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稀有的藍色到美術館里的虛擬現實

一

有沒有發現，在許多中世紀的宗教繪畫中，藍色，都是一種少見的顏色。大約只有聖人，最好是聖母瑪利亞本人的衣服上能夠出現大片的藍色。那種藍色的綢緞，在褶皺處理時更能顯示出水波紋似的反光，映襯了著衣者的高貴和不凡，因此，這種藍色在繪畫中成為了一種身份的符號。

Rogier van der Weyden, Visitation, around 1445, Leipzig, Museum der bildenden Künste

在文藝復興以前的西方藝術史里，幾乎很少有關這種藍色的展現。在古希臘語中，甚至都沒有「藍」色這個詞語，可以說這種顏色本身就是一個稀罕物。自原始壁畫開始，大量的紅色、黃色、大地色的顏料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它們來自樹木的果實、動物的血液、礦石的粉末。人類早期的藝術家或許夢想過得到一些如天空、如大海一樣純粹的藍色，但它們都太過稀少。

直到後來的 13 世紀，阿拉伯的水手們從原來的阿富汗地區給歐洲的人們帶來了一種珍寶。第一次，在當時的貿易中心，威尼斯，歐洲人從一種遠渡重洋的「天青石」（Lapis Lazuli）中精心提煉出一種耀眼而深沉的藍色，一種具有革命性意義的藍色。

相比於中世紀紙繪作品中出現的那些蒼白無力的藍色而言，這種由天青石製成的藍色是濃烈而有力的，它像是一種意識，一種權利，一種永恆。面對它，就像是孩童第一次看見漫無邊際的大海，或是暮年的老人在深藍的天空下嘆息頭頂的繁星點點。

於是，很快，這種純粹而耀眼的海藍色「Ultramarine」得到了藝術家的狂熱支持，但由於製作的成本太高，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用得起這種名貴的顏色。

著名的 Yves Klein 的國際克萊因藍，如今都走進了時尚秀場

現在人們可能對這種藍色感到默然，我們的生活中充滿了藍色，各種各樣的藍色，寶石藍，孔雀藍，天空藍，湖藍，藏藍，因有盡有。但那時的歐洲人，可能一輩子見過的藍色都來自於大自然，對他們來說，有一種顏料比他們見過的任何一種藍色都要強烈，都要純凈，那是一種不可低估的能量。

稀少而昂貴的顏料自然要用到最尊貴的人物身上，於是出現了一幅幅身著藍色長袍的聖母瑪利亞。這種藍色讓她顯得既美麗又不輕佻，皮膚雪白又頗為智慧。

「藍色，是一種神聖的顏色，隱藏著一種神秘的力量，天空背後，星星背後，有著更為深層的含義。這種藍色，是上帝向人們發出的啟示。」教會作為當時的權力機構，馬上發現了這種顏色背後的革命意義，於是做出反應。

不久之後，這種市面上本來就稀少的顏色變得更加緊缺，教會一方面大量收購和控制這種富有深意的藍色顏料，一方面在市場上提高物價，讓一般人根本沒辦法得到這種神聖的色彩。很快，在威尼斯的是市場上，「海藍色」的顏料價格就已經超過了黃金。

幾百年後，海藍色再也不是教會的專屬權力，提香把一件華麗的藍色袍子穿在了一位不知名的小仙女身上，見《酒神與阿里阿德尼》（Bacchus and Ariadne），一反宗教權力對於視覺藝術的控制。這種小小的技術所帶來的是一種權力和意識的爭奪，從一塊塊天青石開始，一種珍貴的顏料漂洋過海，經過工匠的雙手，藝術家的眼睛，權力機構的組織，最後到達觀眾那裡，就不只是一種顏色那麼簡單的事情了。

即使是畫面上，一個小小的藍色色塊，後面都有著它的故事和變革。

Titian (Tiziano Vecellio), c.1485/90?–1576, Italian, Bacchus and Ariadne, 1520-3. Oil on canvas, 176.5 x 191 cm.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當藍色在文藝復興之後，真正地從傳統的宗教束縛中走出來后，在藍色不再是被用作為公認的權力和智慧的符號之後，在藍色從使用權的等級觀念中被解放出來以後，藍色才變得真的「純粹」了。

二

科學技術的推進對於藝術的影響不僅表現在技術層面，更在於思想內容上。

我們從藝術家的眼裡看到了一些敏銳的不安，這是藝術反映生活的一個重要標誌。

Whaam!1963 by Roy Lichtenstein

上世紀 5、60 年代，紐約的波普藝術家不僅在用絲網印刷表現工業化大生產下的商品經濟，也在用畫筆大量改變他們生活型態和生存意識的科技革命。

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用加粗的邊框和紅色的波點描述爆破，一架戰鬥機呼嘯而過，那些速度和能量是這種漫畫式的繪畫語言不能遮蔽的。但他又是冷漠的。面對這樣的技術大變革，由軍事機械化之後產生的戰爭、死亡、爆炸，莫非都是如同漫畫小說中的那樣黑白分明，熱血沸騰？畢竟，真實的世界里沒有超級英雄來拯救人類。

利希滕斯坦似乎在故意保留一種距離，把一個自己作為創作者的角色置在一個旁觀者的地方。他站在一個不近不遠的位置，把這些冷酷呈現出來，用一種依然「非人類的」，工業化的，機械化的風格告訴人們一些本不該被浪漫化的東西。他的畫妙就妙在這種工業化的痕迹，不留下任何手繪的跡象，每個波點大小都一樣，每條黑線都一樣粗細，不偏不倚，也不帶有藝術家的任何情感。

James Rosenquist，F-111 (1964-65) at MoMA. Oil on canvas with aluminum, 23 sections. 10 x 86』 (304.8 x 2621.3 cm).

同樣是干過廣告畫工作的羅森奎斯特（James Rosenquist）也把飛機大炮這些新科技帶來的東西畫進了畫里。

他的畫面里有總統里根的選舉笑容，有福特汽車廣告里旋轉的輪胎，有微波三分鐘就能吃的義大利面，一個個都是美國式生活的最常態。當然，戰後的他也投入到反思的熱潮中去，1965 年，羅森奎斯特創作了 30 多米長，26 米寬，連接起來整整鋪滿了 MoMA（紐約現代美術館）一整個小展廳房間的巨畫。這組作品用各種吸引人的色彩和圖像將觀眾緊緊包圍，「US AIR FORCE」（美國空軍）幾個大字，在孩子的笑臉和原子彈蘑菇雲中間顯得格外明顯，這組作品叫做《F-111》，因一架參戰過的美國戰鬥轟炸機而得名，人們站在這屋子裡，看著滿眼的巨幅招牌，也是一種視覺轟炸。

五十年後，一個的青年藝術家，1980 年出生在上海的楊泳梁，他在美國向西方人展現了一幅「來自新大陸」的動畫：在類似於重慶這樣的山城中，大街小巷密密麻麻，人頭攢動。

曾今的古典人文畫的風格和氣質還在，只是那山頭的涼亭已變成拆遷的大吊車和架起來的電網鐵塔，還有那環繞群山的雲霧繚繞早已是人心惶惶的 PM2.5。好在這種科技的變化和新材料的使用並沒有改變藝術應有的氣質，內斂而不張揚，一眼看不完，需要耐心和時間。人們長久地坐在銀幕跟前，一邊感嘆的擁擠和改變，一邊讚賞作品中多如牛毛的細節，哦，看，那天邊居然還飛來了一個 UFO！

三

在那個新媒體藝術發展的早期，就有一個英國藝術家非常重要，Jeffrey Shaw，他現在在香港城市大學做新媒體藝術的項目負責人，他還有一個中文名「邵志飛」。從早開始，邵教授就開始研發藝術表達中的新技術，做了一系列的作品去試探藝術活動和社會生活的邊界，併發起了一場「擴展的影院」（expanded cinema）的藝術運動。

在上世紀 70 年代，邵教授就不是很熱衷於對繪畫和雕塑進行創新，而是想對電影院進行改革。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他每天都在思索如何去解放電影。因為電影院是一個讓很多藝術家都十分著迷的空間和關係，人們去看電影是一個非常有儀式感的活動和體驗：在一片黑暗當中，完全忘記外面發生的事情，而是把自己的喜怒哀樂都交給一個黑暗中的移動影像。同時，他又認為，一片黑暗中的觀眾和熒幕中上演的驚心動魄之間似乎總是隔著一條鴻溝，邵教授表示很失望。

於是，他就發起了「擴展影院」的運動，希望在電影表達的空間里建造一個直接與觀眾進行實際交流的橋樑。他做了很多實驗，試圖讓電影屏幕變得更加開闊，把觀眾代入到一個物理的、實體的影院空間里，讓觀眾體驗一個打開的立體的屏幕，觀眾可以真的走入到屏幕里，比如 1967 年的作品《電影電影》（movie－movie）和《物體影院》（Corpo－cinema）。

在 1993 年完成的大型作品，「EVE」中，大家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早期的虛擬現實和全景影院的概念：人們進去到他製作的這個充氣的圓球狀的影院里，然後帶上一個特製的頭盔，就可以隨便走動隨時觀看。在影院的中央，有一個像機械手臂一樣的投影儀，它上面除了放映的功能之外還有一個感應器，可以隨著跟蹤觀眾的頭盔位置來調整自己的放映的圖像內容，於是就讓觀眾看到的畫面圖像一直都是與自己的真實移動相對應的視角。就是一個比較早期的虛擬現實的感覺。

Jeffrey Shaw，the Legible city，1989，installation view

另一個很有意思的作品叫做「清晰的城市」（the Legible city），創作的時間還早一點，是 1989 年。觀眾進入到這個作品里，就是一個人在一塊巨大的屏幕面前騎一個固定住的腳踏車，然後眼前的超大屏幕會給你相應的視覺信息。這個造型跟這幾年大熱的英劇《黑鏡》中的第一季第二集里主題設置十分相似。

一個人在一個封閉的空間里踩著一輛永遠不會前進的腳踏車，但它的設計要比杜尚的車軲轆要更有花樣一些：如同現代人早已熟悉的健身房動感腳踏車一樣，人們可以自己選擇在前面的操控板上制定一整個騎車的路線；在這個「清晰的城市」中就是選擇一個城市地點，有曼哈頓、阿姆斯特丹和德國的一個城市可以選擇地圖，然後你就踩上腳踏車，它會根據你的腳踏板和龍頭去改變速度和方向，在屏幕上對應的就會呈現一個你在這個城市裡騎車的感覺。

有意思的是這些城市的街道和建築是抽象的，它們的外觀被不同顏色的文字所取代，而且這些文字都是有內容的句子，就好像給人提供了一個一邊騎車一邊讀書的軟體。

例如，在曼哈頓的地圖設計里，人們可以根據自己喜歡的閱讀內容來選擇你的騎車路線，每一個不同的城市建築的顏色都代表了一個不同的文字來源：例如綠色的文字內容來自一個當地導遊，黃色顏色的文字出自紐約前市長的文章，白色文字展示了美國建築大師弗蘭克萊特的寫作，甚至，還有一個紅色的路線就是閱讀新一任美國總統川普的文字。

這個作品怎麼看都是一個太過於超前的藝術傑作，無論是對於虛擬現實的超前理解，還是預示藝術走向交互性的歷史趨勢，或者說是對於川普的蜜汁預測。

總之，邵教授早在 1989 年就讓觀眾體驗了一回這種科技改變藝術概念，讓人們參與到技術改變觀看方式的過程中。在那時，這種早期的虛擬現實的電子遊戲藝術的感覺的確是叫人願意排隊過把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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