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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盧溝橋現場 |「七七事變」爆發八十周年

自從「九一八」事變之後,在北平,「每一個春天總要重新發現一次戰爭的陰霾的」。可是 1937的春天,「一種稀有的平靜空氣」瀰漫於中日之間。3月,日本一個由實業家和銀行家組成的經濟使團來訪問,還得到蔣介石接待,他們後來也做了一個非常樂觀的報告。

不過,還是有人從這平靜得有些詭異的空氣中嗅到了令人不安的氣息。1937年 5月,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James Bertram)從華北出發去日本。臨行之前,那位後來曾擔任蔣介石政治顧問的著名的通歐文•拉鐵摩爾,有些憂心忡忡地對貝特蘭說:「這太像 1931年了,太平靜了,平靜得不能讓我們放心,我們怕又要見到一個『九一八』!」兩個月後,他的預言竟然成了現實。

20世紀30年代,在北京盧溝橋上玩耍的孩童

文 | 李菁

7月7日 22:00 餞行之宴

1937年春天,華北局勢忽而非常平靜

也許是因為前一天剛剛下了一場大雨,1937年 7月 7日這一天的北平,「已是不堪忍受的酷熱」。「寒暑表上的水銀柱從大清早就直線上升,即使夜間也不輕易下降。」時任日本駐華大使館駐北平陸軍助理武官的今井武夫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里還清清楚楚地記得這一天的情形。

晚上 10點多,時任第 29軍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的秦德純剛剛結束了一場特殊的會議。當天下午,他在市政府邀請胡適、梅貽琦、張懷九、傅斯年等二十多位北平文化界的負責人開會,一方面向其報告局勢之緊張,另一方面,也想聽一聽這些文化人對局勢的應對意見,「諸先生亦均開誠布公懇切指示」。

44歲的秦德純是山東人,早年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曾先後效力於皖系和直系、投靠馮玉祥,後來又追隨宋哲元。秦德純雖出身行伍,卻頗有文化修養和政治能力,因而一直被宋哲元所倚重。宋哲元成為駐守華北的實力派人物之後,蔣介石與宋哲元之間的交涉與聯絡,也多由秦德純負責。

1935年夏秋之交,秦德純被蔣介石召到廬山。聽完秦德純對華北態勢的報告后,蔣介石告訴秦德純,日本眼下的侵略目標在華北,「但統一未久,國防準備尚未完成,未便即時與日本全面作戰」,因此把維持華北的重責交給宋哲元。據秦德純回憶,蔣介石當時還表示,希望宋哲元「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國防」。「宋軍長在北方維持的時間越久,即對國家之貢獻愈大」,所以在不妨礙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大原則下,可以「妥密應付」,南京中央政府一定會給予支持。末了,蔣介石又囑咐秦德純,除了宋哲元之外,這番話不要向他人透露。

秦德純回北平后,與日方表面上的酬酢比以前增多,周旋各方,努力「維持華北」。雖然秦德純因後來在「七七」事變中表現出來的堅定的民族主義立場而備受讚揚,但是在那個時候,身邊許多人對他的行為表示不解和責難。苦於無法向他人說明真相的秦德純,後來在回憶里坦承,「精神痛苦確達極點」。

可是這些隱忍與周旋並未換來安寧,尤其是在 1936年日本增兵之後,中日軍人之間的衝突越來越多。每有衝突發生,日方必以「頭號人物」宋哲元為交涉對象,使得宋哲元煩亂不堪。1937年 2月,宋哲元以為父親修墓為由,回到山東樂陵老家。這樣一來,北平的一切事務都交給秦德純處理,他也更加小心地應對。

「1937年春天,華北局勢忽而非常平靜」,民國時期著名記者曹聚仁後來在他的《採訪本記》里這樣描述。聯繫到後來那場曠日持久而異常慘烈的戰爭,竟覺得「在回憶上,很難相信那些和平的日子是真的」。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國共關係有了實質性的轉變。1937年 2月,國民黨在南京召開了五屆三中全會,基本確定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政策。隨即國民黨代表顧祝同與張沖,在潘漢年陪同下到達西安,與周恩來舉行首次正式談判。不久,周恩來又與國民黨代表舉行杭州談判,之後又去廬山會晤蔣介石,展開國共合作談判。這樣的局面給了曹聚仁以樂觀之感,「新春給帶來了一個新生;它最後的嚴重內部危機,獲得和平解決,產生了全國團結的希望」。不過略顯奇怪的是,應該最不期望見到這種局面的日本,似乎沒什麼特別反應。

抗戰期間,一名守軍與一名童子軍的合影

自從「九一八」事變之後,在北平,「每一個春天總要重新發現一次戰爭的陰霾的」。可是 1937的春天,「一種稀有的平靜空氣」瀰漫於中日之間。3月,日本一個由實業家和銀行家組成的經濟使團來訪問,還得到蔣介石接待,他們後來也做了一個非常樂觀的報告。

拉鐵摩爾與蔣介石

秦德純與胡適等人的會面也有餞行之意。6月中旬,胡適、傅斯年等人接到邀請,讓他們 7月中旬趕到廬山,參加「廬山談話會」。邀請是蔣介石發出的。1937年 5月 27日,蔣介石、汪精衛等大批黨政軍要員上了廬山,商討抗日之事。為了廣泛聽取意見,國民黨決定,以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汪精衛和國民政府行政院長蔣介石名義,邀請各黨派、各民主團體、各界名人前來廬山。按照會議安排,第一期談話會以華北代表為主,所以胡適等人在先期邀請名單里。

日軍在丰台一帶頻頻演習,華北局勢將走向何處?所以秦德純決定在胡適等人動身之前宴請這些文化界名流們,也藉此探測一下南京中央的態度。當時參加宴請的還有北平法商學院教授陳豹隱、《益世報》社論筆兼南開大學政治系教授羅隆基等人。胡適後來回憶,他與羅隆基當時還因為一些看法不同而產生爭執。雖然天氣酷熱,但這些憂慮時局的學者們還是從下午一直討論到夜色深沉。從這場餞行宴回來不到兩個小時,盧溝橋事變就爆發了。平漢線不通車,胡適就由津浦路南下,到南京,最終輾轉到了廬山。

時光拉回到 1937年 7月的北平,也是一副「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背景迥異的各派人士,紛紛通過各種渠道打探消息。7月 6號這一天,今井武夫受邀出席前國務總理靳雲鵬秘書陳子庚的家宴。陳子庚的家在鼓樓附近,沒想到宴會剛開始,便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時任冀北保安總司令的石友三穿著中式長袍翩然而至。不邀自來的石友三顯然是沖著今井武夫來打探消息的。他見到今井武夫劈頭就問:「武官!日華兩軍今天下午 3點左右在盧溝橋發生衝突,目前正在交戰,武官知道這情況嗎?」今井武夫矢口否認,然後追問石友三消息來源,石友三不肯透露,只關心保存自己實力的他匆忙表態:「即使日華兩軍果真發生全面戰爭的話,駐在北平北郊黃寺鄙人的部下,對日軍是不懷戰意的,所以請你務必儘力不叫日軍攻打他們。」未久就告辭而去。這位被譏為「倒戈將軍」的石友三以善投機鑽營、反覆無常著稱,一生中三次背叛馮玉祥、二次背叛蔣介石,一直到 1940年公開投敵,最終被誘捕,活埋於黃河邊。

7月 7日 22:40 神秘槍聲

扼守盧溝橋已不是保衛北平

而是守住北平與中原之間的通道

當秦德純在面臨中海的一個亭軒上與胡適、傅斯年等人憂心忡忡地討論北平局勢的時候,一支日本軍隊正在北平郊區丰台一帶進行軍事演習,而正是他們的軍事活動引燃了持續八年之久的中日全面戰爭的引線。

「這天晚上,天空晴朗,沒有月光。星空下,可以隱約看到遠處宛平的城牆和附近不時移動的士兵的影子。這是一個寂靜的夜晚。」在 1937年 7月 7日的日記里寫下這段話的人叫清水節郎,他是駐丰台日軍第一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中隊長。

1936年 4月 17日,日本內閣決定向華北增兵,由原來的 1700餘人增至 5700餘人;不僅如此,裕仁天皇還親自任命原第 1師團師團長田代皖一郎中將出任新司令官。「這支部隊後來直接屬於天皇指揮,表明其地位非常高;天皇將其司令官升格為中將,也說明在日本人心目中華北地位很重要。」抗戰史專家、北大歷史系教授臧運祜評價說。擴張后的日軍,增加了炮兵、裝甲兵等兵種,由過去的守備型部隊轉變為戰略型部隊。

自向丰台增兵之後,日軍便時常在附近演習,時任宛平縣縣長王冷齋回憶,「由晝間演習漸至夜間演習,由虛彈射擊漸至實彈射擊」。中方已經數次提出抗議。後幾經交涉,日軍允諾如有實彈演習,則通知中方。

自此北平已處於日軍的三面包圍之中:東有日本扶植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和日本天津駐屯軍,北有關東軍駐紮在熱河的重兵進行策應,西北有日本控制下的李守信、王英等偽武裝,只有北平的西南面尚有第 29 軍駐防。這樣,宛平城便成了北平的唯一門戶,宛平一旦失守,平漢線被切斷,北平便成了一座孤城,日軍就能輕取北平,控制平津地區。當時,北寧鐵路沿線已為日軍所控制,而在平漢路上的盧溝橋就成了北平這一門戶上的插銷。如果盧溝橋為日軍所佔領,則北平就成了一座孤立無援的死城。扼守盧溝橋已不是保衛北平而是守住北平與中原之間的通道。深諳此義的日軍的演習也毫不掩飾地圍繞著盧溝橋展開。

1937年7月,北平丰台附近,從高粱地旁經過的日軍河邊部隊士兵

1937年 7月 7日,日本軍人又出現在盧溝橋以北地區。演習前,中隊長清水節郎大尉說明這次演習的主要內容是:「從龍王廟附近到東面的大瓦窯,向敵人的主陣地前進,利用夜幕接近敵人,然後黎明時進行突擊。」晚上 7時 30分,清水節郎下令部隊開始夜間演習。部分軍官和假想敵旋即到東面活動。天完全黑下來以後,清水率 600名官兵向假想敵所在的東方移動起來。

22時 40分,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的一陣槍響令清水節郎緊張起來,他馬上下令集合,清點人數。這時他發現少了一名士兵,有人稱看見這名士兵進到宛平縣城裡。清水節郎感到失蹤一名士兵是件大事,便立即向大隊長一木清直報告,一木清直沒有耽擱,又直接報告給了聯隊長牟田口廉也。之後,一木清直親率一個中隊士兵急赴現場,與方面進行交涉。

7月 7日 23:40 深夜來電

「失蹤」的士兵

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驟然劃破了夜的沉寂,剛與胡適、傅斯年等人告別回來的秦德純尚未來得及好好休息,便被電話驚起。此時是7月 7日深夜 11點40分。

電話是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主任魏宗瀚和負責對日交涉的專員林耕宇打來的。他們告訴秦德純,日方在今天晚上的軍事演習中發現丟了一名士兵,有人稱見他進了宛平城,日方要進城搜查。秦德純回答,盧溝橋是領土,日本軍隊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該地演習,已違背國際公法,不得進城檢查。不過為了避免激化矛盾,秦德純還是緩和了一下,提議等天亮后,讓本地的軍警代為尋找。如果發現了這名日本士兵,即行送還。

放下這個電話之後,秦德純又立即打電話找宛平縣縣長王冷齋交代此事。45歲的王冷齋與秦德純是保定陸軍學校同學,曾做過記者的他 1935年受邀到北平做事。因為王冷齋還身兼北平新聞檢查所所長,每天晚上要到北平市裡的新聞檢查所辦公,所以平時並不住宛平縣裡。接到秦德純的電話后,王冷齋立即離開南長街的家,奉命來到日本特務機關部松井太久郎那裡,交涉此事。在此之前,他命令宛平城裡駐軍營長金振中查詢此事,王冷齋又讓警察各處搜索,也沒有發現所謂失蹤士兵。

見到松井之後,王冷齋首先告知對方中方調查結果:槍聲方向是在宛平城東門外,中方在這裡並無駐軍,可知絕不是中方所發,城內守兵也查明並無開槍之事,每個守兵所帶子彈也一枚不少。可是松井仍然強調說,確有一名士兵失蹤,城外搜索無著,必須進城搜索。這一無理要求當然遭到王冷齋拒絕。眼看爭執不下,後來雙方議,「決定第一步先由中日兩方面派員同往宛平城調查,等調查情況明了后再商談處理辦法」。中日雙方各出三人,分乘兩輛車,在夜色茫茫中向宛平城方向駛去。這時,王冷齋得到報告說:駐丰台日軍一大隊約五百多人並炮六門,由大隊長一木清直率領向盧溝橋出發,事態頗為嚴重。

後來的事實證明,那位「失蹤」的士兵叫志村菊次郎,其實很快就已經回到隊伍。日本聯合通訊社駐上海分社的負責人松本重治的回憶錄《上海時代》中「盧溝橋畔的槍聲」一節記述,「實際上,約 3小時(註:另一說 20分鐘)之後,下落不明的士兵歸了隊,並非被方面綁架去了。這個新兵擔任傳令兵,在離隊解手返回時,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誤了歸隊時間」。

而一直在宛平直接處理此事的是第八大隊大隊長一木清直,他在 1938年 6月 30日接受東京《朝日新聞》採訪中明確承認:「當時接到報告士兵(志村)已經回來了,沒有異狀。但是,我的想法是聯隊長(牟田口)讓我就此事(和方面)進行交涉,如果就這樣算了,方面會怎樣宣傳就不知道了。此前的『丰台事件』就是例子,也許會讓他們產生——只要敢真槍實彈地對付日本軍隊,就可以讓演習的日本軍隊逃跑這樣的概念吧。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對日本來說是一件很遺憾、丟臉的事情。所以,我方決定佔領一文字山(盧溝橋和北平之間的中方陣地),然後再進行交涉……」

戰後有人問當天帶隊的中隊長清水節郎,為什麼不馬上報告志村歸隊之事。清水支支吾吾地說:「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故,是我的失策,現在記不清楚了。」並說:「接到不法行為(指槍聲)的報告,感到很緊急,所以不等充分搜索的結果就下令了。 」那位「失蹤」的傳令兵志村菊次郎很快就被退出現役,遣送回國。不過他並沒有逃出戰爭的魔爪。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他再次應召入伍,1944年 10月,在緬甸戰場被新編第 1軍孫立人部打死。

也許意識到「失蹤士兵」的理由站不住腳,戰後很多當事日軍後來的回憶,又將矛頭轉移到他處。今井武夫稱,就在王冷齋與日方前往宛平縣城進行實地調查時,「到達之前又得知軍隊從長辛店向龍王廟增援了部隊,並再次向日軍射擊」。而據王冷齋回憶,「當車到達離(宛平)城約兩里的地方,見公路右側及鐵路涵洞一帶都被日軍佔據,槍炮擺列」,日方顯然開始做戰鬥準備。這時,同車的日本特務機關輔佐官寺平突然請王冷齋下車,稱來不及調查,讓他「速令城內駐軍向西門撤出,日軍進至東門城內約數十米地帶,再商量解決辦法,以免衝突」。王冷齋拒絕此議,堅持先進行調查。一行人遂進了宛平縣城。

1937年 8月,盧溝橋事變發生后,日軍集中北平的日僑準備開戰

7月 8日凌晨 3:30 宛平危急

這場戰爭就像一塊被推上懸崖的巨石,

什麼時候落下來都是必然的事

凌晨 3點 30分,北平市內焦急等待消息的秦德純又接到電話,電話是團長吉星文打來的,他告訴秦德純:「約有日軍步兵一營,附山炮四門及機關槍一連,正由丰台向盧溝橋前進。我方已將城防布置妥當。」大約十分鐘之前,一直密切關注對方動態的士兵突然發現,日軍散開成為散兵線,以宛平縣城為目標,向西急進,於是急忙將情況報告給秦德純。

秦德純當即向守衛盧溝橋的 219團團長吉星文指示:「保衛領土是軍人天職,對外戰爭是我軍人的榮譽,務即曉諭全團官兵,犧牲奮鬥,堅守陣地,即以宛平城與盧溝橋為吾軍墳墓,一尺一寸國土,不可輕易讓人。」

吉星文當即回答:「請長官放心,吾團全體官兵已經做好一切戰鬥準備,誓與宛平城共存亡,盧溝橋不是吾人墳墓就是敵人墳墓。」吉星文信守一名軍人的承諾,後來在守衛盧溝橋戰役中,率敢死隊出擊果然表現英勇。

王冷齋與日方經過一番交鋒而一起進入宛平縣城。他們正在商議調查辦法時,忽聽城外槍聲大作。守軍予以還擊。

「(日軍)至距離約百米時,竟發炮鳴槍,衝鋒前進,於是事件之衝突,遂即開始。」這是天津《益世報》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后第一時間所寫報道里描述的細節。當日兵向城內開槍時,中方軍人起初還以為仍是演習,「及見其愈迫愈近,有意挑釁,始知系搶奪縣城,當即起而應付,為正當防衛計,予以還擊」。見遭到抵抗,日軍用小鋼炮和小過山炮轟擊,以掩護步兵前進。

1937年 7月,宛平縣長王冷齋(中)舉行記者會,說明日軍攻擊盧溝橋的情形

發生在 1937年的「七七」事變距今已幾十年了,這期間無論從宏觀局勢還是微觀戰史,中日兩國歷史學家,都進行了無數詳盡研究。對於盧溝橋事變核心事件之一的「士兵失蹤」,目前中日歷史學家都毫無爭議;可是對另一個核心事件「第一槍」的看法卻爭議不斷。

事件直接當事人清水節郎曾在其筆記中作了如下記述:晚上10時半左右,傳令休息,「我站起來看了一下集合情況,驟然間假想敵(日軍)的輕機關槍開始射擊起來。我以為是那邊的部隊不知道演習已經中止,看到傳令兵而射擊起來了。這時,突然從後方射來幾發步槍子彈,憑直覺知道的確是實彈。可是,我方的假想敵,好像對此還沒有注意到,仍然進行著空彈射擊。於是,我命令身旁的號兵,趕緊吹集合號。這時,從右後方靠近鐵路橋的河堤方向,又射來十幾發子彈。回顧前後,看到盧溝橋的城牆上和河堤上有手電筒似的東西一明一滅(似乎打什麼信號)。中隊長正分別指揮逐次集合起來的小隊作好應戰準備的時候,聽到了一名士兵行蹤不明的報告,就一面開始搜索,一面向丰台的大隊長報告這種情況,等待指示」。今井武夫回憶錄里,也引用了清水節郎這個說法,大意是說,日方在演習過程中錯誤地弄響了對假想敵人(守軍)射擊的輕機槍空彈,引來了龍王廟那邊打來的十幾發實彈。

第一槍究竟是誰放的?一些日本人認為有可能是 29軍里反日情緒激烈的下級軍官放的;也有人認為是日軍陣營里的好戰分子挑起的,甚至連首相近衛文麿也有這種懷疑。北平警備司令部軍法處和保定綏靖公署軍事法庭 1946年 6月審判戰犯茂川秀和的問答筆錄上記載,當被問及「第一槍是誰先放的」時,茂川答:「是日本放的。」

臧運祜教授說,關於「七七」事變這部分歷史研究,最大的問題在於「第一手的檔案及文書全被毀掉了」。臧運祜說,日本駐屯軍這支部隊,從 1901年進入,一直到 1938年全面戰爭爆發后被正式改編為華北方面軍,在時間最長,有將近 40年的歷史,「但是有關這支部隊的材料——比如當時他們是怎麼向東京軍部彙報的、軍部又怎麼指示的——完全都找不到,反倒是關東軍還保留了很多資料」。從某種意義上講,「第一槍」的問題也並不是那麼重要。有人形容,這場戰爭就像一塊被推上懸崖的巨石,什麼時候落下來都是必然的事。

7月8日 凌晨 4:23 點燃戰火

華北戰火的燃起,只是時間問題

凌晨 1點左右,得知衝突消息之後非常震驚的今井武夫,急忙跑到隔壁的聯隊本部。他看到,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以及主要軍官們,個個身穿整齊軍裝,圍在辦公室中央的一張長方形桌子旁。這些面色陰沉的軍官們,都仔細聽著從盧溝橋附近部隊陸續送來的一個個情報。

因為時任駐屯軍步兵旅團長的河邊正三少將不在北平,聯隊長牟田口廉也便成了當天日方最高指揮官。

過了一會兒,大隊長一木清直從前線打來電話,並特地要求聯隊長牟田口親自接電話。一木在電話里稱,軍隊再次開槍射擊,向牟田口詢問怎麼處理。今井武夫看到牟田口斬釘截鐵地說:「被敵攻擊,當然還擊!」然後「他避開話筒,獨自嘀咕著:『受敵攻擊,不知所措,還等指示,天下哪有這樣的軍人?』」

站在牟田口身邊的今井武夫事後回憶,目睹這一幕,他已預感到這個命令將會導致的嚴重後果。電話那一頭的一木似乎也感到事態的嚴重性,他又不放心地追問了一句:「是可以開槍嗎?」接著又慎重地說:「既是這樣,事關重大,請對一下時間吧!」

「凌晨 4時 23分。」這個時間就這樣定格在歷史上。

今井武夫在回憶錄里寫道:「事後一木和我談及他當時的心情時說:『得到聯隊長的射擊命令時,我大吃一驚。 』」這位發動對宛平攻擊的直接指揮官,1942年在瓜達爾卡納爾和美軍戰鬥失敗而自殺。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的第二天,在宛平城門口警戒的守軍和入城的民眾

其實時隔幾十載再重新回顧這段歷史,我們不難發現:華北戰火的燃起,只是時間問題。

「九一八」事變發生的第二天,1931年 9月 19日凌晨 6點左右,關東軍便迅速佔領奉天。1932年 2月,東北重鎮哈爾濱陷落。短短四個月內,東三省百萬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落入他人手裡。

日本的下一步目標是什麼?佔領了廣袤而肥沃的東三省,是否已經讓這個野心勃勃的島國貪婪的慾望得到滿足?這不僅僅是當時的人、也是關心遠東局勢的國際觀察者們的疑問。

「日本對滿洲完成軍事與經濟征服后,遠東的諸多樂觀人士相信,此後至少可保半個世紀以上的和平。他們認為,日本要『消化並開發』吞下的廣袤疆域,至少需耗時 50年。因為日本新到手的土地面積達 50萬平方英里,可以支撐 7000萬人口,而當時的總人口只有 3200萬。於是這些樂觀者便對自己說,這一來,日本人進攻與擴張的貪慾,便可大大消停了。」《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哈雷特•阿班 (Hallett Abend)早在 1926年就來到,他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這樣描述當時一些人的心態。

後來的歷史證明,這種想法大大低估了那些慾壑難填的戰爭狂人們。東三省根本滿足不了他們的胃口。

1933年 5月,《塘沽協定》簽訂后,日本暫時停止了對大規模軍事進攻,獲得了暫時的「和平」局面。可是這一局面並未持續多久,1935年《何梅協定》的簽訂,使華北又陷入更深一重的危機。日本方面開始著力於「華北五省自治」,力圖使華北也像「滿洲國」一樣「特殊化」。

1935年 11月 1日,是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召開的日子。上午9點 35分,開幕式剛一結束,一個身著西裝的青年人突然跨出人群,高呼「打倒賣國賊」,向站在第一排的汪精衛連開三槍,汪精衛應聲倒下。行刺者叫孫鳳鳴,曾在 19路軍里任排長,後來做了南京晨光通訊社記者。在審訊中孫鳳鳴態度激昂地說:「請你們看看地圖,整個東北和華北那半個還是我們的嗎?!再不打,要亡國,做亡國奴了!」

那時候蔣介石面臨的國內輿論壓力可見一斑。可是他手裡也沒有什麼可以和日本相抗衡的砝碼,也只能看著華北在日本的挾持下,離中央政府漸行漸遠。

1935年 11月 25日,在北平東面相距不過數公里遠的通州,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為政務長官。這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公然掛起了象徵舊軍閥的五色旗。實行了比國民政府關稅少四分之一的特殊關稅,推行所謂「日滿友好」。12月以宋哲元為領導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在北平成立。南京中央政府隨即解散北平軍分會,北平實際上自此處於半自治狀態。而聲勢浩大的「一二•九」運動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爆發的。半自治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既同國民黨政府有聯繫,又同日本有聯繫,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怪胎」,給日軍進一步侵入華北以可趁之機。

華北與中央政府分離的局面已經造成,1936年日本陸軍本部不失時機地推出《處理華北綱要》,明確提出通過對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支持,逐步完成華北五省的「自治」。駐屯軍的升格、擴兵,也正是在此背景下發生的。

1937年 7月 28日,北平南苑,日軍德川部隊軍官在查看空襲報告

盧溝橋事變發生時,握有最大部隊指揮權的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將,正趕往山海關附近,督導駐屯軍與關東軍的協同演習。從這一點上來看,盧溝橋事變本身缺乏「精心策劃」的依據。所以一些日本歷史學家一直強調「偶然性」,聲稱是一個誤會接著一個誤會,導致全面戰爭的爆發。對此,臧運祜也毫不猶豫地反駁。「槍響也許是個偶發事件,但不應是日軍發動大規模侵略的借口。日本對華北政策早在 1936年就確定了,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從這個背景看,即便沒有『七七』,也會在別的日子發生;即便不在盧溝橋,也會是別的地點。」

牟田口廉也在「七七」事變之後獲天皇裕仁親授金鷹三級勛章,晉陞為少將。1943年以「赫赫戰功」升任駐緬甸的第 15軍司令官。而在 1944年對盟軍的英帕爾戰役中,牟田口廉也帶領部隊遭遇慘敗。被解除軍職的牟田口羞怒自殺卻未死。日本投降后在新加坡受審,1948年3月被釋放回國。牟田口迷戀所謂的「成吉思汗」式戰術,後來在東京開了一家料理店,並起名為「成吉思汗飯館」。

對於盧溝橋事變,牟田口廉也時常對人說:「大東亞戰爭,要說起來的話,是我的責任,因為在盧溝橋射擊第一顆子彈引起戰爭的就是我,所以我認為我對此必須承擔責任。」他在筆記中也寫道:「我挑起了盧溝橋事件,後來事件進一步擴大,導致盧溝橋事變,終於發展成這次大東亞戰爭。」牟田口正式下令向軍隊打了第一槍,這的確是事實,不過挑起戰爭卻非他一人之力。他只是日本戰爭機器上的一枚棋子,恰巧被利用了。

7月 8日 7:50 「此其時乎?」

國民政府在1935年與日本划的線,

就是底線,華北不能再退

凌晨 3點 20分開始的槍聲,一直持續至 7點 50分左右才停下來。之前秦德純曾叮囑吉星文團長:日軍未射擊前,我方不先射擊,待他們射擊而接近我最有效射程距離內,以「快放」「齊放」猛烈射擊。所以交戰之初,日軍傷亡頗重。

這天上午,還在牯嶺召開會議的軍政最高統帥蔣介石,接到北平事變經過的報告。蔣介石聞訊,大驚,繼而對日軍製造這一事變的真實意圖,以及將如何採取應對策略,做了反覆思考與細緻推敲,其焦慮、矛盾、痛苦、猶豫之神情,從蔣氏本人當天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一、倭寇已在盧溝橋挑釁,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二、與宋哲元為難乎?使華北獨立乎?三、決心應戰,此其時乎?」

專門研究蔣介石的著名民國史專家楊天石說,身為浙江人的蔣介石對越王勾踐卧薪嘗膽的故事非常熟悉,而在處理對日關係上,他時時以這一故事自勵。「九一八」事變發生后的第二天,他就在日記中寫道:「卧薪嘗膽,生聚教訓,勾踐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時也。」而且自「九一八」事變之後,蔣介石在日記里就一直稱日本侵略者為「倭寇」,並在每天的日記開首一行都寫著醒目的「雪恥」二字,以示不忘國恥。

雖然「雪恥」心切,但對蔣介石來說,他也清楚地意識到,遠不是與日本做對手的時候,所以只能忍。在國民黨勢力被逐出華北的《塘沽協定》簽訂后,蔣介石曾在日記里寫下這樣一段話:「我屈則國伸,我伸則國屈。忍辱負重,自強不息,但求於有益,於心無愧而已。」

對待「忍」要承受的屈辱之感,蔣介石不是沒有體會。但是這一選擇背後,是對彼時中日兩國實力巨大懸殊的無奈。所以他也想盡量將這場戰爭向後推遲。這種心態不僅僅是蔣介石有,一些知識界人士中間也瀰漫著一股悲觀情緒。「當時胡適還寫信給蔣介石,認為割讓滿洲可以換 30年和平」。

「『九一八』事變以後,蔣介石對日本一忍再忍,先是東三省被占,後來再加上熱河省,然後連冀東 22縣也被劃出去了。可是蔣介石的忍,也是有底線的。他認為國民政府在 1935年與日本划的線,就是底線。華北不能再退,日本不能再打過長城來。這個我們是不能讓步的,這就是所謂『最後關頭』。如果平津可以丟,那麼將來什麼地方都可以丟。長城就是我們最後一個國界。」抗戰史專家臧運祜說。

盧溝橋事變后,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講話,號召全國軍民抗日

其實對此時的蔣介石來說,「內」「外」之間,孰輕孰重,他內心深處顯然已有了明確答案。6月 28日,他在廬山接待了《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哈雷特•阿班。聽罷阿班講完他在東北的見聞之後,蔣介石並沒有馬上向這位美國記者透露什麼計劃。「但從他的樣子看,這一次,他已下定決心,不會屈服於日本的壓力,而將戰鬥到底。」蔣介石告訴阿班,自己意識到,如果任由日本佔領華北而不做抵抗,他將失去的民心,也會失去手下大多數將領的支持。

1933年,蔣介石在江西南昌開辦了一個軍官訓練團,1935年移駐廬山,成為著名的廬山暑期訓練團,每位畢業學員都會得到蔣介石贈送的一把刻有「中正」二字的短劍。蔣介石親任團長,而具體事務則由他信賴的陳誠負責。訓練內容最初幾年還以「反共」「剿共」為主。1937年 6月 26日,新一期廬山暑期訓練團如期開班。此時,國內政治環境和當年大不相同,兩廣、西南歸順,南京中央對全國的控制力進一步加強,國共關係出現明顯轉機。所以這一次的訓練內容,已不再有針對中共的內容,以「抵禦外侮」為目標的訓練內容明顯增多。參加這一期訓練的郭汝瑰後來留在了大陸,他後來也公允地說「這次訓練中,沒有再講『剿共』戰術,而主要是宣傳抗日了」。而具體主事的陳誠在 7月 6號這一天,給訓練團學員談話中更是明確地說:「現在我們到此來訓練,也就是建國救國的訓練,我們要建國救國,將來非同日本一戰不可,換句話說,就是抗日訓練。」「七七」事變第二天,陳誠更是激勵這些青年軍官們說:「我輩軍人,只有馬革裹屍,為國犧牲,來保衛祖國!」

那時候蔣介石的態度,正如後來在著名的廬山談話里說的那樣,「不求戰必應戰」。當牟田口在 7月 8日凌晨下令開槍時,日本軍國主義已像匹野馬,向著戰爭深淵疾馳。而最高領導人蔣介石,也做出了他最重要的決定。「此其時乎?」此其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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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訊 | 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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