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貴姓？ | 讀藥專欄●霍俊明

霍俊明

與普通讀者和大眾談論詩歌是艱難的，其艱難程度甚至會超出想象。這該歸罪於誰——詩人？詩評家？讀者？教育？媒體？社會？而在很多重要的時間節點上社會和公眾卻往往是率先對詩歌發難。那麼，「新詩」之「原罪」何以發生？也許，我們討論詩歌從來沒有變得像今天這樣弔詭而艱難。

——霍俊明：開篇導言

詩歌貴姓

就像兩個陌生人第一次見面時要問「你姓啥」一樣，談論詩歌的第一步必然是——詩歌貴姓？也就是詩歌是什麼，或者詩歌不是什麼的問題。

現代詩閱讀和評價體系的失范和齟齬恰恰在於缺乏彼此信任和相互溝通的有效機制。這形成的局面是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詩歌就是沒有共識、詩人之間就是「不團結」。對於新詩而言任何一種觀點、說辭、立場和姿態、主義都會遭遇到其他論調的不滿或憤怒。如果你指出「純詩」「修辭練習」「詩到語言為止」，那麼就有人認為詩歌必須是「時代的見證」和社會的迴音壁。比如，當艾略特和退特（包括後來的哈羅德·布魯姆）強調詩歌永遠不參與政治、永遠不對社會負責時，立即遭到當時麥克利許等其他詩人的嚴厲批評。如果你喜歡用口語、大白話，人們會說你的詩過於粗鄙直接；如果你的詩講究修辭策略喜歡暗示、象徵和隱喻，人們就說你的詩云里霧裡像小女人一樣繞來繞去磨磨唧唧；你寫親吻寫身體寫做愛，就有人義正言罵你是下半身臭流氓大壞蛋；你寫宗教寫高蹈寫個人烏托邦，就有人說你不接地氣有精神病；如果你寫宏大題材和主旋律，立刻就有人過來指責你假大空；如果你專註於民間、獨立和自由就有人說你裝逼裝蒜。

如此種種詰難就像運動場上，你作為跳高運動員裁判卻說跑跳得不夠快，面對馬拉松運動員裁判卻說你沒有爆發力。總之，詩歌的「誤解」甚至「原罪」已經橫亘在每個寫作者和閱讀者面前。你難以逾越，必須去面對。

而無論是西方的「水仙」那喀索斯還是的「屈原」，詩人在原型和人格上都被指認為是不健全的。「詩人」有某種特殊的天性，「詩人不同於其他人，因為他的童年沒有結束，他終生在自己身上保存了某種兒童的東西」（米沃什）。而這種天性在詩歌之外的日常語境中就成了根深蒂固的「痼疾」。從顧城到蝌蚪、方向、海子、駱一禾、再到徐遲、昌耀、馬驊、馬雁、許立志、凱歌，詩人特有的非正常「死亡」的陰影以及由此形成的「故事」一直在大眾那裡蔓延，甚至成為飯後的談資。

首先我不能弱智地就「詩是什麼」給你指出一二三四、子丑寅卯來，因為現代詩的特性就在於不執於一端的自由、開放、未定型和「新鮮感」。有朋友曾建議制定出詩歌標準（國標？百年老字號？）多少有些讓人啼笑皆非。其次，並不是每個人都需要讀詩，也不是誰都能夠讀懂詩。只能對有基本詩歌閱讀能力的人群談詩。更多的時候我只能說詩不是什麼——比如詩歌不是散文，詩歌不是在《讀者》和地產樓盤廣告上你讀到的那些分行文字，也非汪國真式的膚淺勵志和心靈雞湯。

對於詩歌我們總是有那麼多的疑問與不解甚至不滿。

那麼，現在的詩歌是好是壞？新媒體形成的文本電子化、閱讀臨屏化以及詩歌生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詩歌文體認知的局限何時才能突破？詩歌如何在分歧巨大的輿論中取得共識？詩歌如何在社會轉型的節點上有效地介入公共空間和精神生活？詩歌能在「少數人的寫作」與「多數人的閱讀」之間取得有效平衡嗎？

籠統地談論詩歌會遇到很多盲點，而傳統與當代的詩歌問題是共通的，「唐人怎樣寫詩？是否如我們這樣寫？為什麼好詩人集中在唐代？唐代詩人、讀者、評論家的詩歌標準與今人相異還是相同？唐代的非主流詩人如何工作？唐人寫詩跟他們的生活方式之間是什麼關係？他們如何處理他們的時代？」（西川《唐詩的讀法》）。尤其燒腦的是2016年10月13日瑞典學院宣布將本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美國民謠搖滾歌手鮑勃·迪倫，以表彰他「在美國歌曲的傳統中創造了新的詩性表達」。這不僅出乎太多人的意料並隨之產生不解、尷尬甚至憤怒，而且進一步挑動了人們慣常意義上對詩歌邊界、文學等級的慣見。

很好，他覺得瑞典文學院的老爺子老太太們至少做了一個有趣的選擇，至少他們讓所有人也讓他自己感到尷尬——他想，你要樂於承受這種尷尬，你要試著越過界限、等級、習慣，越過那麼多的深溝和迴路，只有這樣的大腦才是個核桃而不是一塊鵝卵石。這是他們興緻勃勃地給自己製造的問題，反正他們也聽不見來自的種種喧囂……

詩與歌（歌詞）是一回事嗎？如果不是一回事其區別在哪裡呢？實際上，詩與歌的互動、詩教、樂教和歌詩已經在漢語現代詩歌發展進程中很大程度被規避了。業界更多關注的是詩與歌的平行和分化關係——詩歌的散文化以及對現代性的複雜經驗和智性深度的追求。對抒情性和音樂性的排斥使得詩歌成為無聲的詩和徒詩（只用於閱讀的書面文本）。而鮑勃·迪倫幫著我們重新認識這些傳統——「事實上，音樂和詩是聯繫著的，迪倫先生的作品異常重要地幫助我們恢復了這至關重要的聯繫」（鮑勃·迪倫都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信）。

儘管我越來越相信這並不是一個缺乏「好詩」和「優秀詩人」的時代，尤其是當我們回溯一百年來所湧現的經典詩人和代表性文本，但是一個重要的事實是新詩在「公眾」和普通讀者那裡所形成的慣性或刻板印象並不樂觀。甚至新詩百年的「公眾形象」諸多缺陷、病灶和問題纏身，用杜甫當年的詩句「百年多病獨登台」來形容也許並不為過。

面對大機器、大數據、新科技和新媒體情勢下詩歌的新變、國際化進程的加快、集束式的詩歌生產、電子化的傳播以及不斷發生的熱議事件，很多寫作者、普通閱讀者和專業評論者都瞬間喪失了甄別與判斷能力。面對愈益複雜和分化的詩歌，就像盲人摸象一樣，每個人摸到的部位不同理解自然不同。相反，幾無建設性可言的自嗨、點贊、熱評以及長舌婦一樣的吵罵卻隨處可見。與此同時，我們又看到專業閱讀者以及「媒體批評」（包括一部分主流媒體）對詩歌的言之鑿鑿的全稱判斷。詩人的自信、自大以及膨脹的寫作心理和虛榮心已經像霧霾一樣爆表。

多年來人們已經習慣了「詩歌」與「大眾」之間的平行或天然的疏離關係，詩人不在「理想國」之內。但是一旦詩歌和「大眾」發生關聯往往就是作為詩歌噱頭、娛樂事件、新聞爆點。這又進一步都使得詩歌在公眾那裡缺乏公信力。對於文學場域來說，很多時候詩歌是被置放於社會公德和民眾倫理評判的天平上。必須強調，很多的時候我們是在「詩歌」的外圍爭論不休，尤其是「大眾」和公共媒體更多所關注的不是詩歌自身的成色和藝術水準，而是將之視為一場能引起人們爭相目睹集體熱議的社會事件——哪怕熱度只有一秒鐘。更多的時候人們已經習慣將一首詩和一位詩人扔在社會的大熔爐中去檢驗，把他們放在公共空間去接受鮮花或唾液的「洗禮」。面對公共事件和個人的日常生活哪個更具有重要性？道德的天平和文學的準星該如何平衡一個詩人和詩歌從內到外的優劣？這可能正是目前詩歌的寫作、傳播與評價過程中難以避免的悲哀！甚至這份悲哀來得讓人無言以對。

那麼多的局外人、陌生人和不懂詩歌的人卻是對評價尤其是批判新詩充滿了難以想見的好奇和熱情。恰恰是文本之外的詩人身份、階層、現實經驗和大眾的閱讀驅動機制以及消費驅動、滑鼠倫理、眼睛經濟、冬粉崇拜、搜奇獵怪、新聞效應、輿論法則、處世哲學、倫理道德、「發表政治」等在時時發揮效力。看客心理，圍觀意識、獵奇心態，窺私慾望都在熱議的詩人現象甚至文化事件中得以淋漓盡致地上演。也就是社會學意義上的「身份」「遭際」「故事」「苦難」「傳奇性」正在成為「新聞標題黨」「眼球經濟」的興奮點和爆點。

大眾談論最多的詩人並不一定是好詩人，而很可能是二流或三流甚至不入流的詩人。

從情感、道德方面來說，這些「苦難詩人」背後對應的身份、階層和不堪的命運肯定是值得同情的，而對於文學的歷史法則和美學法則來說「同情」是遠遠不夠的。布羅茨基當年曾干過火車司爐工、鈑金工、醫院停屍房臨時工、地質勘探隊勤雜工，但是誰又把布羅茨基稱為工人詩人、底層詩人和草根詩人呢？

與此同時我看到的是專業詩人和批評家們的無力感而又「自以為是」——我這樣說並不是否認詩歌的專業性和精英性，很多專業詩人、翻譯界和詩歌批評家卻以為一篇文章能夠引領讀者和時代前進。

霍俊明

霍俊明，河北豐潤人，現工作於作協創研部，首都師範大學詩歌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現代文學館首屆客座研究員、台灣屏東教育大學客座教授。著有專著《尷尬的一代：70后先鋒詩歌》（廣西師大出版社）《變動、修辭與想象：當代新詩史寫作問題研究》（社會科學出版社、台灣秀威）《無能的右手》（北京大學出版社）《新世紀詩歌精神考察》（河北大學出版社）《從"廣場"到"地方"——微觀視野下的詩歌空間》（上、下卷，台灣花木蘭文化）《螢火時代的閃電——詩歌觀察筆記或反省書》（言實出版社）《"70后"批評家文叢 霍俊明卷》（雲南人民出版社）《陌生人的懸崖》（四川文藝出版社），詩集《懷雪》《紅色末班車》《一個人的和聲》，合著《詩歌通史》《二十世紀新詩理論史》《文學現場對話錄》，主編《好詩》（第一季、第二季），編選《在巨冰傾斜的大地上行走》《詩壇的引渡者》《百年新詩大典》《青春詩會三十年詩選》《天天詩歷》《年度詩歌精選》。曾獲《人民文學》《南方文壇》聯合舉辦的年度批評家表現獎、大崑崙文化傑出詩歌批評獎、2015《山花》年度評論獎、《南方文壇》年度論文獎、《揚子江詩刊》詩學雙年獎、2016"揚子江詩學獎"、《星星》年度評論獎、《詩選刊》年度評論家、《後天》雙年獎評論獎、首屆劉章詩歌獎（評論獎）、首屆建安詩歌獎、《名作欣賞》年度論文獎等。

責編：嚴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