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賞析】 王瑤：現代經濟學《新約》——《經濟學》

王瑤（1981-），遼寧朝陽人。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資本論》研究室主要研究成員，《資本論》研究會理事。主要研究領域為經濟思想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產業組織學。在《經濟學動態》《學習與探索》等重要期刊獨立發表多篇論文。出版專著《經濟學中的芝加哥傳統及馬克思主義視角下的批判性研究》（2016）一部。合著《對自由市場的兩種理解》（2013）一書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

一、自負的經濟學通才：保羅·薩繆爾森

1946年凱恩斯逝世，標誌著一個自亞當·斯密以來一直由英國人統治經濟思想領域的時代結束了。他們的遺產傳到了美國，保羅·薩繆爾森是繼承英國人衣缽的主將之一。馬克·布勞格稱，薩繆爾森「在許多方面說來是經濟學家們的經濟學家：他的著作大部分是基本概念和理論的嚴密表述，涉及經濟學的每一個分支，如國際貿易、生產理論、資本理論、金融分析、增長理論、宏觀經濟學和經濟思想史」。[1]

1970年，薩繆爾森獲得第二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獎項時，評論說，「他在提高經濟學理論領域的科學分析水平方面，比任何一位經濟學家做得都多。薩繆爾森改寫了多處經濟學的重要理論，並在眾多領域取得了非凡成就，而這些成就如今早已成為經典經濟學定理的一部分。」他是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畢生都在試圖努力塑造美國的經濟和金融政策。事實上，薩繆爾森也許比美國史上任何一位經濟學家所做的都要多，重塑經濟理論的政策涵義以符合美國的政治和經濟環境。

薩繆爾森歷來是很自豪的。獲諾貝爾獎后，他毫不掩飾地將自己比作艾薩克·牛頓爵士和德國偉大的數學家高斯。他曾在自述演講中非常自豪地宣稱：「他好像天生就是搞學術的。他是芝加哥大學的優等生，哈佛大學的優等生，後來偶爾步入經濟學。由幾代經商的祖先所傳下來的達爾文基因在他的身上結出了正果，經濟學似乎就是為他而存在的。」他自詡是「經濟學界最後一位通才」，並對其著述自誇說：「我對我寫下的每一章、每一篇論文、每一個註釋都非常滿意。」在洋洋得意地介紹自己曾擔任計量經濟學會、美國經濟協會以及國際經濟協會的主席頭銜后，他甚至笑稱：「如果有銀河經濟俱樂部，大概也少不了我。」

保羅·薩繆爾森1915年出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加里城的一個猶太家庭，后移居芝加哥。1935年年僅20歲就獲得芝加哥大學學士學位。回首往事的時候，這位視經濟學為生命的學人曾這樣說：「我註冊的生日是在公曆1915年5月15日，實際上，我於1932年1月2日重生於芝加哥大學」。

20世紀30年代的芝加哥同現在一樣是自由放任經濟思想的大本營。那時的代表人物有弗蘭克·奈特、雅各布·維納、亨利·西蒙斯等。薩繆爾森的第一節經濟學課是阿倫·迪萊克特講授的。阿倫·迪萊克特可能是所有教員中最極端的自由主義者，他後來成為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姻親。迪萊克特的自由放任思想未能俘虜年輕的改革者薩繆爾森。薩繆爾森喜歡成為這個保守機構里的天才叛逆者，同時他深受被稱為「溫和社會主義者」的父親影響。

薩繆爾森不久就去了哈佛大學，在那兒他親眼目睹了一個驚人的轉變。他的老師阿爾文·漢森從一個長期堅定的古典經濟學家轉向凱恩斯主義學派。凱恩斯及其《通論》瞬間風靡美國，薩繆爾森很快倒向凱恩斯主義。薩繆爾森發現，當時是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最振奮的時代：「1936年以前出生的經濟學家確是得到上天的恩惠，真的！但不要出生得過早！」他引用下面為人熟知的威廉·華茲華斯的《序曲》來表達自己的心情：「在那個黎明活著已是福分，年輕則是上了天堂！」

那也是一個戀愛的年代，1938年保羅與另一位經濟學家，拉德克利夫學院的一位優等畢業生瑪利安·克勞弗德，喜結良緣。這對夫婦育有二女四子，包括經濟學家羅伯特·J·薩繆爾森。瑪利安·薩繆爾森於1978年去世，1981年保羅·薩繆爾森與麗莎·埃克浩斯結婚。

薩繆爾森1941年完成博士論文，並因此獲得當年的大衛·威爾斯獎（David A. Wells Award）。1947年他的博士論文以《經濟分析基礎》的題目發表。在這部著作中，薩繆爾森與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決裂，他主張經濟學的主要闡釋方法應該是數學而不是文字表述。有這樣一則未經證實的軼事：據說，在薩繆爾森博士論文答辯結束后，作為答辯委員會成員之一的熊彼特教授轉向另一位教授里昂惕夫，問道：「嗨，瓦西里（Wassily），我們畢業了嗎？」就連薩繆爾森的老對手米爾頓·弗里德曼也不得不指出：「專業的經濟學家都深知保羅·薩繆爾森是一名數理經濟學家，他試圖重塑和改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這也是為什麼這位極其多才多藝的學者奪得諾貝爾獎的原因。」[2]

哈佛畢業后，薩繆爾森由於年輕的活力、傲慢的個性加之猶太背景，拖了他留校教書初衷的後腿。他趾高氣揚的態度早就激怒了系主任哈羅德·希清斯·布爾邦克，系裡只給他提供一個普通講師的職位。決定留在劍橋的薩繆爾森接受了名氣相對較小的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專業的一個職位。

哈佛大學不久就為其失策而感到後悔。1947年薩繆爾森因其成為最有成就的年輕經濟學家而獲得首枚約翰·貝茨·克拉克獎章。系裡提升他為正教授，同時麻省理工學院也躍升為全美最好的經濟學系之一。這一切發生之時薩繆爾森年僅32歲。一年後薩繆爾森又引起一場學術轟動並受到所有經濟學系的仰慕：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新約》——《經濟學》第一版問世。

當他編寫教科書《經濟學》時，一些經濟學家評論說，這本書不是一部研究著作。薩繆爾森對此並不在意，說道：「萊納斯·鮑林這位偉大的學者和人道主義者兩獲諾貝爾獎，在其獲獎之前便已編纂一本重要的化學教科書，而偉大的理查德·費曼在獲得諾貝爾獎這一殊榮之後也曾出版其經典的物理學講稿。威廉·詹姆斯也曾出版其流芳百世的《心理學原理》。理查德·柯朗，這位德國哥廷根大學的數學泰斗，也從未高傲到拒絕與他人合著微積分教材。我等泛泛之輩怎麼敢指責這些學者？而且作為一名普通學者，我想現在該是我們將經濟學界帶頭人的關注點放在通識教育上的時候了。」

這本教科書於1948年秋出版后，受到熱捧，以至於該書重印多達19次，而最終的第19版經過修訂，內容有所增加，並且許多地方進行了重新編寫以適應經濟學的當前趨勢。它席捲了整個經濟學界，每年售出數萬冊。《經濟學》註定成為各領域出版過的最成功的教科書，它已再版19次，銷售量超過1000萬冊，並被譯成40多種語言。沒有任何一本教科書能與之相比，包括讓—巴蒂斯特·薩伊、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和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教科書。薩繆爾森《經濟學》經歷了世界經濟及經濟學界半個世紀的風雲變幻：和平與戰爭；繁榮與蕭條；通脹與通縮；共和黨與民主黨及一系列新的經濟理論，以至於薩繆爾森的許多推崇者把他視為現代主流經濟學的主要締造者，並且毫不猶豫地把戰後這段時期的經濟學稱為「薩繆爾森時期」。

難怪薩繆爾森自豪地說，「我不在乎誰為一個國家制定法律，誰為她起草條約——只要由我來寫經濟學教科書就行」。他又說, 「時間漸漸流逝。我的頭髮也從金色變為褐色，直至滿頭銀絲。但是《經濟學》這本教科書卻如同從未衰老的道林·格雷肖像一般，永遠保持在21歲。」書的封面顏色也是換了又換，從綠到藍，從褐到黑，直至五彩繽紛，萬般絢爛。而具有課堂經驗的學生和教授們也給作者寫了成百上千的信件並提出了寶貴意見。正是在這樣的幫助下，書本里的經濟學知識才能不斷得以演變和發展。

終於有一天，薩繆爾森對麥克勞—希爾出版社說道：「我已經盡了我的義務。讓其他人來做這修訂的工作吧，而我也可以享受一下終身教授的好日子，做一做我所感興趣的研究而不用再管修訂這事兒。」他的年輕搭檔就是第十二版《經濟學》教科書的合作者威廉·諾德豪斯。

作者：[美]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

譯者：蕭琛等

出版：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

二、「把凱恩斯主義的十字架釘在新的經濟學殿堂頂部」

在《經濟學》第一版中，薩繆爾森的首要意圖是把凱恩斯主義帶入經濟學課堂。他通過其發明的「凱恩斯十字」（即收入－支出圖形）來解釋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基本內容，包括節儉悖論、失業均衡、乘數效應和總需求管理等。換言之，「通論」的所有創新要素均反映在凱恩斯十字當中。

凱恩斯革命的內容之一是認為利率由對貨幣的需求和供給決定，當利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時，增加的貨幣供給就會落入「凱恩斯陷阱」（利率被假定為固定不變）。這樣，儲蓄供給的增加並不能使利率降低進而鼓勵投資。所以在凱恩斯模型中，投資（I）是自主變數並獨立於儲蓄（S）。按照凱恩斯的說法，投資是利率的函數而與收入無關，它主要取決於投資者和工商業人士的「動物精神」和預期變化。相對於國民收入，投資是一個無規律的變數，投資曲線II被設定為與國民收入NI軸平行的直線。儲蓄（S）則是收入的函數並隨國民收入的增長而增長。即人們收入越多，儲蓄就越多。向右上方傾斜的儲蓄曲線SS與水平的投資曲線II構成了凱恩斯主義十字，即著名的國民收入決定理論。

在圖1中，儲蓄曲線SS與投資曲線II的交點決定了均衡收入（M）。可以看出，凱恩斯十字模型中的均衡收入（M）小於充分就業收入水平（F），「失業均衡」的概念由此得出。薩繆爾森通過將凱恩斯「失業均衡」概念進行模型化描述試圖表明資本主義系統是內在不穩定的，並且可能無限期地處於低於充分就業水平（F）的觀點：「充分就業和通貨膨脹在我們最近的歷史上僅僅偶爾發生過。大部分時期的狀態是有一定的資源浪費、一定的失業、一定的需求不足、投資不足和購買力不足」。[3]這段話在前11版中幾乎沒有變化。據此，薩繆爾森認為保證充分就業的「自動機制」在資本主義經濟中並不存在。他把「私人經濟」生動地比喻成「一個沒有有效的操作桿和操作者的機器」，這台沒有方向盤的汽車經常偏離路線並撞毀。結果，「補償性財政政策試圖引入這樣一個操作者或平穩控制器」。[4]

補償性財政政策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呢？如圖1所示，儲蓄曲線SS右移或投資曲線II上移均能使失業均衡收入水平（M）移至充分就業收入水平（F）。讓我們先來看看儲蓄曲線SS的移動情況。因為投資獨立於儲蓄，更多的儲蓄意味著儲蓄曲線SS向左移動並且不會對提高投資曲線II產生任何影響，其結果是減少了國民收入。正如凱恩斯所言：「我們越是有美德，越是致力於節儉，我們國家財政和私人財物越是堅持正統原則，我們的收入就會下降得越多。」[5]由此引出的一個推論是，提高公眾的消費傾向會使儲蓄曲線SS向右移動從而使國民收入增加。對此，薩繆爾森在1970年《經濟學》第八版教科書對「節儉悖論」這個主題作出了很完美的表述：「消費慾望的上升也就是儲蓄節儉慾望的下降——會引起商業銷售的繁榮和投資的增加。換句話說，消費慾望的下降，比如人們更節儉了，這能降低收入水平很高時通貨膨脹的壓力；但是在經濟蕭條時，這會使經濟危機的情況更嚴峻，同時會減少社會實際凈資本形成的總量。高消費量和高投資量是相互促進發展而不是相互抵觸的」。[6]根據投資和儲蓄相互獨立的凱恩斯十字模型，不投資的儲蓄會從經濟系統中「漏出」並「成為一種社會罪惡」。

我們再來看投資曲線II的移動情況。通過增加政府支出或減稅來重建商界信心可以使投資曲線II上移。從圖1中可以看出，政府支出1000億美元會使投資曲線II上移（儲蓄曲線SS不動）而使國民收入增加4000億美元。也就是說，政府支出的增加會引起國民收入成倍的增加。這是因為，國民經濟各部門是相關聯的，某一部門的一筆投資不僅會增加本部門的收入，還會在各經濟部門中引起連鎖反應，從而使其他部門增加投資和收入，最終使國民收入成倍增長。乘數在此發揮了神奇地作用。減稅是否也能達到相同的乘數效應呢？答案是否定的。公眾將1000億美元的稅收減免只能部分用作消費，另一部分則被儲蓄起來。為方便起見，假如800億美元用於投資，200億美元用於儲蓄。這會使投資曲線II上移幅度小於政府支出1000億美元時的上移幅度，並且儲蓄曲線SS還會向左移動。結果是減稅比政府支出有較小的乘數效應，薩繆爾森稱之為「平衡預算乘數」。因此，政府支出而非減稅被薩繆爾森認為是應對經濟蕭條更有效的工具。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宏觀總需求管理在凱恩斯主義十字模型中得到了良好的闡述。

三、混合經濟模式的本質

「混合經濟」模式可以形象地表述為：政府用「有形之手」去修正市場的「無形之手」，即主要是薩繆爾森所定義的「福利國家」。任何一種混合經濟既有國營部門又有私營部門，而且前者不僅包括非商業的行政部門，還包括以國有企業或國家大量參與為形式的重要經濟部門。公私合作是混合經濟模式的基本特徵，具體地說，在混合經濟中，國營部門和私營部門合作已經制度化，目的是在保持「私人利益」必須服從「公共利益」的同時，使認為「公共利益」至高無上的精神與想象中的「私人利益」的功效起協調作用。換句話說，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之所以有效率，就是因為市場制度能夠調節私營部門按照效率的原則有效運行，並且國營部門的干預保證了私營部門的有效運行。

混合經濟作為「純社會主義和純資本主義混合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計劃經濟中極端干預主義的明顯失敗和自由放任經濟所引發的市場失靈和社會不公而提出的具有雙重意義的預防措施。「純社會主義」的缺陷表現在指令經濟已經逐漸成為沒有效率、極端官僚主義、創新能力低下、平均主義大鍋飯、普遍貧困化和個人自由喪失的同義語。「純資本主義」的缺陷是指市場經濟蘊含經濟不穩定、嚴重通貨膨脹或嚴重失業持續存在、壟斷、外部性，以及收入財富分配不公等問題。按照約瑟夫·熊彼特在其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的說法，混合經濟長期以來被視為市場經濟必然實現全面社會化之前的過渡階段。然而，純社會主義和純資本主義各自的缺陷表明，混合經濟已經從過渡性的制度變成本身就合乎人們想往的制度，其力量在於擯除了各種純制度的缺陷。應該注意的是，混合經濟是作為一種溫和適中、謀求平衡點的解決方法出現的，公私之間的最佳比例是隨時間和空間的變化而變化的。

混合經濟模式的本質是要實現宏觀調控穩定和社會公平。具體來說有以下三點：（1）國家在其調節市場的傳統職能中積極存在的願望；（2）私營部門和國家之間建立密切的合作，國家根據需要，或作為單純的合作者或作為開明的監督者進行干預；（3）實行廣泛的收入和財富再分配。薩繆爾森則把混合經濟模式的本質表述為國家對於市場經濟存在的三項職能：「提高效率、增進平等以及促進宏觀經濟的穩定與增長」。[7]與經濟增長相比，薩繆爾森更加強調宏觀經濟的穩定性，他明確指出「自由放任的經濟不能確保投資會達到充分就業所需要的準確數量」，[8]只有政府強有力的宏觀總需求管理才能做到這一點。關於宏觀調控穩定的補償性財政政策，我們已在第二部分具體闡述，在此從略。

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表明，市場所達到的帕累托最佳狀態，無論有無國家調節，都不一定與個人滿意的「最佳」最終分配相一致。換成薩繆爾森的說法就是，「市場並不必然能帶來公平的收入分配。市場經濟可能會產生令人難以接受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的巨大差異」。[9]也就是說，擁有大量資源的少數人可以享受很高的福利，而其他人都接近於維持最低生活的水平。這種社會極端不公平的原因在於市場體系中的收入分配往往由運氣和出身等偶然性因素所造成。這樣，一個「好」政府很可能想以「社會公平」的名義改變這種狀況。需要指出的是，社會再分配有很大一部分由於可以得到全體成員的「一致通過」而成為「自願的」。具體來說，社會的全體成員都贊成國家進行巨額的轉移支付來實現社會安寧、民事保險或公共衛生。這類再分配達到了一種不同的、被視為更加公平的帕累托最佳狀態。據此，薩繆爾森指出：「收入不平等在政治上或道德上也許不能為人們接受。一個國家沒有必要將競爭市場的結果作為既定的和不可改變的事實接受下來；人們可以考察收入分配並判斷它是否公平。如果一個民主社會不喜歡自由放任市場體系下的貨幣選票的分配，它可以採取一些措施來改變收入的分配」。[10]依據薩繆爾森的觀點，累進稅制對經濟產生有利的再分配影響：「由於從節儉的富人手裡而不是從將欲支出的窮人手裡拿走美元，累進稅將使購買力和就業都保持在一個高水平上」。[11]同時可以看出，薩繆爾森對節儉悖論持有堅定不移的信仰。此外，薩繆爾森還贊成社會保障稅、農業補貼、失業救濟金和經濟中被稱為「內在穩定器」的其他福利。

在回答經濟體制轉軌中面臨的問題時，薩繆爾森指出市場經濟的實質是「將以各種的概率，傾向於日益增加的不平等」。他繼續說道：「一些人努力工作，一些人走運，而另一些人則不那麼走運，還有一些人比其他人受到更高的教育，等等。庫茲涅茨曾經總結過，當經濟發展的時候，收入不平等程度（例如以洛倫茲曲線或基尼係數描述的）會增加，然後，當經濟發達起來以後，不平等開始降低。但是，大多數不平等程度縮小的情況是與『福利國家』聯繫起來的」。[12]也就是說，市場是無心的，沒有頭腦的，它從不會思考，不顧及什麼，所以，混合經濟就是要通過政府的政策來糾正某些由市場帶來的經濟缺陷。薩繆爾森總結道：「好的混合經濟是，而且必須是有限制的混合經濟。那些希望將政府縮減為警察加一些燈塔的人只能生活在19世紀」。[13]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中，產品應該主要由私人企業生產；比如在美國，只有3%的國民生產總值是由聯邦政府所擁有的企業所生產的。與此相反，在社會主義國家，由國有企業生產的比重占產出總量的80%～90%，這將削弱市場的有利影響，也將導致喪失混合經濟的一些好處，因為這將不能反映人們的需求。總之，「一個有效率並且人道的社會要求混合經濟的兩個方面——市場和政府同時存在。現代經濟的運作，如果沒有市場或政府，就都會孤掌難鳴」。[14]

薩繆爾森指出了混合經濟的有利特徵：「混合經濟是混合的，這就是它的優勢……市場在我們的領導下將成為一匹駿馬。但是每一匹駿馬又有其劣勢。」[15]市場要比五年計劃和一系列政策命令更有效。市場的這些優勢要予以保留。與此同時，公共干預在如預防污染和減少貧困這些社會目的方面又是極其有效的。薩繆爾森說道：「經濟學家應該用冷靜的頭腦來指揮其一腔熱血。」並且他還預言：「我們的混合經濟——除去在戰爭時期——前途光明」。[16]

四、與時俱進，不斷更新

作為教程，《經濟學》之所以歷經60多年仍然保持著生命力，是值得的大學教授們在編寫教科書時學習的。作為一名傑出的經濟學大師，薩繆爾森不斷更新《經濟學》教程的理論觀點，努力使其適應時代潮流。為此，他甚至從敵對學派的經濟學家那裡吸收新的學術思想。薩繆爾森在第12版《經濟學》的序言中宣稱：「科學是一種不斷發展的、活生生的有機體。由兩代學人共同努力，合作撰寫本書的時代已經來臨。我們兩人都可以證實，重新綜合現代主流經濟學是一種激動人心的體驗。這種綜合審慎地考慮到經濟學中競相爭鳴的所有流派：后凱恩斯折衷主義、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芝加哥的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激進經濟學」。[17]在第14版《經濟學》的序言中，薩繆爾森坦白地說，「第一版中的重要觀點在第三版中如同一頂舊禮帽，或許到第14版已經變成不正確的思想了」。[18]在此，我們主要從節儉悖論、貨幣政策、以及總供給和總需求的發明三個主題的演變視角來看一看《經濟學》主要版本的重大修改。

如前所述，節儉悖論是貫穿薩繆爾森《經濟學》第1版至第11版的共同主題。邁克爾·埃米特·布朗迪對薩繆爾森《經濟學》教科書內容的獨特之處作出了如下評價：「薩繆爾森的教科書——《經濟學》——是凱恩斯理論模型的良好闡述……該書的有效性應該表現在展現這本教科書在作者的才思進步和理解節儉的悖論中」。[19]薩繆爾森斷言：「在失業的前提下，試圖節省往往會導致儲蓄的減少而不是增多」。[20]因為高儲蓄率會使國民經濟縮水，以致不能提高儲蓄總量。凱恩斯提出的失業均衡的理念也強化了節儉悖論的學術思想。節儉悖論意味著消費比節約更具有生產性。薩繆爾森寫道：「伴隨聯邦預算赤字在1982—1984年期間的急劇上升，消費者支出、總需求和GNP均快速增長，並且失業率急劇下降。雖然打著供給層面經濟學的旗幟，1983—1984年經濟繁榮實際是由需求層面的增長推動的」。[21]然而，許多經濟史學家都對節儉悖論深表懷疑，因為戰後歐洲和亞洲主要國家（德國、瑞典、日本和東南亞等）的經濟增長大大得益於高儲蓄率。兩位凱恩斯主義者，諾貝爾獎得主弗蘭克·莫迪利亞尼和著名教科書作者格雷戈里·曼昆也認為儲蓄是保持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大量增長數據與反節儉觀點相矛盾的事實面前，薩繆爾森在《經濟學》第13版以後的教程版本中對「節儉悖論」主題做出了重要修改。在第13版中，薩繆爾森刪掉了「儲蓄從經濟系統中漏出」的圖示，並使節儉悖論成為了選擇性的內容。而這一「選擇性的內容」在第14版中也被刪除了。在第15版中，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宣稱：「巨大的公眾負債明顯有損於長期增長……今天幾乎很少有哪位經濟學家稱讚美國巨大和不斷增長的債務負擔」。[22]在1998年《經濟學》五十周年版（第16版）中，薩繆爾森把原來反儲蓄的「節儉悖論」替換為對美國低儲蓄率的感嘆，並將其部分原因歸咎為社會保障和重稅。

在美國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中，聯邦儲備體系對阻止經濟崩潰所表現的無能為力，使由數量理論提出的長期被認可的關於貨幣因素在經濟中的作用的主張一下子名譽掃地。從那時起，「貨幣無關緊要」的凱恩斯主義信條長時間主導著主流經濟學思想。薩繆爾森一向強調財政政策是優於貨幣政策的穩定工具。在1955年的第3版教程中，薩繆爾森指出，「今天極少數經濟學家把聯儲的貨幣政策當成控制經濟周期的靈丹妙藥」。[23]然而在第7版教程的第11章末尾，薩繆爾森全盤接受了弗里德曼的名言：「在某種意義上，現在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在另一種意義上，不再有人是凱恩斯主義者。我們都在用凱恩斯主義的術語和工具；不再有人接受凱恩斯主義的原始結論」。[24]1973年在寫第9版時，正值兩位數通貨膨脹時期，薩繆爾森寫道，「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起重要作用」。[25]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在1995年的第15版中實際上已改變立場並向貨幣主義者屈服：「財政政策不再是美國穩定政策的主要工具。在可見的未來，聯儲的貨幣政策將履行穩定政策的職責」。[26]

20世紀70年代的滯漲現象使西方國家發現高通脹非但不能減少失業反而使失業更為嚴重。凱恩斯主義嚴重依賴的標準菲利普斯關係已經失效。人們對凱恩斯—薩繆爾森模型產生了深深的懷疑。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在第12版教程中發明了總供給和總需求的新工具（AS-AD圖形）來解釋20世紀70年代的危機從而令人驚奇地復活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按照薩繆爾森的說法，滯漲是由供給衝擊（石油、商品或者勞動成本的驟增使商業成本上升）所致。在AS-AD框架里，供給衝擊使AS曲線沿AD曲線向左上方移動，新的均衡點便呈現出「低產出和高價格」的滯漲情形。正如薩繆爾森表述的那樣，「供給衝擊帶來價格上升，隨之而來的是產出減少和失業增多。供給衝擊因此導致宏觀經濟政策的所有目標都惡化」。[27]從中可以看出，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仍然緊緊抓住凱恩斯主義十字架的核心信念不放，即資本主義系統是內在不穩定的，需要政府的宏觀管理來確保高水平的總有效需求和充分就業。

註釋：

[1] 布勞格：《凱恩斯以後的100位著名經濟學家》，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316頁。

[2] 普塔斯瓦瑪哈 編：《薩繆爾森與現代經濟學基礎》，華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頁。

[3] Samuelson, Paul A., Eonomics . 1th edition., New York: Mc Graw Hill, 1948, p.271.

[4] 同上書，p.412.

[5] 轉引自斯考森：《現代經濟學的歷程》，長春出版社2006年版，第370頁。

[6] Samuelson, Paul A., Eonomics . 8th edition., New York: Mc Graw Hill, 1970, pp.224-226.

[7] [美]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第十六版），蕭琛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頁。

[8] Samuelson, Paul A., Eonomics . 7th edition., New York: Mc Graw Hill, 1967, pp.197-198.

[9] [美]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第十六版），蕭琛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頁。

[10] 同上。

[11] Samuelson, Paul A., Eonomics . 1th edition., New York: Mc Graw Hill, 1948, p.174.

[12] 高小勇、汪丁丁：《高小勇、汪丁丁專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朝華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頁。

[13] [美]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第十六版），蕭琛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頁。

[14] 同上。

[15] 轉引自普塔斯瓦瑪哈 編：《薩繆爾森與現代經濟學基礎》，華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頁。

[16] Samuelson, Paul A., Eonomics . 6th edition., New York: Mc Graw Hill, 1964, p.809.

[17] [美]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第十二版），高鴻業等譯，北京：發展出版社1992年版，「序」第1頁。

[18] Samuelson, Paul A. and Nordhaus, William D., Eonomics . 14th edition., New York: Mc Graw Hill, 1992, p.xiv.

[19] 普塔斯瓦瑪哈 編：《薩繆爾森與現代經濟學基礎》，華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266頁。

[20] Samuelson, Paul A., Eonomics . 1th edition., New York: Mc Graw Hill, 1948, p.271.

[21] Samuelson, Paul A. and Nordhaus, William D., Eonomics . 12th edition., New York: Mc Graw Hill, 1985, p.192.

[22] Samuelson, Paul A. and Nordhaus, William D., Eonomics . 15th edition., New York: Mc Graw Hill, 1995, pp.638-9.

[23] Samuelson, Paul A., Eonomics . 3th edition., New York: Mc Graw Hill, 1955, p.316.

[24] Samuelson, Paul A., Eonomics . 7th edition., New York: Mc Graw Hill, 1967, p.210.

[25] Samuelson, Paul A., Eonomics . 9th edition., New York: Mc Graw Hill, 1973, p.329.

[26] Samuelson, Paul A. and Nordhaus, William D., Eonomics . 15th edition., New York: Mc Graw Hill, 1995, p.645.

[27] Samuelson, Paul A. and Nordhaus, William D., Eonomics . 16th edition., New York: Mc Graw Hill, 1998, p.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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