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金融風控之初心：實體，還是實體！

本報記者 崔呂萍

2017-09-19期07版

金融創新是大勢所趨，但也不能偏離實體經濟的需要，必須認識到金融業的外部性、公共性非其他行業可比，因此凡是搞金融都要持牌經營，都要立足於服務實體經濟。

宏觀上看，金融系統的良性發展對實體經濟發展、社會資源配置、系統風險的防範起到了重要作用。微觀來看，身處經濟風雲變幻、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大到企業在全球範圍的投資、融資、資產配置，小到個人投資理財和金融需求，都離不開金融系統的支持。正因為如此，金融產品日益豐富，交易結構和監管日益複雜，對於監管者和從業者來說，都提出了新的挑戰。

當前，金融機構防控系統性風險工作進入到了最為關鍵的時刻，一個關鍵密鑰是服務實體經濟。那麼，如何處理好經濟發展與金融穩定之間的關係？如何利用政策工具解決金融服務供給失衡問題？如何讓金融在助力企業海外投資中更為理性？圍繞這些話題，聽聽業界「大咖」怎麼說。

■穩住「蹺蹺板」，做好加減法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當前，經濟發展有兩個主要目標，一是穩住經濟增長，二是通過去槓桿以防止出現系統性風險。兩個目標需要同時實現，但彼此之間卻存在矛盾———去槓桿、防止系統性風險積累時，往往就會出現增長率下滑；反過來，要促進經濟增長率穩定，保持中高速增長，又會出現槓桿率上升和風險積累。這種現象，被業界稱作「蹺蹺板效應」。

而既要穩住「蹺蹺板」，又要督促金融回歸服務實體的初心，該怎麼辦？

在近日舉行的「2017金融街論壇」上，人民銀行行長助理劉國強給出的建議是，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既要善於做加法，更要勇於做減法。

從做加法看，這幾年探索了一些好的辦法，比如推進重大項目建設，加大財政、金融政策的配合，推動政府和社會合作的模式搞建設。比如積極探索普惠金融，創造大量金融工具，在間接融資方面，完善擔保體系，創新抵押物，推動信用體系建設，包括兩權抵押、專利權抵押、供應鏈融資、扶貧再貸款等，總共有幾十種工具。在直接融資方面，開發了綠色債券、雙創票據、扶貧票據、社會效應債券、資產證券化產品等，也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加法措施在目前都是很有針對性的，在未來也必須堅持優化。

在做減法方面，這幾年有很多好的做法，尤其是今年以來，槓桿率降下來了，脫實向虛的問題也得到了一定的抑制。不過，劉國強也表示，下一階段，減法還要繼續做，而且在一些方面要加大力度去做，有三個方面的減法還必須要做好：「第一，要把槓桿率減下來，這是服務實體經濟的關鍵舉措，因為在高槓桿情況下，資產價格必然膨脹，這就導致了一方面會把資產從實體經濟中吸引過去，另一方面，也會提高實體經濟經營成本，有些很好的企業就是因為一些地方房價大幅度上漲，也撐不住，被迫遷走了。吸引資金和推高成本這兩方面相互作用，經濟就會脫實向虛，因此要堅持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使槓桿率有序降下來，這是服務實體經濟最重要的環節。」

第二，要把金融亂象減下來，非法集資、亂加槓桿、亂做表外業務、違法違規套利等情況，不但直接增加了金融風險，而且都是金融脫實向虛的途徑，把這些減掉，自然就會有相當多的資金回歸到實體經濟當中來，「金融創新是大勢所趨，但也不能偏離實體經濟的需要，必須認識到金融業的外部性、公共性非其他行業可比，因此凡是搞金融都要持牌經營，都要納入監管，都要立足於服務實體經濟。」劉國強表示。

第三，要把不符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這方面的資金減下來。劉國強表示，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並非「來者不拒」，不能成為幫助落後產能脫困的借口，更不能成為給「殭屍企業」打點滴的手段。金融服務的對象必須是符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因此對「殭屍企業」、對隱性的地方政府債務、對房地產炒作的資金支持必須減下來，這樣才能為符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的實體經濟騰出資源，才能培育出新的結構、新的動力。

「金融業本質上還是服務業，為實體經濟服務，為實體經濟提供優質的金融產品，應該是金融業的天職，也是宗旨，因此銀行業金融機構要摒棄一味求大圖快的粗放式發展模式。」談及此話題，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這樣表示。不過，在他看來，當前，確實有一些銀行業金融機構，依舊有著規模情結、速度情結和名次攀比情結，過於追求短期回報，忽視長期的穩健發展，專業化服務和精細化管理的意識和能力還有待加強，這些都是深層次的問題，要解決問題，就必須要下大力氣來推進銀行自身的體制機制改革。

回歸實體，也是金融機構改革的重要檢驗方法之一。

對此，王兆星特別談到了銀行業的作為。「既要有效識別、穩妥有序退出『殭屍企業』，避免信貸資源流入低效黑洞，也要對暫時有困難的企業開展市場化、法制化原則下的債轉股，來助力實體經濟去槓桿。」據王兆星介紹，從銀監會掌握的情況看，目前，多家銀行已經與鋼鐵、煤炭、有色金屬、化工建築、建材等領域中的重要企業簽署了債轉股的協議。

■控制「失衡」，叫停自我循環

防控金融風險，先要看清風險的來時路。

對於這個話題，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副局長陶玲提到了圈內最近對風險的兩大概括，即黑天鵝與灰犀牛。但這些在她看來還僅僅是風險的表徵，背後的關鍵邏輯是經濟與金融發展之間的失衡。

「首先是經濟結構的失衡，供需失衡導致結構性產能過剩，勞動力成本上升，經營成本增加，企業的經營效益下滑，通過資產負債表的渠道傳遞到金融系統，使我們的銀行不良貸款上升，使債券市場發生違約信用風險。同時，直接融資不足，影子銀行快速增長，風險集中在銀行體系。這是一種失衡。而另一種失衡還表現在金融和經濟之間的循環不暢，大量的金融活動表現為套利或自我循環。」陶玲這樣說。

作為監管者代表，陶玲認為，經濟與金融之間更深層次的失衡還有兩個出處，「一是在經濟金融周期的變化中，逆周期宏觀調控的阻力比較大。」概括陶玲的邏輯，即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式的銀根調節做法不僅會在經濟上行時積累泡沫，更會在經濟調整期將金融風險承受力推到臨界點，關鍵的問題在於缺少逆周期調控的時間窗口。

第二個深層次的失衡來自監管體制，「在分業監管的架構下，監管體系協調不暢。監管存在空白地帶，監管沒有覆蓋的地帶，出現了很多以創新之名的金融活動，積累了金融風險，加之規則的不協調，中央與地方在金融管理的職責劃分上也存在問題。」陶玲稱。

要防止金融脫實向虛、自我循環，陶玲認為，關鍵一點是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以此來杜絕經過人為的干預產生新的風險。同時，要通過宏觀審慎管理的增加，使幣值穩定和金融穩定更有機地結合起來，以避免單體的行為變成系統性問題。「另外，我們要補上監管規則的短板，從機構監管向功能監管加行為監管轉變；也要補上監管技術的短板，對於日新月異的金融創新活動要有新的技術去穿透它，識別它活動的真實金融屬性是什麼，由此把它納入到我們的監管架構中來，給予一定的監管安排，同時也給創新留出空間。」陶玲稱。

■消除「衝動」，防止風險回傳

作為多年從事投資銀行業務的私募股權投資從業者，黑石集團大中華區主席張利平見證了許多企業出海併購的歷程，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對這段歷程中的很多案例感觸頗深。

資料顯示，黑石集團是全球最大的私募投資管理公司，管理的資產達3700億美金，業務橫跨企業收購、房地產投資以及不良債務等債權、股權投資。

在張利平看來，過去幾年，企業活躍於全球併購市場，2016年更是企業海外投資日益高漲的一年，這一年，企業共實施對外併購項目742項，實際交易金額1072億美金。正因為在此背景下，包括貸款融資等在內的中資銀行跨境金融業務迅猛發展，中資銀行在提供跨境併購融資上鋒芒畢露，開始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但據張利平觀察，儘管在全球投資能力方面頗具優勢，但同時期的外資銀行在利潤豐富的投資領域反而顯得更為謹慎。

「這不僅反映出監管合規環境的差異，也反映出風險偏好的轉變。」在張利平看來，由於企業海外併購主要資金來源於自己銀行的貸款，尤其是中資銀行的貸款，導致相關風險在銀行系統較為集中，考慮到金融體系的形式創新不足，風險資產表以非銀行金融部門擴張導致風險外溢，可能對的金融體系注入新的風險，甚至衝擊的外匯管理制度。

針對這些風險，張利平表示，從根本的戰略上來說，企業應找到長期的、前瞻性的海外併購戰略和驅動因素，不應有機會主義和套利心態驅動。

而對於參與其中的金融機構而言，張利平強調了四點作為。

首先，在決策層面，國家應對企業海外投資的產業方向有正確的引導，避免信貸擴張推動存量資產或供給過剩。

其次，在金融供給上，應遵循市場機制，提供有效供給和價格彈性。同時，在新舊動能轉換、企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當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等不斷湧現時，金融機構的傳統信貸政策、信貸標準和風控手段也應與時俱進。不單純著眼於收購主體和母公司的信用情況，而是應該更專業評估收購項目自身的運營前景、經濟效益和還款能力，與國際接軌。

第三，建立多層次的監管完善的資本市場，讓優質企業和優質的海外併購項目通過直接融資等籌集資金。

第四，加強監管與信息的透明化，加強「一行三會」之間的協同，對企業的境外投資和授信進行及時的分析，實行全流程監控，可以在日常監管中及早鑒別非理性和高風險的投資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