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77級：難以複製的一代傳奇

今年是恢復聯考40周年。新三屆大學生即77、78、79級通常被視為一個群體。新三屆以平均不足5％的超低錄取率，成為當代史上難以複製的一代。他們有怎樣的聯考故事？他們的校園生活如何度過？

1978年春，18歲的北京姑娘查建英推著腳踏車站在北大南門外，望著校門上「北京大學」4個字愣了愣神兒。

「特想掐自己一下。」回憶起當年的那一天，查建英爽朗地笑出了聲兒，「感覺自己前一天還在地里幹活呢，怎麼第二天就成大學生了，還是北大！」

29歲的楊迎明沒有她這麼好的心情，鎖上家門的時候，他甚至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苦惱。恢復聯考前，他已經在北京市文化局工作兩年，成了家，還有了一個女兒。

「聯考只是試一試，沒想到真考上了，通知書下來的時候，覺得這是一件挺麻煩的事兒，生活的慣性一下子被打破了。」

身材高大的他拎著簡單的行李走進32號宿舍樓，發現自己所在的班級絕大多數都是北京人，大家很快熟絡起來。

葛兆光一覺醒來，就先聽到了走廊里咋咋呼呼的北京話。他坐在床上發了一會呆，定睛看了一眼周遭，誰也不認識。

他是前一天晚上從北京站被學校直接拉到32號樓的。一個人從貴州坐了兩天兩夜的火車，咣啷咣啷的火車上，老母親手捧著錄取通知書欣喜若狂的樣子總在眼前浮現。

如今，自己真的已經到了這個將要改變命運的地方。「但是未來究竟會怎樣，在哪裡，那時候並不清楚。」

他們的入學檔案上都寫著北京大學中文系77級，但分屬於3個不同專業，查建英是文學專業，楊迎明是新聞專業，葛兆光則是古典文獻專業。

1977年冬，關閉12年之久的聯考大門重新打開，全國共有570萬考生參加冬季聯考，其中絕大多數考生報考了文科，北京大學中文系是這些考生心中的太陽。

《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裡》是當年聯考的作文題目，對於查建英他們這些考生來說，那一年他們的確是在「戰鬥」。

在北大讀書期間的查建英。

查建英在京郊中阿人民友好公社下辛堡村二隊插隊，「曬得特別黑，完全像村裡人一樣了」，農忙的時候，天不亮就起來，在地里一直干到什麼都看不見才收工。

「膠鞋被鐮刀砍破了好幾次，機械勞動，人都木了，腳趾頭割破了都意識不到。」最累的時候，她連續幾個月不來例假。

葛兆光「戰鬥」在貴州，在一個小縣城的供銷社當工人，常常下鄉跑收購。1977年秋天，他從收音機里聽到了恢復聯考的消息，第一反應是「不敢相信」，直到忙完秋收採購，從鄉下回到縣城，才得到確認，「真的要恢復聯考了！」

他1960年代初跟隨父母從外貿部下放到貴州，「一家人的生活境況很差。那個年代沒有人對自己的生活有什麼憧憬。」恢復聯考，像是晦暗人生里照進一道光。

「也沒敢抱太大希望，我只念完了國中，差得太多了！」

填報志願的時候，十幾歲的查建英只想念自己喜歡的專業，「我就想當作家，3個志願，我都填跟這個職業相關的。」於是她填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

葛兆光時年27歲，明白人生可能已沒有太多機會，「數理化完全補不上來，只能學文科，能上北大中文系當然最好。」結果，北大中文系在貴州只有古典文獻專業招生，「沒有那麼浪漫，不是你想學什麼就能學什麼。」

葛兆光和陰法魯先生在頤和園

古典文獻專業是幹什麼的呢？當時葛兆光完全不知道，「就知道肯定是讀古書的。」

楊迎明進北大，比他們都曲折。

因為當兵時做過文書和宣傳幹事，他報了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第一批錄取結束后，他沒收到通知，「以為人生就這樣了，當時婚也結了，孩子也有了，沒考上就沒考上吧，繼續過日子吧。」

過了些日子，忽然又來消息，說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要擴招。本來已經平靜的生活又激蕩起來，有一天，居然真的收到了錄取通知書，於是忙著安頓老婆孩子，辦理離職手續。

進校之後，他才知曉整個事情的原委。中央各新聞單位10年少有新人，首批招生結束后，他們強烈要求學校擴招。

主管當年新聞專業招生工作的秦硅老師今年已經79歲高齡，老人回憶說，系裡接到張龍翔先生（時任北大副校長、主管當年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新聞專業擴招40名學生。

「張龍翔思想很開明，特彆強調不要太左，不要因為某些學生家長的一些所謂的歷史問題，影響正常招生。」

查閱考生檔案時，秦硅發現有些學生單論分數的話，「第一批就該錄取了」，但是某些原因，檔案被擱置一邊。

「還有的學生檔案里竟然放了很多他父親的東西，我們在最後錄取的時候，把這些東西都拿出來了。沒必要搞這些。」

當年已經28歲的女考生劉鴻，孩子已經5歲了，雖然分數過線，但是第一批並沒有被錄取。得知秦硅和趙賾兩位老師在崇文門一家小旅館查看檔案，進行第二批錄取，她從所在工廠騎車找到趙賾， 「她就說，這是她人生最後一次機會了，請老師給她這個機會。」

「一個女同志，28歲的年齡，又有孩子了，這一年不錄取她，下一年她參加考試的難度會更大。」就這樣，劉鴻成為北大77級新聞專業的老大姐。

秦硅老師說，當年北大招生要求年齡在30歲以下，據他回憶，新聞專業70名學生中沒有超齡的。

查建英則記得文學專業年齡最長的葉君遠比自己大了14歲，考試那年31歲，轉年入校已經32歲了。「我們都特尊敬他，叫他老葉。」

上大學時楊迎明已經成家

大學生活就這樣開始了。1978年入校，1982年畢業，77級學生與整個社會共同感受著思想解凍、理想重建的衝擊。

「剛進校那會兒，教材還沒來得及更新。」

教學內容雖未正本清源，北大課堂的自由之風已經恢復。

包括楊迎明在內的年齡較大的學生，老師允許他們端著茶缸子上課，「坐在後面，上課還可以抽煙」。

頭兩年，文學專業和新聞專業在一起上基礎課和公共課。77級文學專業里有陳建功、黃蓓佳、王小平等一批入校前就小有名氣的「業餘作者」，他們不僅是本專業同學心中的榜樣，對於新聞專業，乃至古典文獻專業的學生而言，他們也是校園明星一級的人物。

葛兆光笑言文學、新聞兩個專業的學生當時在校園出盡風頭，「文學專業都是作家、詩人，飛揚跋扈，走出來臉都朝天看。新聞專業每個人都整得像世界各大通訊社的大記者。」

而古典文獻專業的人被戲稱為「出土文物」，用楊迎明的話說，「很安靜，3個專業的男生同住一棟樓，他們專業的幾個宿舍永遠沒有聲音。」

文學專業49人，新聞專業洋洋70人，葛兆光所在的古典文獻專業男生14名，女生5名，是名副其實的小專業。

北大靜園五院，中文系辦公室

「這個專業還特別怪，4年才招一次生。」上無師兄師姐，下無師弟師妹，古典文獻的學生當真成了邊緣人群。

1982年畢業的時候，他們專業19人中半數以上考上了研究所，這個消息著實把其他專業的同學「震」了。

剛剛在復旦大學就任文史研究院院長的葛兆光說，當年北大古典文獻專業的大學部教育模式極其合理，「可以說是文史哲教育的理想路徑。」

「我們的功課很紮實，文學課跟中文繫上，歷史課跟歷史繫上，上哲學課到哲學系去。」

古典文獻專業課的教授，個個大名鼎鼎。北大古典文獻專業創始人之一陰法魯先生（2002年去世）、長於唐宋遼金史研究的鄧廣銘先生（1998年去世）、專攻甲骨學與殷商史的裘錫圭先生、精於古代歷史文物鑒定的史樹青先生等等，都曾親自給他們上課。

「老師們也憋了10年沒好好給學生上課了，特別有熱情。很多有名的先生甚至常常跑到我們學生宿捨去，兩腿往床上一盤，就講開了。」

學生的刻苦和自覺至今為先生們稱道。查建英到現在還記得班裡有個叫宋紅的女生，「有名地用功，天天在樓道里，一直看到半夜。」

圖書館，是比課堂更吸引他們的地方。新聞專業當時屬於保密專業，學生得到特許，可以查看一些外刊，甚至被允許到總參三部禮堂觀摩當時所謂的「內部影片」。

「文革」時期關閉的外國小說閱覽室被打開，允許普通專業學生本室閱覽，但不可借出。禁書開禁，人滿為患。

查建英和好朋友王小平幾乎天天泡在那裡，「好多世界名著都是在那裡看的」。都是大部頭，常常是看到關鍵時刻就要閉館，回到宿舍惦記得不行，第二天再去。「我特羨慕王小平閱讀速度快，一會兒就看完一本。我慢死了，特著急。」

葛兆光的目光不僅訂著學問，也盯著外面的世界

1979年文學社遍地開花，全國各地大學都興起辦報、辦刊的熱潮。楊迎明他們新聞專業辦了一張《實報》，取新聞報道要「實事求是」之意，出了5期，以新聞評論為主。

從第一版到最後一版，從報頭到版花全是手寫，全班同學的筆跡在上面都可以找到。主筆孫冰川被稱為「辣椒主筆」，國際國內的大事小情沒有他和同學們不敢評論的。

楊迎明還參與了北大五四文學社社刊《未名湖》的編輯，「我們新聞系的幾個人負責校內新聞和時評部分。」

查建英和另外兩個文學專業的同學參與了《未名湖》文學部分的編輯。「忙極了當時，我們文學專業有本刊物叫《早晨》，還有一個全國大學生的聯合刊物《這一代》，再有就是《未名湖》，我都參與了。」

她在《未名湖》編輯部約見了師弟劉震雲，「他當時寫了一個小說，題目我忘掉了，寫農村生活的，寫得特別棒。王小平覺得還需要修改，我倆就挺當事兒的把他約過來談。」

多年之後，劉震雲還記得兩個小師姐煞有介事地指導自己創作的情形。

這期《未名湖》封面全黑，「有意跟當時到處紅彤彤的氛圍反著來，顯得我們在思考。」 除了劉震雲的處女作，還發表了一篇校外來稿——史鐵生的《午餐半小時》。

「寫的是一個殘疾人真實且艱難的生活，好像還發了北島的《幸福大街13號》，寫一個瘋人院里不為人知的故事。」

三角地也是大家的精神聖地，不僅校內各院系的油印刊物張貼在那裡，就連社會上一些較有影響的詩社文學社，也都把那裡當作了陣地。

「大家都關心時事，關心社會精神層面發生的各種變化。」葛兆光說，他們專業的同學雖然沒有像查建英、楊迎明他們那樣，熱火朝天地辦刊辦報，但是每到吃飯時間，大家都會端著飯盆，擠在三角地讀新詩。

而為了見北島和芒克，查建英和王小平大冬天騎腳踏車進城，去參加「地下詩會」，凍得眼睛眉毛上都是霜，大半夜再騎回北大。

1981年北京大學學生競選。王文瀾攝

他們對國家社會、民生時事充滿了熱情，對自己的大學生身份無比自豪。「甭管誰出門，都別著校徽。北大的人戴校徽，其他學校的人也都戴，走在街上，人們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樣。」

1981年，77級學生三年級，發生了兩件大事，隱藏在內心的激情潛流得以迸發噴涌。

第一件與體育有關——1981年3月20日深夜，廣播里傳出好消息：男子排球隊在世界盃排球賽亞洲區預賽的關鍵一戰中，先輸兩局，后奮起直追，連扳三局，終以3比2戰勝當時的南朝鮮隊，取得參加世界盃排球賽的資格。

北大校園一片沸騰，學生們不約而同地湧出宿舍樓，人越聚越多，最後大家索性把掃帚點著當火把，跑到現在的中關村一帶遊行。「當時大家都非常激動，都在喊『祖國萬歲』、『萬歲』，忽然有人高喊了一句，『團結起來，振興中華！』馬上大夥就跟著一塊兒喊起來，當時那樣一句話特別能表達出我們的心情。」

喧騰中，大家沒有留意是誰第一個喊出這句口號的。沒曾想到，這句口號迅速傳播開來，成為改革開放初期的最強音。

多年之後，在《體育報》工作的楊迎明特地為它做了一番調查考證，最後確認首創者是北大中文系文學專業的劉志達。

同一年，北大舉行校內競選，各系紛紛推舉候選人參選海淀區人大代表。「學校里到處都是競選檯子，發傳單的，演講的，熱鬧極了。」查建英至今難忘學生時代的單純和熱情。

4年的大學生活轉瞬即逝，對於77級來說，畢業分配壓根兒不是一個問題。正規大學教育中斷10年，各行各業都急需人才。

查建英沒有參加分配，大學四年級她就辦理了休學手續，許多人不理解她的選擇，「北大中文系在當時絕對是一塊金字招牌，那麼多就業位置供我們選擇，留在國內，美好的未來似乎已經看得見了。」

大學時代最想當作家，現在查建英覺得職業作家太辛苦了。姜曉明攝

她留學的南卡羅萊納是美國南方一座小城，黃子平笑她，「你到的可是美國的貴州啊。」

1984年她離開「貴州」，走進紐約，就讀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系。

1987年回國，中篇小說《到美國去！到美國去!》和《叢林下的冰河》問世，被評論界褒獎為開了1980年代「留學生文學」的先河。她還為內地、香港、紐約等地多家媒體撰稿，並用英文寫作了《China Pop》（《波普》），被美國不少大學作為文化課程教材。2006年出版《八十年代訪談錄》，首印1.5萬冊一個月內即告售磬。

她在《八十年代訪談錄》里記錄了那個年代的理想和熱忱，也檢討了那個時代思想和創作的膚淺粗糙，「當時單純的不僅是我們，整個社會都是相對天真的。」雖然連北大畢業證都沒有拿，但她說，北大的生活沒有讓她失望，她慶幸自己通過北大站到了更高處，「在北大，補充的不僅僅是知識，更多的是機會和理念。當年我們的腦子裡還有很多被長年灌輸進去的東西，需要很長時間去清洗，北大是一個開始。」

有意思的是當年一心想當作家的她，現在覺得做專職作家「太辛苦了」，她現在的工作是美國一所大學的事務代理，「他們來北京開會、研討，我們負責組織，安排行程。」她笑咪咪地說，這份工作是她掙錢的活計，而因為沒有生計的壓力，寫作也變得更加自由隨性。

她的同學畢業之後有的成了專業作家，有的則進入出版社或者大學。梁左寫出了經典室內劇《我愛我家》，王小平創作了《刮痧》等影視劇本，陳建功和黃蓓佳先是成為著名作家，後來又走上行政崗位，擔任中央或地方作協的領導職務……

楊迎明撰寫的體育評論曾被外交部點名表揚。姜曉明攝

新聞專業的70名學生一早就被中央級新聞單位預訂了，「當時除了中央直屬的新聞單位，行業媒體和地方媒體沒有一個名額。」

楊迎明自大學期間便在《體育報》評論部實習，得到一致好評。但是這份報紙不屬中央直管，沒有大學生進人名額，時任社長徐才不得已專門給體委領導寫了報告，再由體委向上級主管部門申請，這才特批了一個指標。

「那時候沒有人願意去電台、電視台，就覺得到報紙才是真正幹事業的地方。」說起這些年媒體行業的變化，楊迎明很有些感慨。「我們這批人進入新聞界，最大的影響應該是敘事手法的轉變，突破新華體，更多地關注民生民意，讓新聞媒體從宣傳工具逐漸回歸本位。」

楊迎明入職后，歷任評論部主任、體育報副總編等職務，現在是《足球報》總編輯。年輕的時候，他撰寫的體育評論曾被外交部點名表揚。後來，他關注人的「活法」，把體育報道的眼光從競技轉到日常生活、群眾體育，《早晨，北京的老人們》、《無剪輯錄音》、《國人之餘暇》等特稿至今讀來仍有新意。

他的同學也都成為影響傳媒界的人物：新華社總編輯何平、中央電視台副台長王庚年、中央電視台副總編輯孫冰川、北京青年報總編輯張雅斌、財經報副總編馬向伍、中青在線CEO劉學紅……

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77級畢業照。

葛兆光和他的同學，大多數就職教學科研機構。雖然「終日與故紙堆相伴」，但是作為打上歷史標籤的77級，他們密切關注著社會生活領域裡的變化，「我們那一代人始終在歷史漩渦的中心裡打轉，在那樣的環境里成長起來的人，最大的特點是不僅僅關心學院裡面的事情，學院外面的事情，你也要有關懷！」

他力倡學術通俗化、故事化，力挺學者上電視，號召學術高手們來做這個工作，「我們有些高手還是把自己束之高閣，懸挂在高高的雲端，這是不對的。我做思想史研究，特別關心真正傳達到民眾那裡，成為影響和指導生活世界的思想，而不僅僅是在學院里的那些東西。」

2007年，新聞專業同學的入學30年謝師會。

當年不知「古典文獻專業」為何物的他，慶幸自己通過北大嚴格的訓練，「找到了一個自己喜愛的研究方向」，那個時候還看不清楚的未來，在日復一日的學習探究中漸漸明朗。

20年來，他著述甚多——《禪宗與文化》、《道教與文化》、兩大卷的《思想史》、《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西潮又東風：晚清民初思想、宗教與學術十論》等等，論著被翻譯成多種外文，並獲第一屆圖書獎、第一屆長江讀書獎、第三屆與第五屆國家圖書獎提名。2007年3月，他辭別清華大學，就任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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