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學歷女性是婚姻中的弱勢群體？我們用數據來說話！

本文摘自《城市與環境研究》；作者：吳要武

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吳要武教授，在研究高校擴招對婚姻市場影響的研究中發現，婚姻市場上高學歷女性的潛在配偶供給在減少，但「男高女低」模式並沒有發生變化，導致高學歷女性或者延長搜尋時間，或者因沮喪而退出婚姻市場；同時，該研究對比了不同學歷的女性在相同年齡段的有配偶率。此外，研究指出，對婚姻收益依賴程度較低的高學歷女性並不是真正的弱勢群體，「不婚」是她們一種自我選擇的結果。真正的弱勢群體是主要分佈在農村的低學歷男性。

高學歷女性的婚姻延遲

使用2010年的人口普查匯總數據，觀察28〜46歲接受了高等教育女性的有配偶比例變化（圖1）。顯然，

在28〜30歲，研究所學歷女性有配偶的比例顯著低於大學部生和大專生，但在快速上升；31〜35歲，研究所有配偶的比例仍低於大學生群體，但差距在縮小；36〜43歲，研究所學歷女性有配偶的比例已接近於大學生。

從局部年齡階段看，

可以說，33歲以後，女研究所仍然在婚姻市場上積極搜尋。有配偶比例與大學部生的差距由33歲時的4.7個百分點，縮小到40歲時的2.4個百分點；到46歲時，差距進一步縮小到1個百分點。

從這個描述性統計結果看，大多數高學歷女性並未變成婚姻市場上的沮喪者，而是一直在積極搜尋。如果這個年齡趨勢同樣適用於今天的年輕高學歷女性，則可初步推斷：

根據統計，出生於1975年的女研究所在2000年為25歲，其有配偶的比例僅為25% ； 2005年，這個隊列的女研究所為30歲，有配偶比例上升到77.3%; 2010年，這個隊列的年齡增長到35歲，有配偶的比例上升到88.3%。

出生在1975年的大學部生，因受教育時間少於研究所，會更早進入婚姻市場。在2000年，其有配偶的比例為42.7%，顯著高於同一隊列的研究所；2005年，這個隊列大學部生的有配偶比例上升到86.3%；2010年，有配偶比例進一步上升到91.7%。

高學歷女性有配偶的比例相對較低，即使在35〜40歲階段的女研究所的有配偶比例也未達到90%，而女大學部生大致在91%〜92%。「無配偶」可能來自未婚，也可能來自離婚和喪偶，那麼，這些沒有配偶的高學歷女性處於什麼狀態呢？由於年輕隊列很少有「喪偶」，我們進一步觀察其「未婚」和「離婚」狀態（表2）。與表1的信息具有一致性：無論是大學部生還是研究所，30歲以後的未婚率在持續下降，大學部生的未婚率從30歲的16.54%下降44歲的1.58%，研究所則從24.49%下降到2.97%。在城市婚姻市場中，如果高學歷女性的未婚率只在1.5%〜3%之間，就不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社會問題。

婚率遵循同樣的變化趨勢，到44歲時已經超過了6%。因此，過了適婚年齡的高學歷女性的有配偶比例之所以比低學歷同齡人更低，她們較高的離婚率是重要的貢獻因素。如果計算「有婚姻經歷」的比重，無論是大學部生還是研究所，其比重隨著年齡的增長都越來越接近100%。

高學歷女性婚配模式的粘滯性

前文發現高學歷女性在婚姻市場上表現為婚姻延遲，由於高校擴招後進入婚姻市場的高學歷女性仍未完成搜尋，如果以擴招前接受高等教育的大齡高學歷女性的選擇，來推斷擴招後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女性的選擇，則要慎重：高校擴招前的高學歷女性可以正確預期婚姻市場上仍有更多的高學歷男性可以匹配；但擴招后的高學歷女性卻發現，高學歷男性不但變得相對更少，而且這些高學歷男性還遵循傳統婚配模式，選擇受教育程度相當或低於自己的女性。所以，要解決城市高學歷女性的婚姻問題，只有打破傳統的婚配模式才是根本出路。在一個談判模型里，影響雙方作出讓步的關鍵因素是時間。婚姻市場上的男女雙方談判，也同樣遵循這個模式。這是我們預期高學歷女性會「下嫁」的理論依據。

在婚姻市場上，高學歷女性調整預期或許需要更長的時間。本文使用第二、第三期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分析22~44歲不同性別已婚者的教育匹配在2000年和2010年的變化（表3）。結果表明，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和男性都更偏好與受教育水平相等的異性結婚，兩個年份都呈現同一模式；高學歷女性接受丈夫教育程度低於自己的比重由2000年的37.4%下降到2010年的31.53%。

相比2014年使用的2000〜2005年數據，本文使用2000〜2010年的抽樣調查數據，延長了觀測時間。婚姻市場應該做出了更充分的調整，但表3的結果顯示婚姻模式的調整仍未發生。在此期間，中等學歷男性娶高等學歷女性的比例由31.96%下降到29.72%；高等學歷女性嫁學歷低於自己男性的比例則從37.43下降到31.53%。由此可知，傳統的匹配模式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維護著。以表3的結果來進一步解讀前文的「婚姻延遲」：高學歷女性35〜40歲時在婚姻市場上搜尋與自己學歷相匹配的男性。這意味著，婚姻市場的粘滯性很難打破。為什麼其他國家的婚姻市場顯示出靈活性，而城市的婚姻市場卻呈現出粘滯性呢？這是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作者推測，可能是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城鄉分割和地區分割體制所導致。

婚姻市場上真正的弱勢群體

在技能偏好型市場中，高學歷勞動者與低學歷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在擴大。發 達國家發生了這樣的變化，的勞動力市場也在發生同樣的變化。沒有實現婚姻匹配的高學歷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會顯示出競爭優勢，一是因為選擇性偏好，有市場競爭優勢的女性，參與婚姻市場的機會成本也更高；二是持續的人力資本積累。因此，對婚姻收益依賴程度較低的高學歷女性並不是真正的弱勢群體。真正的弱勢群體是農村的低學歷男性，他們不僅在婚姻市場上缺少競爭力，而且受到城市婚姻市場變化的「擠壓」，成為受剝奪者。

不同受教育水平男性的婚姻狀況（表7）表明，婚姻市場上最弱勢的群體是低學歷的男性，尤其是農村的低學歷男性。城鄉婚姻市場上，文盲男性的未婚率都是最高的。30歲以上隊列，未婚率隨著受教育水平提高迅速下降。的教育回報率很高，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的勞動者在婚姻市場上的弱勢地位與在勞動力市場上一樣明顯。

綜合以上分析結果，一方面，城市高學歷女性對婚姻的預期收益更高，會降低匹配成功率，導致「高學歷剩女」現象增加。另一方面，高學歷女性有更廣泛的社會關係網路和更強的搜尋能力，勞動力市場上的成功使其對婚姻的依賴較弱，「不婚」是一種自我選擇的結果。她們並不像媒體所宣稱的是婚姻市場上的弱勢群體，真正的弱勢群體是主要分佈在農村的低學歷男性。受教育水平在國小及以下的所有人口中，農村人口大約佔了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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