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朴槿惠事件來看韓國政治制度與文化

2016年10月爆發的「崔順實門」是韓國現代政治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它最終導致朴槿惠成為韓國第一位被彈劾下台的總統。朴槿惠被彈劾事件看似韓國民主政治取得了巨大勝利，但由此引發的准無政府狀態對國政運營產生了無法估量的負面影響。該事件的發生和發展折射出朴槿惠強烈的個人風格，暴露了韓國政治制度設計中存在的諸多弊端，反映了韓國傳統與現實政治文化中天下為公精神的缺失。

從2013年2月朴槿惠正式就任韓國總統后，其個人風格就日益反映在韓國政治生態上。在人事任命上，她採取與選賢任能背道而馳的任人唯忠原則。在接連遭遇父母被槍殺以及搬出青瓦台後的世態炎涼后，她對政界人士產生了極大的不信任，進而極度信賴身邊的親信。受此影響，在任命政府核心要員時，她最看重的就是被任命者是否忠誠於她，能力品行則排名其次，這就集中導致了青瓦台在用人方面的弊端頻發。頻繁的人事更替影響了國政運營的效率性和一貫性，使得韓國民眾對政治精英的信任消失殆盡。

在處理與國會的關係上，朴槿惠慣於採用垂直命令式態度，特別是在遇到困阻時，她選擇強攻硬幹而非必要妥協。在其父朴正熙執政的十八年間，韓國國會長期處於青瓦台和軍隊的強壓下，實則淪為總統權力的附屬機構。這種權威主義的統治方式深刻影響了朴槿惠。她總是力圖自上而下給國會下達指令，而非以應有的雙向溝通姿態來處理政府與國會的關係，這就使得雙方關係經常處於緊張狀態。

在執政理念上，朴槿惠自恃為大韓民國的家長並實施「類家庭」統治。在她看來，現代韓國是其父一手締造，因此她當選總統入主青瓦台，不過是回到原本屬於自己的位置。「崔順實門」爆發后，朴槿惠在發表對國民談話時仍然強辯父親的業績以及自己所做的一切，聲稱毫無利己之心，甚至包括有嚴重貪腐嫌疑的「創意經濟」項目等。韓國媒體對朴槿惠最常用的批評就是「公主病」和「時代錯亂」，本期待她能為韓國帶來「沒有獨裁的經濟增長」，沒想到卻是「沒有經濟增長的獨裁」。

長期以來，韓國現行政治制度一直受到學界爭論，認為其距離成熟的民主還有相當的差距。韓國現行政體是總統制，其政權機構設置是基於1987年民主憲法規定的「八七體制」。這一體制的核心是帶有議會內閣制色彩的總統制和作為國家政權架構基本原則的三權分立。相關制度設計在賦予總統極大權力的同時，卻不利於為增強總統的責任意識提供製度性動力。而且，這種制度背後的基本邏輯是民主政治中的多數決模式，這就加劇了韓國社會政治精英與普通大眾的對立。

其一，帶有議會內閣制色彩的總統制。這一體制雖實行總統制，但卻設有國務總理一職，其本意是希望總理對總統權力起到制衡作用。根據韓國現行選舉制度，總統由全體國民直接選舉產生，任期五年，不得連任。由於沒有連任壓力，且不存在像美國中期選舉那種制度化的信任投票，故除了變動的支持率等數字外，韓國總統沒有外在的制度性壓力來促使自身提高責任意識。與議會內閣制不同，韓國總理和各部長官並非由國會選舉產生，而是由總統直接任命，基本起不到牽製作用。非但如此，總理還經常在發生重大事故時引咎辭職，成為國會向總統問責前的防護。

此外，韓國總統制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即不設副總統。由於沒有副總統作為緩衝，韓國黨內競選往往引發內部對立和分裂。在2007年總統選舉中，新國家黨內部競選就直接導致了親李派和親朴派的對立。不僅如此，當存在一位以上的在野黨總統候選人時，為了實現政權交替，各黨往往聯手共同推舉一位候選人。但不設副總統往往會阻礙黨派間合作，無法產生強強聯手效應。這不僅導致各政黨間頻繁的勢力重組而阻礙黨派健康發展，同時也為現任總統在下一屆黨內競選時施加影響提供了政治空間，反而進一步強化了總統的地位和權威。

其二，非正常發展的三權分立。雖然現行憲法採用了三權分立原則，但由於歷史和現實原因，韓國三權分立的政治基礎並不穩固。就歷史來看，韓國於1948年在朝鮮半島南部單獨建國后，全球冷戰和南北對立的環境為其強化政府機構尤其是總統權力提供了正當理由和有利條件。尤其在經歷了三年朝鮮戰爭后，政權生存和國家安全就成為優先考慮的問題。1972年頒布的「維新憲法」不僅為朴正熙長期執政奠定了法律基礎，還賦予總統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特別是在與國會的關係上，總統不但有權力任命國會三分之一的議員，還有權力解散國會。

就現行「八七體制」而言，立法權雖由國會承擔，但總統、總理及長官卻享有提交法律草案的權力，這對國會的地位和權威是不利的。同時，總統可以通過對總理、長官等的人事任命權來對所屬政黨形成有效控制。當執政黨是國會多數黨時，總統就間接對國會形成了強大威懾。因為總統是韓國所有公職人員中唯一由全民選出的職位，按照選票邏輯，總統享有更為整全的合法性，無需向國會負責。此外，雖然司法權由監察院和憲法法院承擔，但監察院長和憲法法院長都由總統任命，進而導致制衡作用有限。

其三，贏者通吃的多數決模式。按照西方政治學界的主流觀點，現代民主政治基本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多數決民主政治，二是共識型民主政治。韓國總統選舉就是最直白的多數決模式，勝者全取。國會議員選舉則在小選區制的基礎上引入一定程度的比例代表制度，但各黨比例代表的議席數量與現實中各黨的得票比例有著較大差距。在民族南北分裂構成其生存環境的韓國，這種贏者通吃的多數決模式進一步激化了社會分裂，使得原本存在的左右對立、地域對立和代際對立更為嚴重，遠不利於實現社會整合。對此，韓國國內呼籲改革的聲音一直不斷，核心主張就是建議將多數決模式改為共識型。許多政治人物也多次提到修憲問題，但能否成功還要拭目以待。這與韓國長期以來形成的政治文化傳統密切相關。

歷史上朝鮮王朝時期的政治傳統與當今韓國的政治生態具有相似性和連貫性。朝鮮時期，兩班階層尤其是少數門閥世家壟斷了大部分政治資源；現代韓國，少數財閥（三星、現代等）掌控著國家經濟命脈，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韓國的政治走向。歷史上的政經勾結曾經是士禍和黨爭的源泉，而現代的政經膠著又被視為韓國社會諸多癥結的根源所在。朝鮮時期，「四色黨爭」充斥著彼時的政治場域；現代韓國，在政黨政治的正當名分下，政治精英們更是肆無忌憚地爭權奪勢，彼此合縱連橫，雖守護既得利益，但也帶有贏者通吃的不妥協性。諸多這些都是把公器當作權斗和謀私手段，實為天下為公精神的缺失。我們從現代韓國修憲史、韓國政黨頻繁更名以及政經勾結現象中可窺一般。

韓國現行憲法是1987年軍政府和民主化勢力相互妥協的產物。從1948年大韓民國建立到1987年實現政治民主化，在近40年的時間裡，韓國共經歷了9次修憲，每部憲法的平均壽命不到4.5年，有幾次甚至是重新制定。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如此頻繁被改甚至重新制定，多半是執政者為了擴大自己權力或使長期執政合法化而進行的政治舉措。

韓國政黨頻繁更名也已成為外界批判和關注的對象。2017年2月8日，韓國執政黨新國家黨宣布將黨名改為「自由韓國黨」。而在五年前，該黨曾把黨名從「大國家黨」改為「新國家黨」。此外，第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自2000年以來也曾先後使用過「新千年民主黨」、「開放的國民黨」、「大統合民主新黨」和「統合民主黨」等名。韓國政黨之所以頻繁更名，有的是因受到權錢交易等貪腐醜聞的打擊，為挽救形象和支持率而為之；有的是因為政治精英對同僚缺乏包容心，只顧私利而不願從大局出發進行必要妥協等。

政經勾結是韓國社會長期以來存在的弊病。20世紀六七十年代韓國經濟起飛階段，政府靠給大企業提供政策、外匯等多方位支持，使得這些企業發展成為壟斷經濟命脈的財閥集團。這種依賴財閥的經濟成長模式使得各財閥高度捲入政權，這就為政商謀取私利提供了巨大空間。韓國歷屆總統不得善終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自己或子女、親信等與財閥的權錢交易。朴槿惠事件再次表明，即使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政商勾結若得不到根本解決，則直接威脅政權存亡。此外，韓國還存在以地緣、血緣、學緣等為樞紐的派別主義，這些集團根本上都是為了一己之私利而缺乏天下為公之精神。

韓國實現民主化轉型已經30餘年，朴槿惠事件固然揭示了韓國民主政治的諸多癥結，但不能以此來全盤否定韓國民主建設的成就。它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韓國民主的自我糾錯，凸顯了知識分子和媒體的監督能力、民眾較高的政治熱情和素養以及韓國民主與法制的發展等。

朴槿惠被彈劾下台後，韓國民眾希望通過強化政治體制中直接民主的因素來消除腐敗等弊病。但直接民主極具消耗性，也不現實。既然是代議民主，被選出的代理人（政治精英）的品格就顯得至關重要。著眼長遠，韓國政治改革固然要從制度層面做好權力監督和糾錯設計，另一方面也要深刻反思功利主義至上的現代教育理念和模式，努力培養具有大公精神的政治人才。這也有利於中韓關係的健康與穩定發展。

作者信息：邢麗菊，2009年獲得韓國成均館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現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韓國研究中心副教授、韓國成均館大學客座教授、韓國《國際版儒教文化研究》中文編輯部主任。主要從事韓國哲學、韓國思想史、東方傳統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曾主持教育部、國家社科、上海市以及韓國政府或企業組織的各類課題項目研究。出版著作（包括專著、編著、譯著等）共計7部，其中韓文個人專著2部；國內外公開發表學術論文近30篇，並曾接受《社會科學報》、《東方早報》、《新京報》、《北京晨報》、人民網等新聞媒體採訪；葛小輝，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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