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化 | 阿拉伯巨變的文化審視

【編者按】這是薛慶國教授發表於2011年9月的一篇舊文。其時，肇始於突尼西亞、席捲阿拉伯多國的政治巨變仍呈方興未艾之勢，阿拉伯與西方學界紛紛為之歡呼，並冠以「革命」、「春天」等美名。本文從文化視角審視這場政治運動，力求對其作客觀評價，還對前景做了展望。作者認為：「阻礙阿拉伯民族進步的諸多根本性積弊，在這場政治巨變中並未受到衝擊和革除。諸多跡象表明，阿拉伯變革的走向存在著諸多不確定性，前景並不令人樂觀。」今天看來，這樣的預測「不幸言中」。文中涉及的許多問題，仍然值得關注阿拉伯伊斯蘭社會現狀與未來的人們深思。

【摘要】 席捲阿拉伯世界的巨變浪潮，是由阿拉伯民族面臨的深重危機釀成的。僅從政治、經濟與國際關係的角度分析阿拉伯危機依然不夠，還應認識到：阿拉伯思想與文化中存在著諸多嚴重弊端，這是種種危機的深層原因。阿拉伯巨變迄今為止的訴求主要局限於政治層面，並未衝擊思想與文化中各種深層問題，因而其意義和價值受到很大局限。而且，原教旨主義、宗教極端勢力、宗派主義等阿拉伯社會的痼弊也於後巨變時代在民主的旗號下呈盛行之勢。阿拉伯知識界已開始反思這場巨變的局限性和諸多問題。阿拉伯變革的走向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前景並不令人樂觀。

【關鍵詞】阿拉伯巨變； 阿拉伯危機；深層原因； 文化反思

星星之火——突尼西亞失業青年布瓦吉吉自焚點燃的火焰，短短數月內便在整個阿拉伯大地燎燃。這場阿拉伯巨變來勢之猛，能量之大，波及範圍之廣，為世人始料不及，甚至超乎最富想象力的國際問題研究者的想象。然而，這場似乎出人意料的巨變其實又早有預兆。當代阿拉伯許多思想家、文學家通過自己或直接或曲折的筆觸，曾屢屢作出預言：當今阿拉伯世界面臨深重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危機，多難的阿拉伯大地正在醞釀巨大的變革或革命。如何客觀評價這場舉世震驚的巨變，預測變革的前景，展望后變革時代阿拉伯世界的走向，是政界、學界極為關注並爭議不休的難題。本文試圖從文化角度切入，為求解這些難題提供若干線索。

一、阿拉伯危機的文化與思想根源

無疑，正是阿拉伯民族當今面臨的深重危機，引發了席捲阿拉伯世界的巨變浪潮。這輪巨變興起至今，學界對阿拉伯危機的表現及其緣由不乏剴切的分析。一般認為，阿拉伯巨變的原因主要歸結為獨裁統治喪失民心，經濟發展長期受挫，社會問題日益嚴重，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以及世界金融危機禍及阿拉伯國家，國際霸權主義加重阿拉伯人的屈辱與悲憤情結，等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因素固然是阿拉伯危機的直接原因和外在體現，但僅從政治、經濟與國際關係的角度分析阿拉伯民族面臨的危機依然不夠，還有必要從文化與思想角度深刻審視阿拉伯危機的根源。實際上，近代以降，阿拉伯思想界一直不乏嚴肅批判本民族文化與思想中積弊痼疾的有識之士。當代許多知識分子更是疾呼：觀念與思想的落伍，是阿拉伯社會落後的主要原因；歷史與文化的弊端，是阻礙阿拉伯民族走向未來的根本性障礙。一些受過現代先進思想洗禮的阿拉伯知識分子，能清醒、冷峻地審視阿拉伯民族的文化傳統與社會現實，並且敏銳地意識到其癥結之所在。綜合他們的觀點，可以看出阿拉伯文化與思想存在以下弊端：

（一）具有膜拜權威、壓抑個性的專制主義傾向。傳統的阿拉伯社會是典型的父權社會，它以家族、部落為本位，父親、族長在家庭和部落里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而君王更被賦有「真主在人間代理者」的神授地位。人們往往將「父親」與「君王」視同「神」，因為在一個信奉至高無上之神明的宗教氛圍里，「父親」、「君王」與「神」之間是有著某種微妙聯繫的：對神的絕對權威的信仰，往往會助長對君王和父親權威的順從；反之，對君權和父權的絕對順從，自然也會鞏固對神的信仰。對權威的順從與膜拜，與對神靈絕對權威的信仰糾結在一起，這為專制主義在阿拉伯社會大行其道提供了沃土。缺少合法性及民意基礎的執政者壟斷政治權力，還造成了宗教原教旨主義壟斷宗教解釋權的後果。最終，專制統治與宗教極端主義結盟，加深了社會危機與人民大眾的不幸。

（二）神本主義、宗教蒙昧主義盛行。作為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核心，伊斯蘭教不僅是一種宗教，而且是一整套包羅萬象的社會、經濟和文化體系，對廣大穆斯林的價值觀念、道德規範和生活習俗，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不可否認的是，當今伊斯蘭世界不少人對宗教的理解，在本質上依然沒有走出中世紀之囿。一些學者不無見地地認為：阿拉伯思想史上的最大遺憾，莫過於以阿維羅伊（Averroes，即伊本·魯世德）和穆爾太齊賴(Muatazile)學派為代表的理性主義，被以安薩里（Al-Ghazali）為代表的較為保守的正統經院教義所取代。正統的經院哲學將伊斯蘭教支撐到現在，而基督教世界在新教革命和文藝復興后卻已突破了自己的經院哲學。於是，從那時起，西方繼續前進，而伊斯蘭世界卻在原地停留。當代，伊斯蘭教在阿拉伯社會的實踐也面臨諸多問題。不少穆斯林未能從整體上把握伊斯蘭教的精髓，對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認識失之偏頗。正如當代阿拉伯著名詩人、思想家阿多尼斯（Adonis）所言：「宗教原教旨主義所描繪的阿拉伯文化和阿拉伯生活的『圖景』，不僅是對這一文化的歪曲，更是對阿拉伯人在所有領域都有所創造的一段偉大歷史的蔑視和侮辱」 [1]。由於宗教蒙昧主義的消極影響，科學思想在阿拉伯世界遠未深入人心，即使在科學工作者中間也不例外。學者穆斯塔法·希賈茲（Mustafa Hijazi）認為：「在許多人的實踐中，科學不過是一件襯衣或外套，在讀書、實驗或講課時穿上，在其他時候可以脫去。」[2]總之，阿拉伯世界保守、落後的宗教觀念，阻礙了科學、民主等現代價值觀在阿拉伯世界的接受。

（三）對作為「他者」的西方缺乏理性認識。在過去不久的20世紀，阿拉伯世界與西方的關係錯綜複雜。始於19世紀初學習西方的思潮，在20世紀前半葉依舊盛行。二戰以後，隨著被西方殖民的阿拉伯國家紛紛獨立，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也曾在阿拉伯世界風靡一時。然而，20世紀中葉以後中東地區經歷的一系列事件，給地區的思想演進和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1948年以色列宣布立國，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中阿拉伯國家慘敗，九十年代初海灣戰爭的爆發，新世紀以來巴以和談的受挫，「9·11事件」后阿拉伯人遭受歧視和誤解，美國執意發動師出無名的伊拉克戰爭，等等，都加深了阿拉伯民眾與西方的隔閡。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民眾對西方及以色列的「抵抗」，還從政治、軍事領域延伸到文化、宗教與思想領域。為數不少的民眾不但厭惡西方的政治與外交，而且對源自西方的思想及價值觀表示懷疑乃至拒斥，因為西方——特別是美國——支持阿拉伯的敵人以色列。以色列似乎成了一個符咒，左右了許多阿拉伯人對西方的理解。由於這種心態作祟，相當一段時間以來，阿拉伯世界很多倡導理性、科學、民主、自由等現代價值的有識之士，都曾遭受過來自多方的誹謗與干擾。一些知識分子片面強調民族「身份」或「特性」，有意無意地排斥西方現代先進價值，思想趨於保守與封閉。

（四）缺乏客觀、理性的歷史觀。現當代許多阿拉伯知識分子都意識到：阿拉伯文化具有明顯的「尊古」特徵。有人認為：「阿拉伯民族受過去的影響，甚於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在阿拉伯世界，過去的權威不僅表現為它是代表民族特性的基本準則，而且還以尚方寶劍的形式粗暴地強加於人……人們膜拜過去，把過去視為未來的最佳典範。」 [3]還有人指出：「在伊斯蘭阿拉伯思想領域，因襲前人的思想仍然排斥理性思維，仿效依然阻礙著創新，古舊依然在同現代搏鬥。」 [4]歷史經驗表明：過分「向過去傾斜」的民族，往往缺乏革新與創造的原動力；而賦予歷史虛幻的光環，則無法客觀地認識歷史，以史為鑒，獲取有裨於現實的經驗與教訓。

（五）宗派主義思想根深蒂固。由於歷史、宗教、文化、地理等原因，阿拉伯國家大都是由不同教派、種族、部落、氏族組成的多元社會。由於國家、社會的概念尚未深入人心，許多人將自己所屬的族群利益置於國家與民族利益之上，以親緣關係的感情和宗派習俗取代法律、公理與國家認同；在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也往往以宗派的親疏決定一切。這種宗派主義不僅損害了國家的法律與制度，而且阻礙了一個健全國家應有的公民社會的建設。阿拉伯有識之士對於宗派主義的危害有著深刻認識：「毫不誇張地說，宗派主義是阿拉伯國家面臨的最嚴重問題。它是國家與祖國身上深深的傷口，它永遠攜帶著內戰的種子，是外國干涉可能依賴的支柱，它會消弱政治反對力量，並幾乎宣告民主不可實現。」 [5]

（六）男尊女卑、歧視女性的痼疾難以消除。早在19世紀末，阿拉伯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卡西姆·艾敏(Qasim Amin)就曾指出：「專制統治帶來了這樣一個後果：強悍的男人歧視軟弱的女人。……她在男人面前喪失了人格，世界之大，卻只有家中隱蔽的角落才是她的容身之處。婦女被認為應該是無知的，應該蒙上黑暗的面紗。男人把她作為尋歡作樂的工具，隨心所欲地玩弄，隨時又可棄若敝屐。他可以發號施令，耳提面命；她只能唯唯諾諾，忍聲吞氣；他擁有這世上的一切，她只是這一切中的一小部分。」[6]可悲的是，與面紗、頭巾、多妻制、貞操罪有關的古老議題，在21世紀的今天依然懸而未決；在阿拉伯世界的許多地方，婦女參與、男女平等依然是女性遙不可及的夢想。

認識阿拉伯思想與文化存在的痼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不僅有助於我們了解阿拉伯世界面臨危機的深層原因，還有助於我們判斷當今阿拉伯巨變的意義，乃至預測巨變之後阿拉伯社會的走向。迄今為止，這場阿拉伯巨變的主要訴求，是爭取改善民生，要求民主自由，推翻現行政權；巨變並未觸及存在於阿拉伯社會的上述根本性文化與思想之弊，並未引起思想、文化層面相應的裂變，也遠未形成一種全民參與的文化反思氛圍。因此，我們在評價阿拉伯巨變的實際意義和客觀效應時，極有必要考量這一因素。

二、巨變的文化反思

從歷史演進的角度來看，阿拉伯世界正經歷的巨變無疑有其積極意義。它推翻或動搖了專制統治，粉碎了政治強人不可撼動的神話，展現了人民、尤其是青年要求變革、引導變革的巨大願望與力量。巨變打破了阿拉伯政治、社會由來已久的僵滯局面，為阿拉伯民族的進步開闢了可能性。然而，這場政治裂變並未深刻而全面地衝擊阿拉伯社會與文化的深層弊端，因而其積極意義受到很大局限。歐美政界、學界看待變革的一種常見思維，是從「普世價值至上」的意識形態角度出發，過度渲染群眾運動的「民主」與「革命」特性。他們在看待這場阿拉伯巨變時，也沿襲了這種思維。針對此種皮相之見，已有阿拉伯學者指出：「美國人和歐洲人看待阿拉伯變革的眼光是幼稚的，未能根據阿拉伯社會的文化結構與機制，了解事件與變故的本質。美國與歐洲的文化精英未能走出政治想象與分析，『維基泄密』成了他們認識事件的最重要鑰匙。除了屈指可數的少數分析，我們幾乎見不到從歷史與心理視角認識阿拉伯世界政治變革的文章。」 [7]事實上，在阿拉伯世界內部，在動蕩發生以後的幾個月內，對「阿拉伯革命」或「阿拉伯之春」的歡呼與喝彩，一直是主流媒體的基調，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事態的發展，媒體上對變革自身的反思和質疑之聲也日漸增多。或許，這些聲音在當今阿拉伯輿論界還略顯另類，但它對於我們客觀、全面地了解阿拉伯巨變尤為必要。

有的阿拉伯學者意識到，這場變革的訴求主要局限於政治層面，這是一大不足：「自由作為一種至高價值，它理應涵蓋生產與創造的一切領域，即包括思想、表達與信仰的自由。然而，阿拉伯革命提出的口號中存在一個問題：它把自由局限於政治層面，即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層面……如果說，專制的國家代表了政治保守，那麼阿拉伯社會則代表了思想與社會層面的保守，這正是當今的難題。問題超越了統治者下台與否，根本的問題在於如何在阿拉伯世界重新弘揚現代價值觀。」 [8]阿多尼斯就阿拉伯巨變的局限性指出：「伊拉克的實踐表明：僅僅擺脫現有的緊急狀態法，擺脫可恥的審查和維安文化，擺脫腐敗的政權及其下屬機構和人員，還遠遠不夠。僅僅改變統治者，變革不會成功。這種變革可能會帶來較少腐敗、較多智巧的統治者，但它不能解決造成腐敗和落後的根本問題。因此，變革不應止於改變統治者，而應致力於改變社會，即改變社會的經濟、文化基礎。問題是：如何讓變革從表面及於縱深，從形式過渡到實質？」[9]他還尖銳地發出質疑：「今天阿拉伯大街上的示威者，是否正是這樣一些人：他們認同一夫多妻制，只把宗教理解為許可、禁忌、責難，只用疑慮、排斥、迴避、棄絕的眼光看待與自己見解不同的他者？這樣的阿拉伯人能被稱為『革命者』嗎？他們真的是在為民主和民主文化而抗爭嗎？」[10]較之政治革命，更關鍵的問題在於什麼？阿多尼斯提出了這樣的設想：「確立一種公民觀念，建立一個公民社會，人們無論其宗教、種族和語言歸屬，都在這樣的社會中享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建立一個法治及法治文化、自由與自由文化佔主導地位的社會，這才是問題的關鍵。而要建立這樣的社會，首先必須全面地、根本性地審視15個世紀以來形成人與人之間關係、自我與他者之間關係的一切基礎。」[11]

同樣，如何看待阿拉伯社會的民主問題，也不只是一個政治問題，更是一個關涉經濟、社會、文化、歷史的綜合問題。沙烏地作家圖爾基·哈麥德(Turki El-Hamad)指出：「民主不僅是選舉和投票箱，它更代表了文化與社會價值觀，理應在人們走進投票箱之前深入人心。這些價值觀包括寬容、接受他者、承認選民的意願，即使這種意願讓你失望。由於長期的專制統治，這些價值觀在阿拉伯世界、在阿拉伯的政治文化中是匱乏的。」[12]突尼西亞思想家本·阿舒爾(Bin Ashur)指出：阿拉伯民主的問題在於，民主的理論與最高價值與伊斯蘭社會的傳統觀念不符。根據伊斯蘭神學，「大地上的城邦」應該置於教法的道德和法律之下，由根據宗教經典施政的國家管轄。「因此，神學和真正信奉自由與多元思想的民主是無法適應的。兩者間只有暫時的、戰術上的調和。」所以，「伊斯蘭社會民主演進的障礙不僅是政治層面的，而且在根本上還與價值觀念有關。因此，要建立相對性、多元化的民主理性，就必須撼動神學與教法的基本結構。」[13]當前阿拉伯變革進程中遭遇的許多問題，為以上觀點提供了現實的佐證。來自伊拉克的庫爾德族作家哈立德·蘇萊曼(Khalid Sulaiman)最近撰文指出，伊拉克庫爾德城市蘇萊曼尼亞(Sulaimania)最近爆發的示威遊行，可以視為埃及革命的翻版或縮影：當地的市中心也更名為「解放廣場」，在清真寺的政治性祈禱也成為每周的慣例，世俗知識分子也和伊斯蘭宗教人士結盟，傳媒上也有了「人民陣營」和「叛徒陣營」的區別性稱謂，「革命者」也開始黨同伐異，排斥異己。「誰不加入遊行，誰談論遊行示威的不足和缺點，或談論當前情形和法國1968年青年革命的巨大不同，就被視為脫離歷史的叛徒、受雇傭者。」當地的伊斯蘭組織秘書長在去年的伊拉克議會選舉期間還曾揚言：「我們祈求真主懲罰那些不投票支持我們的人們。」 [14]

就民主是否適應當前的阿拉伯社會，人們一直看法不一,許多觀點往往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烙印。值得我們參考的，是一些學者基於翔實、細緻、全面的研究得出的學術成果。其中，發表在《民主雜誌》（Journal of Democracy）的兩篇論文《是什麼使得民主持久？》(What Makes Democracy Endure?)，《民主為什麼失敗？》(Why democracies Fail?)以及美國著名傳媒人法里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的著作《自由的未來：國內外的自由主義民主》(The Future of Freedom: 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曾引起廣泛關注。他們在長期跟蹤全球各國政治制度的運作與演變之後，認為民主制度的成功與否取決於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諸多因素。其中，民主政體的壽命，與國民人均收入有著直接關係，在人均收入處於1000美元至2000美元之間的國家，民主政體的平均壽命是16年；而在人均收入不足1000美元的國家，民主政體的平均壽命只有8.5年。這表明，在經濟發展滯后的窮國，民主制度失敗的幾率很高。民主制度的成功還取決於政治傳統，只有那些擁有政治多元化傳統的國家，實行民主制度才比較順利。另外，在族群矛盾複雜、國家認同薄弱的社會，實行民主制度也會格外困難。因此，從集權政治到民主制度的成功轉型，需要具備一系列條件，在條件不成熟的國家強行實行民主制度，不僅會影響民主的成效及維持，而且極有可能引發專制與暴力[15]。由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阿拉伯國家大多呈現出經濟發展水平低下、專制制度歷史漫長、文化傳統保守落後、社會結構錯綜複雜的特點，這些國家在巨變之後能否成功過渡到民主制度，實在是需要打上巨大問號的。

巨變之後，原教旨主義和宗教極端勢力是否會在阿拉伯世界壯大，這是國際社會乃至阿拉伯各國自身十分關注的問題。在許多人看來，阿拉伯各國的專制統治者經常祭出原教旨主義這一「稻草人」，以抗拒來自國內外要求政治變革的壓力。但是，巨變以來阿拉伯國家發生的一些事態表明，原教旨主義在巨變后勃興於各國，極有可能成為現實。儘管「穆斯林兄弟會」等宗教組織在埃及等國的街頭革命中刻意保持相對低調，但在巨變之後，這些宗教組織已日漸活躍，並逐步走向政治角力的前台。在埃及、突尼西亞等國，宗教勢力對國家伊斯蘭身份的強調，與城市中產階級及知識精英要求建立政教分離的公民社會的訴求發生了衝突。埃及自稱「賽來菲耶」(Salafia)的原教旨主義者在巨變后彷彿突然闖入人們的視線，他們聲稱對世俗主義信徒應該判罪，應強制所有婦女佩戴頭巾，並製造了多起針對基督徒、什葉派、蘇非派的暴力事端。在敘利亞，政府在局勢動蕩之初，就對宗教保守勢力作出讓步，廢止了一項實行僅9個月的禁止教師佩戴面紗的法令，還關閉了該國惟一的賭場。在葉門，婦女權益成了不同政治派別政治較量的犧牲品，不僅搖搖欲墜的薩利赫總統宣布婦女與男性一起參與示威遊行違背教法，連反對派陣營中的「革命青年」，也對夾雜在遊行隊伍中的女性屢屢實行騷擾。對此，一位葉門記者感慨道：「儘管『革命時刻』打出了光鮮的口號，並迫使廣場上的各種勢力有所收斂，但這並不意味著歧視婦女、禁止男女混處的觀念已經壽終正寢，因為歧視婦女的文化已經深深紮根於葉門社會。顯然，在不同黨派的日程中，婦女自由只不過是一種『政治塗料』，從未真正地付諸現實。」 [16]

巨變帶給阿拉伯社會的另一隱憂，是宗派主義在多個國家死灰復燃。之前，阿拉伯國家內部的不同族群，雖也有不同的利益訴求，但懾於政治強人的高壓統治，各族群之間的矛盾一定程度上被掩蓋或壓制。在政治強人的權威受到嚴重挑戰的后巨變時代，宗派主義在民主的旗號下得以盛行。在利比亞和葉門，政府與反政府人士間的政治衝突，與部落間的利益衝突不無干係。在巴林，執政的少數族群遜尼派與多數族群什葉派之間的教派矛盾，導致了激烈的流血衝突。敘利亞的嚴重動蕩也具有教派衝突的某些特徵，總統阿薩德家族所屬的什葉派分支阿拉維派統治著佔全國人口大多數的遜尼派，現政權曾在上世紀80年代對哈馬市的宗教騷亂實行武力鎮壓，這成為許多遜尼派教徒心中一道無法撫平的傷口。埃及著名宗教人士、世界穆斯林學者聯盟主席優素福·格爾達維(Yousuf El-Qardhawi)在敘利亞局勢發生動蕩之初就發表談話，稱：「敘利亞與其他國家相比，更應該發生革命……人民把阿薩德總統視為遜尼派教徒，但問題在於他成了自己的近臣和教派的俘虜。」[17]這一言論激起敘利亞總穆夫提艾哈邁德·哈松(Ahmad Hasoun)等宗教學者的激烈反應，雙方互相指責對方挑起教派衝突。在埃及，穆斯林和基督徒於5月7日晚在開羅城南的因巴巴(Imbaba)區發生了嚴重的宗教衝突，釀成12人死亡、232人受傷的悲劇。而自稱「賽來菲耶」的原教旨主義者也在巨變后興風作浪，製造了教派衝突的諸多事端，如破壞多處蘇非長老的陵墓，威脅拆除開羅舊城著名的什葉派聖地海珊聖陵和宰乃白夫人聖陵，一位教士甚至要求教徒「拒絕同基督徒握手，拒絕向他們主動問候，不允許基督徒在穆斯林前面行走」[18]。對此，許多有識之士憂心忡忡，認為宗派主義的膨脹可能斷送阿拉伯革命取得的所有成果。

上世紀90年代初，埃及文學大師、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納吉布·馬哈福茲(Nabuib Mahfouz)接受友人訪談時，曾對納賽爾領導的1952年革命作過一番議論：「1952年革命勝利后，埃及人民突然發現：他們的領袖是自己人，是平民百姓的兒子，而且充滿了愛國熱情。於是，再沒有必要鬧革命反對政府了。最初，他內政外交的一切舉措都令人稱道，於是人們支持他，擁護他。但過了一段時間，人們發現專制的統治方式並沒有改變，於是重又回到聽天由命、與世無爭的狀態，延續了七千年的老毛病複發了。」 [19]在埃及又一次革命爆發后的今天，回顧馬哈福茲的這番談話，人們不禁會感慨萬分地聯想起現實。不久前，阿拉伯許多媒體都轉載了路透社4月29日的一則評論，其中寫道：「今年二月穆巴拉克總統被趕下台的時候，千百萬埃及人認為，摧毀了他30多年統治的腐敗和停滯也將結束。然而，兩個多月過去之後，有些人改變了想法。那些因高物價、失業、腐敗而感到失望的人們，曾經走上街頭，要求民主，呼籲變革。可至今，他們的生活幾乎沒有變化……有些埃及人已經開始質疑：還要等待多久？」 [20]

關於革命的一切，今昔何其相似。這是歷史的輪迴？埃及和阿拉伯民族能否跳出歷史的怪圈？令人遺憾的是，阻礙阿拉伯民族進步的諸多根本性積弊，在這場政治巨變中並未受到衝擊和革除；諸多跡象表明，阿拉伯變革的走向存在著諸多不確定性，前景並不令人樂觀。然而，阿拉伯民族畢竟已踏上沒有退路的變革征程。他們走出的是通衢，還是畏途？答案取決於阿拉伯人民的行動。讓我們拭目以待。

（本文刊載於《國際論壇》2011年9月第5期）

[1] [敘利亞]阿多尼斯：《有關阿拉伯文化原教旨主義的三個問題》，載《語言的頭顱，沙漠的身軀》[M]，貝魯特薩基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頁。

[2] [敘利亞]穆斯塔法·希賈茲：《社會落後：受壓抑者心理》[M]，貝魯特阿拉伯發展學院，1989年版，第145頁。

[3] [敘利亞]阿卜杜拉·阿卜杜·戴伊姆：轉引自《當代阿拉伯思想觀照下的阿拉伯思維》[J]，科威特《闡明》（Albayan）雜誌2002年9月刊，第18頁。

[4] [突尼西亞]阿費夫·艾赫達爾：《誇大對身份的威脅有礙實現政治現代化》[N]，倫敦《生活報》2000年5月4日。

[5] [敘利亞]亞辛·哈只·薩利赫：《作為政治控制戰略的宗派主義》[J]，貝魯特《文學》雜誌2007年第6期。

[6] [埃及]卡西姆·艾敏：《解放婦女》，轉引自《思想的金字塔》[M]，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頁。

[7] [14] [伊拉克]哈立德·蘇萊曼：《革命的翻版與社會問題》[N]，《生活報》 2011年4月29日。

[8] [突尼西亞]阿迪勒·拉提費：《現代化語境下的阿拉伯革命》[EB/OL]，半島電視台網站，http://www.aljazeera.net/NR/EXERES/DB6C8942-BEFF-42A8-961C-12CE66086089.htm

[9] [10] [11] [敘利亞]阿多尼斯：《敘利亞時刻》[N]，《生活報》2011年3月31日。

[12] [沙烏地]圖爾基·哈麥德：《關於民主和阿拉伯人民革命的前景》[EB/OL]， http://www.darlbrl.com/vb/showthread.php?t=23269

[13] [突尼西亞]本·阿舒爾：《民主派和神學派的政治活動》[N]，轉引自2011年3月14日阿聯酋《聯合報》文章：《現代化語境下的阿拉伯革命》。

[15]對上述研究成果的綜述，參見：http://danielberhane.wordpress.com/2011/02/02/arab-revolt-are-they-ready-for-liberal-democracy。

[16] [葉門]阿里·薩里姆：《壓制葉門婦女：在現行政權和革命者的眼中》[N]，《生活報》2011年4月28日。

[17] 埃及《華夫脫報》2011年3月26日 [N]。

[18] [巴勒斯坦]傑哈德·哈津：《他們是埃及的未來嗎？》[N]，《生活報》2011年5月2日。

[19] [埃及]納吉布·馬哈福茲：《與拉賈·尼高什的談話》[M]，收入《自傳的回聲》（薛慶國譯），光明日報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76-177頁。

[20] Miral Fahmy,「Graft, stagnation persist in post-Mubarak Egypt」, [EB/OL],路透社網站：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1/04/29/us-egypt-future-idUSTRE73S1RM2011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