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絲綢之路的歷史風煙 — —西安博物院藏絲綢之路文物

西安地區是絲綢之路重要的歷史舞台。西安博物院與絲路有關的代表性藏品不少，下文介紹的大部分文物均在展線上展出，有興趣的觀眾不妨一看。

在漢代，不同的外來文化在銅造像上都有反映。西漢裸體幼童銅像（圖一），出土於西安北郊，其肩生雙翼，項戴珠圈，雙手合於胸前，頑皮可愛，形象與晚期希臘神話中的厄洛斯（Eros）相似，而與漢代藝術風格迥異。此銅像與新疆若羌米蘭遺址的魏晉帶翼飛天人像壁畫都是希臘文化形象東傳的產物，而後者應是被當地宗教借用的厄洛斯接近青年的形象。

圖一 西漢裸體幼童銅像

西漢羽人銅像（圖二），出土於漢長安城遺址南，相貌怪異，兩耳豎長，肩生雙翼，跪膝垂羽。伊朗東北部出土過與此相似而時代要早得多的翼人。有學者認為這種「羽人」造型實際是受西方藝術的影響，是伊朗祆教的主神阿胡拉·瑪茲達。

圖二 西漢羽人銅像

院藏的北朝、隋唐時期的絲路相關的文物，反映這一時期絲路沿線各地的轉口接力貿易與文化交流深入發展的盛況，同時也說明絲路貿易的物品不是一般民眾的生活必需品，而是以奢侈品為主體。唐代金銀器中，絲路沿線的拂菻（東羅馬）風格、薩珊波斯風格、粟特風格、天竺風格繽紛呈現，並且相互之間、其與本土文化之間融合發展成為常態。

唐代八曲纏枝紋銀碗，1972年1月出土於西安市曲江鄉西曲江池村。口徑11.58厘米，高3.79 厘米，重194克。外形為粟特金銀器製作工藝捶揲而成，具有顯著的突棱及曲線，圈足聯珠紋是粟特銀器中極為常見的紋飾，但碗腹的裝飾紋樣是唐代民間喜聞樂見的本土紋樣忍冬紋。這件銀碗的發現有著一段較為奇特的故事。1972年1月，西安市曲江鄉西曲江池村一位農民趕著牛車向麥田裡運送肥料，牛車車輪在前行的時候碰到一段土坎上，隱約暴露出一件器物的一角，西安市文管會文物徵集人員恰好路過，順手撿起器物，仔細擦去表面黏土，一件具有濃郁的唐代前期粟特銀器風格的八曲纏枝紋銀碗頓時展現於眾人眼前。

圖三 仕女狩獵紋八瓣銀

院藏唐代素麵八曲銀長杯，出土於西安南郊，曲瓣凸棱明顯，是有強烈的薩珊波斯風格銀器。院藏的仕女狩獵紋八瓣銀杯（圖三），出土於西安北郊，外壁通體鎏金刻花，紋精工湛，是盛唐金銀器中的精品，其帶把多曲銀器屬粟特藝術形制；粗矮口大，又是受唐代文化影響的結果。

圖四 都管七國銀盒

院藏唐代「都管七國」三套裝銀盒 （圖四），1979年9月西安市碑林區西安交通大學出土。直徑7.5厘米，高5厘米，重量189.2克。造型優美，鏨刻精巧，裝飾紋樣從花鳥到人物，為唐代銀器中的精品。這套銀盒為三件套。外層銀盒盒面中部鏨六邊形圖案，主要紋飾是由27個姿態各不相同的人物組成富有情節的七組圖案，每組圖案都有各自地區的特徵，每邊圍以卵形規範，中部的「崑崙王國」是一幅生活氣息很濃的生活圖，「王出則列象千圖」，表現了東南亞一帶國家王者出行的場面。其中最外上鏨「都管七國」「崑崙王國」「婆羅國」「土番國」「疏勒國」「高麗國」「白拓囗國」「烏蠻人」榜題和各國人物圖畫，是當時唐朝外來文明的直接寫照。

周偉洲先生認為「崑崙王國」在現在的緬甸中南部，「婆羅國」在現在的印度中東部，「土番國」在青藏高原一代，「疏勒國」在現在新疆喀什噶爾地區，「高麗國」在現在的朝鮮半島上，「白拓（羯）國」與「烏蠻人」為四川西南和雲南東北地區。從七國的位置看出，這套銀盒所表現的主要是西南、南方和南海諸國的情況，最西到達現在的新疆喀什地區，最東北至朝鮮半島，而欲「都管」以上七國在唐代後期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所謂都管七個國，只是一種理想。其實，銀盒正中崑崙王國正下方即鏨刻有「將來」二字，此意即為在將來都管七個國。

造型多樣的載貨駱駝唐三彩作品，體現了自西漢張騫開通絲綢之路以後，中亞、西亞商人源源不斷地通過西域來到。西安博物院展線上展出的一組陶俑生動地表現了唐代絲綢之路的場景（圖七）。在唐人的普遍觀念中，胡人和駱駝關係密切。詩聖杜甫的《寓目》詩：「羌女輕烽燧，胡兒掣駱駝。」胡人牽駝遊走於長安城的里市街坊，承擔起東西方貿易交換的重任，成就了古代東西方之間經濟交流、文化交流的「絲綢之路」。2002年西安市長安區郭杜鄉三十一號唐墓出土的三彩載貨卧駝，駱駝雙峰間搭有鞍韉，上覆馱囊、象牙和絲綢，兩側帶馬蹬壺、花口盤、鳳首壺等物。

圖五 騎卧駝胡俑

隋唐時長安成為當時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這一時期來到的外國商隊主要是粟特 （阿姆河、錫爾河地區，希臘人稱索格第安那）人、吐火羅（阿姆河以南大夏故地）人，外來的突厥人則主要從事服兵役等工作。粟特商人尖帽、翻領的服飾和好酒的特點構成這時期各類絲路文物中最常見的形象；突厥人的形象則長發披肩，接近於普通北方游牧民族。館藏的唐代長髯牽駝胡俑、袒胸牽駝胡俑、騎立駝胡俑、騎卧駝胡俑（圖五）、移交來的牽駝胡俑，西安南郊出土的三彩載物駝俑、三彩騎駝奏樂俑、牽駝俑；騎馬胡俑，西安南郊出土的牽馬胡俑、西安南郊出土的三彩騰空馬、西安郊出土藍釉點彩載物馱騾，都是其中代表。上述的胡人就是「絲綢之路」上的運輸者，貿易往來的友好「使者」，他們對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

圖六 白玉錯金牌飾

唐代「絕域入貢」，域外玉材、玉器、玉器造型與玉器文化相輝相融。館藏的唐代白玉錯金牌飾（圖六），寬3.8厘米，高4.2厘米，出土於西安市北郊張家灣大明宮遺址，頂角處有一孔，可以懸挂佩帶，面上錯金絲勾連雲紋，玉質純白細膩。從製作工藝上看，當為宮廷皇族用品。該玉牌飾造型帶有濃厚的西域風格，錯金及流雲紋飾是傳統工藝與紋樣，它融合傳統及各民族間文化藝術，並吸收外來文化，經過發展，完全擺脫了漢代遺留藝術風格，形成更成熟的新的藝術風格，具有豪邁開朗、飽滿瑰麗、意氣風發的時代精神。

圖七 西安博物院展出的一組陶俑生動地表現了唐代絲綢之路的場景

唐都長安也是「絲綢之路」上重要的佛教文化傳播中心，佛寺多達百餘座，位於西安博物院內的小雁塔就是「絲綢之路」鼎盛時期的一處代表性佛教建築，見證了唐代長安佛教盛行的歷史。小雁塔建於唐代景龍年間（公元707-710年），其密檐磚塔的建築形式，是印度佛塔傳入長安地區早期的珍貴例證。小雁塔所在的薦福寺是唐代敕令建造的皇家寺院，高僧義凈西行印度求法歸來后在此主持翻譯佛經，設有國立的佛教譯傳機構「翻經院」，是長安三大譯經場之一。作為皇家寺院，翻經院宏偉壯麗，佛事繁榮，吸引了眾多「絲綢之路」沿線的東西方僧人和學者來此傳法、譯經或求法，也是佛教傳播過程中宗派義學交流的重要寺院。高僧義凈（公元635-713年），俗姓張，字文明，齊州（今山東濟南）人，是繼玄奘之後西行印度求法的最主要的僧人，佛教四大譯經家之一。他從印度帶回梵文經典400餘部，回國后在洛陽和長安薦福寺主持翻譯佛經61部239卷，后圓寂於薦福寺。義凈將途經海道諸國和所聞赴印求法高僧的情況，撰成《南海寄歸內法傳》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兩部著作，敘述了初唐時期赴印求法的所到之的情況。印度學者R.theper曾說：「倘若沒有法顯、玄奘和義凈的記載，印度本身的歷史是無法恢復的。」

2014年小雁塔遺產點成為世界遺產「絲綢之路：長安— —天山廊道路網」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