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倫·欣西｜波蘭正面臨「反自由主義」危機

導言

2015年，波蘭新政府推動了一場被視為「憲法危機」的針對憲法法院的改革，引起各方關注。為此，歐盟還於2016年向波蘭政府發出了歷史上第一份針對其成員國的法律意見函。直到現在，這場危機仍沒有畫上句號。埃倫·欣西（Ellen Hinsey）——一位在歐洲生活了20多年的美國作家——在其2017年3月出版的新書《掌握過去：當代中歐和東歐以及反自由主義的興起》（Mastering the Past: Contemporary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Rise of Illiberalism）中，深刻剖析了波蘭面臨的困境。

本文是收錄在該書中的一段對話，雙方分別是埃倫和波蘭學者拉法·潘科斯基（Rafał Pankowski）。《新英格蘭評論》（New England Review）雜誌獲得授權並予以刊載，原標題為《歷史、國家建構及愛國主義——與拉法·潘科斯基的對話》（History，State-building，and Patriotism；A Dialogue with Rafal Pankowski）。

文章指出：受民粹主義的影響，波蘭的反自由主義傾向越來越明顯，尤其體現在「法律與公正黨」的得勢，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改革」中。兩位對話者通過回顧波蘭歷史，全面分析了時局發展的背景，指明波蘭應該撥正民粹主義的錯誤，回歸其優良的自由主義和多元文化傳統。

GMT

歷史、國家建構及愛國主義

白

1

——與拉法·潘科斯基的對話

波蘭的民主正遭受威脅。自從2015年10月法律與公正黨（Law and Justice Party）在議會大選中獲得多數席位后，整個國家就陷入了危機。一個寒冷的周日上午，我在華沙與拉法·潘科斯基做了一番交談。拉法是一位政治學家，著有數本關於民族主義的學術作品，也是《永不再犯》（Never Again）雜誌的編輯。我們見面的地方位於華沙科學文化宮，就是斯大林送給波蘭首都的那座宏偉的摩天大樓第十二層的一間古老的木質圓形劇場內。1989年以來，不少機構都設在了文化宮裡，包括拉法任職的奇維塔斯學院（波蘭語：Collegium Civitas）。我們分析了波蘭複雜而屈辱的歷史，和最近發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之間的關係。正如批評者所說，對話的爭論焦點，是新政府通過「佔領」大眾傳媒和行政部門，尤其是通過削弱憲法法院的權威，從而破壞議會制民主的企圖。過去十年，全世界都經歷了反自由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浪潮，波蘭並不是唯一遭受民主挫折的國家。然而，通過分析波蘭成其為一個民族的根基，我們還是有可能理解，為什麼這個國家好不容易在1989年贏得民主后，又走到了今天這一步。下面這段對話結合歷史情境，考察了當今波蘭政局的危險。

「憲政危機」引發了波蘭和歐盟關係的動蕩

輸12

一

埃倫·欣西（譯註：以下簡稱「埃倫」）：在討論近來的時局發展，還有它和波蘭的國家建構及身份認同的關係之前，讓我們先來簡略地回顧一下波蘭的歷史。不這樣做的話——比如不討論18世紀波蘭的分裂，也就是它被俄羅斯、奧地利和普魯士這些大國瓜分的那段歷史——我們就不可能理解當下的局勢。那段歷史意味著波蘭在走向20世紀時，還不是一個主權國家。可否請您先談一談19世紀時的那些歷史事件，以及波蘭的民族認同經歷？

拉法·潘科斯基（譯註：以下簡稱拉法）：波蘭的歷史和民族認同經驗中存在很多矛盾，其中一個就是關於分裂的。不誇張地說，波蘭的民族認同確實是在分裂的情形下，也就是所謂「不成國家的民族」（Nation Without a State）狀態下建立的。但對於東歐的民族形成過程來說，波蘭也算不上非典型。從「標準」的歐洲歷史觀來看，西歐的民族（nation）是隨著，也是通過（with and by）國家（state）建構起來的；然而東歐各國卻是在族群（ethnicity）而非國家（statehood）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

從這點來看，波蘭當然屬於東歐範式：在19世紀後期，也就是現代民族國家觀念在整個歐洲興起的時候，波蘭還不是一個國家。但波蘭的民族運動的確存在，而且正是這段歷史過程才鑄就了現代波蘭民族（polish nation）。不過，要說波蘭民族只是通過這一條路形成的，我認為也不正確。對於現代波蘭民族認同的形成，另一點至關重要的是分裂之前曾存在過的、延續到18世紀的對國家傳統的強烈記憶。事實上，波蘭的國家地位，在拿破崙和沙皇統治下都以某種形式存在過。直到1831年，在波蘭一直都有民族國家的各項制度。

埃倫：您剛才描述的是一種「雙軌制」模式。一方面是先分裂時代的「波蘭-立陶宛聯邦」的集體記憶，從1569年持續到1795年（而且還建立了歐洲最早的議會之一）；另一方面是在列強瓜分之下對民族認同的壓制。對於現代波蘭來說，這兩點都很重要。

拉法：確實如此。我認為，對國民認同的記憶，包括對國家和愛國主義——也就是我們剛剛喚醒的附於國家制度上的愛國主義——的記憶，發揮了重要作用。從這個角度來說，波蘭的民族主義——你願意用這個詞的話，或者說波蘭的民族認同，就不僅僅是建立在族群，即親緣、血緣等基礎上。同樣重要的是相對來說更為近代的、對國家存在的記憶。當然，這段記憶是多元文化的、多樣性的。那絕對不是一個純粹族裔性質的國家。

埃倫：人們常常忘記波蘭在歷史上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19世紀後期，少數民族佔到了總人口的30%。還應該注意的是，在被瓜分的時期，尤其是在被俄羅斯和普魯士控制的地區，語言和宗教自由都受到了壓制。在兩國統治的地區，語言教育分別只限於俄語和德語，宗教也只限於被強行灌輸的東正教和新教。這一點有時會被用來說明為什麼對於建立波蘭的民族認同來說，羅馬天主教得到了優先考慮。

拉法：我們在思考19世紀的時候，常常將其視為民族和宗教認同融合的時期。這一點基本正確，但我覺得這種看法太簡單了。因為對於波蘭的民族認同來說，羅馬天主教在19世紀之前就一直很重要；但從其他角度看，天主教卻又從來不是——而且在我看來現在也不是——波蘭民族認同的必要部分。比如說，19世紀的天主教會就不是很支持波蘭的立國運動。你也知道，實際上教皇譴責了當時的波蘭起義，梵蒂岡對此也絕對是反對的。不僅如此，很多波蘭革命者懷揣波蘭獨立的信念，無論是在理智上還是精神上，都和羅馬天主教進行了鬥爭。亞當·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那位19世紀波蘭民族渴望——不僅是在文學領域——的象徵性人物，同時也是一位政治思想家和活動家。他就批評天主教，並表達了痛苦的失望，不僅針對梵蒂岡的政策，也針對教會處理波蘭問題的方式。

埃倫：這種反差在歷史敘事中非常關鍵。

拉法：是的。而且，儘管敘事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簡化了，我們還是同意：偶爾帶著問題思維去看待它，也是有好處的。尤其是對於剛才討論的話題，如果我們把宗教情感和民族認同等而觀之，敘事的簡化實際上是相當危險的，因為那意味著將非天主教的因素全部排除在了波蘭的民族認同之外。

埃倫：一戰以後，波蘭重新取得了獨立，一個新的議會制政府建立起來了。在這段時期，有兩股政治力量崛起。首先是約瑟夫·畢蘇斯基（Józef Piłsudski）的同盟勢力。作為政治家，畢蘇斯基留下的遺產很複雜：一方面他是一名社會主義者，也是民主的最初支持者之一，夢想著能重建一個多民族的聯邦，就像波蘭-立陶宛聯邦那樣。但另一方面，他領導了1926年的軍事政變，並從此掌權直到1935年。

輸入

作為波蘭第二共和國的元首，畢蘇斯基被認為是使波蘭在123年（即被俄普奧三國瓜分的時期）之後重返獨立的功臣

拉法：從某種意義上說，畢蘇斯基是「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源自波蘭被瓜分之前就存在的國家記憶——的絕佳代表。他絕對不是在族群的意義上將自己視為一名波蘭民族主義者。

埃倫：他出生在立陶宛……

拉法：沒錯，他的確出生在立陶宛，他自己還經常強調這一事實。他是立陶宛的貴族，但波蘭語——當時是上層階級的語言——是他的母語。波蘭是他自我認同的核心，但正如我們討論的那樣，這裡的「波蘭」是從廣義上理解的，直到畢蘇斯基的時代一直都是如此。也就是說，那個「波蘭」是一個多文化的國家：不僅在地理意義上，最重要的是在象徵意義上。畢蘇斯基對波蘭的願景，來自那段歷史和傳統的融合，並且混合了一種現代觀念，也就是社會主義。波蘭社會主義黨成立於1892年，畢蘇斯基正是領導人之一。

埃倫：畢蘇斯基的社會主義理念是19世紀形成的。後來，所有歐洲人的社會主義觀念都隨著俄羅斯革命和後續的事件得到了修正。畢蘇斯基也是如此：儘管他還保有一個關於波蘭的多民族圖景，但其政治立場卻隨著歷史情勢的變化而不斷發展。

拉法：是的，就某一點來說，畢蘇斯基不再稱自己是一名社會主義者了，即便他的追隨者或者支持者的大多數都有社會主義運動的背景。直到最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波蘭社會存在一個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分裂：畢蘇斯基和左翼為一方，大多數的教會（包括大多數教士）和右翼為另一方。實際上，這和今天常被提到的非常不同。今天，畢蘇斯基被視為波蘭民族國家地位或者民族主義的象徵，但人們常常忘記了，他的民族觀念並不是在當代語境下的主流民族主義觀念。（譯者註：西方現在的民族主義屬於右翼立場，而畢蘇斯基在他的時代卻和左翼站在同一陣營。）

埃倫：我們來談一談畢蘇斯基的最主要的反對力量，也就是國家民主黨吧。雙方對立的這一傳統，對我們討論當前的政治事件還是會有幫助的。

拉法：國家民主黨基本上和社會主義在波蘭同時期出現，也就是19世紀後期，但是它的根基和社會主義很不一樣。國家民主黨更多從族群觀念出發，而不是從公民觀念出發去理解民族認同。因此，從一開始，所謂的「民族民主」（波蘭語：Endecja）運動就扔掉了多文化的公民身份這一內涵。這場運動很大程度上是排斥主義的。而把非波蘭族裔的人排斥在民族認同外，在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早期的語境下，首要就是排斥猶太人，因為他們是生活在波蘭的第二大族群。很多波蘭城市或鄉鎮的一半人口甚至更多，都是猶太人。有人就認為，國家民主黨運動是為了避免直接挑戰帝國——尤其是俄帝國——的佔領，而將民族感情導向反猶主義。

埃倫：這樣的話，就把民族認同的建構，由對內部「敵人」的對立，轉向了反對外部力量。

拉法：是的，而且「民族民主」運動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實踐是為了獲得民族同質性。為此，無論是在意識形態還是政治實踐方面都投入了很多努力，最終導致了反猶的暴力活動。

埃倫：20世紀30年代，這種趨勢隨著全球經濟危機和法西斯主義運動橫掃歐洲而更加緊張了。

拉法：沒錯。到20世紀30年代，那場運動更加極端了，很大程度上受法西斯主義影響。我覺得，你可以把極端的國家民主黨運動的意識形態看成波蘭的法西斯主義。對於一些國家民主黨內的激進的小派別，比如「國家激進陣營」（National-Radical Camp）來說，這一點尤為真實，他們鮮明地反映了當時歐洲的潮流就是法西斯主義。我擔心，這種傳統現在還在波蘭活躍著。我們稍後再討論這一點。

埃倫：你會怎麼描述國家民主黨運動和議會制度的關係呢？

拉法：我覺得這種關係也發生了變化。國家民主黨既是一場人民運動，也是一個在民主意義上很成功的政黨，在每一次的參選中都表現出色。但隨著時間推移，「民族民主」運動，儘管其原名就是「國家民主黨」，卻對民主理念越來越敵視了。而且這再一次是源於全歐洲的威權主義影響。激進派別越是擁抱極權主義模式，它們就越不想和民主理念發生任何聯繫。這就是國家民主黨後來去掉名字中「民主」一詞的原因，而這顯然是一個重大問題。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其成員稱自己的組織是「國家黨」。今天，波蘭的一個極右政黨就宣稱自己屬於這樣的傳統，自稱為「國民運動」。其領導人羅伯特·溫尼奇（Robert Winnicki）還是「色姆」，也就是波蘭下院的議員。

埃倫：理解20世紀波蘭國內兩方陣營的對立，十分關鍵。

拉法：對的，而且我認為，1922年新獨立的波蘭的第一任總統——加布里埃爾·納魯托維奇（Gabriel Narutowicz）被暗殺的事件，非常重要。納魯托維奇是被微弱多數的議會議員選出來的，而且這些「多數」議員中還有一部分代表的是少數群體。這就給了民族民主運動挑戰納魯托維奇作為總統的合法性的借口，因為他被認為是「非波蘭」的代表（non-Polish representatives）選出來的總統。這一借口在右翼媒體和示威民眾中導致了劇烈的仇恨。

這種仇恨在一名極右翼的同情者——一位名叫涅維亞多姆斯基（Niewiadomski）的畫家——暗殺了納魯托維奇之後達到頂點。而今天，對某些極右翼人士來說，納魯托維奇卻是一名英雄。他的死象徵著一個轉折點，意味著建立在對國家制度認可基礎上的民族認同的崩潰。對於一些左翼人士來說，這意味著對民主的信任喪失了。據畢蘇斯基的傳記作者所說，這被視為決定性的時刻，他自己也失去了對民主的信心，結果就導致了他精心組織的政變。而那實際上是一場短暫的內戰，讓數百人丟掉了性命。

埃倫：同時，我們剛才也談到，從其定義上來說，民族國家的存在是如何在現代地理邊界以內對民族同質性造成壓力的。

拉法：的確，用處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波蘭來舉例吧。相較於歷史上的波蘭-立陶宛聯邦，那段時期的波蘭領土要小得多。但那畢竟還是一片實實在在的領土。而且，就像我們討論過的那樣，居住在上面的相當一部分人既不是波蘭族裔，也不是天主教徒。所以，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如何解決多樣性的問題就成了很大的挑戰。簡單來說，可能存在兩種解答：一是取得一定程度的公民認同，這樣可以允許民族和族群在此基礎上共存。這基本上就是畢蘇斯基和左翼的主張。

另一條路則是民族民主運動的選擇，而且在社會上更有影響力。我們可以用國家民族黨的兩個口號來概括其思想：「波蘭人的波蘭」和「波蘭——天主教聯合」。這兩個口號到現在還流傳甚廣。「波蘭人的波蘭」暗示了一種從「族裔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t）角度去理解誰是波蘭人，誰又可以獲得公民資格的傾向。另外，包括國家激進派運動在內的國家民主黨運動，公開為剝奪少數群體的政治權利和其他權利活動，甚至試圖用其他方法來清洗少數群體。你去讀一讀19世紀30年代中期至後期的國家激進派的宣傳話語，而且與後來發生的事情對照的話，就會感到不安。他們宣稱要「除掉猶太人」，而且沒明說可以用什麼樣的手段。當然，顯而易見的是，並非國家激進派在二戰中犯了大屠殺的罪行，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要求除掉猶太人的願望，確實以一種悲劇的方式實現了。

埃倫：等我們討論法律與公正黨針對歷史學家簡·托馬茲·格羅斯（Jan Tomasz Gross）的作品做出的回應時，再來談論這個複雜的話題吧。我認為，即使經歷了諸如耶德瓦布內大屠殺（the Jedwabne pogrom）這樣的悲劇時期，萬湖會議（the Wannsee Conference）和「最後解決方案」（the Final Solution）畢竟也是在德國而不是波蘭發生的。就這一點我們都很清楚，也沒有異議。

萬湖會議的舊址，如今已成為猶太大屠殺紀念館

輸12

拉法：我們都知道，在波蘭，有組織的行動極少。就像你說的，大屠殺是由納粹德國發動的。但即便如此，我認為波蘭的國家激進派還是在一個方面對大屠殺做了「貢獻」：那就是他們在20世紀30年代的宣傳和活動。通過強化波蘭人和猶太人之間的社會差別，他們製造了一種仇恨的、不信任的和隔離的情緒。在戰爭爆發時，這一點就很重要了，因為在那些更統一的地方，也就是社會差別更小的地方——如華沙的索里博茲地區，猶太人生存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如果社區被隔離或者分開，猶太人的生存概率就很小。從更廣泛的地理視角看，如果你分析一下地圖上屬於波蘭的那些反猶暴力發生的地方，發現在很多方面它們都是和民族民主運動以及國家激進派運動高漲的地方重合的。

埃倫：猶太人和波蘭族裔在戰時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

拉法：的確如此。我個人發現了一件有趣而矛盾的事情：一些激進的反猶分子實際上到最後發現自己在積極地拯救猶太人，使他們免於大屠殺。雖然向德國抗爭很好理解，因為這場運動也是非常反德國的。但是，事實卻是很多國家激進派運動——我們就稱其為法西斯運動好了——的領導人，救了被納粹迫害的猶太人的性命。一個例子就是簡·多布拉克齊恩斯基（Jan Dobraczyński），他是一名極右翼的知識分子領導人，還曾在1938年發表了《反猶太主義的責任》這篇文章。

今天，這一事實常被某些國家激進派運動的辯護者借用，說他們曾經救助了猶太人。但是，這些人必須先問問自己救猶太人的初衷，是因為國家激進派運動的意識形態要求他們這麼做，還是說，雖然國家激進派運動的意識形態沒這麼要求，但實際上就是有人救了。我覺得，還是后一種看法更好。

埃倫：這樣就假設了一個複雜的問題，也就是對於那些起初持右翼或者法西斯傾向的人，在親眼看到了正在發生的事情之後，是否能做出和他們原來的立場相左的行動。

拉法：沒錯，這個問題不僅對波蘭歷史來說很重要，對整個人類歷史來說也是如此。我們要問：大屠殺是怎樣發生的？還要問：哪些人與之做了鬥爭？為什麼？怎樣做到的？如果有個人受到了某種啟示並站出來說：「我以前對猶太人的看法是錯誤的，現在我正在幫助他們。」那我們對這個問題就更容易理解了。但是，簡·多布拉克齊恩斯基並沒有遇到這種情況。我不認為他徹底地修正了自己的意識形態。顯然，對戰爭的全部經歷深深地影響了他，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戰後有人問到他類似於「你為什麼要幫助猶太人？」「你以前不是仇視他們嗎？為什麼現在反過來了？」這樣的問題，他的回答是：「我們讓他們接受了洗禮，所以他們不再是猶太人了。我們用一種精神上的，也就是施洗的方式，而不是肉體上的方式清除了猶太人。」這絕對不是對反猶主義意識形態的徹底清算。

二

埃倫：到現在為止，我們一直在檢視兩次大戰之間的政治裂痕及其遺產對現今政治局勢的影響。然而，左翼和民族民主運動對立的遺產，並不是唯一的歷史斷層線。在它之上，還有另一個關鍵的分歧存在於波蘭社會中，也就是對1989年轉型的不同解釋。當然，我們首先還是來看一看那次歷史轉型取得了哪些成果吧。

拉法：1989年後的轉型，帶來了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自由民主體制的逐漸制度化，是在和平協商的過程中完成的，並與前共產主義建制中對改革表示支持的因素取得了一致。1989年圓桌會議就是這一過程的象徵。20世紀90年代的重要成果是不容否認的。

1989年波蘭圓桌會議，象徵著這個國家「通向民主和自由」的轉型

埃倫：儘管那確實是歷史性的成就，但是社會排斥和貧窮，卻成了遺留到現在的關鍵問題。這些現實因素對激進右翼的政治話語產生了影響。

拉法：的確。上世紀90年代的經濟結構改革，導致了大量的結構性失業，因而造成了不同形式的社會排斥。文化上的無所適從以及對社會價值的迷茫無處不在。由於沒有什麼更好的替代方案，社會憤怒便通過激進的身份話語來宣洩。直到今天，民粹主義的，也是民族主義的右翼，還在談論一個由前共產主義者、自由派和外國人策劃的陰謀。這種陰謀論也經常喚起反猶主義的神話。自由派的精英試圖無視這些挑戰。他們假定民主是一個線性的發展過程，經由各個設置好的階段朝著既定的方向前行，這毫無疑問是錯誤的。民主文化絕對不是什麼理所應當的事情。「永不再犯」這一聯盟（The 「Never Again」 association）就提醒過人們：要注意發端於上世紀90年代的對民主文化的威脅。例如，我們就觀察到了一種在青年文化中散播的極右影響，無論是在街頭還是足球場里，一種反民主的情緒正在升溫。而這些焦慮中，有些已經實實在在展現在了我們眼前。

埃倫：波蘭的總統專機在斯摩棱斯克墜毀的事件，在你提到的陰謀論中也扮演了核心的角色。2010年，在飛往俄羅斯參加紀念1940年卡廷大屠殺（the 1940 Katyń massacre）的活動時，總統乘坐的圖—154飛機墜毀，機上96名乘客全部身亡，其中包括當時的總統萊赫·卡欽斯基（Lech Kaczyński）、眾多政府高官、公務人員和民間知名人士。

拉法：這場災難和它造成的餘波我仍然記得。機上有幾位乘客和我也有私交，包括愛扎貝拉·嘉如噶·諾外可亞（Izabela Jaruga-Nowacka），也就是當時的社會民主黨前副總理——一個好人，也是一位好政治家，曾經為反對歧視做出了卓越貢獻。飛機上有來自於所有政治派別的人，而那場悲劇的後果——以任何標準看都是及其巨大的——倒催生了民族團結與和解的情緒。在此之前，政治分歧是很嚴重的，但受這場災難影響，有一段很短的時期，局勢似乎反過來了。可惜那並沒有持續很久。實際上，墜機事件反而以另一種方式激起了遠超預想到的政治對立：圍繞著墜機事件的陰謀論指控開始廣泛地傳播開來，儘管是在幾個月之後，而不是立刻就這樣。看上去，聽眾們當時都已經準備好了。

三

埃倫：現在，我們把話題轉到當下的政治局勢吧。2015年5月24日，法律與公正黨競選人安傑伊·杜達（Andrzej Duda）被選為總統。同年10月，法律與公正黨在議會選舉中也奪得了多數。自1989年之後，這種情況還是首次出現。選舉被認為是自由和公正的。然而，自從新政府的首屆任期開始，一些波蘭和國際上的觀察者便對法律與公正黨的某些立法意圖表示了擔憂，尤其是關於法治這一點——首先就是對憲法法院權威的削弱。要理解這一情境，我們需要回顧一下1989年以來波蘭民主的高峰，以及近期的事件是如何背離民主制度的。

拉法：不錯，簡單看來，上世紀90年代波蘭政治的特點之一，就是對自由民主秩序的基本特質的高度認同。當然，不少領域還是有爭議，例如教會的角色等等。但是很多重要的問題都取得了共識，包括歐洲一體化，市場經濟等。

埃倫：還有一點，你在著作中提到過：在民主轉型后的第一個十年內，極端右翼的政黨相對來說是比較罕見的。卡欽斯基兄弟於1989年後進入了主流的「后團結工會」（post-Solidarity）政黨組織。

拉法：萊赫·卡欽斯基和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波蘭語：Jarosław Kaczyński）都是更廣泛的團結工會運動的成員，而且他們在後共產主義時代早期組建自己的政治組織時，也屬於更廣泛的民主運動範疇。實際上，他們在1990年建立的第一個政黨，是一個中間派政黨，叫「中心聯盟」（波蘭語：Porozumienie Centrum），或者叫「中心協議」（Centre Agreement）。那時，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經常強調這是一個中間派的政黨。他不希望人們將其視為右翼政黨，因為他曾說過波蘭的右翼遺產很複雜，受到反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污染，這一點和我們剛才談到的民族民主運動的傳統是一樣的。然後，在2001年，法律與公正黨成立了，而萊赫·卡欽斯基正是當時的司法部長。

埃倫：但是，那個時候的法律與公正黨基本上還是一個中間黨派。

拉法：我覺得「中間偏右」能更好地描述2001年的法律與公正黨。它明確地關注法律與秩序，還有犯罪這樣的問題。作為司法部長，萊赫·卡欽斯基把自己定位成一個堅強的反腐敗的政治家。但又一次地，法律與公正黨的大多數政策都在寬泛的民主範圍內，帶有保守傾向。

埃倫：我覺得，有必要記住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原先並沒有被瑪利亞電台（Radio Maryja）吸引的事實。

拉法：他確實沒有。實際上雅羅斯瓦夫還是瑪利亞電台的公開批評者，指控它是俄羅斯對波蘭施加影響的工具。我認為到2005年才發生了某種重要的變化，因為法律與公正黨和瑪利亞電台結成了同盟。要澄清的是，當我們談論「瑪利亞電台」的時候，我們不僅僅是在談論一個受很多人歡迎的廣播電台，它後面還有一份叫Nasz Dziennik的報紙，一個叫Trwam的電視台，一所大學——托倫社會醫學文化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ocial and Medial Culture in Toruń），以及一張由俱樂部和各種組織編織起來的網路。因此，瑪利亞電台實際上是一場全面的社會政治運動。在我看來，這場運動的政治性比宗教性強得多，雖然其中有很多宗教誘導和象徵。它的政治特質是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而且從我們剛才提到的不滿和憤怒中——也就是很多人對上世紀90年代的社會、政治還有經濟現實的失望中——汲取力量。所以說，創立於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瑪利亞電台，和它的建立者呂澤齊克（Rydzyk）一樣，都成了重要的政治參與者，而呂澤齊克更是常常被視為波蘭右翼的「造王者」。瑪利亞電台最初支持的是波蘭家庭聯盟（the League of Polish Families），一個比較成功的極右政黨，但後來由於個人分歧，呂澤齊克放棄了這個政黨。

埃倫：但那已經是2005年選舉之後的事情了。

拉法：沒錯，2005年的時候，很多人還以為瑪利亞電台支持的是波蘭家庭聯盟，但實際上它已經換了同盟了。2005年，呂澤齊克支持萊赫·卡欽斯基參加總統競選，而且我記得卡欽斯基在獲選之後的演講中，還特別感謝了呂澤齊克。那是個很有趣的時刻，象徵著一個還在形成中的、直到2007年才完全凝聚在一起的聯盟。我認為，法律與公正黨付出的代價就是迅速轉向右翼，而且在這一過程中接受了不少瑪利亞電台的意識形態成分。

埃倫：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曾經指出，沒有瑪利亞電台的支持，誰都不可能競選成功。他說：「首先，我必須得贏下競選。就因為這樣，我才盡全力向右靠攏。不過，我也沒有匈牙利的奧班（譯者註：指維克多·奧班，Viktor Orbán，現任匈牙利總理）那麼右，他還拿下了一個極端民族主義的選區……沒有瑪利亞電台的支持，你不可能勝利。我就曾經試圖不走這條路：中心協議是一次依靠中間派系的嘗試，可惜失敗了。」

拉法：你引的這段話直白，而且也坦率地解釋了卡欽斯基的政策。

埃倫：法律與公正黨贏得2005年議會選舉的時候，就和波蘭家庭聯盟與波蘭自衛聯盟（the League of Polish Self-Defense）結成了同盟。儘管這個黨只執政了很短的一段時間，但其政策的很多優先考慮表現得很明顯。其中一個就是卡欽斯基的「第四共和國」（the Fourth Republic）概念。

拉法：「第四共和國」概念實際上象徵著斷裂，代表了建立一種不同的體制的理念。雖然我們不知道那具體意味著什麼，但肯定和上世紀90年代建立起來的自由民主體制迥然不同。儘管法律與公正黨掌權的時間被壓縮——同盟在其執政一年半的時候就解體了，然後就是議會選舉提前舉行——也足夠讓很多人開始了解他們的政策。另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極端主義者被吸收到實權位置，包括來自波蘭家庭聯盟和自衛聯盟的激進分子，他們獲得了一些政府和其他國家機構的職位。一個很顯著的象徵性例子就是，年輕的皮厄特勒·法爾弗（Piotr Farfał）被任命為TVP，也就是波蘭國營電視網路（the Polish state-run TV network）的董事長。而在這之前，法爾弗僅有的新聞工作經驗，是編輯一份納粹光頭黨的愛好者雜誌。他是馬爾欽·科納克（Marcin Kornak）——也就是引發了大丑聞的Never Again雜誌的編輯——舉薦的。

當然，這次任命也反映了一個很大的問題：民主遊戲中不可接受的某些行為現在變得可以被接受了，兩者之間的界限已經不復存在。在那之前，極端分子進入政治主流的觀念還是不可想象的。雖然也曾有個別例外，但在2005年到2007年之間，這種情形越來越制度化了。與此同時，這也讓公眾很強烈地感到一種羞恥、憤怒和抵制的情緒，在2007年的臨時議會選舉中可以看得特別清楚。這是我印象中自1989年以來，波蘭人民首次排幾個小時的隊去投票。有趣的是，很多人——主要是年輕人——認為「第四共和國」的理念威脅到了他們對波蘭的看法，因為他們認為波蘭是更加開放和自由的。可就像我們在最近的選舉中看到的那樣，2007年和2015年在一點上有顯著區別：8年過去了，很多年輕人看上去已經對他們眼中的政治有了不同的觀點。

埃倫：過去十年中，當它在野的時候，法律與公正黨實現了向右翼的轉變，而且奪得了不少原屬於極端右翼政黨的地盤。結果就是——不像2005年那樣——在2015年的議會選舉之後，它不需要結盟就能執政了。

拉法：是的。看上去，法律與公正黨奪走了原來波蘭家庭聯盟的大片選區，也從波蘭自衛聯盟那裡搶走了一些地盤。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說自己的想法就是不允許任何來自右翼的競爭，所以他會儘可能向右傾斜，如果可能的話。更進一步，也是更重要的一點是，就像我剛才提到的那樣，他接受了瑪利亞電台的象徵性和意識形態的框架。瑪利亞電台的政治語言不必是理性的，實際上全是象徵主義的修辭，充滿了愛國和宗教的意味。這就把政治話語引向了完全不同的層次，導致辯論變得更加困難了。

輸入

上圖為卡欽斯基兄弟（左為萊赫·卡欽斯基，右為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

以及他們一手創辦的法律與公正黨（右圖）

四

埃倫：剛才談論的這些話題，讓我們能夠把當下的政治局勢溶入其歷史背景中考察。讓我很快地總結一下2015年10月法律與公正黨贏得選舉以來的一些特別的情況。

首先是從2015年夏天開始的憲法危機。就在公民綱領黨（Civic Platform）的執政期快結束時，出現了很複雜的情況：憲法法院的五位法官的任期，也將在色姆（譯註：Sejm，波蘭下院）的第7和第8屆任期之間——也就是在公民綱領黨的任期結束而法律與公正黨還沒開始執政的這段「空白」時期——結束。2015年6月25日，由時任政府提案並獲得通過的波蘭《憲法法院法》正式生效；10月8日，在權力交接之前，色姆通過了五項分別提名五位新法官的提案。然後，一項針對《憲法法院法》的上訴被送至憲法法院，法院於12月3日裁定，對五名法官中三人的提名是合憲的。

然而，就在憲法法院裁定前，也就是在11月中旬，法律與公正黨（此時剛掌權）占多數的色姆卻對《憲法法院法》進行了修訂。而且，儘管法院當天就要求色姆等到其裁定之後再修法，法律與公正黨還是選出了5名自己的新法官。杜達總統在12月3日凌晨1點半接受了其中4位法官的宣誓（最後一位於12月9日宣誓）。到了12月22日，對《憲法法院法》進一步的修正案也獲得了通過，明確規定憲法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必須由14位法官中的13位進行全席審判，而且所有的審查請求必須按照被提交的順序來考慮。這項修訂被批評者認為會讓憲法法院的工作陷入實際的癱瘓狀態。2016年3月，憲法法院再一次裁定對《憲法法院法》的修正案是違憲的，但政府拒絕接受。卡欽斯基公開表示不會理會這一裁定，說那是「一群恰好履行著憲法法官職權的人自私的立場」。歐洲委員會威尼斯委員會就波蘭局勢發表了觀點，稱「削弱憲法法院的效力將損害歐洲委員會所有的三項基本原則」，包括民主、人權和法治。其他引起爭議的立法提案還包括一項允許政府控制大眾傳媒的新媒體法，以及對公務員法的一項修正案——批評者指責那會使公務員系統「政治化」。新政府還說要制定一部新憲法。

拉法：就是這樣。局勢很不穩定，而且危機還在持續當中。這種狀況很明顯地反映了波蘭社會深刻的極端化，也招致了對波蘭和歐洲各機構間的關係是否穩定的質疑。隨後，政府的很多政策在諸如公民權利和法治等憲法原則上，都引起了極大的爭議。而這也導致了國際和國內層面的眾多抗議，包括來自KOD（波蘭語，Komitet Obrony Demokracji），即「捍衛民主委員會」的抗議。

埃倫：有一點需要指出，這些都是和該地區類似的情況一起發生的。2016年1月6日，卡欽斯基和匈牙利總理維克托·奧班在波蘭——斯洛伐克邊界的涅茲卡舉行了一場引人關注的會面。卡欽斯基曾經發誓要「把布達佩斯帶回華沙」。在奧班執政的前20個月里，匈牙利的執政保守黨——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Fidesz）——通過了365份法律和法律修正案，而且在這一過程中還控制了所有的政府主要機構及匈牙利媒體，並修訂了匈牙利憲法。波蘭局勢的觀察者評論說，卡欽斯基確實將布達佩斯帶回了華沙，而速度卻更快。這引發了「政府俘獲」（state capture）的問題，奧班在2014年表現出的「擁抱反自由主義民主」的意圖，也給匈牙利政局蒙上了一層陰霾。

拉法：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政治話語越來越粗俗。2015年競選活動的排外傾向令人震驚，不同的右翼政黨全部都依靠反移民和排斥伊斯蘭的修辭來互相競爭。仇恨的言論也伴隨著仇恨的罪行。過去，「到此為止」聯盟每周大概記錄到5到10起這樣的案子；而現在，每天都有5到10個。最令人不安的例子之一，就是2015年11月在弗羅茨瓦夫的一場反移民遊行中，一座猶太人的雕像被燒毀。那場遊行就是由「國家激進陣營」和「全波蘭青年」（All-Polish Youth）組織的。這兩個組織都有極端民族主義傾向，它們的名字來自於上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反猶組織，這點我們剛才討論過。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超過60%的青年選民（小於30歲）都把票投給了法律與公正黨，或者是更加右翼的政黨。看上去，排外主義在今天的青年人中格外流行。這樣的場景真得很令人擔憂。

埃倫：法律與公正黨的很多法律提案是關乎歷史和文化問題的，包括一份反對「誹謗波蘭民族」的草案。這份草案是對歷史學家簡·托馬茲·格羅斯的作品的回應。他的著作，例如《友鄰》（Neighbors），還有最近對大屠殺的一些評論，都受到了攻擊。這樣，繞了一圈之後，我們又回到了民族認同和愛國主義的問題。

拉法：新的修正案是很嚴厲的，因為它把「誹謗波蘭民族」的行為規定為可以判處最高3年有期徒刑的犯罪行為。根據現在這項司法部的提案，該規定將會進入刑法典和憲法。然而，我認為波蘭的知識界有一項傳統非常值得自豪，就是「批判的愛國主義」。簡·約澤夫·利普斯基（Jan Józef Lipski）在他的文章中用「兩種愛國主義」來指代並存的傳統：一種是自由、開放和批判的愛國主義；另一種是褊狹的族裔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在文學界，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尤其還有維爾托德·貢布羅維奇（Witold Gombrowicz）也代表了這樣的可能性——或者說是必要性——愛國可以採用一種開放的、對自我歷史批判的方式。我認為，簡·托馬茲·格羅斯對波蘭歷史中有疑問的、痛苦的、不體面的那些方面——如波蘭人犯下的反猶太罪行——的揭露，就屬於這樣的傳統。

我真誠地相信，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的特質之一，就是能公開的討論各種事務。在過去的十五年裡，格羅斯引起的爭論是很重要的。甚至，那是我們作為波蘭公民應該自豪的一件事情，因為像《友鄰》這樣的著作可以在波蘭出版並引起公開討論，而對那種片面的、族裔民族主義的敘事發起挑戰的觀點也可以公開表達。特別是，耶德瓦布內大屠殺的真相能夠被官方承認，而且是被克瓦希涅夫斯基（Kwaśniewski）總統（1995年-2005年）和後來的科莫羅夫斯基（Komorowski）總統（2010年-2015年）公開承認，我們應當為此感到驕傲。因為在一個中東歐國家，這樣的爭論是很不容易的，比如立陶宛現在也有類似的爭論，但沒有波蘭那麼自由。

埃倫：我找到了托馬斯•溫茨洛瓦（Tomas Venclova）說過的一段話，覺得很合適。他說一個民族成熟的標誌就是能直面過去，「真相併不令人難堪。說出真相是重拾尊嚴的唯一途徑。」

拉法：完全正確。而且波蘭歷史上有很多值得我們自豪的事情。首先是憲政愛國主義的傳統。我們不應該忘記，1791年，波蘭制定了歐洲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憲法。而關於議會傳統，波蘭同樣擁有一項非常重要的、原創性的決策體制，能夠嚴格地保護少數民族的權利。另一項創舉是自由否決權（liberum veto），即任何一名色姆的議員都可以使立法無效，也就意味著所有的法案都必須全票通過——儘管在17世紀後期和18世紀早期的時候，這項制度曾遭到濫用。因此，波蘭有歷史悠久的自由傳統，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實：波蘭曾經避免了歐洲宗教戰爭的流血衝突，並因自己對宗教的寬容驕傲了好幾個世紀——從1573年華沙聯盟（Warsaw Confederation）訂立宗教寬容的條約時起。

波蘭1791年5月3日通過了第一部成文憲法，因比法國憲法的時間早4個月，有觀點認為這才是真正的「歐洲大陸第一部成文憲法」

輸12

這就是在波蘭歷史中，文化多元主義一直很重要，而且這麼多不同的族裔和宗教團體能夠在波蘭找到庇護的原因。對於在華沙落地的新猶太人歷史紀念館，我也感到驕傲，因為它描繪了波蘭歷史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另一件令我自豪的事情是——我希望這聽上去是樂觀的——我們剛剛談論的充滿生機的公民社會。在某種程度上，那是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反對運動以及異議運動的遺產。

我相信，在我們正在經歷的這場公開的民主辯論中，上面提到的這些優秀傳統仍然是極為重要的維度。我也很確定，對波蘭民族認同的不同模式和不同理解，包括批判的、自由的愛國主義模式，仍然會持續下去。最後，儘管我說不出為什麼，但波蘭幾乎在整個歷史中都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一直到20世紀中葉。雖然現在有一些排外主義的言論，但今天的波蘭無論是從人口角度，還是從經濟和其他角度來看，都很需要移民。我相信，單一文化的波蘭，就某種程度來說，只不過是在恢宏的歷史舞台上演出的反常一幕而已。因此，重拾多元文化傳統，就是波蘭民族對常態的回歸。

翻譯：魯昊源

翻譯文章：

Ellen Hinsey，History，State-building，and Patriotism；A Dialogue with Rafal Pankowski，New England Review，First Quarterly，2017.

根據蘋果公司規定，微信IOS版讚賞功能關閉，覺得本文寫得好的看官們也可以戳一下二維碼打賞哦！謝謝~

記得這是一個有溫度的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