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亞·科托：我們不知道我們會說這些語言

米亞·科托，莫三比克當代作家，2013年獲卡蒙斯文學獎，2014年獲紐斯塔爾國際文學獎，代表作品為《不眠之地》《耶穌撒冷》《母獅的懺悔》等。本文選自雜文集《如果歐巴馬是非洲人》，為作家在2008年斯德哥爾摩國際作家與翻譯大會發言。

▼

我們不知道我們會說這些語言

作者：米亞·科托

譯者：閔雪飛

在一篇我從未發表過的小說中，我寫了這樣一件事：一個病入膏肓的女人，為了舒緩無法忍受的痛苦，請求丈夫給她講一個故事。他剛剛開始講，她便打斷了他：

「不，不是這樣。我希望你用一種我不懂的語言來講。」

「不懂的語言？」

「任何不存在的語言都行。我太需要什麼都不懂了！」

丈夫心裡想：「人怎麼會說一種不存在的語言呢？」開始，他只能含糊地發出幾個奇怪的單詞，他覺得太荒唐了，因為這彷彿證明了他無法當一個人。然而，對於這種沒有規則的語言，他慢慢地應裕自如了。他不知道是在說話、唱歌還是祈禱。他停了下來，發覺妻子睡熟了，臉上猶停駐著最平和的笑容。後來，她坦然對他說：呢喃帶給她擁有記憶之前的回憶，也為她帶來了睡意的安適，正是這睡意連接著我們與我們存在之前的一切。

童年裡，我們所有人都曾體驗過這最初的語言，這是一種混沌的語言。我們都曾安享一個神聖的時刻，在那一瞬間，我們的生命可以成為所有的生命，而彼時，世界依然在守候一種宿命。這種與畸形而又混亂的世界間的聯繫被喬伊斯稱為「混沌理論」。朋友們，這種聯繫正是促成寫作之事，無論身處哪塊大洲，無論歸屬哪一個民族、語言與文學體裁。

我認為，身為詩人與小說家，我們所有人都從未停止追隨這原初的混沌。我們所有人都希望返回混沌，在這種狀態下，我們從一種語言中出離，從而，所有的語言都成為了我們的語言。換句話說，我們所有人都是夢那不可能的陊譯者。實際上，夢向我們講述著任何詞語都不會說出的東西。

作為夢的生產者，我們的任務是激勵這不可說出的語言，在這盲目的語言之中，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擁有所有的名字。病入膏肓的女人的乞求正是我們所有人的期盼：取消時間，讓死亡安睡。

我來自非洲。也許你們期待我利用這次講演來訴苦、指責別人或是推卸我身邊人的責任。但我想說的是，我們同時既是犧牲品又是加害人。我想說的是，某種進程造成了非洲的貧困，如今，它也正在以同樣的方式閹割我們作為故事創造者的普遍與普世的條件。

在這樣一個彰顯詞語價值的盛會，我演講的主題是，今日的主流標準如何以方便快捷之名貶損了詞語與思想。我會講到商業因素，它們向其他文化、語言與思維方式緊閉了大門。今天，詞語日漸喪失詩意的維度，無法承載一個不同世界的烏托邦夢想。

讓人類存續至今的並非只是智慧，而是我們創造多樣性的能力。今天的這個系統僅以收益與成功便捷來做出選擇，它否定了多樣性。非洲人又一次成為「他者」，賣得不多，買得更少。無法用英語寫作的非洲作家（尤其是以葡語書寫的作家）置身於邊緣的邊緣，在那裡，詞語唯有鬥爭，才不至於湮於沉默。

來自莫比桑克另一位作家，Paulina Chiziane

親愛的朋友：

語言是用來交流的。但是，它們並非只「用來」，而是超越了功用層面。有時，語言讓我們存在。有時，語言讓我們不存在，故事中讓妻子沉睡的男人便是這種情況。在我們所講的一切之中，我們出生，我們死亡，即便身體消散之後，我們仍綁縛在語言上。甚至是那些從未出生的人，甚至是作為詞語的願望或對沉默的思念而存身於我們之中的人。

一種功利而又化約的理解支配了我們的生活，將語言化作語言學家才可以操作的技術問題。然而，我們所知曉的語言——甚至那些我們不知道我們會說的語言——是多種多樣的，並非總可以被支配我們意識的理性思維捕捉到。總有一些東西脫離了標準與法則。這一逃逸層面是我作為一個作家最為著迷的。詞語的神聖使命驅動著我，它不僅僅命名，而且創造並施與魔法。

日常生活中用以交流的集體法則制約著我們所有人。但寫作者總希望說出的事遠離庸碌。對於交流，我們的世界並非手到擒來。我們的孤獨也並非一貫如此強烈。從來沒有很多條道路。我們也並非不曾造訪過很多地方。

我是生物學家，我曾造訪過的草原。在這個地區，我遇到了不會閱讀的人。但是他們會閱讀他們的世界。在這個其他智慧構成的宇宙中，我是不折不扣的文盲。我不會閱讀大地、樹木與動物的指示。我不會閱讀雲彩，也不能讀出雨的預告。我不會與死者交談，我失去了與祖先的聯繫，正是他們給了我們永恆之感。在造訪草原之中，我逐漸學會了敏銳，幫我出離自己，遠離自己的確信。在這塊土地，除了夢，我一無所有。我是可夢之人。

莫三比克是一個廣袤的國度，既廣且新。這裡有25種不同的語言。自1975年獨立伊始，葡語便成為了官方語言。三十年前，只有極少數的人可以說葡語，而諷刺的是，這門語言借自殖民者，卻最終否定了殖民歷史。三十年前，幾乎沒有莫三比克人的母語是葡萄牙語。現在，12％的莫三比克人將葡語作為第一語言。相當多的人能聽懂或會說葡語，只是在葡語的規範之中深深打下了非洲文化之根的烙印。

莫三比克有超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當中，每天的生活費不到1美元。

這種變遷讓不同的世界狹路相逢，而不同並非僅體現在語言上。語言存在，構成了更為遼闊的文化宇宙。有人為了保衛瀕死的語言而鬥爭。這種鬥爭功德無量，不禁讓人想起我們生物學家挽救瀕危動植物的行為。但是，倘若其紮根的文化能保持活力，語言便可以被拯救。一如物種，唯有在其棲息地與自然進程得已保護的情況下，才能夠拯救。

唯有文化保持創造性，唯有文化不斷變化，唯有文化與其他文化對話、融合，文化才能存續。語言與文化就像生物體：交換基因，創造共生，回應時間與環境的挑戰。

在莫三比克，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里，相遇與離別在升騰與悖論的熔爐中試煉。在不同世界的互譯之中，語言並不總可以成為橋樑。比如說，自然、文化或社會這種在我們眼中習以為常的概念卻很難找到對應。有時，在當地語言中，沒有可以表達這些概念的語彙。有時恰恰相反，在歐洲語言中沒有相應的表達，可以對譯莫三比克文化中的價值與範疇。

我還記得一件我親歷的事。那是1989年，我正在伊尼亞卡島（Inhaca）上做研究，聯合國的技術團隊在島上登陸。他們是來做所謂「環境教育」的。我不想評論「環境教育」這個詞，這裡隱含著一種救世主般的傲慢。科學家們懷著良好的願望、攜帶幻燈與電影的放映機而來。總之，他們攜帶了在他們的語言中被稱為「教育設備」的東西而來，他們的願望很純真，技術會將所有的理解與交流問題化為無形。

與當地民眾的第一次會議上，便出現了奇怪了理解問題，顯示出翻譯的困難不在於辭彙，而在於思維。在主席台上，科學家說英語，我翻成葡語，一位漁夫再將葡語翻成奇丁蒂涅語（Chidindinhe），這是一種當地土語。從訪問者的自我介紹開始（我要插一句話，大部分科學家都是瑞典人）。「我們是科學家」，他們介紹道。然而，「科學家」這個詞在當地語言里沒有。翻譯選擇了「Inguetlha」這個詞，意指男巫。這樣，在人們的眼中，訪問者就成了白皮膚的男巫。對於這剛剛被賦予的身份，領導該團隊的瑞典人一無所知，接下來，他宣稱：「我們到這裡搞環境。」

好吧，在該島文化中，環境這個概念既不存在獨立的辭彙，也沒有其他詞可以恰如其分地指代。翻譯猶豫再三，最終選擇了Ntumbuluku一詞。這個詞有很多意義，但主要是指宇宙大爆炸（big bang），人類誕生那一瞬間。你們可以想象得出，島民們都要瘋了：居然選中了他們的小島來考察一件如此高貴如此形而上學的事件。

在交談中，這位瑞典人要人們確認一下困擾最大的環境問題。人們面面相覷，非常迷惑：環境問題？

彼此交換看法之後，人們選出了一個最嚴重的問題：Tinguluve，森林裡的野豬，總是侵入農田。有趣的是，tinguluve這個詞同時也指生病而死的人化成的幽靈。無論是幽靈還是野豬，對於tinguluve，這個外國顧問都有些無所適從。他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動物。人們解釋了一下：這種野豬神秘地出現在島上，在森林裡繁衍，現在毀壞了農田。

「毀壞了農田？這事簡單：我們把它們打走！」

人們以懷疑的沉默回應。什麼？打走幽靈？不管再講什麼，人們都不願再聽或再說了。就這樣，缺乏信任的沉默實在難堪，會議無奈戛然而止。

晚上，一群老人來敲我的房門。他們讓我召集那群外國人，把野豬這個問題說明白。顧問們都來了，他們都想知道為什麼我們要把他們從睡夢中叫醒。

「因為野豬那件事。」

「野豬怎麼了？」

「野豬並非只是野豬……」

「那到底是什麼？」他們問道，一個東西無法同時既有生命又沒有生命，他們太篤信這個了。

「差不多是野豬，但是不完全是野豬。」

簡直是越解釋越亂套。野豬的定義越來越含糊了：「可以化身的動物」「轉瞬即逝的動物」，「誰誰誰派出的訪問者」。一個動物學家不堪其擾，便拿出一本教小孩認動物的書，向大家展示了一副野豬的圖片。

島民們看了看圖片，說：「就是這個」。科學家們滿意地笑了，然而這勝利來得太短暫，因為一位島民接了一句：「是的，就是這個動物，不過只在晚上有。」我覺得顧問們一定暗中質疑我當翻譯的水平。這樣，他們就不需要自我懷疑，也不需要反省他們在一片陌生土地上的行為方式了。

不管翻譯是不是正確，反正顧問與當地民眾之間的關係再也沒有好起來過，現代PowerPoint上的展示根本無從彌補最初的誤解造成的傷害。

還有一次，我陪伴總統率領的代表團訪問莫三比克北部的一個省份。總統介紹了部長代表團的成員。當介紹到文化部長時，翻譯停頓了一下，然後定了下來，說：「這位是玩耍部長。」

某些莫三比克語言中沒有「窮」這個詞。「窮人」被稱為「chisiwana」，這個詞指的是孤兒。在這些文化中，窮人並非僅指沒有財產的人，而尤其是指那些失去了家庭關係網的人，在農業社會中，家庭關係對一個人的生存至關重要。如果一個人沒有親屬，那他就是窮人。貧窮意指孤獨，亦即割裂了與家庭的聯繫。其他國家的顧問或專家在製作有關窮困的報告時，恐怕從來沒有考慮家庭關係與互助性的社會關係的摧毀所造成的巨大影響。當舉國變成「孤兒」時，乞討彷彿是唯一的出路，以此求得奄奄一息地生存。

這些場景無一不在強調一件我們早已知道的事：非洲的農村性思維模式不能簡單地化約成歐洲的主流思維。有些人希望理解非洲，因此埋首於政治、社會與文化現象分析。然而，想要理解非洲的多樣性，必須了解其思維與宗教譜系，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宗教連名字都沒有。這些譜系非常好玩，因為大多數情況下，神忯把它們召喚了出來，然而它們要拒絕，這個基礎之上，它們才得已建立。對於我祖國的絕大多數農民，世界起源這個問題沒有意義：世界早就存在。在一個沒有初始的世界上，上帝的意義何在？因此，在莫三比克的某些宗教中，神以複數形式出現並與活人同名。正如馬克瓦（makwa）民諺所說，上帝就像一枚雞蛋：「如果我們不抓緊，它就會掉在地上。如果我們抓得太緊，它就會碎掉。」

同樣，「環境」這個概念暗示了我們人類居於中間，而事物圍繞著我們存在。實際上，事物並非存在於我們周邊，我們與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世界，我們是事物與人，共居在一句不可分割的軀體之中。思想的多樣性提示我們，也許必須去洗劫種族主義的最後一個堡壘了，這便是唯一真知主義的傲慢，這樣便無法從貧困地區的哲學中獲益。

我剛才講了莫三比克農村地區特別而又不同的世界觀。但我並不希望你們將其視為一種本質，而對時間與交換的動能視而不見。今天，當我再度拜訪伊尼亞卡島，我看到島民已經組織起來，殺死侵入農田的野豬。地方首領通過手機準備迎接外國科學家的來訪。莫三比克全境，成千上萬的人已經習慣了「文化」與「自然」，並把這些詞帶入了他們自己的文化世界。這些新的詞語在有源頭的文化之中發動，正如一些樹木創造了它萌生之處的土壤。

總之，時間之河中，文化現象不可能停滯不前，等待人類學家把它們作為記錄，證明現代之外的異域世界。

非洲深受本質化與田園牧歌化之苦，很多聲稱是純正非洲的東西其實不過是非洲之外的臆造。幾十年裡，非洲作家要去證明純正性：人們要求其文本傳遞出大家認為的真實種族性。非洲年輕作家正在從「非洲性」中解脫。他們是其所是，無需自我標榜。非洲作家希望成為世界的作家，一如世界上的任何作家。

確實有很多非洲作家面臨著特殊的問題，但我並不想因此便將非洲視為一個唯一、獨特、同質的地域。有各種各樣的非洲，各種各樣的作家，他們所有人都在自己心中重新創立大陸。確實絕大部分非洲作家需要面對不同語言與文化適應的挑戰。但這個問題並非僅屬我們非洲作家。世界上沒有一個作家不需要在多種多樣轉瞬即逝的身份中尋找到自己的身份。在所有的大洲，每一個人都是不同國族造就的國族。在寫作的世界中，其中的一個國族就被忽視被視而不見。這個國族叫做口頭語。

口頭語不僅是非洲特有的現象，而且是所謂「土著人」的重要特徵，而這個稱謂是錯誤的。口頭語的地域具有世界性，這一瑰寶擁有豐富的思想與感受，可為詩所用。

有一種觀點，認為只有非洲作家是所謂「語言張力」（drama linguistico）的受害者。殖民確實帶來了身份創傷與異化。然而，朋友們，實際上，沒有一個作家可以使用現成的語言。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找到自己的語言，揭示出我們作為唯一的不可複製的存在。

印度社會學家安德烈·博特利（Andre Beteille）寫道：「了解一種語言讓我們變成了人，對一種以上的語言應用自如讓我們變成了文明人。」如果這是真的，非洲人——世俗世界認為不文明的人——要比他們自己認為的更接近現代。大多數非洲人會說不止一種非洲語言，而且，還會說一門歐洲語言。現在被視為問題的東西，其實可以成為未來發展的強大力量。因為，多語能力是我們非洲人的通行證，可以實現一件罕見之事，儘管今日視之為危險：穿梭於不同身份之間，可能造訪他人的隱秘內心。

無論如何，在這個可以歸屬我們的世界上，沒有巨大而徹底的變化，便不可能有一個文明的未來。這意味著必須要終結飢餓、戰爭與窮困。而且也意味著要知道如何與夢的質料周旋。發言伊始，我講了一個故事，一門語言讓病中女子安睡，這一切正與這種語言關係巨大。未來的人必須成為一個雙語的國族。會說一門現成的語言，能夠處理看得見的日常。但是同時要掌握另一門語言，處理看不見的或夢的領域的一切。

我呼籲的是複數之人，配備複數的語言。在一種讓我們成為這個世界的語言之畔，必須共存另一種讓我們出離這個世界的語言。一種語言為我們提供了根與處所。另一種語言讓我們擁有翅膀與旅行。

在一種讓我們成為人的語言之畔，必須共存另一種語言，讓我們上升到神的高度。

▼

閔雪飛，譯者、葡語文學研究者，任教於北京大學。目前致力於葡萄牙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與巴西作家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的譯介與研究。主要作品：《阿爾伯特·卡埃羅》《星辰時刻》《隱秘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