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SI·編譯 | 伊朗：特朗普及其盟國面臨的三個選擇

2017年5月31日，伊朗媒體人阿米爾•塔赫里（Amir Taheri）在《中東報》（Asharq Al-Awsat）英文版發表評論文章《伊朗：川普及其盟國面臨的三個選擇》（Iran: Trump and Allies Face 3 Choices），上外中東研究所微信訂閱號今日推出全文中譯文。

「卡達危機」幕後中東變局中「搶位」

自1979年以來，幾乎每一位新上任的美國總統都會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如何處理與伊朗的關係？

美伊兩國交惡的源頭可追溯到1979年。當年，一群伊朗學生將美國駐伊朗大使館外交人員扣留長達444天之久。在隨後的近40年裡，伊朗始終將美國視為自己的主要敵人。特別是在蘇聯解體之後，伊朗扣押了許多在本國及其中東地區的代理國黎巴嫩的美國人。毫不誇張地說，這40年間幾乎每天都有美國人因各種原因被伊朗扣押。

美國駐伊拉克及阿富汗軍隊總指揮大衛·佩特雷斯將軍稱，近些年在這些地區爆發的小規模戰爭中，數百名遇難的美軍士兵均與伊朗有關。除了直接與美國抗衡外，伊朗也試圖動搖或推翻所謂大中東地區內美國盟國的政權。

如今，儘管緊張局勢得到了緩解，但是如何處理與伊朗的關係仍舊是一個緊迫而重要的問題。毫無疑問，川普新政府也應該努力解決這個難題。

回顧過去，從卡特時期到歐巴馬政府，無論經過多少努力，都無法改變美伊交惡的現實。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國總統不了解伊朗政治制度的本質，都沒有意識到1979年後伊朗存在的兩種現實：作為民族國家的伊朗，以及作為推廣和輸出霍梅尼思想工具的伊朗。

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美國在政治場合同一群聲稱可以代表民族國家伊朗的人們交往，那些伊朗人在行為上無異於任何一種體制下的普通公務人員：微笑、謙和、說著一口流利的英語或法語。一些西方政客多年以後才意識到，他們在政治場合交往的面帶微笑、態度謙和的人，不過是一群扮演總統、外交部長或大使角色的「天才演員」，伊朗真正的決策者一直都隱藏在神秘的幕後。

由於長期存在這樣的誤解，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都沒有意識到，無論他們對這個民族國家做出多少讓步，都難以扭轉1979年伊斯蘭革命時期形成的伊朗對西方國家的敵意。

卡特曾向已故伊朗最高領袖霍梅尼致信，通過承諾予向伊朗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希望與新政權的高層建立緊密聯繫；里根總統甚至不惜違反美國法律，通過以色列向伊朗走私武器以幫助教士階層戰勝薩達姆；柯林頓總統曾兩次因真實或臆想的西方對伊朗的干涉向教士道歉，並解除卡特時期通過的因美國人質事件對伊朗實施的一系列制裁。小布希也盡了最大努力，包括發表聲明，要求同教士進行公開談判，希望伊朗成為「全球家庭」中的一員；世界目睹了歐巴馬總統在勸說伊朗改變某些過激行為方面做出的努力。然而，所有這些努力均以失敗告終。因此，川普政府必須從幾十年的失敗中吸取教訓，重新探尋解決伊朗問題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處理伊朗問題方面，川普政府較其前任而言具備以下幾大優勢：

其中一大優勢是川普政府擁有多位伊朗問題專家，其中包括早年在擔任議員期間就精通伊朗事務的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參加過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役的現任美國國防部部長詹姆斯·馬蒂斯。他們加速了高層對伊朗政治的了解。新任中央情報局局長邁克·蓬佩奧多年來一直都是美國眾議院中涉及伊朗問題的關鍵人物。新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H·R·麥克馬斯特觀察和研究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長達20年之久。

川普政府決定驅逐仍抱著希望想將伊朗從敵人轉變為朋友的歐巴馬總統的支持者。同時新政府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試圖對伊朗問題採取統一的做法，避免倉促行動。這就是為什麼川普決定在接下來的3個月里重新審視解除對伊朗制裁的決議，並推遲國會宣布整個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為恐怖組織的原因。

川普也意識到，除了目前不可能實施的大規模戰爭外，華盛頓當局無法僅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伊朗問題。以前的行政部門總是單獨與伊朗交涉，將美國、歐洲以及中東地區的盟國視為局外人。而川普政府正在試圖同歐洲和中東的盟國建立更為廣泛的聯盟，他甚至暗示，在某些條件下這一聯盟可以擴大到俄羅斯。這樣可以避免伊朗繼續通過挑撥美歐、和海合會成員國等中東大國間關係達到自己的目的。

華盛頓分析指出，伊朗已經對世界秩序構成了威脅，應該引起包括俄羅斯、土耳其、歐盟、阿盟成員國和以色列在內的所有國家的密切關注。究竟川普政府會對伊朗採取何種政策還不明朗。

然而，美國的這一戰略決策已經受到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近期發布的「最高指示「的堅決反對。上個月哈梅內伊在伊瑪目海珊大學對軍人發表的講話中稱，他不會允許伊朗政權有任何一點細微的變化或者動蕩，因為這可能最終導致政權的更替。

「我們的目標是改變世界，」他說，「我們不能讓世界改變我們」。

有著「伊斯蘭基辛格」之稱的伊斯蘭革命衛隊高級戰略家哈桑·阿巴斯博士堅持認為，霍梅尼革命的最終目的是將美國變為伊斯蘭共和國。

德黑蘭方面宣稱，除了少數國家例外，當今世界的各國政府都是非法的，必須通過革命將其推翻。急需解決這一問題的當然是那些穆斯林國家。向那些國家輸出革命是由、哈梅內伊創建、伊朗前外長韋拉亞提負責的伊斯蘭覺醒大會秘書處的職責。與此同時，由扎里夫領導的外交部則被堅決排除在那些與穆斯林國家有關的事務之外。

對於一位敏銳的觀察者而言，伊朗是一個具有多重性格的國家。她擁有一位 「最高領袖」和一位「共和國總統」，有正式的內閣和非正式的「領袖協商委員會」。伊朗擁有伊斯蘭議會，但是「最高領袖」的一道法令就可以廢除議會制訂的任何法律條文。

伊朗擁有傳統的陸軍，海軍和空軍，同時還有由伊斯蘭革命衛隊指導的陸軍，海軍和空軍。它有普通的警察與民兵組織，同時還有宗教警察。在伊朗有兩個平行的司法制度：一個由司法部門控制的政府法院和另一個以宗教法官為首的伊斯蘭法庭。伊朗兩個平行的安全系統，一個由情報部負責，另一個則由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管理，兩個系統甚至可以逮捕對方的成員。

伊朗政府在177個國家設有大使館和大使。與此同時，「最高領袖」也有自己的使館和代表。在伊朗內部，權力的雙重性日益突出，每個省長或市長與「最高領袖」的全權代表一起出現，負責延續革命之火。

伊朗還有兩個經濟體，一個經濟體是按照政府制定的計劃和預算運行的，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另一個則存在於由軍事和安全部門，以及毛拉和各派慈善組織領導的各大基金會控制的黑市中。伊斯蘭革命衛隊控制了主要港口的25個碼頭，他們可以不受政府監督，在任何碼頭進出口貨物。一些包括馬什哈德伊瑪目禮薩（Imam Reza）基金會在內的主要利益集團，擁有幾百億美元。沒有人知道他們如何運作，他們也不用繳稅。

在任何情況下，「革命」作為「雙面伊朗」的一個特性，在這個民族國家的各個領域裡始終具有優先權。

當然，對於「雙面伊朗」而言，其作為民族國家和革命國家的利益並不總是重合。在過去的40年時間裡，每當兩大利益集團之間發生重大衝突，代表革命力量的勢力總是佔了上風。霍梅尼和哈梅內伊都明確表示，如果有必要，他們都準備好為了伊斯蘭特性而犧牲伊朗。

這意味著對伊朗施壓不會改變其目前的行為或政策。事實上，現在伊朗的運作機制並不像一個普通的民族國家，在國內甚至不允許使用全球銀行系統來支付海外僱員或代理的工資。去年，伊朗新任駐倫敦大使哈米德·巴伊迪·內賈德（Hamid Baeedi-Nezhad）抱怨說，他必須用手提箱攜帶現金來給員工發放薪水。

迄今為止，美國和其他各國政府都試圖同伊朗官方當局交涉，通過重新建立正常的民族國家來幫助其恢復國家的地位。然而，這些努力均已失敗告終，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於作為革命國家的伊朗始終將它們視為（西方國家）試圖改變伊朗政治政治革命特性的策略。

只要這樣的二面性一直持續下去，伊朗就不可能改變其行為或國內外政策的主要內容。代表民族國家的總統及各位部長或許有誠意改變自己的行為，但是他們無能為力，因為總統哈塔米和魯哈尼都曾坦言他們缺乏實權，所以川普及其盟國面臨的選擇是有限的。

他們可以從根本上忽視伊朗，讓其自由發展，直到因其內部的矛盾而分崩離析。

除此以外，他們可以直接與那些在伊朗擁有實權的人打交道。這意味著無視伊朗官方當局，直接與「最高領袖」及其身邊運作的軍事—安全—商業網路溝通。這正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的選擇，他曾飛往德黑蘭，與哈梅內伊進行幾個小時的交談，完全忽略魯哈尼及其政府。最終哈梅內伊宣布與俄羅斯結成「戰略聯盟」，而歐巴馬為改善美伊關係同魯哈尼交涉多年都沒能達成這樣的成果。

另外，直接將伊朗視為一個革命國家，可以減少伊朗對外國勢力顛覆其政權的擔憂，或將說服其調整在地區採取的一些過激行為，但是這並不能阻止其煽動不穩定的情緒和資助恐怖主義。因為敵人不會變成朋友。外界必須學會與伊斯蘭共和國共處，包括她的所有缺點，將其視為一種會給生活帶來麻煩，但又不至於致命的疾病。這樣的政策應該同時配合積極的遏制策略，以便讓毛拉清楚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會產生後果。

第三種方式是超越霍布森選擇法則，幫助伊朗吸取革命經驗並重新成為一個真正的民族國家。目前為止，儘管有人已經對這個想法表示出一定的興趣，但是歷屆政府都沒有考慮過使用這種方式。政策變革策略很難實行，但是如果成功的話，它將有效地消除中東地區許多的不穩定因素。

作為一個試圖使世界其他地方變得像自己一樣的革命國家，伊朗似乎總是對每個人都存在著威脅。作為一個與任何人沒有衝突理由的民族國家，伊朗又可以成為這個飽受戰爭打擊地區建立新和平穩定秩序的主要力量。

當他們把伊朗問題放在首要議事日程之上時，川普和他的主要盟友們是否有遠見超越霍布森林選擇法則呢？

本訂閱號關注中東研究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發布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的學術信息。

微信ID：MESI_SISU

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