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誰是全球化的主導者？

胡鍵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在美國退出TPP以後以及一系列的政策都傾向於「一心一意搞內部建設」，這也正如此前諸多觀察家所說的那樣，美國正在逆全球化而動，甚至有觀察家認為美國川普政府推行的是反全球化的政策。更為有意思的話題是，誰將主導全球化進程？歐洲肯定不行，因為，一方面英國脫離歐盟正式啟動了程序，這對歐盟來說是大傷元氣的事。另一方面，法國目前的選情似乎也正在支持右翼政黨領導人瑪利亞·勒龐。按照勒龐的政策，法國不僅要執行比川普更為嚴厲的保守主義政策，而且法國還有可能會退出歐元區。德國雖然默克爾仍然還在民調中佔據優勢，但這種優勢已經非常微弱。歐盟核心國家的變數就是歐盟的變數。俄羅斯如何呢？俄羅斯只能算是世界政治大國，在經濟上俄羅斯還遠沒有能力領跑世界。因此，不少觀察家認為，將是美國的「替代者」，將領跑「全球化的下一程」，甚至是全球化進程的新的主導者。果真如此嗎？或許我們需要對全球化進行深入分析。

一、全球化是生產力發展引發的一種客觀趨勢

我們來對全球化進行追根溯源，探討一下究竟是什麼力量引發全球化進程的？從文獻來看，最早論述全球化的應該是《共產黨宣言》。宣言指出：「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資產階級開闢了新天地。東印度公司和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革命因素迅速發展。」有了新航路之後，「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發展，同時，隨著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的擴展，資產階級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發展，增加自己的資本，把中世紀遺留下來的一切階級排擠到後面去」。在這種情形下，「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文學」，從而「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上面這幾段文字是關於全球化最早的論述。在這篇文章中，馬克思、恩格斯強調了生產力的發展是全球化的初始動力，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世界市場和「世界性的生產和消費」（即全球化）。全球化又反過來促進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變革，甚至促進整個世界生產關係的變革，即「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不過，亞當·斯密比馬克思更早涉及全球化分析。斯密在被後人奉為「經濟學的聖經」一書《國富論》中開篇就指出：「分工的出現大大地提升了生產力，使勞動中的技巧、嫻熟度和決策更為重要。」斯密認為，分工導致生產的社會化。正如他所說的，分工「第一，讓每個勞工的熟練度增強了；第二，分工節省了勞工在不同工種之間轉換所消耗的時間；第三，促進了不少機器的發明，簡化了工序。節省了勞力，使一個人完成的以前好幾個人的工作」。尤其是第二點表明分工避免了一個人為完成一個產品而成為「全才」的現象，從而促成了以分工協作為主要形式的生產社會化。生產社會化也會導致分工進一步擴大，從一個地區、一個國家走向世界各地。因此，只要分工存在著，社會化生產就必然存在著，因而分工的全球化也就成為不可逆轉。另外，斯密還指出：「在相隔很遠的兩個地方之間，商品的真實價格與貨幣價格不成正比」，這會刺激商人熱衷於追逐兩地之間的貨幣價格差。這樣就會帶來商品在不同地區之間的流動；同時由於資源在不同國家之間分佈的差異性，商品的流動最終同樣會發展成為國際之間的流動。按照亞當·斯密的說法，貨幣價格的地區差同樣是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馬克思和亞當·斯密的著作來看，兩人關於全球化的動力和內涵是有所不同的。就全球化的動力來說，馬克思強調是生產力水平的提升，而斯密則強調分工。不過，從就根源來說，分工的原因也是生產力水平決定的。關於生產力發展與分工的關係，早在1847年馬克思就在《哲學的貧困》中說：「在英國，機器發明之後分工才有了巨大的進步，……由於有了機器，現在紡紗工人可以住在英國，而織布工人卻住在東印度。在機器發明以前，一個國家的工業主要是用本地原料來加工。……由於機器和蒸汽的應用，分工的規模已使大工業脫離了本國基地，完全依賴於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這就是說，生產力的發展程度決定著社會分工的程度。但是，斯密在《國富論》中並沒有直接涉及生產力的問題，而是直接從分工入手的。就全球化的內涵而言，馬克思認為是生產力發展的一種客觀趨勢，但這個趨勢是完全被資本所「俘獲」的。關於這一點，馬克思是從分析資本利潤下降的趨勢入手的。資本是為了追逐更大的利潤，但「活勞動中對象化為剩餘價值的無酬部分同所使用的總資本的價值量相比，也必然不斷減少。而剩餘價值和所使用的總資本價值的比率就是利潤率，因而利潤率必然不斷下降」。在這種情形下，資本主義生產要繼續維繫下去就必須通過對外貿易來解決其推動力問題。馬克思從三個方面進行來分析：其一，與國內的生產要素相比，通過對外貿易可以使不變資本的要素變得更為便宜，也可以使可變資本轉變成的必要生活資料變得更便宜。其二，對外貿易是同生產條件較為不利的其他國家所產生的商品競爭，因而比較發達的國家以高於商品的價值出售自己的商品，利潤率也將得到提高。其三，與殖民地的貿易有關，由於殖民地發展程度較低，勞動的剝削程度更高。雖然馬克思與斯密所分析的對象不同，但上述三點內容兩人都用被作為重要的證據而被特備強調。尤其是關於殖民地問題，馬克思和斯密都對殖民地貿易進行了非常詳細的分析。不過，斯密在《國富論》中純粹分析資本在國際市場是如何追逐利潤的，而馬克思卻從資本在全球追逐利潤的情況，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周期性的危機是不可避免的客觀事實。

二、當今的全球化並沒有改變其客觀趨勢的性質

當下研究全球化的學者一般都認為，全球化是美國主導的進程。所謂美國主導的進程，主要是指在二戰結束前後，美國主導下制定了戰後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規則。戰後初期，美國確實藉助於以外匯自由化、資本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為主要內容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逐漸構築了美元主導下的世界經濟霸權。但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深陷越南戰爭的泥潭，財政赤字巨大，國際收入情況惡化，美元的信譽受到衝擊，爆發了多次美元危機，美國喪失維持黃金官價的能力，經與黃金總庫成員協商后，美元不再按官價向市場供應黃金，市場金價開始自由浮動。布雷頓森林體系走向解體，其重要標誌是：其一，美元停止兌換黃金。1971年7月第七次美元危機爆發，尼克松政府於8月15日宣布實行「新經濟政策」，停止履行外國政府或中央銀行可用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的義務。12月以《史密森協定》為標誌，美元對黃金貶值，美聯儲拒絕向國外中央銀行出售黃金。至此，美元與黃金掛鉤的體制名存實亡。其二，取消固定匯率制度。1973年3月，西歐出現拋售美元，搶購黃金和馬克的風潮。歐洲共同市場在巴黎舉行會議並達成協議，聯邦德國、法國等國家對美元實行「聯合浮動」，彼此之間實行固定匯率。英國、義大利、愛爾蘭實行單獨浮動，暫不參加共同浮動。其他主要西方貨幣實行了對美元的浮動匯率。至此，固定匯率制度完全垮台。美元停止兌換黃金和固定匯率制的垮台，標誌著戰後以美元為中心的貨幣體系瓦解。布雷頓森林體系也意味著崩潰。這也表明在戰後20多年之中美國並不能在全球化進程中為所欲為，美國只是藉助於國際政治經濟規則而獲得了一些國際政治特權，在經濟上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美國的經濟主導地位也明顯呈現出下降的趨勢。所以，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界就流行著「美國衰落論」的觀點，這種觀點一直延續到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

冷戰結束后，表明上看冷戰以蘇聯的解體而告終，但美國並沒有實質性地贏得冷戰，或者說美國無法獲得「和平紅利」。一方面，美國的實力確實因冷戰而受到了大大的削弱，所以保羅·肯尼迪等學者的「美國衰落論」並非空穴來風。另一方面，由於蘇聯的解體，對歐洲的威脅似乎不存在了，但美歐同盟關係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基於共同的威脅而建立起來的，但這種共同的威脅消失以後，美歐同盟關係也逐漸離散，歐洲對美國的離心傾向越來越明顯。與此同時，美元地位不僅遭受到來自於崛起的日本的挑戰，而且也來自於歐洲貨幣一體化帶來的挑戰。日元逐漸崛起為一種世界貨幣，不斷蠶食美元的主導地盤。在冷戰結束后，歐洲貨幣一體化已經醞釀了數年，終於在1999年歐洲貨幣一體化的重要成果歐元正式啟動。歐元啟動之初，對美元的匯率就一路看漲。眾所周知，美國對歐元的啟動一直是不高興的，而歐元走強則更讓美國不高興。在這種情形下，美國通過經濟的方式來遏制歐元已經不可能，最後只能採取最後的軍事手段。而當時的南斯拉夫聯盟內部正好被科索沃問題困擾，正好給美國干預歐洲提供了契機。結果，美國打著「人道主義」的旗幟，發動了科索沃戰爭。科索沃戰爭雖然武力打擊的南聯盟，但由於科索沃就在歐洲的大門口，所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就在科索沃戰爭期間，歐元對美元的匯率一路下滑。因此，科索沃戰爭對美國來說真的是發揮了一箭三雕的功效：武力上打擊南聯盟，經濟上打擊歐元，戰略上擠壓俄羅斯。正是在科索沃戰爭後期，美國領導下的北約實現了最大規模的東擴，並且越過了俄羅斯的劃定的紅線把波羅的海三國全部囊括在北約的陣營之中。然而，這一切也表明，美國並沒有真正主導冷戰結束以後的全新的全球化進程。

進入新世紀以後，美國不僅繼續在傳統地緣政治上與俄羅斯在歐亞大陸競爭，而且美國也面臨全新的對手，這就是全球範圍內的以「反美主義」為內容的恐怖主義。「9·11」事件不是恐怖主義反美的終結而是針對美國的「非對稱性戰爭」的開端，美國也因此而在阿富汗發動了一場針對恐怖主義的戰爭。阿富汗戰爭雖然沒有得到聯合國的授權，但因其特殊的內涵而被賦予了戰爭的正義性，以至於世界各主要國家都支持美國的反恐戰爭。然而，戰爭的正義性並沒有隱藏美國背後的意圖，特別是以阿富汗戰爭為契機，美國在中亞建立了軍事基地，這讓、俄羅斯等都覺得這是插入、俄羅斯乃至上海合作組織內部的一把楔子。在阿富汗問題沒有得到實質性解決的情況下，美國又以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名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徹底推翻了伊拉克薩達姆政權。五年之後，金融危機從美國的次貸危機開始並迅速蔓延到全世界。

上述情況表明，所謂美國主導下的全球化，主要是指美國在全球化這個客觀進程中為規範各國參與全球化而制定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制度、規則、議程。但是，即便沒有美國制定的這些制度、規則、議程，全球化並不會停止。因為，只要資本在全球市場流動，那麼全球化就一顆也不會停止。所不同的是，政府的貿易政策越開放，資本的流動就更加順暢，全球化會因資本的順暢流動而加快。就正如在1846年前，英國雖然因穀物法而採取關稅保護政策，但資本從英國和整個西歐向殖民地和東方落後國家流動的情形並沒有停止，而全球化的進程也在生產力的大利推動之下而不斷發展，不斷促進資本走出其「故鄉」而奔走於世界各地。當穀物法廢除以後，全球化在資本更為快速的流動之下而不斷深化。當今的全球化則更加是資本高速流動的結果，一方面，資本的規模是超大規模的，這樣龐大規模的資本運動無論遇到什麼樣的阻力，都會保持著巨大的慣性。因此，在川普政府推行保守主義政策時，短期內根本無法改變資本運動的方向，只是減緩了資本運動的勢頭而已。然而，如果政策對美國利益弊大於利的時候，美國的政治選舉和其他因素都會改變其政治格局和政策（例如，關於「禁穆令」就遭到美國不少政治家的抵制，也會在國會裡面成為爭論的焦點），而資本卻不會受此影響，一如既往地為追逐利潤而在世界各地流動。另一方面，當今信息技術發展迅猛，這為資本的加速流動提供了更為便捷的技術職稱，所以資本藉助於互聯網、雲平台和大數據等信息技術在全世界高速流動，全球化也同樣在加速發展。某幾個或某些國家政府的保守主義政策根本無法阻止大規模的資本在雲平台上的大規模流動。當今的全球化不是實物資本、貿易資本的全球流動，而是互聯網資本、大數據資本等新興資本通過虛擬技術的瞬間新的、超大規模的流動。這同樣驗證了沒看到關於生產力促進全球化趨勢的觀點。

三、如何塑造在全球化中的新角色？

是否可以「領跑」全球化、「主導」全球化？這涉及兩個重要的內容，一是全球化是什麼的問題，二是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前面已經就什麼是全球化進行了闡釋，所謂全球化就是一種在生產力發展前提下的客觀趨勢，但這種趨勢無論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還是在今天，都被資本所「俘獲」，或者說，資本就是全球化最關鍵的主體。而民族國家關於這方面的政策以及霸權國、國際體系主導國所制定的國際制度、國際規則等，並不是全球化本身或為全球化所制定的，而是為適應全球化的客觀趨勢而制定的關於全球治理的制度和規則。既然是這樣，那麼，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就非常清楚，所謂塑造在全球化中的心角色，就是指在全球治理制度、規則中如何發揮作用。

自參與全球化進程到今天，在全球化中的角色發生了幾次的變遷。與全球化進程打上交道可以追溯到與西方主導的殖民體系關係的歷史。正如前文所述，全球化最初是資本對外擴張的歷史，也是西方對外殖民的歷史。而正是西方殖民體系的受害者，當第一次與全球化遭遇的時候是在歷經痛苦之後的反抗。因此，天然地就是西方殖民體系的造反者、革命者。這個體系雖然被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後來的民族解放運動所摧毀，但二戰確立的雅爾塔體系仍然是大國主導的體系，雖然作為一個大國也被賦予了大國的特權，但是弱國，不僅沒有能力而且也沒有任何經驗來行使這種特權。所以，最初是持拒斥的態度。這種態度一直延續到20世紀70年代，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得到恢復。但是，有限的、被動的參與也使有機會學習、體驗，並從中獲得了實際的利益。在此情形下，開始推行對外開放政策，實際上就是主動參與到全球化進程之中，一直到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才全面融入國際體系，也就是全面融入全球化進程，在這個歷程中，從一個貧弱大國邁向了一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也正如一些觀察家所說，在全球化中獲得了最大的收益。但與此同時，也開始轉換自己的全球化角色，從一個參與者轉變成為積極的建設者，包括對全球治理中也是一樣，從置身事外著眼於自己的內部建設到有選擇地參與全球治理的某些制度和規則，到目前開始作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積極推動者，也在努力成為全球化、全球治理制度、規則的創設者。而實際上，也的確在這方面發揮了實質性的作用，包括關於國際金融危機的治理、全球經濟發展、全球變暖的氣候治理、聯合國改革、打擊恐怖主義、全球減貧、流行性疾病防治等，在上述有關制度、規則的建設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為全球治理的價值貢獻了的智慧，為解決全球化進程中的全球性的問題提供了方案。

然而，要塑造在全球化的心角色，或者說也真正成為全球化的「領跑者」，需要在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其一，要著力解決內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長期來，的發展呈現出嚴重的二元現象：城鄉二元現象、地區二元現象、產業二元現象、市場體制機制的二元現象。這些問題是制約現代化發展戰略的關鍵性因素。現代化發展實際上陷入瓶頸，尤其表現為「轉型性陷阱」，即經濟社會轉型長期無法擺脫「雙軌制」，而且由於「雙軌制」曾經為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經濟發展的奇迹也為「雙軌制」提供了長久的合法性。這也為經濟發展的二元現象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釋。但是，這絕對不是現代化發展的長久之路，如果不擺脫「雙軌制」的束縛，社會經濟轉型和現代化就難以取得實質性的突破。

其二，要全面提升的國際制度創設能力。解決了的內部發展問題僅僅是為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的行為提供了物質基礎，但要「領跑」全球化進程，也有國際制度創設的能力。美國在戰後能夠主導國際體系和全球化的「領頭羊」，正是因為美國有能力為全球化制定規則；而且，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各國參與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進程不得不遵循美國制定的規則。不過，美國有機會制定國際制度，並非是自己稱大所為，而的確是國際社會的選擇。因為，美國由於遠離二戰的戰場而使得其國家沒有直接遭受戰爭之害，加之第二次工業革命在19世紀末就已經從歐洲轉移到了美國，美國先是在技術上隨後是在經濟實力上都超過了歐洲任何一個國家。因此，美國自然就成為世界反法西斯陣線的實際領導者。德國通過戰爭削弱了英國、法國、蘇聯，但世界方法西真相卻摧毀了德國、日本，而世界的重建需要國際原始資本，只有美國能夠提供重建的原始資本。在此情形下，美國資本支為美國制定國際規則提供了支撐。從美國的歷史經驗來看，一個國家的國際制度創設能力既要依賴於內部的實力，也要有國際社會的需求，二者缺一不可。因此，提升的國際制度創設能力需要進行內外兼修。

其三，要全力打造的軟實力。擁有強大的硬實力還不足以支撐一個國家成為全球化的「領跑者」，這樣的國力結構是畸形的，畸形的國力結構會導致畸形的對外行為。西方歷史上的大國崛起基本上是一種畸形的崛起方式，所以難以避免陷入「大國崛起」周期律，或者說「修昔底德陷阱」。美國的崛起開闢了一種全新的大國成長之路，也就是所謂的「物質性成長」與「社會性成長」相結合的方式，簡而言之就是軟實力與硬實力平衡發展的崛起方式。美國的國父們並沒有想到後來的美國會成為世界霸權國，但美國的國父們首先是從「美國精神」來立國的，「美國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其「憲法精神」，在美國200多年的國家發展史中逐漸成為美國人民的文化支撐，更成為美國軟實力最重要的來源。儘管美國也發生過南北內戰，也發生過政治力量爭奪政權（政黨輪替），也發生過各種社會運動（包括前不久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等，但除了南北戰爭外，幾乎所有的運動都是在憲法範圍之內。這就是「美國精神」最為「新大陸」文明典範的文化經典，從而為美國在世界上樹立了「文明的樣板」。擁有數千年的文化，因而也擁有豐富的軟實力資源，但文化大國不僅沒有支撐起的軟實力，大多數文化資源反而成為當今的歷史包袱。也正因為如此，建設軟實力任重道遠。但是，既然要成為當今全球化的「領跑者」，那麼不僅要從傳統文化中去挖掘文化正能量，而且還要善於對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文化要善於採取「拿來主義」的態度，使之融入在的文化血脈之中而為我所用。在此基礎上，努力為世界發展提供全新的價值。

最後，要全力打造的資本「航空母艦」。資本是全球化的實質主角，無論是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還是今天，這種情形都沒有改變。一個國家要主導全球化這一客觀進程，其政府並不是全球化進程中的真正「運動員」，主權國家的政府主要還是全球化進程的「編導」、「策劃」，全球化真正的「演員」是資本。二戰後美國主導全球化進程，實際上是指以美國為母國的超大國模的資本。無論是在實體經濟領域還是在虛擬經濟領域，美國都擁有相應的「航空母艦」式的跨國資本，而且政府在幕後則為這些資本制定了世界性的「門戶開放政策」。因此，二戰結束以後的半個多世紀，美國的資本得以遍布世界，利潤也源源不斷地回到美國，並反過來為繼續為美國「領跑」全球化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誠然，擁有類似於阿里巴巴、華為等的新興資本，但其規模和世界影響力還相當有限，並且它們還無法直接取代政府作為全球化的「運動員」，反倒是政府總是以全球化「運動員」的身份出現。最終的結果是，呼聲很高，落地卻無聲。這是因為角色錯位的表現。今天，在軍事上已經擁有航空母艦，更加需要在資本上要「做大、做強、做優」（當然不是用政府的力量強行實施壟斷），在全新的全球化進程中，更加需要資本的「航空母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