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中諸葛亮舌戰群儒之修辭策略

《三國演義》是家喻戶曉的文學著作取材於歷史，但又不為歷史所限制。它以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惟妙惟肖的人物刻畫，驚心動魄的戰爭描寫深深打動著中外的讀者。在許多廣為流傳的故事中，諸葛亮舌戰群儒這一片段向讀者展示了諸葛亮非凡的才華和氣度，他運用其清醒的辯論策略和技巧一一駁斥了以張昭為代表的江東眾謀士的降曹思想，為孫劉聯合掃清了道路。

在《三國演義》第四十三回，曹操統兵百萬來討伐江東，在此生死存亡的關頭，諸葛亮隨魯肅來到江東勸說吳主孫權聯合抗曹，吳主孫權並不了解諸葛亮的雄韜武略，對他的才能持有懷疑的態度，因此才想出用江東的謀士試探諸葛亮。而且江東的眾謀士對諸葛亮是只聽到傳聞但未見其人，對他也是半信半疑，有些人認為他更是徒有虛名。相反，諸葛亮卻心懷坦然，他十分了解江東吳主和他屬下的心理，對他來說，來江東有兩個任務：一是要說服孫權不能降曹的利害關係，二是要自下而上使江東所有人的意見保持一致，也就是不能讓孫權的謀臣產生任何動搖孫權意志的舉動，所以他已經想到了對策，可謂胸有成竹，對全局已有了成熟的判斷和掌握。在與吳主孫權和眾謀士的辯論中，他採取了一系列必要的修辭策略：

（一）先徐后速法

《孫子兵法·九地篇》中說：「始如處子，敵人開戶，后如脫兔，敵不及拒」。意思是知己知彼而後動，欲速則不達。在與眾謀士的辯論中，諸葛亮沒有急於求成，主動向眾謀士講明降與戰厲害關係，而是蓄勢待發，等待他們來發問，然後一一駁斥他們的偏見和錯誤思想從而證明自己的才能，讓他們相信自己的遠見卓識。這樣，循序漸進地從心理上使眾謀士消除對曹操的恐懼，了解抗曹生降曹滅的道理，加深對聯合抗曹的認識。

（二）擒賊擒王法

在江東謀士中，張昭是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在當年孫策臨終時，曾對弟弟孫權說過：「外事不決問周瑜，內事不決問張昭」，在主戰主降的立場上，他主張降曹。因此，使他心服口服地主戰就相當於說服了大多數的謀士，對孫權的決定其到關鍵性的作用。諸葛亮深知這一點，因此與其的辯論也最激烈和最尖銳。他闡述了劉備兵敗的真正原因並不是因為諸葛亮的戰略戰術的錯誤，而是因為劉備的賢德貽誤了戰機才導致現在的窘境，一方面駁斥了張昭對劉備的不公正的指責和對諸葛亮才能的懷疑；另一方面又指出劉備的境況只不過是一時，一旦養精蓄銳，一定會重整旗鼓，前途無量；也從側面指出張昭的鼠目寸光的局限性和力求自保的降曹思想的錯誤。

（三）旁敲側擊法

在駁斥薛綜和程德樞時，諸葛亮沒有從正面指出他們的錯誤，而是以儒家思想為道德準則，「夫人生天地間，以忠孝為立身之本」和「儒有君子小人之別。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後世，名留後世。若小人之儒，惟物雕蟲，專工漢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義正詞嚴得指出他們不為國家和社稷著想而膽小怕事、自私自利的唯諾性格，使他們理屈詞窮，無話可說。諸葛亮以其丰神飄灑，氣宇軒昂的氣度和豪邁自信、愛恨鮮明、才華出眾的人格魅力的贏得了這場舌辨的勝利；並將眾謀士的心態調整到正確的狀態，用充分的論據喚起了眾謀士的憂國憂民的意識和必勝的信心。亞里士多德認為勸說的成功取決於演講者的人格力量，是否將聽眾置於一種合適的心態，及由演說詞所提供的表面證據這一修辭理論在此得到了完美的體現。

（四）機智激將法

在舌戰群儒后，吳主孫權為諸葛亮的口才所折服，但他仍舊對孫劉聯合抗曹的可能性和成功性持有懷疑的態度，使他舉棋不定，煩躁不安。諸葛亮洞悉他的心理，藉助《孫子兵法·始計篇》中的「怒而撓之，卑而驕之」的激將法，故意誇大曹操的勢力，讓孫權對曹操俯首稱臣的方法來激怒他，從而推動事態向抗曹的方向發展，使吳主孫權明白唯有下定決心與劉備聯合抗曹才能挽救江東。諸葛亮為孫權分析了抗曹的必要性以及曹操失敗的必然性，堅定了孫權抗曹的信心。

諸葛亮的江東之行無疑是成功的，這都歸結於諸葛亮非凡的才華，他縱觀寰宇的全局意識使他能夠站在更高處去審時度勢，制定正確的戰略戰術，最終取得了戰爭的勝利。

結論

諸葛亮所運用的戰略戰術和辯論技巧無論從軍事上還是實際生活中，多為讀者提供了廣博的學習資料，從修辭學的角度來看，為現代社會待人接物，辯論演講提供了諸多的技巧和方法。只有巧妙的運用這些技巧，才能打動聽眾，使人信服，達到演講及勸說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