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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想起屈原和郭沫若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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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端午節，我們馬上就聯想到賽龍舟、吃粽子，當然也清楚這些活動與屈原有關。關於端午節的來歷，自古以來就有不同說法，但紀念屈原則為絕大多數人所接受，這無疑與人們對其人品的認同不無關係。

對峨冠博帶長劍隨身既高且瘦的屈原，人們的看法也是自古以來就因人而異——絕大多數人視他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司馬遷的《屈原列傳》給了他「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的評價，魯迅則在《從幫忙到扯淡》一文，肯定了他是文學史上「重要的作家」，「是『楚辭』的開山老祖」，並一針見血指出了「他的《離騷》，卻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

其實，即使沒有端午節，屈原也一定流芳千古。

因為他是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詩人。他上承《詩經》，下啟漢賦，打破了四言句式對思想和感情表達的束縛，語言緊隨興之所至，創造出遠比「詩三百」自由自在了許多的「騷體」。就拿他的名句「路漫漫兮其修遠，吾將上下而求索」來說——道路如此的漫長遙遠，我將不懈追求探索下去！倘若用其時其地的方言讀來，那是怎樣的抑揚頓挫朗朗上口優美動聽！更兼他的詩篇，想象奇特，浪漫激情，辭藻瑰麗，理想崇高，「其文約，其辭微」，篇篇可稱佳作。

他還是個曾經的才能出眾的高官。《史記》說他做過楚懷王的「左徒」，「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是參與內政外交的權力集團中人，並且是「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的佼佼者；而「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則從反面襯托出他傑出的政治才幹。

用今之時尚的話說，他絕對是個「學者型官員」，而且「詩窮而後工」，政治上的不得志，反倒成就了其詩篇的不朽，誠所謂「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是也。

而屈原高尚的品德和耿介的操守，則是人們敬仰的主要之處。郭沫若編劇的五幕話劇《屈原》，則以《桔頌》的「潔白，芬芳，美麗，輝煌，獨立不移，不怕冰雪，賦性堅貞……」開篇，歌頌了屈原「其志潔，其行廉」的優秀品質。

屈原當然不曾想過、更不曾料到，他的「懷石遂投汨羅以死」，儘管既是憂國憂民卻「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無奈，也是「冀幸君之一悟」不得的絕望，但更是「懷瑾握玉」「不隨其流」的超脫，因此博得了世人的同情和尊重，被後世政、學兩界的精英奉為楷模，心嚮往之的理想境界，臧否人物的價值標準。從賈誼的《吊屈原賦》，到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魯迅的「我以我血薦軒轅」，從王國維到老舍，歷史上有多少志士仁人，或為堅持真理，或為捍衛做人的尊嚴而「勿寧死」！一脈相承地承擔起傳承道義的重任。

屈原之死當然是楚國的一大悲劇。全因楚懷王、頃襄王父子的昏庸，上官大夫、靳尚，鄭袖、子蘭等群小的獻媚邀寵構陷忠良，以及政見的分歧摻雜進個人恩怨裙帶關係所導致。從那時以來的兩千多年，大到政壇小到官場，就是如此這般地爭勾心鬥角權奪利並愈演愈烈積重難返，也使得眾多精英淪為各級權勢者「俳優蓄之」的「弄臣」而成為魯迅嘲諷的對象。

可悲的還有，在劇中特意虛構了屈原期望宋玉「不撓不屈，為真理斗到盡頭」這一情節的郭氏，也未能逃脫政治安排的宿命。

畢竟郭沫若是有才華的。

郭沫若講屈原

《屈原》是他1942年僅用了40個小時創就的劇作，時隔17年後的1959年，他又只用了7天時間揮就了轟動劇壇的《蔡文姬》——不幸的是，這竟成了他劇作的「絕唱」。

但1949年後的郭氏，就象大觀園裡失去了通靈寶玉的賈寶玉。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身為中科院院長、文聯主席的他，奉命組織批判胡適，其本人的發言，對胡氏這位昔日相識的社會名流，還算手下留情，沒太上綱上線，只是以他郭氏的「小心的假設，大膽的反證」，來批判胡氏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頗有些敷衍的味道。至於「除四害」時他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麻雀詩」，則是典型的「幫忙」。而後來的飛機內外有「兩個太陽」的新詩，就連「幫閑」都夠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