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興邦的理想

如果想了解人對於「政治」最原始的想法，我認為最可取的觀點即是經由孔子編纂《尚書》時提出的觀點。

簡單說來，國家的組成與運作，必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統治者人數極少，依「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來看，皆是以君王一人或其一族為主，並以臣（各級官員）搭配，形成統治階級；而為數眾多的百姓則負責生產與納稅，即是被統治階級。天子是「作民父母」與「予一人」，必須承擔關鍵責任，其成敗反映在百姓的意願中。

以此為基礎，可以了解國家興亡的道理。

一言興邦

魯定公需要座右銘，於是詢問孔子：有沒有一句話就可以使國家興盛的？孔子的答覆是「為君難，為臣不易」（《論語·子路》）。這句話總括了《尚書》所有官方文告的主要精神。

《堯典》敘述了堯的統治如何恭謹謙讓，德行廣被，從個人到九族，再到百官，推及萬邦與所有百姓。

農業社會依賴天時與地利，天時由羲氏與和氏完成大任，地利則困於洪水而無計可施。堯在位七十年，禪讓其帝位於舜。舜出身微賤，但德行卓越，感化了素行不良的家人，使天下百姓聞風景從。他奉行祭祀，巡守四方，任用賢臣。賢臣有：禹負責治水、棄（后稷）指導農耕、契教化百姓、皋陶主持司法、垂率領百工、益掌管山澤、伯夷安排祭典、夔製作音樂、龍傳達諫言等，共任命了二十二位大臣。

舜再禪讓於治水有功的禹。《大禹謨》說：「后克艱厥後，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意為：君主能夠承擔艱難的君主責任，大臣能夠承擔艱難的大臣責任，然後政治才會上軌道而百姓也會趕緊修德了。這段話正是孔子「為君難，為臣不易」之根本。統治階級必須以仁愛與正義對待百姓，也就是重視六府三事。六府是「水、火、金、木、土、谷」，這與《洪範》五行的順序稍有不同，並增加了谷，肯定了「民以食為天」。三事是「正德、利用、厚生」，其中「正德」列為第一，肯定了德行與正義的重要。

君臣如此兢兢業業、念茲在茲，固然是為了盡好「代行天工」的責任，同時也是因為如果沒有合宜的治理（包括教化與刑賞），則百姓很容易誤入歧途。這說明推斷當時所知的人性，不但談不上「本善」，反而有根本性的問題。

依《大禹謨》記載，舜肯定禹的治水貢獻，要把帝位禪讓給他時，提醒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這四句話中，后三句等於要求禹把握道心，要完全專註，守中而行。在此，道心顯然異於人心，代表君主身為天子所應有的修養目標；而人心則是百姓大眾的真實心態。「人心惟危」一語表示古人深知人性大有問題。

什麼問題呢？在《仲虺之誥》中，仲虺告訴商湯說：「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意即：百姓有慾望而沒有君主統治管理，就會胡作非為。另外，在《君奭》中，周公勸導召公時說：「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意即：你知道百姓的德行表現，開始時都能走上正途，就是無法堅持到底。

類似的觀點在《詩經·大雅·盪》中有：「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意即：天生眾民，其本性不是可信的嗎？沒有起初不好的，但很少能走到終點！人為萬物之靈（《泰誓上》），出生之時無惡可言，但「人心惟危」加上「有欲無主」，以致其結局讓人擔憂。「君與師」是百姓中最有德行，也最有智慧與能力的少數人，他們自知責任重大，因而以身作則，帶領百姓一起走上正途。能做到如此警惕與謹慎，國家自然長治久安。

一言喪邦

魯定公隨後又問孔子：有沒有一句話就可以使國家衰亡的？孔子的答覆是：「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意即：我做君主沒有什麼快樂，除了我的話沒有人違背之外。君主的話若是錯的而沒有人違背，那不是近於一言喪邦嗎？

歷史的證明正是如此。禹有治水大功，益提醒他「滿招損，謙受益」。同時在談到禹時，多次提到「禹拜昌言」一語。「昌言」為得當之言。這即是孟子所說的「禹聞善言則拜」（《孟子·公孫丑上》）。最早的天子稱為「帝、元后、元首」等名，但都能廣納諫言，與大臣共勉謹慎。堯、舜、禹不愧是「聖王」代表。夏朝初期太康失政，為羿所逐，其弟五人作《五子之歌》，其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一語，值得注意。

大禹捨己從人，而不是要求別人順從他的話。

夏朝存續四百多年，商湯起而革命，他所宣揚的是：夏桀作惡多端，所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以至百姓想要與他同歸於盡。商湯秉持「天道福善禍淫」的信念，取代了夏朝。他再三自稱「予一人」，以示負責：「其爾萬邦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意即：百姓若有錯，責任在我；我若有錯，不怪罪百姓。這樣的「予一人」堪當天子之任。

商湯之孫太甲繼位時，伊尹在《伊訓》中告誡他要防範三風（巫風、淫風、亂風），其中「亂風」是指「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其效應即是要求別人都順從他的想法。太甲犯此告誡，而伊尹讓他去湯的葬地思過三年，然後還政於他，並再度告誡他「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予一人」必須自負其責，且先不談他如何為百姓負責。

伊尹，名摯，（前1649年－前1549年?），出生於有莘國空桑澗，因為其母親為侁民，在伊水住居，以伊為氏。伊尹為商朝初年著名丞相、政治家，是中華廚祖，尹是右相之意。（伊尹像，清人繪。）

及至盤庚準備遷都於殷時，百姓多所抱怨。此時君主使用「予一人」則意在肯定自己具有天命，理當得到眾人支持。他說：「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意即國家不上軌道，固然我一人應該因失政受罰；但是你們這些大臣也同樣要受懲罰。等到商紂王失德而周人征服黎國時，祖伊以《西伯戡黎》上書於紂，警告他已到天怒人怨的危急關頭。紂的回應是：「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意即：我是天子，受天所命，百姓能奈我何？祖伊感嘆地說：您的罪行參列於上天，還能向天要求什麼權利？

周武王克商之時，宣稱：「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泰誓中》）這表示他在奉行天命。他的立場接近湯，他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等他革命成功之後，就設法回歸商朝先王的善政，其內容見於《洪範》。他所做的「民之所欲」還包括：「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台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

《周初諸侯大分封》，康寧、付繼紅、臧亮，版畫，2016。

周公輔政期間發表不少文告。在《無逸》中，他說：古代君明臣良，但仍互相勸導、互相期許、互相教誨；君臣如此，百姓就不會互相欺誑幻惑了。在《君陳》中，成王提出兩個重點：一是「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意即在祭祀上帝時，明德（君主善待百姓所彰顯的高明德行）是遠遠勝過黍稷而受悅納的馨香；二是「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孔子勸誡季康子時，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即源出於此。儒家強調上行下效的政治觀，確有依據。

到了《尚書》終篇的《秦誓》，秦穆公後悔未聽忠言，他說：「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意即：責怪別人有錯並不難，難的是自己有錯受人責怪而能立即改過，像水向下流那樣啊！這種聽到逆耳忠言不以為忤，反而從之如流的風範，不正是孔子所推崇的君主典型嗎？

最後，孟子如何談論孔子？他說：孔子以及伯夷、伊尹如果負責政治，他的原則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孟子·公孫丑上》）這種原則與《尚書》所描述的古代聖王的用心，可謂一脈相承。政治制度不論如何改變，國人應記住這種理想並努力追求實現，才無愧禮儀之邦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