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深圳探索：國內首個反賄賂管理標準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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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國內首個反賄賂領域地方標準——《反賄賂管理體系深圳標準》（以下簡稱《深圳標準》）發布，並將在今年7月1日起實施。

關於該體系的制定和出台背景，深圳市紀委副書記孟昭文在《深圳標準》發布會上指出，標準化的管理手段引入賄賂治理領域，有助於從行賄受賄兩端嚴密防控賄賂風險，促進全方位、立體式反腐制度體系的建立。

走出「被動行賄」怪圈

有效預防和處置內部及外部的賄賂風險

孫明，長期從事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現任天津市檢察院職務犯罪偵查局副局長。

「標準化是《深圳標準》的一個亮點。」在孫明看來，將標準化的手段引入到預防賄賂犯罪之中，使企業對賄賂行為的監管具有可測量性，有利於企業間反賄賂認證體系的形成，從而有效促進企業間的良性競爭，並促進全社會由「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的轉變。

記者了解，近年來，圍繞著將標準化引入反賄賂管理領域這一主題，各國際組織、各國家機構、企業團體都開始了相應的嘗試。

早在2011年，英國制定《反賄賂管理體系規範》，率先將標準化手段引入反賄賂管理領域。在英國倡導下，國際標準化組織於2013年成立了反賄賂項目委員會，著手研製反賄賂管理體系國際標準，為參與成員國，在中央紀委國際合作局的牽頭組織下，深圳市參與了國際標準的研製。2016年10月，ISO37001《反賄賂管理體系要求及使用指南》正式發布。

在這些實踐的基礎上，2014年5月，深圳市紀委通過多方收集企業建立賄賂管理體系的訴求和經驗，於2016年6月形成標準徵求意見稿。在借鑒反賄賂管理體系國際標準的框架和核心指標的基礎上，體制外反腐敗的「深圳探索」形成。

記者了解，《深圳標準》共分10章，包括術語和定義、反賄賂管理體系、管理職責、賄賂風險評估、支持、實施、績效評估及改進等章節，通過明確企業組織建立和實施反賄賂管理體系的整個流程，發現、預防和管控賄賂風險，積極應對反賄賂貿易要求提供全面的管理框架和指南。

「《深圳標準》有助於實現企業內部規範管理。」孟昭文指出，企業通過建立和實施反賄賂管理體系，可以有效預防和處置內部及外部的賄賂風險，有助於加強內控、規範管理、提高效率、節約成本，有利於提升企業形象、打造廉潔文化、促進持續健康發展，也有利於營造公平競爭、廉潔誠信的市場環境。

結合查辦案件經歷，孫明對此深有感觸。孫明向記者介紹，「在司法辦案中，大多數涉行賄犯罪企業都曾表示不願去主動行賄，因為行賄行為既增加了商業成本，又增加了法律風險。這些企業的行賄原因往往是擔心與其有競爭關係的企業提前行賄，而自己則輸在了『競爭的起跑線上』。」

「《深圳標準》的引入，可以讓所有導入體系標準的企業都有了一套可遵循的、可量化的標準，使企業脫離通過不正當手段競爭的怪圈。」孫明說。

參考國際標準

體現國際反賄賂管理領域的

最新理念與良好實踐

在一些長期從事刑事法律實務的律師界人士看來，《深圳標準》的出台，對貪污賄賂行為的法律規製作出了有效的體制外補充。

「目前的刑事法律中，針對貪污賄賂犯罪，多數針對的是國家工作人員。而《深圳標準》則適用於所有的商業組織，不僅監管企業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賄賂行為，也同樣監管企業間的賄賂行為，相較於刑法監管的範圍更為廣泛。」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刑事訴訟部主任張立文向記者表示。

張立文認為，如果企業、組織都能自願納入到《深圳標準》監管體系之中，就等於在源頭上切斷了國家工作人員權力尋租的空間，從而有效地減少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行為的發生。

除了適用對象的廣泛之外，《深圳標準》約束監管內容較之以往規範也更具廣泛性。以「賄賂」一詞的內涵為例，在《深圳標準》的術語定義中，「賄賂」，是指無論在何地直接或間接地提供、承諾、給予、接受或索取任何價值的不當好處（可以是金錢的或非金錢的），以引誘或獎勵個人利用職務之便的作為或不作為的行為。

確定「賄賂」與否，「好處」是關鍵的判斷因素。根據術語和定義，「好處」的範圍包括不僅包括財物，還包括任何職位、受僱工作或不當合約利益；將任何貸款、義務或其他法律責任全部或部分予以支付、免卻、解除或了結；行使或不行使任何權利、權力或職責；其他財產性或非財產性利益。

而在刑事法律中，貪污賄賂犯罪客體的「財物」範圍包括貨幣、物品和財產性利益。

「顯然，單從字面上來看，《深圳標準》對於賄賂中『好處』的範圍要超出司賄賂犯罪中『財物』的範圍。在《深圳標準》中，賄賂的範圍除了財物外，還包括信息分享，義務和責任的免除等一些隱形的賄賂方式。」張立文說。

記者了解，這些術語和定義主要借鑒和參考了ISO37001《反賄賂管理體系要求及使用指南》國際標準的主要內容。「關鍵指標和要求與國際標準保持高度一致，體現了國際反賄賂管理領域的最新理念與良好實踐。」在《深圳標準》的發布會上，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質量管理局、知識產權局）副局長夏崑山介紹說。

「這種與反賄賂管理體系國際標準的高度一致，對導入《深圳標準》的企業未來走向國際化將起到積極推進作用。」張立文說。

重在制度創新

彌補當前重受賄輕行賄的短板

作為國內首個反賄賂領域地方標準，《深圳標準》是推動反腐制度、反腐理論層面的重大實踐和創新。北師大國際反腐敗教育與研究中心秘書長、研究員，刑法研究所副所長彭新林表示，《深圳標準》的出台彌補了長久以來反腐敗工作中重受賄輕行賄的短板。

反腐敗工作長期以來存在「重受賄而輕行賄」現象，對企業反腐重視程度不夠，在無形中助長了行賄犯罪的滋生蔓延。有鑒於此，最高檢近年來連續釋放「加大懲治行賄犯罪力度」的信號，明確提出要採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深入推進重點查辦行賄犯罪案件。

彭新林表示，《深圳標準》代表了下一步反腐的工作重點。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取得顯著成效，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隨著反腐工作不斷深入，未來會將行賄受賄犯罪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記者了解，《深圳標準》不僅針對企業內部的監管治理，還對商業合作夥伴、上游企業提出了廉潔要求，形成了整個管理鏈條的反賄賂管理體系。「這樣的管理體系，將有助於實現反腐敗從事後的懲治轉到事前和事中的監督管理。」彭新林進一步指出，彌補了對於事前和事中的空白，起到了對目前反腐工作試漏補缺的作用。

作為非強制性的指導性文件，如何推動《深圳標準》的開展適用？「在推進《深圳標準》的同時還應當完善相關配套辦法，明確對企業的認證標準，確保對未納入《深圳標準》企業的公平性。」彭新林建議，對企業的認證還可以引入第三方評審機制，確保相關認證公開透明。而企業被認證后還要進一步公示，廣泛徵求社會意見。

作為國內首個反腐治賄領域地方標準，《深圳標準》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研製反賄賂管理體系地方標準，是打造社會管理領域深圳標準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工作，也是深入推進當前反腐行動、建設公平誠信社會的迫切要求。」夏崑山說。

作為一個制度創新，企業怎樣將反腐工作與業務工作緊密結合起來，深圳已經提供了自己的地方經驗。「但試點也意味著不斷地試錯，這個標準是不是符合其他非外向型企業的實際情況，還需要不斷實踐探索。」彭新林認為。

從八大方面創新反賄賂機制和制度

姜明安

深圳最近發布的《反賄賂管理體系》在反賄賂的機制、制度方面有諸多重要創新，其意義不可小視。當然，其效果如何，自然還有待時間檢驗。但是，該《體系》所體現的探索精神、創新精神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尤其是該《體系》所確立的下述理念、原則和制度，從理論上和從國內外已有的實踐經驗考察，對於治理商業賄賂是有重要作用的，值得全國其他地方借鑒，也值得高層領導和專家學者作反賄賂的頂層設計時參考。

必須治理根絕商業賄賂

商業賄賂是公平競爭市場秩序的大敵。賄賂者通過不正當的手段打敗產品、服務和經營質量均優於自己的競爭對手，竊取、搶奪本應屬於競爭對手的市場機會、市場份額。這種現象的蔓延使越來越多的市場主體不再專註於自己產品、服務和經營質量的改進與提高，而把時間、精力和聰明才智都用於去打通各種關係，攻克審批、監管的各種關隘，以獲取超額利潤。

商業賄賂是反腐倡廉、建設廉潔政府的大敵。賄賂者通過給政府公職人員請客送禮，輸送各種利益和好處，將一個一個的公權力執掌者「俘獲」，使這些公權力執掌者不再為人民服務而為他們的私利服務，不再追求公益而只追求錢、色和各種享樂。

商業賄賂是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的大敵。賄賂者通過以金錢、美色等收買、腐蝕執法、司法官員，使他們有法不依、違法不究，或者為滿足賄賂者的需要而故意曲解法律、規避法律，讓法律、制度、規則形同虛設，甚至變成廢紙一張，使黨和國家及全體人民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的努力前功盡棄。

因此，要建設和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秩序，要保障公職人員廉潔從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和法治政府，就必須治理商業賄賂、根絕商業賄賂。然而，怎麼治理和根絕商業賄賂？無論是我們各級黨和政府，還是國際社會，都進行了很多探索，並取得了重大成效，但至今卻未能找到特別有效，能從根本上或最大限度消除商業賄賂的治理良方。

反賄賂從八個方面發力

一

反賄賂不僅要注重國家層面的硬法制約（如刑法對行賄罪和受賄罪的懲治，行政法對通過作為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行賄手段的處罰），而且要注重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層面的軟法自律，要通過在商業組織系統內推廣和實施《反賄賂管理體系》所確立的此類體制、機制及其制度、標準，使行賄者不僅行賄不敢，而且不能、不易。

二

反賄賂不僅要大的宏觀設計，如規劃、政策、教育、道德指引等，而且要有精細化的制度和措施規制，包括商業運作中對各種交易、交往行為諸如請客、送禮、接待、回扣等各種細節的規範。

三

反賄賂應明確賄賂的定義和確立賄賂包括的範圍。根據該《反賄賂管理體系》的規定，賄賂指個人或組織，無論何時何地，直接或間接地提供、承諾、給予、接受或索取任何價值的不當好處，可以是金錢的，也可以是非金錢的，以引誘或促使（原文為「獎勵」）個人利用職務之便實施的作為或不作為。其範圍包括組織內部的賄賂、組織及其員工、商業夥伴代表組織或為組織利益而實施的行賄或受賄、介紹賄賂等。這一定義有廣泛的包容性，可保證反賄賂不留死角。

四

反賄賂必須機構、人員、許可權、職責、手段明確。該《反賄賂管理體系》要求各種商業組織配置專職或兼職的反賄賂合規管理部門或人員，明確反賄賂管理的職責和許可權，確保有效溝通和運行。只有設置了專門的機構和人員，企業里才會有人去認真推進反賄賂這項工作。有關部門發現了賄賂行為，才可以據此既追究行賄受賄人的責任，又追究商業組織的責任。商業組織也才會事後去積極補救制度的漏洞，防止以後再發生同樣的行為。

五

反賄賂應要求各種商業組織建立完善的反賄賂機制，包括制定規則、標準、運作程序；配置資源；建立信息收集和處理系統、信息監測和反饋系統、評價系統；明確其與與之交往的各種利益相關方（如政府審批許可部門、監管部門、商業夥伴、行業協會、中介組織等）的關係、可能存在的賄賂風險、並據此制定相應的反賄賂方針和目標，包括確定賄賂風險管控率、控制賄賂事件發生率、確定賄賂事件有效處置率、實現公開公平公正交易率等。

六

反賄賂應要求各種商業組織及其負責人對反賄賂作出明確承諾。商業組織及其負責人的承諾以及組織反賄賂的方針、目標應以適當的方式向員工、商業夥伴和社會明示、說明。這種承諾及其明示、說明可以對承諾者形成一種監督、鞭策的壓力氛圍和環境。

七

反賄賂應加強對員工的反賄賂教育和對員工反賄賂行為的保護。商業組織僱用員工時即應告知員工，作為僱用條件，即要求其遵守本企業反賄賂的制度、規則、方針、目標和具有對違反這些制度、規則、方針、目標的人和事進行舉報的義務。並應向員工承諾和明示，任何員工不會因堅持和維護反賄賂的制度、規則、方針、目標和對違反制度、規則、方針、目標的人和事進行舉報而受到報復、歧視或處理、處分（如威脅、孤立、降級、限制晉陞、調崗、解僱、欺負、傷害或其他形式的干擾）等。這種機制對於保證企業反賄賂的制度、規則、方針、目標的真正實現具有重要作用。

八

反賄賂應確立對賄賂的具體管控措施。這些措施主要包括：

（一）對特定交易、項目、活動、特定崗位、員工、商業夥伴的盡職調查；

（二）建立嚴格細密的財務控制制度，包括財務報銷、現款支付、審批程序和會計記賬的一系列要求；

（三）在採購、營運、銷售、業務、人力資源、法務以及其他非財務業務管理方面採取措施，以降低賄賂風險；

（四）制定有關禮物、招待、贊助費、捐贈及類似利益行為的規範，對之進行嚴格的管控；

（八）建立反賄賂制度運行的監測、分析和評價制度，發現問題和漏洞，及時修正和改進。

反腐倡廉的重要工具和抓手

很顯然，深圳發布的《反賄賂管理體系》及該《體系》所確立的理念、原則和制度，對於推進公平競爭市場經濟秩序建設和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以及反腐敗和廉政建設，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就推進公平競爭市場經濟秩序建設而言，《反賄賂管理體系》的發布實施有利於凈化市場環境，最大限度地避免不正當競爭，保護市場主體通過改進經營管理，提升產品和服務質量，提高市場競爭力的積極性。國家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市場主體的競爭意識和創新精神，而市場主體的競爭意識和創新精神又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秩序環境。商業賄賂現象蔓延必然嚴重破壞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秩序環境，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旗幟鮮明和有力有效地治理商業賄賂。

就推進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而言，《反賄賂管理體系》的發布實施有利於保證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習近平總書記說，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當下已經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有法可依」的問題，現在法治最大的問題是「有法不依」。為什麼有法不依？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商業賄賂。商業賄賂導致執法不嚴、違法不究，毀壞甚至毀滅法治。《反賄賂管理體系》正是通過遏制賄賂現象而保障法治的正常運作。

就推進反腐敗和廉政建設而言，《反賄賂管理體系》的發布實施有利於推進位度反腐。因為黨政機關公職人員的腐敗很大程度上與商業賄賂相聯繫，如果從制度上控制住了各種商業組織的行賄行為，就能有效遏制住黨政機關公職人員的腐敗勢頭。反腐敗必須標本兼治，但治本比治標更重要。《反賄賂管理體系》確立的治理賄賂機制即是重要的治本措施。

此外，深圳發布的《反賄賂管理體系》及該《體系》所確立的理念、原則和制度，對於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亦有重要作用。國家治理現代化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環節和組成部分，而商業領域（也包括非商業領域）的反賄賂，建立乾淨、有序、公平的營商環境是社會治理的重要任務。商業領域的反賄賂之所以是社會治理的重要任務，是因為社會治理的基本目標是建立誠信社會、公正社會、法治社會。建立誠信社會必須反賄賂，賄賂必然摧毀誠信；建立公正社會必須反賄賂，賄賂必然侵蝕公正；建立法治社會必須反賄賂，賄賂必然破壞法治。可見，《反賄賂管理體系》是實現當前的社會治理任務的重要工具和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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