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與周恩來的三封密信

上世紀30年代，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時，蔣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實行「不抵抗主義」，先後丟掉東三省和熱河，華北也岌岌可危。東北軍愛國將領張學良在中共地下黨員的啟發、誘導下，開始思考聯共抗日、打回老家去的救國之路。東北軍與共產黨簽署了互不侵犯協定，張學良懇請與毛澤東或周恩來會面，商談抗日救國大計。

周恩來與張學良

1936年4月9日晚上，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赴東北軍駐地延安川口村，與親自駕機飛赴延安的張學良在橋兒溝天主教堂進行了徹夜長談。這是二人的第一次會面，兩人一見如故，對當前的形勢和國家的處境暢所欲言，談得十分投機。張學良完全同意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同時主張聯蔣抗日，認為抗日力量越大越好。周恩來轉變了張學良希望利用法西斯主義救的主張，兩人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10日凌晨會談結束后，張學良拿出一本當時最詳盡的大地圖送給周恩來，並說：「讓我們共同保衛祖國。」張學良還贈送給紅軍3萬銀圓，以後又補送20萬法幣。

這次會談使張學良堅定地走上了聯共抗日的道路，並影響了他的一生。

周恩來事後說：「談得真好呀。想不到張學良是這樣爽快的人，是這樣有決心有志氣的人。」他感到張學良是誠心誠意地交朋友。張學良事後也說：「周先生是這樣的友好，說話有情有理，解決了我很多疑難。給我印象很深。」還說，「我和蔣先生相處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紅軍是否抗日。對共產黨，我不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還知道他第二步是要建立富強的……的事從此好辦了。」

張學良所提的聯蔣抗日的建議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視。不久，中共將反蔣抗日的方針改為逼蔣抗日。從此，周恩來和張學良成為知己。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扣留了蔣介石。張學良致電中共中央通報扣蔣一事，邀請周恩來到西安共商大計，並用他的專機到延安接周恩來。

17日黃昏，張學良、周恩來開始了徹夜長談。周恩來讚揚張、楊發動事變的愛國熱忱，同意張學良對蔣的方針。對西安事變高瞻遠矚，條分縷析，明確了它的性質、前途以及我黨對待事變的方針政策，使張學良如撥雲霧見青天，衷心佩服。

12月24日，在張學良陪同下，周恩來會見蔣介石。蔣介石向周恩來承諾：停止「剿共」，聯紅抗日。

張學良曾向周恩來表示他要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並詢問周恩來的意見。周恩來表示，放蔣是為了和平解決事變，親送則不必，並說：「政治是鋼鐵般的無情。」他還提醒張學良，蔣介石歷來只允許文人反對他，絕不允許武人反對他，鄧演達被暗殺就是一個明證。

然而，張學良擔心蔣介石久留西安，出了閃失，於國家、民族不利，加之在放蔣問題上一時又難以說服群情激憤的部下，於是毫不顧及個人安危和東北軍的得失，獨自決定25日下午親自送蔣回南京。

周恩來得知張學良親自送蔣，他即趕往機場，只見長空寂寂，機去人杳。連聲說：「糟了，糟了，蔣介石走了。」事後，周恩來痛惜地說，漢卿就是看《連環套》看壞了，不但要「擺隊送天霸」，還要「負荊請罪」。

周恩來看到張學良為了抗日，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甘冒風險扣留蔣介石，把個人的名譽、地位、家庭、財產乃至生命都置之度外，感到他沒有個人野心，是個了不起的青年將軍。張學良也確認中共大公無私，誠心抗日，20多年後張學良寫道：「周至此時，儼為西安之謀主矣。」他肯定周恩來是他的主心骨，「共產黨給他作了很好的參謀，對周恩來友好的幫助將刻骨銘心」。周恩來對張學良為國家而犧牲一切的舉動十分讚歎，談起此事時說：「漢卿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是個遺憾，但無論如何他是千古不朽的人物。」

第一封密信——張學良致周恩來，感謝幫助東北軍挽救危局

1937年2月17日，張學良致信周恩來，大意為：柱國兄來談，番兄一本初衷，以大無畏精神綏此危局，猶對東北同人十分維護，弟聞之甚感。紅軍同人種種舉措，使人更加欽佩。弟目下（閑）居讀書，一切甚得，請勿遠念。凡有利於國者，弟一本初衷，決不顧及個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並請代為向諸同人致敬意。

1937年初，蔣介石扣押張學良，並派重兵壓向西安，強硬堅持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必須撤兵移防，以便中央軍進駐陝西境內隴海鐵路沿線，否則即向西安方面開戰。

然而，在張學良陪蔣去京之後，由於東北軍高級將領王以哲、何柱國等人匆忙放走了事變爆發時與蔣介石同時被扣的陳誠、錢大鈞等十幾位南京政府的軍政大員，放走了數十架戰鬥機和500名空軍地勤人員，使西安方面失去了確保張學良返回西安的人質和物質。張學良陪蔣去京反遭囚禁的不幸遭遇，大大激發了東北軍將士對自己統帥的深切愛戴和對蔣介石背信棄義的強烈憤慨。這種發自內心的激情也感染了十七路軍官兵和社會群眾，東北軍少壯派主張向南京開戰。

為了防止內戰重新爆發，儘早實現全國一致抗日的大目標，張學良一再寫信或拍電，要東北軍撤兵移防。周恩來也從抗日救國的大局出發，贊成先撤兵移防，然後再設法營救張學良。可是東北軍內部矛盾激化，高級將領主和，中下級軍官即所謂少壯派則主戰。少壯派堅持只要南京方面不放回張學良，西安方面就決不撤兵移防，如果中央軍進攻，即與之決一死戰。但內戰一旦打起來，無論誰勝誰敗，損失的都是的國防力量，受益的只能是日本侵略者。

1月27日，西安與南京雙方代表在潼關的談判達成了東北軍撤往甘肅等口頭協議。此協議使少壯派更加不滿。27日夜，50餘名少壯派官兵到金家巷中共代表團住處，威逼周恩來，要求紅軍與他們一道作戰，否則就與紅軍「破裂」。原來就拿不定主意的楊虎城也贊同不釋張即不撤兵的主張，主戰空氣幾乎瀰漫了整個西安。28日，周恩來耐心勸說，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少壯派仍然群情激昂。有人竟揚言要對中共代表團實行「兵諫」，甚至擬好了暗殺名單，內有主和將領和中共黨員。

１月29日，張學良又一次寫親筆信，「飛送」西安。強調「目下大局及國家問題重於良個人問題千百倍」，「萬勿斤斤於良個人問題，致誤大局」，務必依照潼關口頭協議撤兵移防。可是當晚，東北軍團長以上軍官在渭南開會，通過了不釋張即不撤兵的決議。

1月31日上午，東北軍51軍軍長于學忠自蘭州飛抵西安。張學良去京前曾以手諭令東北軍聽從於學忠指揮。于學忠是主和的。當夜，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三方舉行最高會議，于學忠的主和發言得到一致贊同。周恩來最後發言說，西安事變的目的在於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紅軍原來是主和的，但你們兩方許多人主戰，我們為了保持團結，也可以保留原來的主張，與你們一道作戰。現在你們兩方又一致主和，我們當然是贊同的。此次會議決定，派代表去潼關儘快簽定撤兵協議。

不幸的是，頭腦發昏的東北軍少壯派頭頭，竟然不顧大局，於２月２日槍殺了王以哲。接著有幾個青年軍官突然沖入周恩來的辦公室要「兵諫」。周恩來霍地站起來，把桌子一拍，大聲斥責道：「你們要幹什麼？你們以為這樣干就能救張副司令回來嗎？不！這恰恰害了張副司令，你們破壞了團結，分裂了東北軍，你們在做蔣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們是在犯罪！」待他們平靜下來，周恩來深有感觸地說：「蔣介石殺害了無數的紅軍將士，我的頭顱就是在蔣的屠刀下滾過來的，我們對蔣的仇恨比你們不知要大多少倍；我們與張副司令結下了血肉難分的關係，我們對他的感情絲毫不亞於你們。然而，日本要滅亡，國家民族的根本利害重於個人、團體甚至階級的感情，我們應當識大體，顧大局，相忍為國！」聽了周恩來這番肺腑之言，青年軍官們慚愧得淚流滿面，並跪下來向周恩來認錯請罪。

王以哲被殺，西安頓時陷於緊張混亂狀態。周恩來不顧危險，立即率領中共代表團成員到王以哲家中弔唁。周恩來親自動手幫助擺設，使王以哲家屬和東北軍上層人士倍受感動。王以哲是張學良的心腹大將，其被害激起了東北軍官兵的強烈憤慨，紛紛表示要為其軍長報仇。為了避免東北軍內部自相殘殺，周恩來嚴厲譴責殺人者，同時說服東北軍平息了怒氣，維護了東北軍的團結。

此時，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中下層一些官兵要求加入紅軍。周恩來表示，我們不能在友軍困難時以吸納友軍成員的方式來擴大自己。結果，紅軍沒有接受兩友軍的一兵一槍一彈……這一切，張學良聽說之後，甚為感動，就寫了這封密信，對周恩來的「大無畏精神」表示敬意，對紅軍的「種種舉措」表示欽佩。

第二封密信——張學良致周恩來，對國共和談寄予厚望

1946年4月19日，張學良致信周恩來，大意如下：別來十年，時為想念，（兄）當有同感。現日寇已經驅出，實（為）最快心之事。爾來兄又奔走國事，再做紅娘，原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視想（者）也。近日友人慘死，數難聞之，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余不盡一。

抗戰勝利前後，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與國民黨代表進行了多輪和平談判。1946年１月10日，周恩來代表中共在重慶談判所達成《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上簽字。國共兩黨代表張群、周恩來又簽署了停戰協定。同時，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開幕詞中宣布了四項諾言：人民享有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各政黨均有合法地位，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積極推行地方處治，依法實行普選；釋放政治犯。周恩來在致詞中說，「應痛下決心，不僅在今天下令停戰，而且要永遠使不會發生內戰。」

在國共談判時，周恩來嘗試要求蔣介石釋放張學良、楊虎城。1946年1月１４日，在討論人民自由權利時，周恩來對蔣介石的四項諾言表示擁護，並說，「有些事情當然要有步驟，但放人這件事立即可做。」還說，張學良、楊虎城在９年前挽救了「國家民族一大危機」，使中華民族「產生了驚天動地的團結抗戰」，「要是張、楊兩先生放了，西北與東北父老乃至全國人民，誰不歡欣？」在這種形勢下，張學良通過舊屬莫德惠給周恩來捎去了第二封密信。

莫德惠曾在張作霖手下任奉天省省長、北京政府農工部總長，張學良主政東北後任東北政委會委員、中東路督辦，他與蔣介石、周恩來均有過交往和感情。1946年4月，莫德惠奉蔣介石之命，自重慶到貴州桐梓天門洞探望張學良。莫德惠於18日到達張之幽居地天門洞草湖之濱，在這裡留居５宿，23日離開。張、莫二人在湖邊垂釣時，特意攝影留念。在莫德惠見到張學良的第２天，即19日，張公開寫了兩封信分致蔣介石和自己的舊部，還在私下給周恩來寫了這封密信。莫德惠回到重慶后把這封密信偷偷地交給了周恩來。

張學良後來曾說過，他的一生，他的祖國，幾乎被日本給毀了。張學良之所以發動西安事變，根本目的就是要抗日。因此，驅出日寇是他平生最快樂之事。張學良認為「周恩來是極有才能大膽的人」，對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釋放蔣介石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抗戰勝利后，他祝願周恩來在國共和談中「早成佳果」，使國家走上和平統一的富強之路。然而，張學良似乎也頗為擔心。他說「友人慘死」，雖然包括王若飛、博古、葉挺等人因飛機失事而遇難的「四八」烈士，但他說「數難」，顯然不止這一次。在這之前的「一二·一」慘案、「滄白堂事件」、「較場口事件」等等，都表明堅持一黨專政的反民主勢力，正竭力破壞政協及其決議。而美國幫助蔣介石運兵，搶佔東北，也使內戰危機更加嚴重。張學良感到痛苦，為之「心吊」的，恐怕還包括即將失去和平統一的局面。周恩來在追悼「四八」烈士時說：「和平、民主終必會在全實現。」可見，在關心國家命運方面，張、周二人的心是息息相通的。

第三封密信——周恩來致張學良，努力營救張學良

1961年春，周恩來親筆密信致張學良：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可期。

周恩來深知，西安事變后蔣介石對張、楊特別忌恨，楊虎城一家４口慘遭殺害就是明證。在蔣介石主政台灣時期，祖國大陸方面對張學良過於直白的關懷和讚譽，有時會刺痛蔣氏專制政治最敏感的神經，從而使張學良的處境更加難堪。因此，周恩來曾多次囑告有關部屬，所有涉及張學良的宣傳、報道都要嚴格掌握分寸，一定要顧及張學良的人身安全。但周恩來對張學良的懷念和關懷卻從來沒有中止過。他總是通過各種渠道、各種關係暗中了解張學良的狀況。他曾不止一次托請來自台灣的朋友設法保護張學良，並對他們說：「如果張學良將軍的生命有個一差二錯，我們就不好見面了，不好說話了。」

1958年12月，定居美國的宋子文到香港小住。周恩來聽說后，立即找人向宋傳話，要求這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時的「擔保人」，設法釋放張學良或改善張的境況。郭增凱在西安事變時，作為宋子文的隨員，陪宋自南京飛抵西安，協助宋做調解工作。周恩來即設法托郭增凱向宋子文傳話，「北京的一位老朋友」還記得，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時，宋子文先生曾有三條保證：第一條是停止內戰；第二條是對日抗戰；第三條是確保張、楊兩位將軍的安全。「北京的老朋友」想請教宋先生，這三條保證如今怎樣了？宋子文傳回話來，說頭兩條都早已兌現了。至於第三條，「請轉告周恩來先生，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實在無能為力，請周先生諒解！」周恩來聽了之後說，宋子文的話雖用的是外交辭令，但講的倒也是實情。

張學良雖囑告周恩來「如有密便，盼有教我」，但周恩來擔心危及張學良的安全，一直十分謹慎。1961年春，經過再三考慮和分析，決定通過在海外的朱光沐夫人朱湄筠女士向張學良和趙一獲傳遞密信。朱光沐原來是張學良的貼身親信，後來做了宋子文的秘書。朱湄筠是一直深受周恩來敬重的朱啟鈐老先生的第５位女公子，即通常所說的「朱五」小姐。朱湄筠繞道香港來到台灣，將他的信裝在口紅盒裡，到張學良夫婦經常作禮拜的教堂，趁人不備，交給趙四小姐，說「大陸方面的朋友有話捎給少帥」。雖然周總理精心籌劃，但當時政情險惡，此信不知所終。然而，總理的用心良苦可見一斑。

1961年５月末，朱五傳回話來，說周恩來寫給張學良的親筆密信，連同張學良二弟張學銘、四弟張學思寫給其大哥張學良的信，都已成功地傳到了，並說在台北的張學良當時住在董顯光先生（曾任蔣介石外交使節）家裡，享受著有限度的自由。

1974年初，香港的一些朋友得悉蔣介石已經病重（蔣於1975年４月５日去世），準備發動輿論攻勢，要求恢復張學良的自由。當他們把這種設想報告給周恩來的時候，周恩來當即讚揚他們這種主持正義的精神，但卻說服他們放棄了這種做法。周恩來說：「蔣介石還沒有去世，但他對張學良的忌恨已經淡化了。你們這麼一呼籲，戳了蔣介石的瘡疤，搞不好可能刺激蔣介石用西太后對付光緒皇帝的辦法，在自己臨死前對張學良下毒手，結果反而對張學良大大不利！」

1975年９月，周恩來聽說張學良患上了眼疾，有失明危險。周恩來十分焦慮，即在一份批示中要有關部門查清具體情況，批示的最後三個字是：「托、托、托」。這是周恩來生前無數份批示中的最後一份。12月20日晨，已處於病危狀態的周恩來召見羅青長談對台工作，羅當時是國務院對台工作小組（當時尚未公開）的負責人，周竭盡全力囑咐道：「千萬記住，不要忘記台灣的老朋友！」

周恩來總是懷念著張學良，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息，每次談到張學良，他都很動情，曾多次淚流不止，期待「後會可期」，但這一願望最終沒有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