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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些上訪者是你的親人,你會怎麼辦」

原標題:「如果這些上訪者是你的親人,你會怎麼辦」

全忠(左三)到四川看望退伍戰士羅開友(左二),為其解決後續安置問題。張國平/攝

彷彿約好了一樣,辦公桌上的座機和褲兜里的手機鈴聲交替響起,不給人留下喘息的時間。

電話是上訪者打來的,一個接一個。北京軍區善後辦政工組老幹部處處長全忠抓起電話,一談十幾分鐘。本來,他為上午的採訪預留了充足的時間,而現在,採訪只能在幾通電話間見縫插針地進行。

全忠拿電話的手上有幾處明顯的疤痕,是被一些激動的上訪者抓傷、咬傷留下的。大部分上訪者並沒有這麼極端,他們執著地反映自己的遭遇,期望問題能夠早日得到解決。而全忠就是那個讓他們信任的人。

「我跟上訪者之間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做了11年信訪工作的全忠說,「信訪幹部有多種角色,其中一個就是做上訪者的代言人。」

「信訪工作沒有綵排,天天都是現場直播」

「上訪的人確實很多都不容易,有的拋家舍業,有的拖家帶口,他們確實有委屈和難處,要不然誰千里迢迢來上訪?」全忠用了兩個「確實」勾勒出他心中上訪者的群像。

他的辦公桌上放著一堆信訪材料,電話和手機響個不停,樁樁件件都是要他解決問題的。這樣的日子已經持續了11年。「干信訪工作同情心很重要,沒有同情心就沒有感情。」他說。

工作最忙的時候,全忠一天接待了37撥上訪人,一直談到深夜,別的同事都下班了,他還在和對方溝通。「晚上睡不著覺,頭疼,話多了傷神。」他半開玩笑地說。

接待上訪者只是他和同事們工作的開始,隨之而來的是大量的梳理、核實、協調工作。「白天靠嘴工作,晚上靠手工作。」全忠這樣描述信訪幹部的狀態。

山西人王秀生曾經見過全忠忙碌的樣子。王秀生的兒子王帥是原北京軍區裝甲1師退伍戰士,2007年12月退伍前查出患有「偏執型精神分裂症」。因為兒子評殘,這個老實的農民多次到軍地有關部門上訪。

2015年9月,為了儘快解決兒子的問題,王秀生卷著鋪蓋住進了軍區善後辦信訪室。工作千頭萬緒,全忠只能晚上抽時間和王秀生見面。「每次見都是10點以後,他啞著嗓子,跟我談評殘的最新進展。」當時王秀生心裡納悶,「這個主任怎麼每天都這麼忙?」

直到有一次,王秀生看到全忠在信訪室接訪,上訪者一撥撥地來,全忠的嘴皮子不停地動。「一天下來,看得我頭都大了,更別提全主任了。」王秀生本來以為工作忙是全忠的託詞,這一次他終於眼見為實。

在這間小小的信訪室里,全忠接待過不同訴求的上訪者,也遭遇過形形色色的問題。有時候正在談話,對面的人突然情緒激動潑來一杯開水。也有老訪民突然身體不適,在信訪室里上吐下瀉,他找來乾淨的衣褲給來人換上,噓寒問暖,然後把房間打掃乾淨。

「信訪工作沒有綵排,天天都是現場直播。」他淡定地說。

其實,全忠也有機會選擇另一種生活。2015年年底,部隊調整改革崗位分流,戰友們都說,這次改革對他是利好,「沒有比信訪更難乾的活兒,只要挪個窩就是好事。」全忠也動了心,想「離中心近一點,到能夠練兵打仗的地方去」。

可夜深人靜的時候,他卻翻來覆去睡不著覺。手頭好幾個信訪積案快有眉目了,背後是好幾個家庭的生活希望,「他們經常半夜給我發信息,肯定也是睡不著,等著盼著我的好消息呢……」

最終,在允許填報3個志願的意願表上,他只勾選了軍區善後辦一項。

王秀生兒子評殘的事情就是那幾個快有眉目的積案之一。善後辦成立后,全忠先後幾次往返軍地有關部門,終於為其補辦了評殘手續,並親自把「殘疾軍人證」送到了王帥手中。

時隔9年,王秀生心裡的石頭終於落了地。如釋重負的時刻,他卻想起了那些想要放棄的瞬間:「要不是全主任,我不會撐到今天……」

「不能當受理問題的收發室,要當解決問題的終點站」

2016年1月15日,北京軍區善後辦正式履職運轉,全面接手原北京軍區歷史遺留問題,其主要職責歸結成一句話,就是「解難題、卸包袱」。全忠作為負責信訪和老幹部工作的一線人員,面對的是一個「矛盾和問題扎堆兒的『火山口』」。

全忠覺得,信訪幹部扮演著多重角色。當上訪者因為不了解或者誤讀政策而上訪,信訪幹部就要對照政策判斷上訪者的訴求是否合理,「這時我們就相當於裁判」。

從事信訪工作11年,他只要聽一遍上訪者的陳述,就能在心裡作出一個基本判斷,「那些政策都在我的腦子裡。」

如果上訪人的訴求合理,但涉訪單位不認可,「這時,信訪幹部就是上訪者的代言人,就要為他們爭取利益。」他不自覺地提高了音量。

某部有一名幹部遺孀,按條件該部應該給她分一套相應級別的經濟適用房,但單位總是以各種困難推脫。全忠接訪后,一邊做好這名幹部家屬的工作,一邊積極與部隊協調,並多次督辦,終於解決了她的房子問題。

「你挽救了我們的家啊!」這名幹部家屬發來簡訊表示感謝。直到現在,這條信息還存在全忠手機里。煩悶時,他就把簡訊翻出來看看,馬上又覺得「工作有幹勁兒、有成就感」。

工作中,全忠還會遇到一種棘手的情況。按照政策,一些上訪者的問題應該解決,但他們有的要求不合規的待遇,有的要求天價補償,雙方難以達成一致,拖成了歷史遺留問題。

而這些問題,都要在軍區善後辦得到解決。「善後猶如殿後,殿後沒有退路。」這是軍區善後辦成立時就定下的要求。工作多年,全忠也有一條原則:「不能當受理問題的收發室,要當解決問題的終點站。」

一名天津市轉業幹部,由於歷史原因先後兩次從軍區部隊轉業,被安排在天津市工具廠,不久就下崗了,生活難以為繼,借住在親戚家裡,多次到軍區上訪,要求重新定職、定級和安置,落實軍轉幹部待遇和經濟適用房,並為其兒子解決計程車司機的工作。

「這名幹部為部隊建設作出了貢獻,問題應該解決,但是他提的很多要求不合理,我們確實做不到。」全忠說,對待這樣的上訪者,一定要真誠溝通,講清楚道理,讓對方回歸理性。

為此,他連續3個周末到這名轉業幹部家裡,擺事實講道理,與對方一起吃飯、拉家常,晚上就貓在上訪者家裡的沙發上睡覺。

最終,轉業幹部被他的真誠打動了,同意降低訴求。全忠又迅速協調地方有關部門為其落實了住房和企業軍轉幹部待遇,協調為其解決一次性困難補助50萬元。

「信訪幹部有時就得充當出氣筒,充當上訪人發泄怨氣的釋放站」

幹了11年信訪工作,全忠有一個深刻的體會:信訪幹部很難把工作和生活分開。她的妻子李亞紅也有相同的感受。她最怕晚上丈夫的手機響,「都是上訪人打來的,他一接就是很長時間。」

「下班了應該是個人時間,電話你能不能不接?」時間長了,她不堪其擾,生氣地質問丈夫。全忠卻總是耐心地說:「本來工作已經做得差不多了,一不接電話,上訪人情緒有變化,以為你不管他了,下次工作更難做。」

李亞紅不再說什麼。她把能幹的家務活兒全乾了,盡量不讓丈夫分心。「我們軍嫂既然已經選擇了,就不能再有怨言。」她說。

從事信訪工作久了,全忠有時難免會把負面情緒帶回家。剛開始李亞紅不能理解,夫妻倆經常吵架。直到有一次,全家約好吃晚飯,飯都涼了全忠還沒回家,李亞紅只好去單位找他。透過信訪室的玻璃,她遠遠地看見丈夫被一群上訪人圍著,正在耐心地解釋著什麼。

「雖然我聽不清他在說什麼,但是能感覺到,他真的很不容易。」李亞紅在屋外站了一會兒,默默地離開了。從此以後,她很少再和丈夫吵架。

全忠對家人也懷著深深的歉意。工作稍微不忙或節假日的時候,他都會盡量在家裡幫妻子干點兒家務,陪孩子聊聊天,儘可能彌補對家人的虧欠。

至於工作中遭受的委屈,他只能自我安慰:「信訪幹部有時就得充當出氣筒,充當上訪人發泄怨氣的釋放站。」

很多人不理解,問他為什麼不辭辛苦地幫助那些素昧平生的人,他總會反問:「如果這些上訪者是你的親人,你會怎麼辦?」

退伍兵羅開友就是一個讓全忠牽挂的人。全忠是四川人,但他近幾次到四川卻不是回老家,而是為了曾參加過老山作戰、榮立二等戰功的羅開友。

2012年5月,這個被誣告殺妻、歷經20年終於找到妻子自證清白的老兵,因善後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到北京上訪。全忠先後6次到羅開友的家鄉、之前所在部隊協調,不僅將真兇繩之以法,還協調地方政府為他安排工作,並為其申請了100餘萬元困難補助。

現在,羅開友已經娶妻生子,還在縣城開了一家藥鋪,正用自己在部隊學來的醫術造福一方。為了感謝全忠,羅開友給他送來了一面錦旗,上面寫著「情深似海,洗冤昭雪」8個金字。

每當這樣的時刻,全忠就會覺得工作中的委屈和不快一消而散。他那帶著傷疤的手緊緊地攥成拳頭,眼神里充滿了希望。(記者 王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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