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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研究]物質、制度、規範綜合視角下的東亞安全秩序

作者簡介:齊為群,男,山東濰坊人,紐西蘭奧克蘭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系博士生;王在亮,男,山東蒙陰人,山東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法學博士。

:自1979年以來,東亞地區基本保持了穩定與和平,沒有大的戰亂與衝突發生。是什麼機制維持了東亞的安全與穩定,學界頗多爭議。本文借鑒了彼得·卡贊斯坦等學者主張的折中主義分析方法,認為當前地區的安全秩序,主要是由大國間的互動決定的,大國間互動的方式,可以從物質、制度與規範3個層面綜合全面地進行考察。習近平主席強調的「新型大國關係」,不僅是一種處理崛起國與霸權國結構性矛盾的方法與願景,也是一種對未來維持地區安全秩序的藍圖。本文結合近些年國內外對於東亞地區安全形勢的研究,認為當前東亞地區的安全秩序由如下3個方面決定:在物質層面上主要是美國與安全與經濟政策的互動及相互影響;在制度層面主要是大國以現實主義的目的參與東盟為中心的制度建設;在規範層面則是大國推行自由主義規範與主權規範的相互競爭。

關鍵詞:東亞安全秩序;新型大國關係;物質;制度;規範

Security Order in East Asia from the Complex Perspectives: Material, Institution and Norm

QI Wei-qun WANG Zai-lia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 1041;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49, Shandong)

Abstract: Since 1979, East Asia has kept relatively peaceful and stable statement without any great war or conflict.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viewpoints on what factors maintain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is region.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analytical eclecticism, and makes a conclusion that the security order is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s of great powers. Material, institution and norm are three main perspectives to analyze. Besides, the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proposed by Xi Jinping not only explains how a rising power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with hegemony, but also it is a blueprint for the existing security order under construction. After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East Asian security orde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re are thre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ecurity order in East Asia. At the material level, it is an interplay of security and economic policie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great powers participate the ASEAN centered institutions with the purpose of realism; at the ideational level, there is a competition between sovereignty norm and liberal norm.

冷戰後,全球與地區層面的權力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東亞地區的安全秩序也在發生著改變。特別是在2010年之後,隨著經濟的快速崛起,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實施,新的地區格局正在發生著一些悄然的變化。可以說,中美兩個大國的互動塑造著新的地區安全秩序。作為霸權國,美國為地區內的盟國與其他可能的安全夥伴提供安全保障,則以地區經濟發展中心的身份塑造著地區安全秩序。[1]圍繞著經濟與安全兩個密切相關的領域,地區內其他國家的對外安全政策也必須考慮到與中美兩國之間形成的政策互動的影響,以求自身在東亞(亞太)地區紛繁複雜的國際事務中尋求自己的利益。新型大國關係這個理念,是政府自2010年提出的處理與美國雙邊關係的重要主張,[2]在習近平主席2012-2013年出訪中,與白宮方面多次溝通確認的,強調「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與合作共贏」。[3]這是官方提出的一種對於處理中美雙邊關係的願景與方法,本質上是為了避免結構性的矛盾,即崛起國與霸權國在權力轉移中可能的由於不信任帶來的衝突,亦稱之為「修昔底德陷阱」。而新型大國關係不僅對中美關係的現狀與未來有一定的啟發意義,而且對於解讀當前東亞安全秩序的現狀與未來亦有較大的價值。在這個意義上,本文提出的地區秩序觀,與巴裡布贊所提出的「地區安全複合體」(RSCT[4]有著相似的地方,強調大國間的互動,即極(polarity)對地區安全事務的決定性作用。這裡大國不僅是地區層面的強國,也是能夠對全球層面的安全事務產生足夠影響力的,兼具出眾的物質實力與重要的社會角色。本文將以一種折中主義的方法為視角,綜合考察物質、制度與規範3個變數,探究當前東亞地區安全秩序的主要特徵以及什麼因素塑造並維持著當前的地區安全秩序。這與彼得·卡贊斯坦等人主張的「折中主義」[5]相類似,即不偏重於某一個變數,而是綜合考察物質、制度與規範3個主要變數,分析具體的政策互動,力求以一個全面客觀的視角來分析當前東亞地區安全秩序的現狀與變化趨勢,這也是本文希望為學界研究地區安全秩序提出的一個可能的創新之處。

本文的主要觀點有兩點,一是東亞地區的安全秩序正在轉型中,而崛起是其重要的推動力量,美國由此應對崛起採取的重返亞太戰略,以此組成了地區秩序的主要框架。中美之間的競爭博弈不僅僅是在軍事、經濟層面上的,也包括制度主導權的爭奪以及在規範層面的競爭,這些一起塑造並維持了東亞安全秩序。在軍事、經濟力量層面,形成了一個「二元領導」局面,而還不足以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但是在制度與規範層面,更容易與周邊鄰國產生共同利益,這是的優勢所在。二是新型大國關係的實現是可能的,這也是未來東亞地區安全秩序的一個可能的藍圖。但是要求雙方在維持競爭關係的同時,保持克制,不去挑戰彼此的底線。

二、爭論中的東亞安全秩序:文獻回顧

通過對近些年國內外學界對於東亞安全秩序的分析,可以看出學界對於東亞安全秩序的論點,大致從物質權力分配、制度建設以及觀念的作用3個觀點開始展開,而近些年的研究越來越強調對各種因素的整合,這也是地區安全研究的一個基本趨勢。

應該說,較多學者從物質權力分配方面觀察東亞地區安全,這其中一種觀點認為當前東亞地區的安全秩序是由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霸權決定的。即美國擁有最強大的軍事與經濟實力,其他國家無法在軍事經濟層面與美國相抗衡。且在冷戰中針對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美國在東亞地區已建立多組「軸輻式」的雙邊軍事同盟(hub and spoke)。在冷戰後,該組軍事同盟仍然被認為是給予其東亞盟國的安全保障,這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公共產品,[6]即能夠通過共享的方式,讓其他國家享有安全保障,而這也保障了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權威。亦有相當多的一些學者認為當前東亞地區的安全秩序是由中美兩國的互動決定的,甚至認為東亞地區格局正向冷戰時期的兩級格局發展,中美兩國在經濟、安全領域進行全面的博弈,是構成東亞安全格局的重要因素。其他國家則受中美大國關係的影響,計算著成本與收益,在經濟與安全領域對中美政策立場做出自己的選擇。此外,對東亞安全秩序還有一種解讀是基於大國協調,即多個地區大國之間的博弈與合作是維持地區安全的重要因素。有些學者則從制度的視角來考察東亞安全秩序,強調國家間的互動以一種「合約」(contract)的形式,對安全事務進行管理。其中,學者們認為東盟在東亞地區制度化建設中起到了中心作用。以東盟為中心,一些機制如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峰會等得以建立。而東盟的機制化進程同樣影響著大國關係,中美日等地區大國都積极參与,接受制度的約束,儘管這些制度不具有強制力,卻是在自願原則與協商一致基礎上推行的。結果,東盟通過大國平衡原則實現了其制度建設的中心地位,即不會讓任何一個大國成為主宰地區安全制度建設的中心,而是平衡各方力量,不讓任何一方掌握主導權。正如魏玲所說,「不僅是搭台,而是真正唱戲」。[7]

也有一些學者強調觀念性的因素對東亞安全秩序的塑造,這些多見於建構主義學者的著作中。在東亞地區,學者們經常提及規範、價值觀、身份以及文明等,並將其作為維持安全秩序的重要變數。這些作品著重論述了東盟在構建地區安全秩序中提供了某種規範,其中互不干涉、和平解決爭端以及集體安全等原則被這些學者著重強調。其他國家接受這些規範的過程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即通過東盟作為規範傳播的平台,讓其成員國習得內化這些規範。近些年來,不僅是東盟內部的成員國,包括中日美等區外大國也通過簽訂《東南亞友好條約》在形式上接受了這些規範。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關於東亞安全秩序的研究出現了很多以複合視角來全面觀察的研究作品。如吳翠玲,強調製度博弈、公共產品供給以及集體記憶3個機制對於東亞安全秩序變革的影響。[8]羅斯瑪麗認為有4個因素抑制了衝突的發生,即決策層對於歷史經驗的借鑒,地區內國家制衡大國間的對立,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以及國內層面對經濟政治發展的追求。[9]阿查亞則以「複合安全秩序」(CSO)作為分析框架,認為經濟相互依存、安全多邊主義以及民主化進程是促進東亞安全秩序形成的關鍵因素。[10]吳心伯在其著作中,將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以及激進主義的範式一一做了考察,[11]也提出了有必要將幾種不同範式結合起來,力求以一個全面綜合的框架來分析地區安全秩序。

通過對近些年關於東亞安全秩序研究的考察,可以發現關於東亞地區安全秩序的觀點各異,對影響東亞安全秩序的決定性因素的討論仍然沒有定論。單一的變數儘管可以提出不同的觀點,卻難以全面解釋複雜多變的地區安全秩序。如果從一個單一的變數進行分析,不管是物質、制度或是觀念,都是有所偏頗而無法做到全面的分析。例如,已有的關於制度與觀念的研究關注到東盟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卻很少能夠發現中美等大國藉助制度與規範來推行自己的地區安全戰略。運用多種視角、變數進行綜合全面的考察已經是該領域研究發展的一個最新趨勢,已有的涉及多變數的研究在對各種變數的處理上還是略顯分散,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

本文力求彌補這一空白,借鑒卡贊斯坦關於「折中主義」的方法,在新型大國關係的語境下,強調大國間的互動對於地區安全秩序塑造的主導作用,即強調地區大國作為主要的研究主體,將不同的分析視角整合起來。大國間的互動可以通過3方面來進行觀察,即基於物質權力、制度建設以及規範競爭的政策互動。換句話說,本文認定地區安全秩序是主要大國之間的博弈來進行的,博弈的領域在物質、制度以及規範等層面都有體現,都應該予以關注。

三、物質視角下的東亞安全秩序

本文認為物質性因素是探析安全秩序的一個重要因素,它包括軍事與經濟兩個層面。在物質層面上,東亞安全秩序形成了以中美為中心的兩元領導[12]Dual Leadership)。這可以體現在中美之間在經貿與軍事層面的政策互動。

(一)經濟與軍事力量的崛起

冷戰之後,經濟實力與軍事實力迅速增強,成為塑造東亞地區安全秩序的一個重要因素。的經濟實力與軍事實力的增強,很大程度上受益於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戰略,即不出頭,也不刻意挑戰國際秩序,同時利用周邊穩定的安全局勢,快速發展自身經濟,壯大自己物質層面的實力。近些年,的GDP增長速度一直保持在8%以上,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經濟總量大約是美國的50%以上,在未來20年內,有望追趕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與此同時,的國防支出也在不斷上漲中,年增幅亦在10%以上,尤其2015年,的國防預算已經達到8900億元人民幣,[13]位居東亞第一。從經貿角度來看,在1990年之後,隨著日本經貿實力的衰落,成為東亞地區經濟發展新的動力。目前,已經成為東亞地區11個國家,包括日本、韓國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在內最大的貿易夥伴,同時也是東盟最大的貿易夥伴。2013年,日本21%的進口額來自,幾乎是美國的3倍,這可以說明當前經貿對於其他國家的重要意義。正如愛麗絲·巴所論述的,逐漸扮演著地區經濟發展領導者的角色,一如之前美國與日本所扮演的。[14]從地區經濟與安全事務的角度來看,基於日益增長的GDP,近些年,注重利用經貿合作來加強在地區經濟與安全事務的影響力。201310月至12月,習近平提出了「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即「建立開發型金融機構,加快與周邊國家和區域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的建設,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來形成全方位開放的新格局。」[15]2015328日,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外交部與商務部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使該計劃提上日程。對此,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對「一帶一路」戰略做出了自己的解讀,即「帶」主要是建設陸上以快速鐵路、油氣管道為主的交通網路,將內陸城市與歐亞大陸連接起來;「路」則是建設海上碼頭與其他海岸基礎設施,便利沿海城市與東南亞、南亞以及地中海地區的聯絡。[16]「亞投行」(AIIB)以及「海上絲綢之路基金」(NSRF)也是用來支撐「一帶一路」的戰略工具,以增強在地區經濟貿易中的地位與影響力。

在地區安全事務上,經濟與安全領域的相互依賴有利於利用在經貿領域的優勢對安全事務產生影響。這可以用複合相互依賴理論的敏感性與脆弱性來解釋。即在經貿領域的地位可能會影響其他國家的安全政策。例如在島嶼爭端中,日本、越南與菲律賓對島嶼爭端的政策都要考慮到來自方面的反應,一旦超過了所能忍受的底線,很有可能會面臨官方在經貿上的制裁措施。即使官方沒有採取制裁行為,受民族主義影響而憤怒的民眾也可能會掀起抵制該國貨品等行為,這些損失都是該國對外政策制定者必須考慮到的。也就是說,在領土爭端中,這些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必須要考慮到激進政策帶來的成本。對於其他和沒有領土爭端的國家,考慮到在經貿中依靠會獲利,也會促使這些國家在安全政策上不公開支持與有領土爭端的國家的政策。

此外,的軍事現代化是影響地區秩序發展的另一個變數,在解放軍各兵種中,二炮與海軍的發展尤為引人注目。二炮軍團掌握著的核武器與常規導彈資源,美國國防部2015年年報顯示,二炮軍團掌握著1200多枚短程導彈以及50-60枚洲際導彈,另有數枚中程以及反艦導彈,可以用來應對台海、釣魚島以及南海爭端中的突發情況,包括應對航空母艦的介入。[17]解放軍海軍則擁有包括航空母艦以及核動力航母在內的亞洲最大的海軍,擁有300艘以上的戰船,包括各類戰艦、潛艇、兩棲戰艦以及巡航艦。[18]其中,2013年起國內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艦開始服役,而另一艘航空母艦也在建設之中,這表明海軍也在注意加強進攻型作戰能力。可以說,當前解放軍正在將注意力放在「反介入/區域阻拒」戰略上,以應對美國、日本等大國可能介入近海爭端。[19]必須承認,當前的軍備發展是一種防衛型的方式,即重點保護自身領土主權完整,以應對外部勢力的干涉,並沒有侵略擴張的傾向,不符合「威脅論」所說的開始走擴張式的安全戰略。

(二)美國重返亞太戰略

作為蘇聯解體后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在冷戰後調整了其遏制戰略,以保護其在東亞地區的安全利益。[20]美國在東亞享有極其重要的利益,像經貿、與大國關係以及南海航運等。因此,美國特別關注東亞地區的安全局勢,認為這與其國家安全息息相關。在大國關係方面,的崛起勢必會引起美國的高度重視,特別是考慮到在蘇聯解體后,不管是在地區層面還是在全球層面,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作為美國的「地位相當的競爭者」(peer competitor)[21]1996年美國的《東亞太平洋地區安全戰略報告》提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核心戰略目標是防止出現「一個實力特別是軍事和戰略實力上和美國平起平坐的大國」。2010年歐巴馬政府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則直接把列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22]可以說,的崛起,確實讓美國感受到了壓力,由此,導致了美國歐巴馬政府的重返亞太戰略。

希拉里·柯林頓在20101月越南河內舉行的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議上,重申亞太對於美國的重要性,而在201111月,歐巴馬訪問澳大利亞時,他聲稱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存在是維持地區秩序的重要因素。他認為美國承擔著提供給區域內的盟友安全保證與經濟繁榮的義務。這些領導人談話標誌著美國開始實行「再平衡」戰略。

在歐巴馬任內,保證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存在,加強與同盟國的安全合作是「再平衡」戰略的重要內容。根據與其同盟國簽署的協議,美國可以在這些國家的國土上合法地進行駐軍並派遣軍艦停泊在所在國家的軍事基地。二戰後,美國與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以及澳大利亞等國家簽署了雙邊軍事同盟,這組軍事同盟是一種「中心-幅軸」(hub and spokes)的模式,強調美國為中心,其他盟國作為輔助來支持美國在亞太的地區安全戰略。通過簽署這些條約,美國確立了其在安全秩序中的領導地位,即建立一種權威。其他國家也可以通過讓渡一部分主權的方式來獲得美國的安全保障,而美國則利用在這些國家的軍事基地來實現駐軍,以實現其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存在。關於為何美國會以雙邊同盟方式而不是像歐洲一樣,以北約的集體安全的多邊方式來架構東亞地區的安全保障,維克特·查的解讀很有道理,即這是為了避免直接陷入與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直接戰爭衝突,防止美國陷入熱戰的泥潭。[23]20121月,美國國防部發布報告宣稱重返亞太將是今後美國全球戰略布局的重點。[24]美國前國防部長哈格爾也宣稱,到2020年,美國將會在東亞布局60%的海軍與空軍軍力。[25]目前美國開始將海軍軍力做出調整,在2015年前將3艘彈道導彈潛艇駐紮在迭戈加西亞、釜山以及蘇比克灣。2012年,有多達56000駐軍在日本,28500駐軍在韓國,4500駐軍在關島,以及500人的輪換駐軍在菲律賓。[26]2010「天安艦事件」后,五角大樓升級了駐韓部隊的武器裝備,包括M1A2型主戰坦克、M2A1型步兵戰車、F-16戰機、U-2r偵察機以及AH-64武裝直升機,[27]這也被認為是一種威懾朝鮮的措施。[28]在日本,美國的海軍(第七艦隊)主要駐紮在橫須賀,包括小鷹號等裝載高性能戰機的航空母艦駐紮在橫須賀基地2012年,美國與澳大利亞簽署了協議,在達爾文港駐紮200人的海軍陸戰隊,並計劃在2014年將駐紮的人數增至2500人。除了加強跟盟友的雙邊軍事合作外,近些年,美國著重強調加強促進盟友間的橫向合作,即「同盟網路化」[29],也被認為是「重返亞太2.0」版本。[30]包括日本、韓國與澳大利亞在內的同盟展開相互之間的合作,在強調同盟國在防務中自主性增強的同時,仍然保持美國在這個體系中處於主導地位。左希迎認為這是美國的一種戰略收縮的手段,[31]不能否認這是美國降低自己維持安全的成本的一種措施,但該政策確實有助於美國提升與同盟國展開聯合行動的能力。[32]集體軍事演習是美國進行這種「同盟網路化」的主要實踐方式,例如在20126月,美國與韓國、日本組織了在朝鮮半島的聯合軍事演習。這次軍事演習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日韓之間的合作,特別是考慮到歷史上的恩怨與現實中的竹島(獨島)島嶼爭端,更有利於美國整合亞太地區的盟友力量。[33]即使是沒有跟美國有同盟關係的其他國家,美國也予以足夠的重視,將開展防務安全方面的合作列入到「重返亞太」大戰略的藍圖中。比如印度,歐巴馬曾經聲稱印度是一個「可信任」(credible)的大國,美國國防部2012年的文件也宣稱「與印度的合作有助於推進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34]之後美國宣布開放對印出售武器裝備。美國也與越南開展安全合作。儘管美越曾經在歷史上有過交戰的記錄,但鑒於對防範的現實需要,雙方仍然可以開展一定程度的安全合作。在帕內塔訪問美軍曾經在越南的軍事基地金蘭灣后,越南方面開放了金蘭灣以供美軍維修船隻與供給。與此同時,美國與越南也就和平利用核能簽署了協議。[35]歐巴馬時期美國重返亞太在經貿層面主要是實行TPP戰略,這也是美國介入東亞安全事務的一個重要的工具。鑒於亞太地區在全球經貿領域的重要地位,歐巴馬政府也力求以經貿自由為原則,介入東亞地區經貿機制建設,這也是區別於之前幾屆政府的東亞戰略的一個方面。[36]TPP最早由智利、紐西蘭、新加坡以及汶萊簽署,以推進自由貿易與增進經濟互惠為原則。200911月,歐巴馬宣布加入TPP。關於美國簽署並推進TPP戰略的動因,可以從以下角度來看,即21世紀以來,人們見證了東亞地區以FTA為主的自由貿易協定的發展,這股地區主義趨勢有可能會把美國排除在外,更有利於與周邊國家經貿互補性更強的。而TPP則可以將美國的經濟影響力留在東亞地區,也是一種美國推出的鼓勵東亞地區內國家參與的公共產品。TPP宣稱對所有亞太國家開放,前提是滿足它所要求的幾個標準,包括綠色產業、產權保護以及國內經濟市場的自由,這些標準事實上比東亞多數FTA所規定的准入標準要高很多。另外,美國聲稱TPP可以給亞太地區的國家一個升級產業結構以及參與全球化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TPP不僅可以幫助美國爭取在地區的市場份額,更可以爭奪制定地區經濟貿易規則的權力。[37]關於TPP對地區安全方面的影響,美國官方的解釋是,TPP可以通過促進地區繁榮與地區間國家的合作,進一步消除誤解,保障和平與安全,即TPP可以發揮「功能主義」的外溢效益。但是,有一種聲音認為,TPP將會是一種在經濟上遏制的戰略工具,而美國聲稱TPP對亞太所有國家開放,並不針對。目前來看,還不能確信美國是否真的有這種政治企圖,但TPP在客觀上,確實會對在地區經貿中的地位有削弱作用,正如斯坦恩與瓦斯列夫所述,「TPP將包括日本在內的地區內國家包括進來,將彌補美國在地區戰略中的空白,使得其他國家對的依賴性降低。」[38]由此看來,美國推動TPP確實有基於現實主義的考量。

在川普上台後,美國推行相對保守的經貿政策,對於推動地區經貿一體化與自由化的主張將會減弱,TPP也將不會再成為美國亞太戰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透過川普競選時期的主張,不能否認美國可能會以更加強勢的姿態應對日益增強的經貿中心地位。而且,美國將會利用與同盟國的等級制關係,通過進一步的影響來促使其他國家疏遠與的經貿關係,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澳大利亞,該國明確表示考慮到與美國的關係可能會惡化,將會對參與倡導的「一帶一路戰略」持觀望態度[39]

(三)二元領導而不是均勢

以上的分析認為,與美國是在東亞地區物質資源最多的兩個國家,但嚴格來說,中美之間沒有構成均勢的格局。從長遠來看,會在經濟與軍事實力上有追趕美國的潛力,但現實中的軍費開支、武器裝備與經濟總量較美國還有較大的差距,而且沒有美國那麼多同盟夥伴。正如孫學峰與黃宇興分析的,僅靠自己的力量難以形成自己主導的地區秩序。[40]因此,當前東亞安全秩序,從物質層面來說,還是以美國的軍事同盟形式來維持的,在當前東亞安全秩序中的地位主要依靠其經貿領域的領導地位,其物質力量的崛起將會是未來改變東亞安全秩序的主要變數。美國推動的TPP對經貿地位的衝擊作用,目前來看還不是很明顯,但確實與推行的「一帶一路」倡議構成戰略競爭關係。從公共產品供給的角度來看,中美都在為地區內其他國家提供公共產品。美國主要提供的是一種安全保障的承諾,則主要藉助貿易與國內市場發揮其經濟拉動的作用。[40]在經濟與安全兩個方面的公共產品供給上,中美都是競爭關係。在安全上,美國的聯盟體系確實有防範崛起的態勢,美國的「空海一體戰」與的「區域據阻/反介入」戰略是針鋒相對的,而在經貿上,「一帶一路」倡議與TPP也是在競爭地區經貿規則的制定權以及市場份額。對於地區內其他國家,中美之間提供的公共產品的競爭有助於其「搭便車」。吳翠玲將其政策稱之為「兩邊下注」(hedging),即「在中美之間保持一個中間的姿態,避免選邊,希望從兩邊都能獲得好處,避免得罪任何一方。」[41]但在美國聯盟網路化的政策背景下,美國支持的盟國的自主性增強,沒有更多聯盟條約的限制,可能有捲入跟的爭端與衝突的危險,迫使美國不得不採取跟對抗的政策,即聯盟困境。[42]特別是在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背景下,可能會給其他國家一個錯覺,即美國可能會儘可能地幫助自己,來制衡。但從理性來說,維持在兩邊下注的政策是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紐西蘭以及東盟國家合理的選擇,包括與有主權爭端的國家,特別是考慮到與的經濟聯繫,應該注意避免「與陷入爭端而無法自拔」[43]。否則,就會引起中美兩國陷入到一定的爭端,不利於自身的安全,也不利於地區秩序的維持。

四、制度視角下的東亞安全秩序

觀察東亞地區安全秩序的另一個角度是國際制度。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國際機制與國家制度通常是一個概念。本文認為,國際制度與聯盟是有區別的,在東亞地區安全中,應該更關注地區多邊制度。國際制度包括「行為體面對的內在的或者明顯的原則、規範、規則以及政策決策過程,以及決策者對於某種國際議題的期待」[44]。可以說,國際制度在維持安全秩序中,強調行為體對於規則的遵從,是一種以合約的形式約束國家的行為,跟物質力量強調強制力、激勵與懲罰有所區別。基歐漢認為,制度可以提供信息,實現行為體的期待以及保持互利。[45]這些都是國家的政策制定者需要的,以保證在參與國際制度中獲利。同時國際制度可以通過信息共享,有助於消除安全困境,而物質性因素則難以達到這一點,因此有必要對東亞安全秩序從制度上進行分析。

(一)東盟主導下的東亞安全制度建設

1967年東南亞5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以及菲律賓在曼谷成立東南亞國家聯盟,簡稱「東盟」,到1976年《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簽署,再到後來包括越南在內的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加入,東盟的擴大,一種集體安全觀逐漸生成,其中特彆強調以下原則:即互相尊重獨立,主權平等,領土完整以及每個國家的國家身份;保證國家不受外部勢力干預;互不干涉內政;和平解決爭端;禁止使用武力以及有效開展合作制度建設,[46]這也是「東盟方式」所強調的幾項原則。正如阿查亞發現的,東盟促使東南亞開始了一種地區主義建設的進程,同時一種「東盟安全共同體」開始生成,[47]「我為人人,人人為我」,這與西方自由主義契約學說所主張的社會契約相類似。不難發現,東盟在安全秩序構建中建設地區安全制度的作用被凸顯出來,這對引導建設地區爭端機制以及設定問題討論的議程[48]有較積極的意義。仍需提及的是,東盟的這種機制化建設不僅作用於東南亞地區的國家,而且影響到了東北亞地區的中、日等大國,甚至域外大國美國,鑒於東南亞地區的國家國力很小,卻可以推動大國林立、互信度低的東亞地區的安全機制化進程,致使美國、、日本等大國都通過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來處理地區爭端事務,這可以說是一個奇迹。在以東盟為中心的國際制度中,東盟地區論壇(ARF)與東亞峰會(EAS)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它是可以讓各國參與進來探討地區事務的論壇。除了東盟國家以外,、日本、美國以及俄羅斯等大國都參與進來,每年都會派出外長級別官員參加,但卻沒有一個大國可以獲得主導權,這體現出東盟對該論壇的精妙設計,即保障東盟本身在制度建設中的中心作用。[49]非正式原則、協商一致原則和不干涉原則等都是該論壇對參加國的主要要求。作為準入原則,其他大國也要接受。由此,大國也會承諾在東亞安全事務中按照規則與規範來行動,這也符合東盟國家的重要利益。[50]

(二)中美兩國基於現實主義目的對地區安全機制的參與

對於地區安全合作制度的關注,一直是其周邊安全政策的一部分。作為主導國,創建並推進了《上海合作組織》(SCO)與俄羅斯以及中亞國家一起參與反對「三股勢力」的合作。在東亞地區,亦參與推進地區安全秩序制度的建設,這有利於消除東南亞國家因為日益增長的物質力量而擔心會利用武力解決爭端的疑慮。為此,在2002年,與東盟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對於與東盟承諾和平解決領土爭端來說,邁出了重要的一步。2003年,又成為了第一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非東盟國家。這些條約的簽署即意味著的戰略克制,承諾和平解決爭端。正如任曉所述,「參與地區安全機制,需要在消除鄰國的懷疑與憂慮上來努力,以證明不是一個威脅,對這些國家而言洽是一個機遇,因此,擔心與憂慮完全沒有必要。」[51]同樣,相對於日本與美國而言,東盟亦是一個潛在的可信任夥伴。與東盟的合作,參與地區安全機制建設是與「睦鄰」政策的目標相一致的,即服務於給國內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創造良好的周邊環境。[52]此外,參與東盟推動的地區安全制度建設,也是基於現實主義的考量,因為這一行為能夠進一步在地區安全制度建設中增強的影響力。近些年,積极參与了東盟地區論壇,推動東盟10+1與東盟10+3機制的建設。吳翠玲認為,在東亞峰會、東盟10+3機制內提出的新安全觀是一種挑戰美國軍事同盟合法性的方式,[53]羅斯瑪麗則認為,積极參与地區安全制度的建設,是有意削弱美國通過同盟體系對周邊國家的影響。[54]儘管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這是否是真正的戰略意圖,但在2005年,東亞峰會(EAS)建立,方面並不希望非亞洲國家,包括印度、澳大利亞以及紐西蘭加入這個組織,方面推崇東盟10+3框架,這有助於抵消美國的影響力,同樣也排除澳大利亞與紐西蘭等西方國家加入地區制度建設,[55]因為這些國家跟美國都保持了同盟關係,而且有明顯的西方文化特性,與東亞國家的國情差別巨大。正如馬榮久宣稱,美國等國過多介入東亞地區安全事務,將加劇地區的離心力,[56]而堅持地區制度在10+3的框架下,可以保持東亞地區安全機制建設的「主體性」。從這個層面上來說,過多區域外國家參與多邊機制不利於增強自身的領導力。特別是考慮到當前與越南、菲律賓在南海地區,與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存在著主權爭端,而印度、澳大利亞以及紐西蘭等國家並不認可近些年在島嶼爭端中的政策,一旦爭端激化,美日越菲會藉助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峰會集體形成對的輿論壓力。對美國而言,在其傳統的東亞戰略中,「中心-幅軸」式的軍事聯盟體系在其戰略中比地區多邊機制更加重要。在歐巴馬之前的歷屆政府,亞洲地區多邊制度並不受太多重視,認為「其貢獻與作用有限」[57]。最初美國政府在亞太推進APEC機制,強調自由貿易與經濟互惠,也將其視作參與東亞地區安全與政治合作的手段。但是,鑒於APEC與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峰會以及東盟10+3機制相重疊,所以,與東盟並不認可在APEC框架下進行「高政治」領域的合作。而在後冷戰時期,由於東亞地區主義的迅速發展,美國也開始關注東盟地區論壇等地區安全機制。[58]20097月,美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這預示著美國有意識地將地區安全機制推向更加正式化的進程。[59]美國的政策制定者逐漸相信,類似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峰會等安全機制有助於推進其地區安全與經濟合作戰略,應該「務實地參與」[60]。此外,日本已積极參与到以東盟為中心的制度建設中,如果美國仍舊保持冷漠,將會導致其在安全領域中規則制定的影響力下降,被東亞國家所孤立,以致造成重大的戰略失誤。[61]近些年來,美國在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峰會等東盟主導的峰會中屢屢提及南海問題以及自由航行原則,批判的南海政策,給施加壓力,揭示了其利用現有安全機制,在國際輿論上孤立的目的,同時,也是在拉攏其他東盟國家,以組成對的集體包圍。

(三)地區安全制度管理的效力問題

這種「東盟方式」的制度建設在吸引大國參與並約束其行為上是比較成功的,但仍舊有一些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成員國對制定規則的執行缺乏有效性。由於缺乏強制性的力量,假如有成員國背棄規則與共識,亦無法實施懲罰措施。例如在信任措施建設、反恐以及海上安全領域,依靠現有制度仍舊難以約束各自的行為。在南海爭端中,近些年菲律賓、越南經常不顧《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規定,利用美國重返亞太的機會,尋求改變現狀的極端政策,包括驅趕漁船,逮捕漁民,在所屬的專屬經濟區進行資源開發,甚至菲律賓單方面提起國際仲裁訴訟,有悖於《共同宣言》協商一致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衝擊著的底線。另外,即使在非傳統安全領域,有些國家的行為也會與在會議上達成的共識背道而馳。[62]愛麗絲·巴認為,「東盟主張自願原則而不是強制性的合作,這是東盟一貫的做法,註定了它不會演變成一個軍事同盟。」[63]不可否認,這種非強制性原則確實是導致執行率低的一個重要原因,但缺乏大國的推動作用是目前東亞安全制度面臨的一個巨大問題,正如鄭先武所指出的,地區一體化的建設需要一兩個大國的帶動作用,而東盟不具備這種能力。[64]另外,東盟的協商一致原則,使得某項議程達成非常困難,往往達成各方都一致的意見是非常難的。鑒於如前所述,中美兩大國參與地區制度建設都是懷著工具性的目的,爭奪地區制度建設的領導權,同時希望藉助制度的規範來約束另一方競爭者,但對方也同樣會利用已經制定的或者主張制定的制度來約束自己,由此難以達成一致。也就是說,利用制度進行競爭的成分大於合作的成分。而東盟儘管奉行大國平衡戰略,卻因為自身物質力量有限,難以行使有效的管轄權。

五、規範視角下的東亞安全秩序

除了物質與制度因素以外,規範的因素同樣不應忽視。建構主義學派通常會關注規範在安全秩序中的作用,即國際社會中的行為體形成一種對彼此的期盼。[65]當成員國通過相互交往與互動,藉助話語與書面文件等符號,形成一種共識,保證按照這種共識來約束自己的行為,規範就會在維護安全與穩定上起到作用。本文認為在東亞安全秩序中,美國推行自由主義規範,則力主主權規範,向其他國家施加影響,以一種說服的方式來爭取支持,這兩種規範構成了競爭關係,影響了地區安全秩序的建設。

(一)主權規範在東亞的興起

主權規範是當前國際社會最重要的國際規範之一,是界定國際社會國家間關係的重要原則。克萊斯納對主權的定義有4個方面,即在國界內管理一切事務的能力,國家內的權威結構,有效約束國家政權結構行為的能力以及法理上(de jure)與實際上(de facto)排除外部干涉的能力。[66]自從1648年威斯特法利亞和平之後,主權規範作為一項基本的國際社會的原則首先被西方國家所接受。之後,隨著西方殖民者的擴張,亞非拉國家沒有能力獲得與西方國家平等的主權地位,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亞非拉國家的獨立運動將這一規範推向了全球,並為國際社會所接受。體現在在國際安全的層面,主權規範的重要意義在於劃清國與國之間的界限,即主權只有在一國的國界內是有效力的。領土完整則是主權規範一項重要的原則,由此,來自國界外的強力干預自己國界內部的管轄權的事務,都是違背主權規範的要求。歷史上東亞地區曾是西方列強及日本進行殖民爭奪的重要場所,而當代東亞地區仍為大國博弈的活躍地帶。多數國家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來自大國的干預,即使是與美國有密切安全聯繫的周邊國家,包括美國的同盟國,也會擔心自身主權難以得到保障。為此,地區內的國家採取了一種合作的方式,來應對外部的干預。1955年,第一屆亞非會議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通過《亞非會議最後公報》確立了10項原則,其中互不干涉內政,尊重領土與主權完整,反映了該地區國家對主權的迫切要求,不使用集體安全防禦來為大國服務,則體現了該地區國家尋求獨立自主的呼聲。建立在尊重主權的基礎上,該會議也為東南亞地區主義,即東南亞國家間的安全合作奠定了基礎。[67]阿查亞認為,「萬隆會議的重要意義在於它為東亞國家間消除分歧與達成一致提供了一定的社會建構的基礎,也有助於主權觀念的擴散。」[68]主權規範也存在一個問題,「即過於關注主權可能會引發彼此間的衝突,特別是領土主權爭端,涉及重要資源與能源爭端存在的時候,各方都難以實現讓步」。[69]另外,東亞地區對於主權的認識過程是伴隨著屈辱與悲壯的歐洲與日本的侵略記憶的,導致民眾對領土主權問題極其敏感。當領土爭端發酵時,民眾經常表現過激。比如當20129月日本政府宣布購買釣魚島時,憤怒的民眾走向各大城市的街頭舉行抗議,有不理智的砸燒日本車的現象,甚至有激進的大學生喊出對日宣戰的口號。還有,在2014年中越海洋石油981鑽井平台衝突后,憤怒的越南群眾也在國內舉行暴亂,打砸搶燒的工廠,並造成了死傷。這些激進的行為毫無疑問,損害了雙邊關係,同時也對政府對外政策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壓力。由此可見,主權規範可能會導致過激的民族主義,特別是在公民社會還不成熟的情況下,將會給安全秩序帶來一定的負面效應。

從這個層面上來講,主權規範需要進一步的改善。1976年東南亞國家在巴厘島簽訂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便滿足了這一要求,該條約強調互相尊重主權的原則以及領土與主權完整,將拒絕使用武力解決爭端作為一個重要的原則,同時將協商、對話作為一種增進互信,解決問題的機制。作為以東盟為主導的安全機制的准入條件,東南亞區域外的大國要想參與必須加入這一條約,大國參與必須保證不干預該地區的內部事務。由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主權規範帶來的負面效應。

作為地區內最大的國家,對主權規範是非常推崇的,可以說它是最大的絕對主權的維護國。[70]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參與國際組織,在加強與其他國家聯繫的同時開始接觸各種制度與規範。在這個過程中,與國內的政治結構、歷史記憶相匹配的主權規範,[71]即強調不干涉,領土主權獨立的原則顯然更容易獲得政策制定者的青睞。近些年,強調睦鄰政策,以穩定周邊環境,改善與東盟國家的關係,其中一個重要的外交理念是「新安全觀」,這可以作為對主權規範的「規範從屬性」(norm subsidiarity)[72]即在接受內化主權規範的同時,提出自己對於主權的主張,同時用以對外宣傳,尋求與東盟地區其他國家的共識,以便這些國家形成一種對的信任。在2009年聯合國大會上,胡錦濤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協作,既維護本國安全,又尊重別國安全關切,促進人類共同安全」的新安全觀。2014年,習近平針對近些年與個別東盟國家在南海出現的領土主權爭端,進一步提出了「加強對話、信任與協作,共建和平、穩定與合作的新亞洲」的觀點。從本質上說,這種新安全觀與東盟方式所要求的是一致的,即克服只強調各自的主權帶來的危險,突出和平協商與對話,強調互信以及對話機制的建設,以維持與鄰國的穩定關係。事實上,通過這種「新安全觀」,可以尋求與東盟國家的共同利益,探尋進一步的合作,增強東亞區域內的向心力。

)美國推行的自由主義規範

通常來說,自由主義規範包括對民主價值觀的推崇,自由貿易與自由航行原則。深受西方自由主義傳統哲學的影響,在實踐中美國將其作為重要的價值輸出工具,以影響其他國家的對外決策,確立美國的權威,這也是美國重返亞太戰略設計的一部分。

民主價值觀在白宮的政府文件與發言人發言中經常被提及,本質上是美國對其自身身份(identity)的界定,即認可自己的政體是可以代表民意而非獨裁政體,帶有極強的價值偏好。在對外戰略層面,推廣民主價值觀,讓更多的國家接受這一規範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在安全領域,民主和平論被白宮所強調,其基本假設是民主國家之間不太可能發生戰爭,他們假定公民社會是理性與愛好和平的,通過民主選舉與民主程度高的社會培養出的政治精英,不會採取極端的暴力與戰爭擴張政策。但是,希特勒與納粹德國在二戰前的德國通過民主選舉上位並發動戰爭的例子,證明西方民主制度並非真的一定會產生愛好和平的政府。同時,研究中發現,很多國家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往往伴隨著暴力與動亂,這也與所謂的「民主和平論」相違背。美國、日本領導人在許多場合強調「民主價值觀」同盟,實際上卻加劇了與之間的隔閡,鑒於這種「民主」是顯示其政體的優越性,沒有考慮到的感受,認定美國宣揚的民主價值觀是對自己的孤立與包圍,甚至會在國內層面對政權產生一定的波動。對此,王緝思指出,中美之間應該處理好「兩個秩序」的關係,其中之一便是美國不要挑戰的國內政治秩序。[73]對美國而言,東亞地區的國家,除了日本之外,都不是它眼中民主化程度高的國家,在他們的官方辭令與文件中,很少提及跟「自由主義」規範相關的詞語,但對於主權卻經常提及。正如伊肯伯里所述,「很多發展家的世界觀仍舊是反帝國主義的,這受其反殖民主義的歷史所影響,關心自身的發展問題,卻無法考慮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關心的。」[74]

此外,自由市場原則以及自由航行原則也是自由主義規範的重要內容,這兩個原則都與國家的安全政策密切相關。特別是在釣魚島與南海的島嶼爭端中,白宮的官方文件與發言人講話都顯示出美國對於自由航行與自由貿易的關注,他們認為這與美國的國家利益密切相關,美國經常指責在島嶼爭端中的政策,認為對美國的經貿安全與航海安全構成了威脅。但是,藉助維護所謂的「航道自由」而介入爭端,本身跟美國所宣稱的對主權爭端持「中立」的立場相違背,而且派遣軍艦靠近甚至進入別國領海,本身也是有悖於主權原則的,將會激化與相關國家的矛盾,不利於地區安全秩序的維護。方面多次宣稱尊重自由航行原則,而且至今沒有發現違反自由航行的例子,反而美國軍艦以此為由,在有爭議的島嶼附近海域航行,甚至進行軍事演習,不顧及的感受,在南海海域宣誓武力,是非常危險的。

六、結語:新型大國關係與東亞安全秩序

關於「新型大國關係」的構建,中美兩國已經在官方層面達成了共識,其本質是不走傳統的大國崛起的道路,避免衝突與戰爭,而是以一種互相尊重,合作共贏的方式實現一種權力分享,確保既有的安全秩序在轉型中平穩有序地過渡。鑒於歷史上大國崛起經常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與「大國政治的悲劇」,可以想象這種戰略藍圖非常具有挑戰性。但是,不可否認國際社會是具有進化的特徵,對外政策制定者會從歷史經驗吸取教訓,國際法、國際制度以及主權規範又是制約大國間衝突的重要因素,再加上經濟上的相互依存,以及對於經濟發展的需要使得衝突與戰爭成本變得非常昂貴。這些都為建構新型大國關係及其主導的東亞安全秩序創造了有利條件。

從以上對於當前東亞安全秩序的分析來看,與美國在組成地區安全秩序的物質、制度與規範層面存在著競爭與合作,但競爭的成分大於合作的成分,而且中美之間充滿戰略互疑。[75]在物質層面,「空海一體戰」,強化亞太同盟策略是美國針對經濟與軍事力量上升的包圍、防範策略。與此同時,發展TPP則在一定程度上是挑戰在東亞地區的經濟貿易中心地位,以及制定新的經貿規則。在制度方面,儘管東盟一直扮演著地區安全制度建設的中心,但是中美兩國都希望利用制度建設來增強自己在地區的話語權,鑒於東盟治理能力與綜合國力相對較小,難以發揮領導作用,可以預見在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峰會等會議上,中美之間對於地區制度的領導權爭奪將會更加激烈。在規範層面,所支持的主權規範與美國推廣的自由主義規範本質上是對立的,與美國相比,與東盟更容易在觀念上形成更多的共識,鑒於雙方都曾經蒙受西方與日本的入侵,必會非常重視各自的主權,宣揚不干預的原則。

構建新型大國關係,需要中美之間更多的戰略耐心,即不急於改變現狀,而是重視對方的核心利益,在尋求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實現安全秩序的平穩轉型,要警惕「地區失范」。目前來看,中美之間的軍事戰略儘管都將對手視作假想敵,制定有針對性的戰略,如「空海一體戰」與「反介入/區域阻拒」戰略,但雙方基本表現得較為克制,並沒有衝擊對方的底線。相反,在經濟戰略層面、制度層面以及規範層面的競爭,則是比較激烈的,都是為了進一步拉攏吸引本地區其他周邊的國家。今後中美之間的競爭,應該著重發揮制度建設的合作性作用,促進本地區安全機制的進一步完善,以為地區創造更加穩定的安全保障為原則。這也是建設新型大國關係,維持地區安全穩定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註釋:

[1]劉豐:《安全預期、經濟收益與東亞安全秩序》,《當代亞太》2011年第3期,第7-14

[2]Xi-Obama Summit Opens New Chapter in Trans-Pacific Cooperation, June 9,

[3]《習近平概括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新華網,20136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 06/10/-116107914.htm

[4]Buzan, B. & O. Wae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5]Katzenstein, P. and Sil 「Rethinking Asian Security: A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 in Suh, j. j and Katzenstein, P. and Carlson, A,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33.

[6]楊魯慧:《崛起背景下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國際安全公共產品供給的分析視角》,《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第1-8頁。

[7]魏玲:《小行為體與國際制度——亞信會議、東盟地區論壇與亞洲安全》,《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年第5期,第94頁。

[8]Goh, Evelyn, The Struggle for Order: Hegemony, Hierarchy and Transition in Post-Cold War East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9]Foot, Rosemary, 「Constraints on conflict in the Asia-Pacific」, Political Science, Vol. 66, No. 2 (2014), pp. 119-142.

[10]Acharya, Amitav, 「Power Shift or Paradigm Shift? China』s Rise and Asia』s Emerging Security Ord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o. 58 (2014), pp. 158-173.

[11][35]吳心伯:《轉型中的亞太地區秩序》,北京:時事出版社,2013年,第4-23, 129頁。

[12]Zhao, Q. S, 「US-China Relations and a New Dual Leadership Structure in the Asia Pacific」, in Lee, Y.W. and Son. K.Y, China』s Rise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Routledge, 2014 pp. 17-39.

[13]2015年國防預算增長幅度為10%左右 比去年有所下降》,人民網,201534日,

[14]Ba, Alice, D, 「Is China Leading?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East Asian Integration」, Political Science, Vol. 66, No. 2 (2014), p. 149.

[15]張燕生:《「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和復興之路「一帶一路」戰略推進全方位開放的新格局》,幹部學習網,

[16]Kennedy, Scott, 「Building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CSIS, 2015, http://csis.org/publication/building-chinas-one-belt-one-road.

[17][18]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2015,

[19]Freier, Nathan, 「The Emerging Anti-Access/Area-Denial Challenge」, CSIS, 2012, https://csis.org/publication/emerging-anti-accessarea-denial-challenge.

[20]Tow, William T, Post-Cold War US Foreign Policy in Asia, In Asia-Pacific and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edited by Purnendra Jain, Felix Patrikeeff and Gerry Groot,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2008, pp. 91-109.

[21]Ikenberry, G. J,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50-180.

[22]朱峰:《中美戰略競爭與東亞安全秩序的未來》,《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3期,第9頁。

[23]Victor D.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 (2009/2010), p. 159.

[24][25]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2012,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26][36]Mark E. Manyin, etc, Pivot to Asian-Pacif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ing Towards Asi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2.

[27]Cordesman, Anthony H. and Hess Asheley, 「The Evolving Military Balance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Northeast Asia」, CSIS, 2013, pp. 170-172.

[28]徐瑤:《冷戰後美國亞太軍事基地體系的調整及其影響》,《現代國際關係》2013年第9期,第25-38頁。

[29]孫茹:《美國亞太同盟體系的網路化及其前景》,《國際問題研究》2012年第4期,第30-50頁。

[30]Green, Michael and Szechenyi, Nicholas, 「Pivot 2.0: How the Administration and Congress Can Work Together to Sustain American Engagement in Asia to 2016, CSIS, 2015, https://www.ciaonet.org/attachments/27036/uploads, p. 7.

[31]左希迎:《美國戰略收縮與亞太秩序的未來》,《當代亞太》2014年第4期,第134頁。

[32]周方銀:《美國的亞太同盟體系及的應對》,《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11期,第13頁。

[33]楊魯慧:《美國戰略中心東移與中美關係》,《理論探討》2012年第5期,第11頁。

[34]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2012, p. 2,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37]沈明輝:《垮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與東亞合作:FTA規則之爭》,見李向陽編:《亞太地區發展報告201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104-113頁。

[38]Stein, Andre and Vassilev, Miro, 「The TPP, Abenomics and America』s Asia Pivot: The TPP talks are critical for both Japan』s future and U.S. Asia policy」, The Diplomat, 2013, .

[39] Philip Wen and Ben Blanchard,China to Talk New Silk Road in Australia, No Deal Expected Yet」,Reuters,2017,

[40]孫學峰、黃宇興:《崛起與東亞地區秩序演變》,《當代亞太》2011年第1期,第23頁。

[41]劉豐:《安全預期、經濟收益與東亞安全秩序》,《當代亞太》2011年第3期,第24頁。

[42]Goh, Evelyn, Understanding 『hedging』 in Asia-Pacific security, Pacific Forum CSIS, Honolulu, Hawaii, 2006.

[43]朱峰《中美關係會被同盟體系綁架嗎》,《日報2015924日,

[44]Lin, Chong-Pin, 「Behind Rising East Asian Maritime Tensions with China: Struggle without Breaking」, Asian Survey, Vol. 55, No. 3 (2015), pp. 478-501.

[45]Krasner, S. D,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Krasner, International Regimes, 1977, pp. 1-21, See also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p. 19.

[46]Keohane, Robert 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1988), pp. 379-376.

[47]Kivimaki, Timo, 「East Asian relative peace and the ASEAN Wa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1 (2011), p. 63.

[48]Acharya, Amitav,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01.

[49]Stubbs, Richard, 「ASEAN』s Leadership in East Asian Region-Building: Strength in Weakness」, Pacific Review, Vol. 27 (2014), pp. 523-541.

[50]Goh, Evelyn, 「Hegemony, Hierarchy and Order」, in Tow, W. Ted (ed.), Security Politics in the Asia-Pacific: a Regional-Global nexu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01-121.

[51]Yuzawa, Takeshi, 「The Fallacy of Socialization? Rethinking the ASEAN Way of Institution-building」, in Emmers, Ralf (ed.), ASEAN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ast Asia, Routledge, 2012, pp. 75-88.

[52]Ren, Xiao, 「Between Adapting and Shaping: China』s Role in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8, No. 59 (2009), pp .303-320.

[53]Zhao, Suisheng, 「China』s Approaches towar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Motivations and Calcu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0, No. 68 (2011), pp. 53-67.

[54]Goh, Evelyn, 「Institutions and the Great Power Bargain in East Asia: ASEAN』s Limited 『Brokerage』 Role」, in Emers, Ralf (ed.), ASEAN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ast Asia, Routledge, 2012, pp. 105-121.

[55]Foot, Rosemary, 「China 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Organizational Processes and Domestic Modes of Thought」, Asian Survey, Vol. 38, No. 5 (1998), p. 435.

[56]Mark Beeson and Fujian Li, 「Charmed or Alarmed? Reading China's reg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1, No. 73 (2012), p. 43.

[57]馬榮久:《中美權力轉移與亞洲地區秩序》,《當代亞太》2014年第1期,第31頁。

[58]Cossa, Ralph A, 「Evolving U.S. Views on Asia』s Future Institutional Architecture」, in Michael J. Green and Bates Gill (eds.), Asia』s New Multilateralism: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Search for Community, New York: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3-54.

[59]Barnathan, G. P, 「The Impact of Regional Dynamics on US Policy toward Reg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4 (2014), p. 383.

[60]Tow, William T and Brendan Taylor, 「What is Asian Security Architect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6, Issue 1 (2010), p. 102.

[61]He, Kai, Institutionalizing Security: Institutional Realism and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in South East Asia, Doctoral Thesis of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2007, pp. 196-224.

[62]Green, M. J, 「The US and Asia after Bush」,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1, No. 5 (2008), pp. 583-594.

[63]Yuzawa, Takeshi, 「The Fallacy of Socialization? Rethinking the ASEAN Way of Institution-building」, in Emmers, Ralf (eds.), ASEAN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ast Asia, Routledge, 2012, pp. 75-88.

[64]Ba, Alice, D, 「Institutional 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in the Asia-Pacific? ASEAN in practice and in theor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7, No. 2 (2014), p. 301.

[65]鄭先武:《「東亞共同體」願景的虛幻性析論》,《現代國際關係》2007年第4期,第58頁。

[66]Finnemore, Martha,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2.

[67]Krasner, S. D, 「Abiding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2, No. 3 (2001), pp. 229-251.

[68]鄭先武:《萬隆會議與東南亞區域主義的發展》,《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9期,第31-58頁。

[69]Acharya, Amitav,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71.

[70]Moon Chungin and Chun Chaesung, 「Sovereignty: Dominance of the Westphalian Concept and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Security」, In Alagappa (ed.), 2003a, Asian Security Ord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06-140.

[71]Johnston, A. I,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 14.

[72]Acharya, Amitav 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8, Issue 2 (2004), p. 244.

[73]Acharya, Amitav, 「Norm Subsidiarity and Regional Orders: Sovereignty, Regionalism, and Rule-Making in the Third Wor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5, No. 1 (2011), p. 97.

[74]《中美關係事關兩個秩序》,FT中文網,2015710日,

[75]Ikenberry, G. J,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1 Issue,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1-05-01/future-liberal-world-order.

[76]Lieberthal, Kenneth and Wang, Jisi,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 No. 4 (March 2012),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papers/2012/3/30%20us%20china%20lieberthal/0330_china_lieberthal.pdf.

[責任編輯: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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