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春廳—— 一座城市的誕生與記憶

1900年的長春府衙。

這裡是長春城市發展的原點，位於長春凈月新立城鎮小街村，伊通河東岸、新立城水庫大壩北側，一組清代風格建築默默靜立著......

今天，大東北V為你講述這座年輕城市217年的風風雨雨。

這裡是吉林將軍境內第2個建治單位、清代東北地區建立的第14個行政單位。轄區東至沐石河190里，西至巴延吉魯克山40里，南至伊通邊門15里，北至吉家窩堡172里。初轄懷惠、沐德、撫安、恆裕四個鄉，43個甲。（清朝東北地區設省前，民署設置實行將軍、府、縣三級體制。直隸州、直隸廳同府、散廳略同於州、縣。廳開始並不是成型的行政設置，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逐漸成為固定的行政機構。吉林將軍境內第一個行政單元是吉林同知， 長春廳是第二個，在全東北較早，有「老三廳」之稱。）

這裡便是長春城市的起源地——「長春廳」、「理事通判衙門」，附近居民稱之為「衙門地」。

今天的長春，很少有人知道，200多年前長春設治時，衙門便建在這裡。這座小小的「土城」，因為是在空地上剛剛新建立起來的，便被命名為「新立城」，這就是新立城名字的由來，一直沿用至今。

為什麼清政府會在東北封禁之地設立一個如此特殊的行政機構？

長春廳的建立有著怎樣不同尋常的歷史意義？

歷史更迭、時代變遷，這裡究竟發生了怎樣的鮮為人知的故事？

20世紀90年代在新立城復建的「長春廳」衙署。

借地設治

長春廳的設立還要從明崇禎九年（1636年）說起。其時，包括郭爾羅斯部在內的漠南蒙古16個部、49個領主在盛京（瀋陽）盟誓，擁戴皇太極為蒙古大汗，「后金」改國號為「大清」。因為在政府明朝的戰爭中立下了軍功，成吉思汗二弟哈薩爾的第十八世孫固穆被敘功封為「扎薩克輔國公，詔世襲罔替」，統轄郭爾羅斯二旗。從此，郭爾羅斯部二旗沿松花江明確了疆界，並被分為前、后兩旗，固穆繫世長前旗，布木巴繫世長后旗。從這一年開始，郭爾羅斯前旗作為國家的地方建制，一直延續了308年。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郭爾羅斯前旗旗祖固穆的七世孫，也就是成吉思汗二弟哈薩爾第二十四世孫恭格拉布坦承襲了輔國公爵位，但此時，札薩克的職務卻已旁落他家。「札薩克」是漢語「執政官」的意思，也就是蒙古各盟旗的旗主、行政長官，由蒙古王、公、貝勒、貝子等貴族充任，也被稱作「旗主王爺」。在札薩克的封地內，山川、河流、山林、牧地、田產均歸其所有，且不向朝廷擔負任何徭役、稅賦。境內人民統歸札薩克管轄，並交納賦稅，承擔徭役，而且札薩克對他們有生殺予奪之權。

早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郭爾羅斯前旗就發生了重大的權力更迭。第三代札薩克輔國公，也就是固穆的孫子莾塞以「不緝賊罪」，被朝廷削去札薩克一職，僅保留了輔國公的爵位，札薩克職務由他人帶領。

奪回札薩克的職位是固穆世系幾代人的夙願，恭格拉布坦雖然很年輕，但是非常有野心，他一心想著怎樣重新取得札薩克的職位，正是這種對權力的渴望，讓這片土地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清代，蒙古各旗一切封爵世職的變動都要由皇帝親自裁決。為了贏得皇帝的賞識，恭格拉布坦不斷增加向朝廷的貢賦，巨大的支出漸漸讓他力不從心。冥思苦想之後，一個大膽的想法出現在恭格拉布坦的腦海中。

「民人」是清代旗人對漢族人的稱呼。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早春，郭爾羅斯前旗境內，臨近柳條邊牆的伊通河畔突然熱鬧起來，大批關內民人通過一些被稱為「攬頭」的中介人，來此開荒、租種這裡的土地。而這些「攬頭」背後的主使者，正是恭格拉布坦，他違背祖制，瞞著朝廷，私自劃出了游牧地，招民人墾種納租。

恭格拉布坦確定的租糧是每畝4升，摺合白銀2分1厘，這在當時算得上相當便宜了。民人墾荒種植為恭格拉布坦帶來了滾滾財源，僅地租一項每年就多達白銀5500兩。

面對輕而易舉得到的大量白銀，恭格拉布坦頗為得意。只是，他怎麼也不會想到，自己無意間竟然成為了蒙地開發的首倡者，他的所作所為不僅開啟了草原游牧文明與中原農耕文明的再度融合，也促使清王朝不得不調整了延續多年的東北封禁政策。

原來，清軍入關后，為了保護「祖宗肇跡、興王之所」，並切斷蒙古各部族與中原地區的接觸，對廣袤的關東大地實行了嚴格的封禁政策，先後修建了綿延一千三百多公里的柳條邊牆，嚴控關內民人向東北地區移民。清政府規定，蒙地只允許世代傳承，不允許轉讓和招墾，因此，一望無際的原野不允許漢人墾荒。

然而，中原地區的天災人禍和日益擁擠的耕地使得無數流離失所的百姓，被迫來到關外尋求生機。於是，渴望土地的流民和渴望金錢的恭格拉布坦一拍即合。但是，私自招民開墾的行為畢竟是犯了大忌，朝廷一旦追究下來，後果不堪設想。

其實早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負責戍守吉林全境、統帥八旗官兵的吉林將軍秀林就向乾隆皇帝報告了這裡招民墾種的情況，但是年事已高的乾隆並沒有採取任何相應措施。一切在風平浪靜中過去了八年時間。嘉慶四年（1799年），逐漸掌握大權的嘉慶皇帝終於下令徹查此事。此時，恭格拉布坦已經辭世。

朝廷委派吉林將軍秀林會同哲里木盟的盟長拉旺，到郭爾羅斯前旗調查流民墾荒的情況，調查的結果是民戶多達3330戶，開墾土地已達265648畝。當時，在伊通邊門附近形成一個較大村落--長春堡，此情此景讓兩位欽差十分震驚。落戶的民人和開墾的土地都已經不是小數目，該如何向皇帝彙報？又該如何解決自己管轄範圍內這件棘手的事情？秀林感到十分為難。

經過思考，秀林有了主意。

不久之後，一份奏摺擺在了嘉慶皇帝面前。秀林如實彙報了郭爾羅斯前旗招民開墾的情況，同時他還建議，鑒於民人已經墾種多年，有效地資助了蒙古王公的升級，並且蒙漢相安無事，應該允許他們繼續耕種納租，甚至可以考慮將流民聚集區的蒙古人遷移出去。吉林將軍還在奏摺中請示，在流民聚居的地區設官彈壓，以免滋生事端。

收到秀林的奏摺之後，嘉慶皇帝頗費了一番思量。清朝皇帝深知民族關係的重要性和複雜性，怎樣做才能可以既保護蒙古王公的利益，又給「闖關東」的民人一條生路呢？

與軍機大臣商議后，嘉慶皇帝發出了上諭：「朕為體恤蒙古起見，仍令其照舊耕種納租」，但此後，「不準另行開墾一壠，亦不許添居一人」。——《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

嘉慶五年（1800年），一份來自京城的公文被送到了吉林將軍秀林的手上，吏部通知他和郭爾羅斯前期第九代札薩克輔國公阿拉坦鄂齊爾：嘉慶皇帝批示，同意在郭爾羅斯前旗的封地內設立一個地方行政機構--「長春廳」，只能是「彈壓地方，管理詞訟，承辦命盜案件」。長春廳只負責管理民人事務，境內的一切蒙古事務依舊歸郭爾羅斯前旗札薩克管理，地權仍舊歸蒙古王公，地租仍舊由蒙旗自行收取，境內的滿洲八旗事務則歸吉林將軍轄理。

蒙古鑲黃旗人六雅圖出任了長春廳首任理事通判。長春廳成為了吉林將軍轄區內的第2個建制單位，也是清代東北地區建立的第14個行政單位。

公元1800年，清政府發放了帶有「長春廳理事通判之關防」字樣的印信。此後，「長春」這個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設治之初的長春廳，東由穆什河起，西至巴彥濟魯克山止，約二百三十里；南由伊通邊門起，北到季家窩棚止，約180里。下設懷惠、沐德、撫安、恆裕四鄉，後來又增設了農安鄉。

長春廳設治一事，在漠南蒙古產生了巨大的反響。當時，多個蒙旗都有流民開地墾荒，而在民人聚居處安官設治，長春廳則是首例，這一重大的歷史變革和處理原則，不僅載入了《大清會典事例》《戶部則例》《理藩院則例》等行政法典內，也使得各旗的蒙古王公紛紛奏請朝廷允許招民開荒，並在已開發的蒙地區域內設治。無奈之下，清政府不得不順應潮流，模仿長春廳的處理方式，相繼在多處蒙地之上建立府、廳、縣等行政機構。最終，這類行政單位在清代東北地區達19個。

長春廳輿地全圖。

選址「長春堡」

因早在長春廳設置前，長春一帶南北各有一個大村落，南為長春堡，北為寬城子（今南關區南部）。其中「長春堡」這個地名，在當時的一些官方文書中經常提及，民間流傳也較為廣泛，知名度較高，遂被沿用下來。然而，長春廳正式建置衙門時並未選在長春堡，而是建在伊通河東岸與長春堡隔河相望的新立城。

據《長春縣誌.輿地誌》記載：「長春廳之設非在長春堡，乃在堡東隔伊通河十里地方築土城設治，因謂之為新立城。當日長吏奏疏均稱為長春堡者以築城地方原無村落；且其地屬長春堡界，故舉以名之耳。後人以與長春堡無別故又有新立城之名。」

在新立城小街南邊有一片略呈方形的房基地，高出周圍的稻田地0.3米左右，面積約1萬平方米，當地農民稱為「衙門地」。在此東南30餘米處，還有一處略高於地面的基址，面積約2 000平方米，是巡檢衙門舊址。這裡的農民在田間耕作時，在這片宅基遺址中經常發現青色磚瓦殘片、銅錢、白石灰殘塊、甚至銀元寶等。這裡的青磚略小於遼金時代的青磚，而比現代的磚又大些，很明顯為清代遺物，在巡檢衙門基址，也常有清代磚瓦等建築構件出土。

1994年長春市文物考古部門對這裡進行了挖掘，曾出土一排整整齊齊的青磚，發現一座坐東朝西的完整的房屋基礎。這是一座面闊近13米，進深近7米，一座三間的東廂房。房子由中間開門，門坎裡外用青磚鋪墊。居中的一室兩側有爐灶，后側有煙囪，用半壁單磚隔成的南、北二室都發現了炕的痕迹。

根據這座房址在長春廳遺址中的位置，它應是理事通判衙門的東科房。在科房的南側有儀門一間，兩邊二門各一間。在西南約15米處發現了儀門東側的一間二門，對稱的柱洞、磚砌的牆基，柱洞中木柱的殘渣碎屑還保存著。在理事通判衙門200多米外，還有一座非常完整的建築物，長方形，面積近60平方米。外牆都是雙層的順砌半壁磚牆，牆心用黃土充填，四角都有立柱，一道單壁磚牆將房址分隔成內外兩室，外室門朝南開，有磚砌的爐灶，內室有火坑，地表還有磚鋪地面的殘存，這是伊通邊門守門兵丁住房的遺址。隨著考古發掘的進展，長春廳的本來面貌顯出了大致的輪廓。每座建築必有火炕，不敷瓦的平頂房，柳條邊上的兵丁房……這一切都為我們勾畫出了200餘年前長春地方的歷史風貌。由於長春廳在新立城時間較短，其性質又為「借地設治」，所以築城及衙署規模均不很大。

在長春廳設治前，寬城子已經是一個流民聚集而成的、比較大的自然屯。早在嘉慶二年（1797年），寬城子便出現了農產品集市，也是長春歷史上第一個集貿市場。同一年，落腳在此的流民集資捐建了城隍廟，兩年後，了誠法師來到寬城子，在今天南關大橋附近修建了長春歷史上最早的大型建築群--關帝廟，長春廳時期，這裡每日香火不斷，十分熱鬧。

因寬城子地處編外墾區的中心，又緊鄰往來通航的伊通河，其漸漸成為長春的經濟中心，商人們習慣地稱其為「寬庄」。

就在寬城子日益繁榮之時，地理位置偏僻的新立城卻發展緩慢，甚至還因為地勢低洼，時常面臨伊通河水患的威脅。於是，長春廳理事通判常喜向吉林將軍提出了請求--北遷廳衙。茲事體大，吉林將軍富俊為此專門向朝廷呈送了奏摺，陳述了詳情。奏摺中這樣寫道：「衙署建設邊牆偏隅之區，遇有相騐要案，往返相距一二百里，誠有鞭長莫及之虞，擬請於所屬相距五十里適中之寬城，人煙稠密，商賈輻輳，五路通衢地方移建衙署，不惟易於彈壓而安商旅，且便於訪緝不致有疏脫之慮……」

朝廷最終批准了吉林將軍的奏請，長春廳也就開始了緊張的搬前準備工作。不久之後，長春廳在寬城子新建了一處衙署，位置就在今天大經路上的長春市一零三中學一帶。道光五年（1825年）長春廳由新立城北遷至寬城子。

長春廳衙北遷，增強了朝廷對長春的管理效力，同時提升了寬城子的知名度。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寬城子」成了長春的另一個稱謂，甚至在國際條約中也是「寬城子」和「長春」兩者並用。

長春廳撫民通判之關防。

為官一方

公元1820年，也就是清嘉慶二十五年，是長春廳設治的第二十個年頭。

當這一年的夏季到來時，長春廳衙署正堂內，案頭的卷宗和等待批複的文件已經積累了厚厚的一疊。然而，長春廳的理事通判，滿洲鑲黃旗人福訥卻依舊不理公務。

此時的北京紫禁城內，一道參劾福訥的奏摺已經呈送給嘉慶皇帝。吉林將軍富俊在奏摺中事無巨細地寫道：「奴才等平日查看該員尚屬中才……近日沉湎夜飲，每日睡至已午時分，早飯後料理公事不過申酉數刻，致使民詞積壓，怨聲沸騰。」

富俊向來以清廉勤政、恪盡職守著稱。由於對福訥失望至極，富俊請旨將其革職。

福訥是長春廳第四任理事通判。在長春廳的歷史上，共有37任通判。他們的職責是什麼，又有著怎樣的曲折命運？彌足珍貴的檔案資料中，究竟記載了哪些不為人知的故事，又會還原出怎樣的官場百態？

長春廳主官的官職為理事通判，級別為六品，職掌（職責）是「彈壓地方，管理詞訟，承辦一切命盜案件」。

200多前的長春廳，地域廣闊，民情複雜。設治八十餘年後，長春廳迎來了第一個歷史轉折點。

光緒八年（1882年），長春廳主官「理事通判」被改為「撫民通判加理事銜」。這意味著職掌擴寬，權力增加。

除此之外，長春廳的官員任用還發生了一個新的變化。

早在光緒六年，清末重臣、吉林將軍銘安就在奏摺中針對長春廳的官員任用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長春廳地方蒙民雜處，政務殷繁，緝捕扶綏均關緊要，非精明練達之員不足以資治理。」銘安認為，長春廳的官員任用應該是滿漢、蒙漢兼用。

從1800年起至1889年，改「廳」為「府」前的89年間，長春廳主官曆經39人次，其中36任皆由滿人或蒙人出人，到長春廳末期，終於出現了3任漢族官員，其中赫赫有名的一位是李金鏞。

李金鏞，字秋亭，江蘇無錫人，早年投效淮軍。光緒九年（1883年），在吉林將軍銘安的力保之下，49歲的李金鏞出任長春廳撫民通判。到任僅5個月，李金鏞清理積案600餘起，錯案大都得到平反，他還「親挾碑文謁將軍為民請命」，解決了墾民與郭爾羅斯前旗蒙古王公間的土地糾紛，保護了農民的利益，銘安稱讚其「幹練勤明，堪以委署」。

教育方面，李金鏞自己捐資，開設長春地區最早的教育機構--養正書院。他還設立了養老機構養濟院，使鰥寡孤獨無家可歸者有了棲息生存之所，這也是當時東北地區著名的社會福利機構。他推廣免疫接種的機構牛痘局，為幼童免費引種牛痘，預防天花疫病。同時，李金鏞還「澤及朽骨」，首辟公墓，在長春北門外藏王寺旁設置「義地」，作為死者集中埋葬的墳地，這也是長春有史以來的第一處公共墓地。所以，李金鏞在長春特別受老百姓的愛戴。光緒十六年（1890年），李金鏞終因操勞過度而積勞成疾，在黑龍江漠河金礦工地與世長辭，終年56歲。就在李金鏞去世的前一年，長春廳已經升級為長春府，最高長官也由通判改為知府。

長春廳遺址石碑。

參考資料：《長春廳志》《發現長春》等

專家簡介：房友良男現任 吉林省地方志學會常務理事、吉林省民俗學會理事、長春市城鄉規劃委員會委員、歷史保護專業委員會委員，編著《長春街路圖志》《長春歷史地圖集》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