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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講經典」沈伯俊:明君與梟雄 ——論劉備形象「上」

內容提要:歷史上的劉備,既有「明君」之譽,又有「梟雄」之稱。羅貫中描寫《三國演義》中的劉備時,以歷史人物劉備為原型,同時根據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審美傾向,著力突出其明君形象,而有意淡化其梟雄色彩。這樣的劉備形象,雖有血肉不夠豐滿、個性特徵不足、個別描寫過頭的弱點,卻仍然取得了相當的成功,成為古代文學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明君」范型。

關鍵詞:梟雄明君劉備形象

《三國演義》中的劉備,是除諸葛亮、關羽、曹操之外,作者著墨最多的人物之一,是作為理想的「明君」形象來塑造的。然而,長期以來,相當一部分讀者、研究者對劉備形象卻評價不高,甚至頗有非議;許多文學史、小說史著作論及《三國演義》時,對劉備形象缺乏應有的重視,往往一筆帶過;不少研究者認為,劉備形象是「蒼白無力」的。究竟應當怎樣看待劉備形象?怎樣評價羅貫中塑造劉備形象的得失?這是一個涉及藝術創造法則、很有學術價值的問題。

(一)明君梟雄,一人兩面

歷史上的劉備,作為與曹操、孫權鼎足而立的天下英傑,蜀漢政權的開國之君,既有「明君」之譽,又有「梟雄」之稱。

作為「明君」,劉備一生作為,基本符合古人對「明君」的最重要的兩點期待:一是仁德愛民,有濟世情懷;二是尊賢禮士,有知人之明。史書對這兩方面都記載頗多。

就「仁德愛民」而言,劉備大半生顛沛奔走,屢遭挫敗,施仁政於民的機會並不多;但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重視以寬仁厚德待人,與那些殘民以逞、暴虐嗜殺的軍閥判然有別,因此而爭取到了人心。《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記劉備領平原相時,郡民劉平不服,派刺客去刺殺他,「客不忍刺,語之而去(《華陽國志·劉先主志》作「客服其德,告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裴松之注引王沈《魏書》補充道:「是時人民饑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因此「眾多歸焉」。在他依附荊州牧劉表期間,「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建安十三年(208)七月,曹操南征荊州;八月,劉表病逝,其子劉琮繼位;九月,曹操進至新野,劉琮不敢抵禦,遣使請降。此時,駐紮於樊城的劉備才得到消息。諸葛亮建議他攻劉琮而奪荊州,他卻答道:「吾不忍也。」當他由樊城向南撤退時,「(劉)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有人勸他拋開百姓,速行保江陵,他卻斷然拒絕:「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在此安危存亡之際,哪怕有生命危險也不願拋棄百姓,在歷代開國君主中實不多見。裴注特引東晉史學家習鑿齒評論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資治通鑒》漢紀五十七亦引此語,可見劉備之仁德有道,已得到歷代史家的普遍承認。

就「尊賢禮士」而言,劉備的表現尤為突出。建安十二年(207),時為左將軍領豫州牧、年已四十七歲、早已被視為天下大英雄的他,滿懷誠意,三顧茅廬,恭請年僅二十七歲、無名無位、尚未建立任何功業的諸葛亮出山輔佐,留下千古美談。隆中對策時,諸葛亮稱讚他「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並非虛言。建安十九年(214)奪取益州之後,對於荊州舊部和益州新附,他兼容並包,唯才是舉,「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①其中益州名士黃權曾堅決勸阻劉璋迎劉備入蜀,劉備攻取益州時又堅守廣漢,直到劉璋投降後方才歸順,劉備卻不計前嫌,任命黃權為偏將軍,信任有加;劉備稱漢中王,兼領益州牧,以黃權為治中從事;劉備稱帝后,親率大軍伐吳,又以黃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諸軍以防魏。劉備在夷陵慘敗后,黃權無法退還蜀中,只得率兵降魏;蜀漢主管官員為此要逮捕黃權的妻子,劉備卻說:「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照樣優待黃權的妻子。對此,裴松之注《三國志·蜀書·黃權傳》時由衷稱讚道:「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懸邈遠矣。《詩》雲『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劉主之謂也。」另一位名士,荊州零陵人劉巴,與劉備作對的時間更長:當曹操南征荊州時,眾多荊州士人都追隨劉備南撤,劉巴卻歸順了曹操;赤壁之戰後,曹操命劉巴招納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欲與劉備抗衡;由於劉備及時奪得三郡,這一圖謀失敗了,劉巴無法回去交差,諸葛亮寫信勸他歸順劉備,劉巴卻拒絕了,遠遠地跑到交趾,使「先主深以為恨」;後來,劉巴由交趾輾轉到達蜀中,當劉璋欲迎劉備入蜀時,他又一再勸阻;直到劉備奪得益州,劉巴才表示歸順。而對這位劉巴,劉備表現得更加寬容大度:進攻成都時,他就號令軍中道:「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平定益州后,他很快便任命劉巴為左將軍西曹掾(劉備此時的主要官職是左將軍,西曹掾主管府內官吏的任用);劉備稱漢中王,以劉巴為尚書;法正去世后,又將劉巴晉陞為尚書令,負責處理日常政務②。這些,充分表現了劉備作為開國君主的雅量。特別是他臨終之時,慨然託孤於諸葛亮,囑咐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③後人對此或有猜疑乃至誅心之論,但縱觀數千年封建社會史,有幾個皇帝願意或者敢於像劉備那樣託孤?當然,劉備並非鼓勵諸葛亮取其子而代之,而是希望諸葛亮儘力輔之,但如此氣度胸襟,仍罕有其匹。還是陳壽在《先主傳》末的評價比較公允:「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尊賢禮士的另一面,便是知人之明。用人之長,如重用諸葛亮、龐統、法正,當然是最好的「知人之明」,對此不必多論;而知人之短,也是了不起的「知人之明」。比如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深受諸葛亮賞識;劉備臨終前卻特別提醒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④後來馬謖雖曾在諸葛亮南征時出過「攻心為上」的好主意,但他剛愎自用,丟失街亭,使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毀於一旦,卻證明了劉備的先見之明。至於像魏延這樣優點突出缺點也明顯的人才,劉備用其長而避其短,大膽委以鎮守漢中的重任,更是極具洞察力之舉,非明君不能為。在這方面,就連素有「知人善任」美譽的諸葛亮似乎也略遜一籌。

作為「梟雄」,史書記載也不少。所謂「梟雄」,意思是「驍悍雄傑的人物」。劉備出身於早已敗落的遠支皇族之後,家境清寒,既沒有曹操、袁紹那樣顯赫的家庭背景(曹操作為「贅閹遺丑」,雖然家庭名聲不及袁紹光彩,但其父曹嵩官至太尉,家資巨富,曹操也因此很早便進入仕途),也沒有孫權那樣繼承自父兄的大片地盤,幾乎是白手起家,要想在天下大亂,群雄並立之時開創江山,沒有幾分驍悍之氣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實上,「梟雄」恰恰是劉備的一大特色,成為當時許多人對他的定評。例如:建安十三年(208),劉表剛去世,魯肅建議孫權與劉備聯合抗曹,便稱劉備為「天下梟雄」①。建安十四年(209),當劉備至京城見孫權時,周瑜曾上書孫權,亦稱劉備為「梟雄」,主張將其扣留於吳②。次年,周瑜卒,臨終前上書孫權,又稱「劉備寄寓,有似養虎」。這種驍悍之氣,主要表現有四:一是冒險精神。劉備從登上政治舞台之初,便經常親冒矢石,不避艱險。早年兵少力微,動輒「力戰有功」,「數有戰功」③,固屬必然;赤壁之戰,他「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④,也不奇怪。及至建安二十四年(219)爭奪漢中之役,他已五十九歲,手下兵多將廣,但在「矢下如雨」之際,仍奮勇向前⑤,便可見其冒險精神,至老彌篤了。二是機變權略。建安元年(196),兵敗投奔他的呂布趁他與袁術相攻之機,襲取徐州,他失去立足之地,只得向呂布求和,屯駐小沛,可謂能屈能伸。建安三年(198),呂布被擒殺后,他隨曹操至許都,可謂暫棲虎穴。建安四年(199),與曹操對食論英雄,當曹操說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時,他借雷霆之威掩飾震驚之情,可謂隨機應變。隨後以截擊袁術為名,離開許都,從此擺脫曹操控制,可謂見機而作。凡此,均可見其機變權略。三是堅忍不拔。在漢末逐鹿天下的群雄中,劉備屢遭挫敗,有時甚至敗得很慘;但他從不灰心喪氣,而是敗而不餒,折而不撓。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使他每每轉危為安,終於在諸葛亮的輔佐下,成為三分鼎立中的一方。四是某種程度的霸道。最典型的是殺張裕之事。張裕原為劉璋從事,劉備入蜀與劉璋相會時,與裕互相嘲弄,裕因劉備無須,戲稱其為「潞涿君」(諧「露啄君」之音)。劉備因其不遜,積怒在心。后因張裕私下對人說:「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這確是大為犯忌之言,劉備乃以「漏言」之罪,下令誅之。諸葛亮上表詢問為何要將張裕處死,劉備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鋤。」⑥這就有些強詞奪理了。儘管這種霸道行徑不多,但足以使人看到,劉備畢竟不可能避免封建君主固有的專制性。

縱觀歷史,那些在亂世中崛起的、真正有所作為的開國之君,差不多都有幾分驍悍之氣。從漢高祖劉邦到唐太宗李世民,從宋太祖趙匡胤到明太祖朱元璋,均可稱為梟雄。而在封建時代,梟雄與明君並非截然對立,而往往是同一君主的不同側面。從人們公認的明君唐太宗身上,我們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嗎?

(二)強此弱彼,有得有失

羅貫中在描寫《三國演義》中的劉備時,以歷史人物劉備為原型,同時根據封建時代廣大民眾對政治家的評判和選擇,根據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審美傾向,著力突出其明君形象,而有意淡化其梟雄色彩。

首先,作品多方表現了劉備的寬仁愛民,深得人心。《三國演義》第1回,寫劉關張桃園結義,其誓詞便赫然標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八個大字。這既是他們的政治目標,又是他們高高舉起的一面道德旗幟。從此,寬仁愛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劉備區別於其他政治集團領袖的顯著標志。他第一次擔任官職——安喜縣尉,便「與民秋毫無犯,民皆感化。」督郵索賄不成,欲陷害他,百姓紛紛為之苦告(第2回)。此後他任平原相,已被譽為「仁義素著,能救人危急」(太史慈語,見第11回)。陶謙臨終,以徐州相讓,劉備固辭,徐州百姓「擁擠府前哭拜曰:『劉使君若不領此州,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12回)曹操擒殺呂布,離開徐州時,「百姓焚香遮道,請留劉使君為牧。」(第20回)這表明他佔據徐州的時間雖不長,卻已深得民心。在他又一次遭到嚴重挫折,不得不到荊州投奔劉表,受命屯駐新野時,他仍以安民為務,因此「軍民皆喜,政治一新。」(第34回)新野百姓欣然謳歌道:「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第35回)

從建安六年(201)到十三年(208),劉備寄居新野達七年之久,在他輾轉奔走的前半生中,這算是時間最長、相對安定的一個時期。在此期間,劉備對自己的政治生涯進行了認真的反思,並接受「水鏡先生」司馬徽的批評,一面把人才置於戰略的高度,努力求賢;一面更加重視爭取民心,為重新崛起準備條件。當曹操親率大軍南征荊州,劉琮不戰而降之時,劉備被迫向襄陽撤退,新野、樊城「兩縣之民,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願隨使君!』即日號泣而行。」到了襄陽城外,劉琮閉門不納,蔡瑁、張允還下令放箭。魏延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開了城門,放下弔橋,大叫:「劉皇叔快領兵入城,共殺賣國之賊!」劉備見魏延與文聘在城邊混戰,便道:「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願入襄陽。」於是「引著百姓,盡離襄陽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陽城中百姓,多有乘亂逃出城來,跟玄德而去。」(第41回)就這樣,在建安十三年秋天的江漢大地上,劉備帶領十餘萬軍民,扶老攜幼,上演了「攜民南行」的悲壯一幕。如此撤退,顯然有違於「兵貴神速」的軍事原則,對保存實力、避免曹軍追擊十分不利。故眾將皆曰:「今擁民眾數萬,日行十餘里,似此幾時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劉備明知此言有理,卻泣而拒之曰:「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歸我,奈何棄之?」行至當陽,果然被曹操親自率領的精兵趕上,十餘萬軍民頓時大亂。劉備在張飛保護下且戰且走,天明看時,身邊僅剩百餘騎,不禁大哭道:「十數萬生靈,皆因戀我,遭此大難;諸將及老小,皆不知存亡。雖土木之人,寧不悲乎!」(同上)這一仗,劉備在軍事上一敗塗地,而在道義上卻贏得了極大的勝利。這種生死關頭的選擇,決非一般亂世英雄的惺惺作態所能比擬。從此,劉備的「仁德愛民」更加深入人心,並成為他迥別於其他創業之君的最大的政治優勢。

其次,作品竭力渲染了劉備的敬賢愛士,知人善任。其中,他對徐庶、諸葛亮、龐統的敬重和信任,都超越史書記載,寫得十分生動感人;尤其是對他與諸葛亮的魚水關係的描寫,更是具有典範意義。

歷史上的徐庶,歸屬劉備的時間不算長,除向劉備推薦諸葛亮外,在政治、軍事上發揮的作用也不算大,《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僅云:「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曹公來征……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諸葛)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而在《三國演義》中,劉備一見徐庶,便坦誠相待,拜為軍師,委以指揮全軍之責。在先後打敗呂曠兄弟、曹仁之後,劉備更視徐庶為天下奇才。而當徐庶得知母親被曹操囚禁,辭別劉備時,劉備雖然難以割捨,但為顧全其母子之情,仍忍痛應允。分別的前夜,「二人相對而泣,坐以待旦。」次日一早,劉備又親送徐庶出城,置酒餞行;宴罷,仍「不忍相離,送了一程,又送一程。」直到徐庶騎馬遠去,劉備還立馬林畔,「凝淚而望」(第36回)。這些描寫,儘管主要是為「走馬薦諸葛」和「三顧茅廬」作鋪墊,卻足以見出劉備求才之誠,愛才之深,頗具藝術感染力。

對於劉備對諸葛亮的高度信任與倚重,《三國演義》更是作了濃墨重彩的描寫。歷史上劉備請諸葛亮出山之事,《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中僅有一句話:「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而《演義》卻以兩回半的篇幅,精心設計,反覆皴染,將「三顧」的過程寫得委婉曲折,令人悠然神往。劉備初見孔明,便屈尊「下拜」;聽罷隆中對策,先是「避席拱手謝」,繼而「頓首拜謝」;乍聞孔明不願出山,當即「淚沾袍袖,衣襟盡濕」;及至孔明答應輔佐,又不禁「大喜」。這些充滿理想色彩的細節,把劉備求賢若渴的誠意渲染得淋漓盡致。諸葛亮出山以後,《演義》又充分突出其在劉蜀集團中的關鍵地位和作用,竭力強調劉備對他的高度信任與倚重。我在《忠貞智慧,萬古流芳――論諸葛亮形象》一文中分析道:

歷史上的諸葛亮,儘管一出山就與劉備「情好日密」,受到劉備的充分信任;但他在劉蜀集團中的地位卻是逐步提高的,按照通常的政治機制,這也是很自然的。……然而,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卻把諸葛亮寫成一 開始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大權在握,指揮一切的統帥,大大提高了他在劉蜀集團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些描寫,大大超越了歷史記載,使諸葛亮始終處於劉蜀集團的核心,地位明顯高於所有文武官員,而又使讀者覺得可信。劉備得到諸葛亮之前屢遭挫折,而得到諸葛亮輔佐之後則節節勝利,兩相對照,讀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劉蜀集團的成敗安危,不是繫於劉備,而是繫於諸葛亮。

歷史上的龐統,在劉備領荊州牧后歸之,開始「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后經魯肅、諸葛亮薦舉,「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②《演義》則在史實的基礎上,發揮浪漫主義想象,寫龐統剛投奔劉備時,劉備以貌取人,命其為耒陽縣令;一旦得知龐統半日了斷百日公務,劉備立即自責:「屈待大賢,吾之過也!」及至看了魯肅的薦書,聽了諸葛亮的評價,劉備「隨即令張飛往耒陽縣敬請龐統到荊州」,並「下階請罪」,遂拜龐統為軍師中郎將,「與孔明共贊方略」(第57回)。如此虛己待人,不能不令賢士感動。這種君臣遇合,魚水相諧的關係,乃是千百年來知識分子最渴望的理想境界。

總之,寬仁愛民和敬賢愛士這兩大品格的充分表現,使《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形象擺脫了以往三國題材通俗文藝中劉備形象的草莽氣息,成了古代文學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明君」范型。

對於劉備的梟雄色彩,《三國演義》有意加以淡化,或者不寫,或者來個移花接木。最明顯的例子是「鞭打督郵」。按照《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和裴注的記載,歷史上鞭打督郵的本來是劉備。事情的經過是:由於朝廷下詔,要對因軍功而當官的人進行淘汰,正在當安喜縣尉的劉備擔心自己用鮮血換來的官職也可能保不住;正好督郵來到安喜縣,準備遣還劉備;劉備前往館驛求見,督郵卻稱病不見;劉備一氣之下,帶人闖入館驛,將督郵捆起來,綁在樹上狠狠打了一頓;然後解下自己的印綬,掛在督郵的頸子上,揚長而去。歷史上的劉備原本號稱「梟雄」,性格剛毅,此時又年輕氣盛,受到欺辱時自然不願忍氣吞聲,這樣做也並不奇怪。

但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為了把劉備塑造為理想的「明君」,便把此事移到張飛頭上,這樣既不損害劉備「寬仁長厚」的形象,又有利於突出張飛性如烈火、嫉惡如仇的性格特徵,可謂一舉兩得。本文第一部分剖析的劉備梟雄性格的四個主要特點,《演義》著重表現了其堅忍不拔的毅力,對其機變權略也有所表現,這裡不作詳論。如此安排,自然是為了有利於突出劉備的「明君」形象,但也存在兩個明顯的弊病:其一,強此弱彼,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人物形象的豐富性。其二,過分淡化劉備的梟雄色彩,無形中降低了劉備作為劉蜀集團領袖的號召力和影響力,使這位歷盡艱辛的開國明君少了幾分英雄之氣,卻多了幾分平庸之感。(未完,待續)

①《三國志·蜀書·先主傳》。

②《三國志·蜀書·劉巴傳》。

③《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④《三國志·蜀書·馬謖傳》。

①見《三國志·吳書·魯肅傳》。

②見《三國志·吳書·周瑜傳》。

③《三國志·蜀書·先主傳》。

④《三國志·吳書·魯肅傳》注引韋昭《吳書》。

⑤見《三國志·蜀書·法正傳》注。

⑥見《三國志·蜀書·周群傳》附《張裕傳》。

初稿載《西南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修訂稿收入拙著《三國演義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②《三國志·蜀書·龐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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