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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被罵漢奸的大臣,慈禧殺他後為何又被萬眾紀念?

晚清名臣徐用儀(1826年-1900年),是晚清官場上的一個典型,他身上打著深厚的時代烙印,其經歷與國運同時起伏。

徐用儀遺像。

在晚清那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時代,徐用儀超乎同僚的地方,就是他長期在最高外交機構總理衙門兼職,對中外關係、國際形勢有較多了解。

而外交,又是他一生毀譽、乃至性命攸關的關鍵。

甲午戰爭爆發前夕,面對猖狂蠻橫的日本,舉國上下主張動武者甚眾,慈禧、光緒亦不乏此意。群情洶洶之下,徐用儀則主和,認為:「東瀛方強,我師驕惰,未可輕敵」,支持李鴻章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中日衝突。

徐用儀因此遭到主戰派的猛烈抨擊,並被貼上了「通敵」「內奸」的標籤。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后,官聲極差的徐用儀終因「朋比誤國」被罷免職務,承擔了戰敗的責任。

戊戌政變后,慈禧再度垂簾聽政,徐用儀得以重獲起用,先進總理衙門,不久被拔擢為兵部尚書。

徐用儀楷書手札。

好景不長,1900年發生了庚子事變。在這重要關頭,端郡王載漪、庄親王載勛等皇親貴胄堅決要求扶持義和團,圍攻使館殺洋人。慈禧受此影響,不顧自身實力,也不顧國際規則,決定向十一國宣戰。

徐用儀一向有敢言的風格,他根據自己對時局的認識,與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及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等向慈禧進諫:「奸民不可縱,外釁不可啟。」希望嚴禁義和團,反對圍攻使館和對外宣戰。

徐用儀在一封家書中寫道:「試思甲午之役,僅止日本一國,尚不能敵,今欲以一敵八,豈不殆哉。又況上次用兵尚有洋債可借,今已不能,部庫僅有四百萬金,轉瞬即盡,貿易既停,稅厘皆無所出,何以支持?」

他多次在慈禧面前重申「用兵非之利,且釁不可自我先」的觀點,被載漪等人「目為姦邪」。

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后,清朝官員前往聯軍司令部「送」錦旗。

慈禧一旦定下主戰的基調,就將主和派視為眼中釘,開始向他們磨刀霍霍了。1900年7月28日,許景澄與袁昶同時被殺於北京菜市口。

許、袁被殺后,他們的家人不敢料理,徐用儀出面將自己的兩位浙江同鄉收殮。

徐用儀深知自己已處險境,在家信中寫道:「現值國勢危迫,朝議紛歧,陳力已窮,扶危乏術,原該見機而作,惜時已晚,以老年而處此危地,生死在所不計,只可聽之於天。」

沒過幾天,徐用儀被捕,他未作任何辯解,只說:「天降奇禍,死固分耳!」慈禧公布徐用儀的罪狀是:「屢次被人蔘奏,聲名惡劣,辦理洋務貽患甚深」。罪名近乎莫須有。

8月11日,未經刑曹審問,徐用儀、立山、聯元被處斬。徐用儀橫屍二日,無收者。目擊者記下了那個情形:

「時直炎熱,暑氣潮蒸,蛆蟲滿地,穢味燻人。又兼日夜陰雨,道路泥濘,凄慘情形,筆難言狀。」

行刑時,有人認為徐用儀位居兵部尚書,應採用誅大臣之禮,刑部侍郎徐承煜怒斥:「此漢奸,殺之猶輕,何恤?」當時的政見之爭,已處於你死我活的狀態。

先後經義和團和八國聯軍糟蹋后的北京。

徐用儀遇害消息傳開后,保持理性的臣民都為他喊冤。

慈禧的極端行為,招致列強大舉侵華,她也被迫走上了逃亡路。喊打喊殺固然可以快意恩仇,但現在面對國破家亡的爛攤子,人們反而覺得徐用儀等人生前的言論彌足珍貴。

議和期間,在八國聯軍的干預下,朝廷為徐用儀等五大臣平反昭雪,恢複名譽。

1901年4月,許、袁、徐遺骸南下,歸葬浙江故鄉,江浙士民列隊致哀。浙江學者朱福詵《祭徐尚書筱雲文》曰:

「公之死節,重於泰山,既蒙朝旨昭雪,士大夫聞之涕洟,海內識與不識,莫不同聲悼惜,及靈輿南旋,自京師以至鄉里,沿途設祭,中外人觀者,咸太息泣下,何其忠義之氣深入人心,如是之甚也。」

在帝制時代末期,徐用儀詮釋了忠君愛國的含義,詮釋了赴湯蹈火敢言直諫的的人臣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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