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讀經典 | 《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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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是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主要記載了自漢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漢書》是繼《史記》之後問世的又一部史學巨著，與《史記》齊名，並稱「《史》《漢》」，又與《史記》《後漢書》《三國志》並稱為「前四史」。在古代典籍中，《漢書》具有與經書同等的地位。

《漢書》之成，歷經數人，其中最主要的作者是班固（32-92）。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市東北）人，出身於世代顯貴之家，父班彪。班彪專心史學，認為《史記》記事止於太初年間，而之前眾人所作續篇「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遂採集前代遺事軼聞，作《後傳》數十篇，為《漢書》的編纂奠定了基礎。《後傳》原書已佚，其內容應多為《漢書》採納，只不過後人已經無法辨認出來，今《漢書》元帝紀、成帝紀、韋賢傳、翟方進傳、元後傳的「贊」是少數可以確認來自班彪《後傳》的史論文字。建武三十年（54），班彪去世，班固秉承父志，在《後傳》的基礎上編撰《漢書》。不久，有人上書漢明帝，告發說班固私改國史，詔令右扶風抓捕班固入獄。弟班超擔心他被刑訊，不能申明情由，冤死獄中，遂趕赴洛陽上書，申訴班固著述《漢書》的真實用意，此時，《漢書》已經完成的篇卷亦被官府自家中取走並上呈朝廷。漢明帝了解情況后，欣賞班固才學，召他到校書部，任職蘭台令史，后遷為郎，典校秘書。自任蘭台令史始，班固參與《東觀漢記》的編纂，先是與人合撰《世祖本紀》，后又撰寫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等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永平年間，明帝令班固繼續《漢書》的撰寫。建初四年（79），漢章帝於洛陽北宮白虎觀召集諸儒講論五經異同，由章帝親自裁斷，命班固將討論結果纂輯成《白虎通德論》（又稱《白虎通義》），該書使封建綱常倫理系統化、絕對化，儒學與讖緯之學進一步結合起來，對《漢書》的思想影響很深。漢和帝永元四年（92），外戚竇憲敗亡，班固受牽連入獄，死於洛陽獄中。其時，《漢書》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未完成。漢和帝令班固之妹班昭就東觀藏書閣續寫。班昭續成八表，《天文志》則由馬續完成。《漢書》經班彪、班固、班昭、馬續四人之手，前後歷時三四十年，足見著書之不易。

班固像

在現存的史籍中，《漢書》保存西漢歷史資料最為完備。《漢書》體例嚴整，敘事詳明。紀撮記大事，鉤玄提要；表譜列人物，補傳所不及；志述典章，明體制之變遷；傳詳人事，闡史實之原委。紀傳表志功能各異，互為補充。

《漢書》包括紀十二篇，以編年體記載西漢十二位帝王（含呂后）在位時期的大事，為全書之綱領，對西漢興衰的全過程作了基本勾勒。

表八篇，前六篇分別記錄西漢時期異姓、同姓、外戚、功臣等各類王侯的功績、封邑和世系。《百官公卿表》記載秦漢時期公卿將相等職官的設置變遷、職掌、級別，以及屬官的員額、職能等，並以表格形式，按照十四級三十五官格，詳細譜列西漢公卿將相等朝廷重要官員的任免遷轉，皆系以年月，是研究秦漢官制的重要資料。末篇《古今人表》則收錄漢以前的歷史人物，從傳說中的太昊帝到秦末吳廣，依其品行、事功等分為九個等次，以示褒貶評價。表的優點是補充了紀和傳受體裁所限而無法記錄的很多重要史實。

志十篇，專述古代至西漢的禮樂、刑法、天文、曆法、災異、經濟、地理、水利、典籍學術等。《漢書》志有六篇與《史記》八書有淵源，但與《史記》多有不同，內容更為豐富。至於《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四篇則為《漢書》首創。《刑法志》系統地記載了古代至西漢法律制度的沿革，又兼述了古今兵制。《五行志》專載五行災異，既是研究漢代天人感應思想的直接材料，裡面的水旱、雨雹、地震等自然災害和日月食等天文異常現象的記錄又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學史的重要參考資料。《地理志》記錄了西漢的郡國縣道等行政區劃、歷史沿革、戶口數字以及各地物產、風俗等，是歷史地理研究的必備資料。《藝文志》根據劉向、劉歆父子整理西漢宮廷藏書的成果《七略》，著錄西漢宮廷藏書，總結諸子百家學術派別和源流，確立了傳統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優良傳統。《漢書》的志規模宏大，內容豐富，每篇志都可以說是一部典章制度通史。欲了解上古至西漢的有關制度，《漢書》志是不能不讀的。

傳七十篇，包括人物傳和中原之外諸民族傳，分別記載西漢各領域重要人物的生平以及周邊民族的歷史等。一些歷史大事在帝紀中因體例所限，寥寥數語，傳則可以作詳細記載。《漢書》人物傳又有類傳，如《儒林》《循吏》《酷吏》《貨殖》《遊俠》《佞幸》《外戚》等傳；有數個生平遭遇、事迹等相似的歷史人物的合傳，如《陳勝項籍傳》《韓彭英盧吳傳》《衛青霍去病傳》等；有世代為高官的家族傳記，如《楚元王傳》《張湯傳》《杜周傳》《蕭望之傳》《馮奉世傳》等分別為張湯、杜周、蕭望之、馮奉世等人及其子孫的傳記；有思想文化方面重要歷史人物的單傳，如《賈誼傳》《董仲舒傳》《司馬相如傳》《揚雄傳》；另有一些參與重大歷史事件的次要人物不足以立專傳，也不足以與人合傳，其簡短的傳文以附傳的形式附於其他人物傳末，如《衛青霍去病傳》末的李息、公孫敖等傳。人物傳的編排皆以時代先後為序，類傳在專傳、合傳之後，次則諸民族傳，再次則外戚、元后、王莽傳，最末為《敘傳》。《敘傳》如《史記》之《太史公自序》。

《漢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文風謹嚴，對社會各階層人物的描寫於平實中見生動，堪稱後世傳記文學的典範，例如《霍光傳》《蘇武傳》《外戚傳》《朱買臣傳》等。《漢書》保存了不少樂府歌辭、書疏文賦，例如《禮樂志》收入《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司馬相如傳》收入《子虛賦》《大人賦》，《司馬遷傳》收入《報任少卿書》，《東方朔傳》收入《答客難》《非有先生之論》，《楊惲傳》收入《答孫會宗書》，《揚雄傳》收入《反離騷》《校獵賦》《長楊賦》等等，都是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品。

《漢書》原共計百篇，今本一百二十卷，緣於後人析分了其中的部分篇卷。

首先，《漢書》是斷代史，《史記》是通史，這是二者的一個突出差異。班固之所以採用斷代史的編纂方式，緣於他認為「漢紹堯運，以建帝業」，應該如唐虞三代，有典謨之篇揚名後世，冠德百王。他批評《史記》把漢朝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堅信「大漢當可獨立一史」，因此，班固摒棄眾人為《史記》作續篇之舊軌，開闢斷代為史之新途。他的這一創舉對後世影響極大，正如劉知幾所說「自爾訖今，無改斯道」。《漢書》之名亦仿自《尚書》，意在表明漢朝所創立之功業與唐虞三代齊等。為了貫徹「宣漢」思想，班固將《史記》中的《項羽本紀》降格為傳，將原本為一個獨立朝代的新莽朝的歷史，亦以《王莽傳》的形式附在西漢全部傳記的後面。一言以蔽之，班固編撰《漢書》的主旨是頌揚漢朝，這是讀《漢書》時應該注意的。

其次，紀傳體史書創始於司馬遷《史記》，《漢書》繼承了這一編纂體裁而略有調整，將《史記》之「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漢代勛臣世家一律編入傳。經過班固改動之後的紀傳體，成為後世正史之範式。

再次，《漢書》記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漢史事，與《史記》多有重疊。同一個人物的紀傳，因為司馬遷在史料採擇和文字敘述等方面已經做得很好了，沒有必要故意另起爐灶，所以《漢書》常常移用《史記》的文字，這反映了班固實事求是的史學編纂思想。後人或有譏班固剽竊史遷者，所論未免偏激，失之公正。更何況班固與司馬遷在史學思想以及材料取捨標準上不同，《漢書》移用《史記》時並非原封不動挪用，而是常有增刪改易。

第四，為了更完整地反映漢武帝中期之前的歷史，《漢書》在《史記》所立該時期的紀傳之外，還新增了一些紀傳，例如《惠帝紀》，吳芮、王陵、蒯通、伍被、賈山、李陵、蘇建、蘇武、張騫等人的傳。

漢武帝中期以後的西漢歷史，班固以《後傳》為基礎，博採典籍、檔案，斟酌去取，綴集成篇。

《漢書》一問世，即廣為流布，「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後人更是讚譽《漢書》「文贍而事詳」，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評論。

1.舊注本

《漢書》多用古字古訓，文字艱深難懂。歷代註釋者很多，較具代表性的注本有二，唐顏師古《漢書注》和清末王先謙《漢書補註》，是集大成之作。前者以中華書局點校本最為通行，後者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點校本最便於使用。

中華書局點校本《漢書》

2.今注今譯本

古人的註釋對今天的讀者而言同樣存在理解上的困難，因此，今注今譯是不錯的選擇。張烈主編《漢書註譯》（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7年）、吳榮曾主編《新譯漢書》（台北：三民書局2013年）都是註解準確明晰，譯文切合本義的註譯本。

3.選注本

《漢書》篇幅很大，很多人可能做不到通讀全書，可以選擇好的選注本。這方面的選本也有不少，推薦三種。一是冉昭德、陳直主編《漢書選》（該書是中華書局出版「史學名著選」叢書中的一種，1962年初版，之後多次重印）；二是顧廷龍、王煦華《漢書選》（中華書局1962年）；三是汪受寬《漢書選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4.白文簡體字本

有注文的本子，讀起來不連貫。有的讀者不喜歡正文中間有大量注文，追求閱讀連貫、方便，可以選擇白文本。中華書局、嶽麓書社等都出版過用簡體字排版的《漢書》，刪去了顏師古注和缺乏可讀性的八表的表格部分。

（「怎樣讀經典」由中華讀書報、杭州驫馬文化傳媒公司聯合推出。本文作者為國家圖書館研究院研究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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