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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變法的哪些經驗教訓,值得企業家引以為鑒?

文|謝少常

國與企業管理,在很多地方是相通的。王安石變法中的經驗教訓,值得企業家引以為鑒。

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中,王安石是個正面角色,有能力、有魄力、有擔當,「真抓實幹」。自然而然的,他的「變法」之舉也是正面的,但變法由於受到「保守勢力」的阻撓,導致最終失敗。

事實並非如此。

在這裡要提示大家的是,企業遇到困境,就要大膽變革。但企業變革,一定不能學「王安石變法」。如果你非要學,那就等著把北宋變成南宋了。

對於企業管理者、特別是企業家來說,變革是企業大事,要謹慎行之,更要多以史為鑒。那麼,我們能從王安石變法中,吸取哪些教訓呢?

━━━━━第一,要選擇合適的人

宋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進京述職,作《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針對宋朝時弊,特別是針對國庫虧空、北疆不穩,提出「變法」主張,要全盤改革法度,革除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

宋仁宗還算明智,知道王安石人雖然不錯,但是太學究氣了,對下面的情況不甚了解,屬於空談派,所以對王安石的主張未予採納。

治平四年(1067年),久慕王安石之名的宋神宗即位。這哥們兒即位時是個20歲的毛頭小夥子,沒啥政治頭腦,但知道國庫空虛,沒錢不好辦事,於是與王安石的變法之策一拍即合。但結果事與願違,「變法」后國家更加疲弱,神宗38歲時又氣又恨,最終喪命。

企業變革,要選擇真正有思想、忠誠、又實幹的人來操盤,才可能成功。一般情況下,用保守派肯定不會成功;用激烈的革命派也不會成功;空降一個孫悟空則只能將亂局變為危局。因此,推行變革,最好是找到真正了解自己企業業務又有開闊視野的人來做。

━━━━━第二,要找到真正的病根

宋朝當時時弊的根源或者病灶,不是財政收入少,而是冗官、冗兵嚴重,光總理級的官員就若干。本來一件事由一個人負責就行,宋朝皇帝怕一個人總攬這些事而權力太大,篡奪自己的位子,於是分給N個人干,結果是誰也不幹,誰也不負責。

歷代朝廷,宋朝官員俸祿最高。俸祿高、官員人數又多,人數多又不干事,有多少財政收入都不夠花。王安石要真變法革除時弊,就要先解決官員的冗員不作為。但王安石是想辦法增加中產階級稅收,以提高財政收入。最後,受苦的還是普通百姓。因為底層官吏、地主等將這些負擔轉移到普通農民身上了。王安石變法的結果是,時弊更大,上上下下都不說他好。結果,神宗死後,不足50年,北宋就滅亡了。

企業變革,要找到真正的病因,對症下藥才行。絕不能像王安石那樣,對真正的時弊視而不見,反而迎合皇帝的短視,亂改瞎干。

━━━━━第三,要照顧中層的利益

王安石變法,要增加稅收,他知道不能從底層百姓那裡壓榨更多油水,於是給出百姓不用多交稅而地主、商人多交稅的策略。但在任何一個系統里,中層都是和底層聯動的。即便你制定了非常周密的政策,讓百姓稅收不增,改革也很難取得成功。

再看看後來的戊戌變法之所以失敗,一個重大失誤就是要革守舊派的命,這能不招致瘋狂反撲嗎?而日本的明治維新則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對既得利益者予以保護,同時扶植新興資本勢力,並最終取而代之。

一個企業在發生問題時,首先砍中層的收入,這是非常錯誤的舉措。因為他們必然會將這種怨氣帶到日常管理中,傳遞給基層員工,從而導致企業自下而上的低效率,甚至不作為。永遠記住:在任何一個生態系統中,中間環節其實往往是最重要的。

━━━━━第四,不要與員工爭利

企業要想變革,特別是在福利待遇上,要做到「既予之,莫取之。」

王安石的很多變法,都是聽起來不錯、看起來很美的招數,但實際上是與民爭利。比如:「農田水利法」鼓勵墾荒,興修水利,費用由當地住戶按貧富等級高下出資興修水利,也可向州縣政府貸款。但此舉的結果很糟糕:一是無端增加了中產階級的負擔,二是州縣政府最後成了放高利貸的了。他們爭相興修水利,要不來錢,就放貸給窮人,最終讓底層百姓沒了活路。

現在有些企業也是如此,遇到經營困境、手頭沒錢——不論是真是假,就考慮給員工降薪、削減福利。這並不是理性的舉措。如果企業真的遇到了財政困難,首先考慮的應該是裁員。裁員一般比普遍降薪更合理。再有,不要向員工強行推銷企業的產品或服務。像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為了推銷格力手機,讓員工購買,這種辦法對於企業管理來說,是非常不明智的。

治國與企業管理,在很多地方是相通的。王安石變法中的經驗教訓,值得企業家引以為鑒。

(本文作者系文化評論人、資深媒體人)

責任編輯:朱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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