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神論具有宗教批判意義

「自然神論」概念在17世紀前與「一神論」稱謂通用，17世紀的神學家與哲學家開始賦予「自然神論」不同的含義。1624年，赫伯特勛爵

（Edward lord Herbert of Cherbury，1583—1648）出版了《論真理》一書，提出自然神論的信仰原則，他因而被稱為「自然神論之父」。這一信仰原則包含五條共有的宗教觀念：一、存在著唯一的上帝；二、上帝應受崇拜；三、德行是崇拜上帝的主要部分；四、人總是憎惡罪惡，並且應該為自己的罪過懺悔；五、死後將有報償和懲罰。雖然這五條共有的觀念構成自然神論的信仰準則，但實際上，「自然神論者」是觀點複雜的群體，他們的思想各有側重，甚至彼此對立。英國唯理主義思想家塞繆爾·克拉克（Samuel Clarke，1675—1729）區分了四種不同類型的所謂自然神論者。第一種是相信上帝作為鐘錶匠，在創造世界后就離開，而使世界自行運轉；第二種是相信上帝作為創造者參與一般護理，但並不進行道德管理，即並不賞善罰惡；第三種是相信上帝作為創造者與道德管理者，但並不相信靈魂不朽；第四種是相信上帝作為創造者與道德管理者，但並不相信《聖經》是特殊啟示。

自然神論的興起有多重原因：其一，宗教改革對天主教權威的挑戰為神學理性預備了土壤。基督教思想史家詹姆斯·利文斯頓（Livingston.J.）在考察自然神論興起時指出，17世紀新教經院主義在精神和實踐上已經高度理性化。宗教改革與自然神論在破除神秘、倡導運用理性方面是一致的。其二，近代歐洲由於一個世紀的宗教戰爭與迫害已經精疲力盡，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教條主義與不寬容才是真正的敵人，從而尋求、渴望和接受以「寬容」原則來面對神學問題。其三，從世俗文化發展的角度講，這一時期興起的自由主義文化風氣孕育了自然神論。例如，以牛頓為代表的新科學為物理學帶來理性的秩序；劍橋柏拉圖主義者們如拉爾夫·卡德沃思與亨利·摩爾鼓勵人以理性來認識和欣賞神聖真理，並將道德帶到思想舞台的中心。另外，16、17世紀地理大發現所帶來的新世界的非基督宗教的報告，也為自然神論提供了更多論據。自然神論者從中發現一種原始的、純潔的道德宗教，以此進行解釋並將後來的基督教視為墮落。

自然神論作為啟蒙時代宗教觀念精華的代表，清晰而強有力地體現了對傳統基督教的批判。首先，自然神論者旨在以「理性」準則為前提，建構一種普遍性的宗教，對基督教傳統的啟示形成拒斥，對基督中保、救贖與獻祭，《舊約》的先知預言與《新約》的神跡等提出質疑。赫伯特勛爵等自然神論者都認為，宗教要訴諸普遍的理性，因而特殊或超自然啟示是不必要的。他堅稱「所有特定宗教的廢墟之下，埋葬著自然宗教的天賦觀念，這些觀念已經相當充分，因此特殊的啟示既不必要，也不存在」。赫伯特之後的自然神論者查爾斯·伯朗特（Charles Blount）也通過讚美理性來反對啟示，他的作品充滿「聖經批判」的內容，對《聖經》以及其中的人物、故事提出諸多批評。約翰·托蘭德（John Toland，1670—1722）自視為洛克的信徒，並試圖排除啟示的神秘。他提出，「我們主張理性是一切確實性的唯一基礎；並且主張任何啟示的東西，不論就其方式或存在而言，都和日常的自然現象一樣，不能擺脫理性對它的探究。」自然神論從理性出發的原則，必然對神跡提出質疑和批判。值得注意的是，洛克雖然並非自然神論者，但他的許多觀念與自然神論的觀點相契合，比如他贊同赫伯特的五條原則，認為理性有能力發現一切關乎宗教的真理等。洛克對理性、寬容的倡導受到自然神論者的歡迎，同時，洛克的論述與哲學觀念對自然神論者如托蘭德、廷德爾影響巨大。

其次，自然神論將倫理作為宗教的本質，將道德置於信仰的核心，具有以道德替代宗教的超驗本質的批判意義。自然神論者們並非將上帝的存在，而是將上帝的本質、道德屬性作為討論焦點。他們反對基督教傳統中，尤其是奧古斯丁—加爾文派神學中所強調的「原罪」與「先定」（Predestination）觀念，因為這將救贖限定於少數被揀選者。他們肯定這樣的上帝是不公平、不慈愛的。馬修·廷德爾（Matthew Tindal）認為上帝是公正的，因此「不會有什麼選民，也不會將別人所沒有的特權給予某一個時代或者種族」。正由於自然神論者堅持上帝的公正、無限良善、仁慈，因此他們拒絕基督作為「中保」、「贖罪」這些教義。其中，查爾斯·伯朗特（CharlesBlount，1654—1693）是第一位反對基督作為中保而為人類贖罪的自然神論者，他認為上帝的憐憫足夠滿足自己的公義。其他的自然神論者如托馬斯·查布、廷德爾也持相同觀點，認為上帝是完美的，不需要設立中保來補償或贖罪；如果上帝如此行事，就減損了他無限的仁慈。

綜上，自然神論主要是屬於18世紀的思想運動，尤其於1695—1741年間在英國大行其道。這一宗教思潮后又被帶入北美，形成當時美國思想文化中舉足輕重的一股力量。自然神論以普遍理性否定了特殊啟示，以道德代替救贖的傳統教義和敬拜儀式。它對19、20世紀早期反基督教運動以及當今宗教「現代主義」都具有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