然，胡適並不是完全反對留學制度，而只是立足於民族文化、學術的發展，要求改革這種制度，並且不視為長遠之計。

胡適之所以非難留學制度，就在於他殷切希望國內有一批現代新型大學的出現，因為大學是保存固有文明、輸入新型文明的場所。它負有再造中華文明的歷史使命與社會責任。如果國內沒有這種大學，則會產生一系列不良後果：留學生回國缺乏用武之地；人人都抱留學之志，則國內文明無法進步；大量學生的深造，需遠求於萬里之外，費時傷財；現代大學之建設，非一朝一夕之事，留學之風盛行，則勢難實現，等等。因此，他設想國內高等教育的規劃，在設置省立大學，鼓勵私立大學，舉辦專科學校之外，必須重點創辦一批現代研究型大學，作為「研究高深學問」之所。

在他最後任北大校長期間的1947年，寫出《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一文，是他長期從事高等教育實踐和研究的一份重要成果，集中反映了他的意圖和方向，明確提出了富於國際視野的現代新型大學的發展藍圖。

所謂「爭取學術獨立」，就是爭取學術不依附於外在勢力，爭取不依賴外國，有自己的大學可以充分擔負「世界現代學術的基本練習」，而受過基本訓練的人才，又可以在國內繼續深造，從事科學研究，而本國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國內有專門人才和研究機構尋求解決，並且可與世界各國的學人和研究機構分工合作，「共同擔負人類學術進展的責任」。他提出的「十年計劃」，就是希望在十年之後建立這種學術獨立的基礎。為此，胡適提出了兩項重要建議：第一，在十年之內，集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使它們成為「第一流的學術中心」、「國家學術獨立的根據地」。第二，大學生教育應該朝著研究院的方向發展。他說：「凡能訓練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與研究所做獨立的科學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學。」由此他提出大學體制改革的方向是：多多減除行政衙門的干涉，多多增加學術機關的自由與責任」。他特彆強調：「學術的發達，人才是第一要件。我們必須集中第一流的人才，替他們造成最適宜的工作條件。」他說：「有了這五個、十個最高學府做學術研究的大本營，十年之後，我相信必可以在現代學術上得著獨立的地位。」可見在胡適那裡，大學、學術、人才，是一而三、三而一的東西。

這個計劃，是《非留學篇》中某些思想的延續和發展，也正是蔡元培大學理念的弘揚和發展。這是一個富於遠見卓識的計劃，可惜中斷了幾十年。今日所謂「爭創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胡適在近70年前就提出來了。今日的物質條件不知比那時要優越多少倍，然而原來的北大精神和北大傳統呢？胡適與蔡元培一樣，是義無反顧地以學術研究為中心，始終倡導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在今日的大學體制下，卻障礙重重，積重難返。在當前大學領導層中，有如胡適這樣尊學術，重人才、富膽識者乎？何學界爭取教育與學術獨立之如此艱難？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