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的魅力 互鑒的成果——以「絲綢之路」為媒介的中外文化交流

古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通商易貨之道，更是一條知識交流之路。沿著古絲綢之路，將絲綢、瓷器、漆器、鐵器傳到西方，也為帶來了胡椒、亞麻、香料、葡萄、石榴。沿著古絲綢之路，佛教、伊斯蘭教及阿拉伯的天文、曆法、醫藥傳入，的四大發明、養蠶技術也由此傳向世界。更為重要的是，商品和知識交流帶來了觀念創新。比如，佛教源自印度，在發揚光大，在東南亞得到傳承。儒家文化起源，受到歐洲萊布尼茨、伏爾泰等思想家的推崇。這是交流的魅力、互鑒的成果。

——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演講

絲 綢

西漢鎏金銅蠶（陝西省石泉縣出土）見證當時養蠶業的興盛

絲綢之路當然不是專營絲綢，但絲綢無疑是絲路貿易比較大宗和極具特色的商品。

漢晉「五星出東方利」織錦護膊（新疆民豐尼雅遺址出土）

秦漢時期，的絲綢經今天的新疆而到中亞，再到歐洲，當時的歐洲人以「賽爾」（Ser），也就是漢語「絲」（si）的發音來稱呼絲綢，稱為「賽里斯」（Seres），即「絲綢之國」。張騫通西域后，西方文獻中出現「絲綢」辭彙的頻率增加了。大約1世紀末，古希臘地理學家馬利奴斯記錄了由幼發拉底河渡口出發，向東通往賽里斯國的一條商路。2世紀中葉古希臘地理學家托勒密把這條商道記載入其《地理志》中。當時的歐洲對這種奢侈品的需求尤為旺盛。它經過漫長的大漠戈壁之旅后，販運到歐洲還能獲得很高利潤。

東漢人獸葡萄紋罽（新疆民豐尼雅遺址出土）

敦煌文書中多處記載當地有吳綾，吐魯番文書中有專門從事絲織品交易的「帛練行」，其中有「梓州小練」「河南府生絁」「蒲陝州絁」等。這些來自江南、四川、河南等地的絲織品，被長途販運到了西北絲綢之路上的敦煌、吐魯番。唐代官方設有負責向西域運送絲織品的「送帛練使」。運送到敦煌、吐魯番的絲織品，除了在當地消費之外，更多的可能被遠售到以外的絲路沿線地區。唐代敦煌、吐魯番市場上有來自中亞的胡錦和波斯錦，以及來自朝鮮半島的高麗錦和朝霞錦。因此，貫穿於整個絲綢之路上的絲綢貿易，是以銷售絲綢為主，同時兼有其他國家的絲織品參與的經濟交流活動。

自拜占庭時期開始，歐洲絲織業的發展就離不開從進口絲料。據統計，明末時葡萄牙人販賣到歐洲的絲織品超過一百萬西班牙銀元；西班牙人轉手從馬尼拉購進的以絲貨為主的商品，每年高達一百三十三萬西班牙銀元，運到歐洲的絲綢當不下七十萬西班牙銀元。

瓷 器

從中唐開始，中原王朝無力控制陸上絲綢之路，與此同時，經濟重心的南移和沿海港口的成熟，使東南地區的出海貿易變得十分活躍。從晚唐到宋元，海上絲綢之路十分興盛。海上通道在隋唐時運送的主要大宗貨物是絲綢，而到了宋元時期，瓷器逐漸成為主要出口貨物。

西沙群島「華光礁一號」南宋沉船遺址水下堆積情況

宋元明清，瓷器外銷形成了以龍泉窯、景德鎮窯和漳州窯係為代表的產品系列，福建德化窯、磁灶窯以及廣東西村窯等也有不少瓷器外銷。元代官方文獻《通制條格》記載，販運瓷器的海船「運至回回田地里，忻都田地里」，航線到達了阿拉伯地區和印度次大陸。13世紀的義大利人馬可·波羅敘述說，他離開福州后，騎行五天，到達世界聞名的貿易商港刺桐港（泉州），看見印度和阿拉伯國家的貨船有一百多艘，驚嘆「元朝的瓷器遠銷到了全世界」。

廣東陽江「南海一號」南宋沉船上的瓷器

17至18世紀，瓷器在歐洲不僅是一種名貴的日用器皿，也是時尚的藝術珍品。江西景德鎮、福建德化、廣東石灣是外銷瓷生產基地。明清之際，每年運到巴達維亞的瓷器就達到15萬件。僅在1753年，英、法、荷、丹麥等國的5艘商船運回歐洲的瓷器大約就有100萬件。清代的外銷瓷器佔據了歐洲市場的相當份額。據乾隆《出使逞羅交趾》奏章說，「海外諸國普遍及較好各種瓷器，均為輸自」，「荷蘭東印度公司一處每年運至歐洲之華瓷可達三百萬件之多矣」。

葡萄和苜蓿

「天馬常銜苜蓿花，胡人歲獻葡萄酒」。唐代天寶末年進士鮑防在《雜感》詩中吟誦胡人獻貢的盛況，成為中外交流名句。如果要在絲綢之路勾勒出一條綠色的植物之路，苜蓿和葡萄是這條通道最早的使者。

美國學者勞費爾的《伊朗編》一書是研究與古伊朗文明史的代表作。他在介紹和古代西域植物的傳播關係時寫道，外國植物的輸入從公元前2世紀下半葉開始，兩種最早來到漢土的異國植物是伊朗的苜蓿和葡萄，其後接踵而來的有其他伊朗和中亞的植物，這種輸入運動延續至14世紀的元代。

苜蓿是人類最早馴化的飼料作物之一，起源地在「近東中心」，即小亞細亞、外高加索、伊朗和土庫曼高地，被用作牲畜飼料。苜蓿是與天馬一起來到的。據說在得到天馬之後，漢武帝先是在皇宮御園種植紫花苜蓿。隨著馬匹的增加，苜蓿的種植範圍也不斷擴大，從皇宮到驛道、軍馬場再擴大到民間。

人類栽培葡萄、釀造葡萄酒和創造葡萄文化的歷史悠久，其原生地應在黑海和東地中海沿岸一帶及中亞地區。大約五六千年以前，在今埃及、敘利亞、伊拉克、南高加索以及中亞地區已開始栽培葡萄和進行葡萄酒的釀製。據《太平御覽》記載，漢武帝時的大將李廣利征服大宛時攜葡萄種歸漢。與葡萄同時傳入的，還有葡萄酒。《史記》和《漢書》里都有關於大宛國出產葡萄酒的記載。但由於土質不同，從西域移種到長安一帶的葡萄並未獲得理想的收成，依然是奢侈品。唐太宗派兵「破高昌，收馬乳葡萄實，於苑中種之。並得其（釀）酒法，帝自損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即頒賜群臣，京中始識其味。」

除了苜蓿和葡萄，石榴、無花果、胡椒、亞麻、西瓜、巴旦杏、菠菜、胡蘿蔔、水仙等數十種植物也從波斯輸入。絲路貿易的商品種類極其繁多。美國學者謝弗在《唐代的外來文明》一書中列有人、家畜、野獸、飛禽、毛皮和羽毛、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藥物、紡織品、顏料、工業用礦石、寶石、金屬製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書籍等18種，主要是從中亞等地傳入的。

香 料

早期所產香品種類有限，「絲綢之路」的開通帶來了品種繁多的域外香料。到宋代時，陳敬《陳氏香譜》中所列香料已達80種之多，而其中產於域外者竟佔三分之二強。當時著名的香料有龍腦香、沉水香、檀香、降真香、烏里香、交趾香、乳香、安息香、蘇合香、雞舌香、丁香、鬱金香、龍誕香、麝香等。上列諸香，除丁香、麝香原產於外，其他大都傳自域外。南亞、中亞、非洲、歐洲的各種香品沿絲綢之路源源不斷地從西域和南方進入中原，而本土所產丁香、麝香等也伴著絲綢、漆器等貨品遠至西方。

中外史籍關於香料的記載多在印度、阿拉伯半島、伊朗高原、非洲等絲綢之路穿行的區域。如產自印度的胡椒、白豆蔻、鬱金香、沉香、乳香，阿拉伯的乳香、麒麟竭、蘇合香、金顏香、薔薇水、丁香，伊朗的安息香、茉莉、蒔蘿、薰陸香、沒藥，非洲的沒藥、乳香、龍誕香，中亞的紅藍花、胡荽、乳香等。

絲綢之路上的香料貿易可以從古籍記載中略窺一二。到了唐代，有了很多乳香、沒藥、蘆薈、安息香等阿拉伯香料的記載，肉桂、麝香、大黃等香料在很早的時候亦已為阿拉伯醫生所用。《後漢書·西域傳》中已有關天竺國產胡椒的記載，印度的各種香料或由波斯、阿拉伯等地商人轉運或直接進入，在印度香料品種中還增加了諸如蘭、麝等香料的名稱。史籍上常見薰陸、鬱金、蘇合、青木、茉莉、蒔蘿等來自波斯的香料名稱。唐代古籍中便見諸如迷迭香、兜納香、密香、蕪荑等很多大秦國香料植物的記載。五代、宋時回鶻對中原地區的貿易中，香料是很大的一宗買賣，回鶻對北宋的乳香貿易中私人交易便有達數萬斤者。

胡椒原產於印度，經波斯通過絲綢之路輸入。在古代，胡椒是上流社會的必備調味品，這首先和胡椒的異域情調有關。唐代時，胡椒的價格非常昂貴，以至於胡椒擁有量的多少成為衡量一個朝廷官員是否富有的標誌。唐代宗的宰相元載是個大貪官，被處死抄家時，竟然從家中抄出了八百擔胡椒。

「四大發明」與阿拉伯天文曆法

古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通商易貨之道，更是一條知識交流之路。

的「四大發明」——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和造紙術就是通過絲綢之路傳播於世界的。其中傳播最早的是造紙術。至遲在公元3世紀末，造紙術傳到了朝鮮、日本等地。隨著絲綢之路的繁榮，紙製品開始在西域以及更遠的地方出現。人們已在樓蘭遺迹的考古發現了2世紀的古紙。

據阿拉伯文獻記載，公元751年，唐朝大將高仙芝與阿拉伯帝國的軍隊會戰於中亞重鎮怛邏斯（今哈薩克江布爾），唐軍戰敗，有些造紙工匠被俘。他們被帶到中亞重鎮撒馬爾罕，傳授造紙技術，並建立了阿拉伯帝國第一個麻紙造紙廠。在工匠的指導下，阿拉伯帝國在都城巴格達建立了新的造紙工場。造紙術隨著阿拉伯大軍迅速傳到敘利亞、埃及、摩洛哥、西班牙和義大利等地。

唐宋時期的導航技術遙遙領先於世界。宋代沈括的《夢溪筆談》記載了指南針的四種安置方法，曾公亮的《武經總要》里記載了一種指南魚的製法。指南針應用於航海是人的偉大發明，這項技術發明后不久就在絲綢之路上傳播開來。

隋唐時期，雕版印刷可以大量印製佛經等，在敦煌、吐魯番等地，已經發現了用於雕版印刷的木刻版和部分紙製品。這說明印刷術在8世紀至少已傳播至中亞。13世紀，由於蒙古人的西征，推動雕版印刷等技術傳到歐洲。

火藥是人在煉製丹藥的過程中發現的，至遲到北宋時，已成為軍隊里的重要裝備。13世紀傳入阿拉伯地區，稱之為「契丹火藥」和「契丹火箭」，此後，火藥傳入歐洲。

蒙元時期，阿拉伯天文曆法和醫學傳入。回回曆法是公元7世紀產生於阿拉伯半島的一種曆法。至元四年（1267年），阿拉伯天文學家札馬魯丁撰進《萬年曆》，元世祖忽必烈頒行全國。由於「西域推測天象最精，其五星緯度又所無」，在元代一直被採用。扎馬魯丁在北京建立觀象台，並製造了7種阿拉伯天文、地理儀器。其中，除地球儀外，有渾天儀、經緯儀、斜緯儀、平緯儀、天球儀和觀象儀。這些天文曆法及天文儀器的傳入豐富了的天文學，郭守敬主持編纂的《授時歷》，也參考了先進的回回曆法。

西域宗教與漢文化

漢唐時期經過絲綢之路傳入的思想觀念，無疑以佛教的東傳給文化的影響最為巨大，通過吸收、消化，佛教逐漸成為自己的宗教。印度佛教在公元前３世紀已傳播到國外，最初由印度西北部傳到中亞大夏、大月氏、安息、康居。再東逾蔥嶺傳入新疆地區，經天山南路的于闐、龜茲等國，進玉門關、陽關而傳入內地。

摩尼教經典殘片

在歷史上，沿著絲綢之路東來的還有波斯和中亞粟特、吐火羅斯坦的「三夷教」，即瑣羅亞斯德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

祆教是伊朗系民眾的傳統宗教信仰，隨著粟特商人進入。粟特商人在絲綢之路沿線城鎮建立的殖民聚落中，往往設有供奉他們信仰的胡天的地方——祆祠，作為他們宗教信仰的中心。敦煌發現的粟特語古信札，就透露出公元4世紀初祆教已經流傳到河西走廊。

與祆教這種隨商隊而來並帶有較強民俗色彩的宗教傳播形式不同，基督教的聶斯托利派（稱景教）和摩尼教，則都是一些勇於獻身的傳教士，經過長途跋涉，分別在唐初貞觀九年（635）和武周延載元年（694）到達長安和洛陽，標誌著這兩種宗教正式傳入。

北周粟特人史君墓具有濃郁祆教色彩的石槨

絲綢之路是多種宗教傳播的途徑，在沿線的一些城鎮當中，三夷教與佛教、道教并行不悖。在絲綢之路，宗教文化的並存現象是歷史的主流。

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是雙向的。隨著唐朝的勢力進入西域，漢化佛寺系統也在西域地區建立起來。遠在今吉爾吉斯斯坦阿克貝希姆遺址的碎葉城中，就有武周時期敕建的大雲寺。隨之而來的是漢譯佛典，在當時中原流行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妙法蓮華經》《大般涅槃經》《維摩詰所說經》漢文文本，都在西域地區流行，甚至一些中原內地的禪宗經典，如《神會語錄》，以及漢地系統疑偽經，也都傳播到了遙遠的西陲。代表著儒家文化的《尚書正義》《經典釋文》《切韻》，道家的《劉子》，史部的《史記》《漢書》等，也都傳抄到沙漠綠洲；唐代學生習字的標本王羲之的《蘭亭序》和《尚想黃綺帖》，也成為西域地區兒童的習字範本。由此可見最具漢文化特徵的典籍在西域的傳播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