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習慣人民幣自由浮動

應逐步習慣 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

楊燕青 周艾琳

作為貿易和資本流動的重要變數，人民幣在中美關係中舉足輕重。4月12日，一反上任后的強硬姿態，美國總統川普在接受外媒專訪時稱，不是「匯率操縱國」。美國財政部兩天後發布的最新監測報告賦予了這一聲明更多法律意義。而這一切發生在4月國中美兩國元首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的會晤之後。

儘管如此，對美的貿易順差(3470億美元)仍是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國中最大的，因此美方也敦促對美國開放商品貿易和服務市場。在3月舉行的高層發展論壇上，法國 興業銀行(SH601166) 董事長司馬吉(LorenzoBiniSmaghi)在接受第一財經獨家專訪談及中美關係時表示：「以史為鑒，過去幾年的經驗表明，合作好過敵對，兩國應該尋求雙贏而非零和。」

司馬吉認為，加速推進市場化改革、逐步實現人民幣自由浮動是加速發展、融入全球、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礎。「中期而言，一定要逐步習慣本國貨幣(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這會釋放經濟的價格信號，如果經濟轉弱、貨幣貶值，那麼貿易部門可能更有動力。當然，自由浮動就意味著可能會導致短期匯率超調，但如果市場穩定、流動性好，超調就能減弱。」司馬吉稱。

司馬吉表示「支持全球化和多邊體系」，在他看來，「如果僅僅是建立雙邊關係，可能會導致扭曲，創造套利機會，因此我們必須要擁抱多邊談判。雖然美國可能不感興趣，但其他國家完全可以繼續，包括加強合作、降低投資壁壘。」

歐洲大陸民粹主義情緒可控

第一財經：經歷了10年的危機后的低增速，我們最終看到了全球經濟同步復甦，包括歐洲和美國。歐元區2月通脹率2%，逼近歐洲央行目標。你如何看待這輪復甦？

司馬吉：通脹2%說的還是整體通脹，但剔除食品和原油的核心通脹仍徘徊在1%，所以仍需等待進一步數據，才能確定通脹預期是否被錨定。之所以通脹暫時走高，主要還是基數效應，由於去年年初油價暴跌，導致基數很低，而此後油價則大幅反彈，不過3月油價又出現較大降幅，一切仍需觀察。

第一財經：歐洲央行決定從4月開始將每月購債規模從800億歐元降低至600億歐元。你認為歐洲央行真要開始退出量化寬鬆了嗎？

司馬吉：其實這個消息很早就已向市場公布。600億歐元的月度購債規模一直要持續到年末，我們可以到10月、11月時再看看有沒有什麼事態變化。當然，央行需要提早與市場溝通。

第一財經：今年法國和德國的大選即將展開，歐洲的政治風險是否也對經濟復甦構成很大不確定性？有觀點認為，荷蘭大選結果代表著歐洲民粹主義情緒的轉向，各界終於鬆了一口氣。你如何理解這一結果？

司馬吉：我認為，變數主要還是在美國和英國脫歐進程上，而在歐洲大陸，其實民粹主義情緒是可控的，我們至今尚未看到一個民粹主義政府出現。

第一財經：此前「法國脫歐」(Frexit)的說法此起彼伏，法國大選會成為關鍵嗎？

司馬吉：民粹主義候選人一般獲得了25%~30%的選票，但他們無法主導政權。相比於美國，其實真正投票給川普的也不到30%，投票參與率僅56.9%，而荷蘭的投票出席率很高，接近90%，大家都走上街向民粹主義投下了反對票，所以很多事情也要看出席率。

第一財經：但在歐洲，義大利銀行壞賬問題仍令人擔憂。你認為這會成為引爆金融風險的導火索嗎？

司馬吉：這可能存在一些誤解。義大利部分銀行的健康狀況還不錯，但部分面臨著很嚴重的壞賬問題。義大利之前最糟糕的問題就是嚴重推遲了處理壞賬的節奏，這主要緣於政治阻力。

不過，好在現在義大利銀行業還在健康的軌道上。2月16日，義大利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將以200億歐元(210億美元)資金拯救西雅那銀行和其他陷入困境的銀行，這也是義大利救助銀行業措施的一部分。如果這一切能夠持續推進，就可以避免危機。

美國經濟政策短期有利經濟增長

第一財經：當前市場將美聯儲3次加息納入預期，再加上川普可能會推出財政刺激。你如何判斷今年美國的經濟動能？

司馬吉：我們必須要基於事實，要看財政政策、貿易政策到底會如何推行，而金融去監管政策的執行也對銀行業至關重要。如果財政持續擴張，短期會導致美聯儲更多次加息、利率加速上行，這就意味著美元和美國經濟短期走強，當然也可能會加劇美國的債務問題，但這是2~3年後的事情了。就短期來看，上述政策的推行有利於美國經濟。

第一財經：如今美國希望實行赤字經濟，就會導致美元上升，而這又是川普不希望看到的。此外，債務也會持續上升。你認為要如何權衡？

司馬吉：當前美國的目標必定會存在一點矛盾。上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的赤字經濟導致美國債務擴大、美元升值。如果你一方面希望財政擴張、實現充分就業，同時又要保證貿易順差，這是不可能的，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對此，我們只能採取觀望態度。

第一財經：川普能否以「口頭打壓」的方式壓低美元？

司馬吉：我不認為這種方式可以持續。如果美國不希望美元持續上漲，那麼其最好改變政策組合，例如縮小財政擴張規模。到頭來，投資決策還是由投資機遇決定。

第一財經：此前有觀點認為，為了降低跨境資金流動投機的速度、增加投機者的交易成本的相關價格手段，可以考慮徵收托賓稅(TobinTax)。你認為這種方式可行嗎？

司馬吉：我從來都不支持托賓稅，其並不能有效解決問題。

第一財經：川普支持金融去監管。你認為危機后監管對於銀行業而言是否太嚴苛，從而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

司馬吉：我們要記住，歐洲金融系統更依賴銀行體系，就像一樣，但美國更依賴資本市場，因此銀行業對歐洲十分重要，這就要求監管方一定要對銀行業加強監管，不能存在不確定性，也必須對股東負責。

第一財經：你認為《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Act)可能會被擯棄或調整嗎？

司馬吉：這並非易事，畢竟法規有好幾千頁。美國的去監管政策預期創造了額外的不確定性，我認為存在一定風險，如果要廢除沃爾克法則(Volcker』sRule)，可能會對全球造成進一步扭曲，增加不確定性，這也是我們不想看到的。

其實危機后，歐洲大陸也實行了類似沃爾克法則的監管細則，如今美國可能會出現變數，因此對我們來說這是潛在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因素。

中期應習慣匯率自由浮動

第一財經：川普上任后就下了一道行政命令，退出跨 太平洋(SH601099) 合作夥伴關係協議(TPP)，目前全球範圍內反全球化的聲音盛行。你認為全球化會「開倒車」嗎？

司馬吉：我支持全球化和多邊體系，如果全球化真出現倒退的話，會構成風險，歐洲始終應該與美國和亞洲包括加深合作。如果僅僅是建立雙邊關係，這可能會導致扭曲，創造套利機會，因此我們必須要擁抱多邊談判。雖然美國可能不感興趣，但其他國家完全可以繼續，包括加強合作、降低投資壁壘。

第一財經：一位香港學者曾提出一個有趣的建議，同時向進出口徵收1%的稅收，並以此補貼過往全球自由貿易進程中受損的非貿易部門。你如何看待這種建議？

司馬吉：在每個國家，都需要根據不同狀況來應對，例如的狀況可能就和日本、瑞典不同。此外，可貿易部門和不可貿易部門的規模、性質非常不同，我們的確需要進行合作，才能確保公司在全球範圍內都正常納稅，但如何使用稅收需要根據不同地區來決定。

第一財經：隨著美元走強，川普政府可能更有動力指責、德國等為匯率操縱國。你認為應該如何應對？

司馬吉：美元仍處於強勢周期，現在人民幣的變化則更基於一籃子貨幣。當前，有大量的貿易順差和居民儲蓄。這些儲蓄究竟去往何方？不是留在就是出境，如果是留在境內，那麼就需擴大國內市場的吸引力，加大市場深度、加強流動性，例如加速IPO，讓人們可以分散風險，獲得更多收益。

第一財經：現在人民幣趨於穩定，此前為了維穩匯率而消耗了大量外匯儲備，如何看待當前的外匯儲備規模？你對有何建議？

司馬吉：首先，擁有巨大的外匯儲備，儘管儲備在下降，但規模仍然巨大。如果你干預過度，人們就會恐慌。最重要的還是要讓市場更具流動性和深度，如果市場容量不夠，資金就會流向房地產和股市，導致兩個市場輪番出現泡沫，因此需要創造更多價值資產。我認為一定要加快推進改革，因為改革需要一段不短的時間。

第一財經：當前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仍不算「清潔浮動」，你認為是否要儘快實現「清潔浮動」？

司馬吉：中期而言，一定要逐步習慣本國貨幣(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這會釋放經濟的價格信號，如果經濟轉弱、貨幣貶值，那麼貿易部門可能更有動力。當然，自由浮動就意味著可能會導致短期匯率超調，但如果市場穩定、流動性好，超調就能減弱。同時，在國內也要建立一定的紀律，例如，如果有些部門生產率低下，就需要縮減規模。

第一財經：你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好契機嗎？我們是否仍應使用當地貨幣來規避貨幣錯配風險？

司馬吉：就人民幣國際化的節奏而言，其實市場會最終決定。如果能夠推動市場化發展，允許各界投資資產，人民幣會逐步成為國際化貨幣。如果設限，一切也可能會停滯不前。

至於「一帶一路」倡議，我建議在投資的地區運用當地貨幣，減少貨幣錯配風險。當然，如果人民幣能日趨穩定，且人民幣市場的流動性、深度進一步改善，能夠擴充匯率對沖工具以分散投資風險，相信更多人會願意使用人民幣，最終形成一個多極化貨幣體系，包括美元、歐元、日元、人民幣等。

第一財經：你對中美大國關係有何建議？

司馬吉：以史為鑒，過去幾年的經驗表明，合作好過敵對，兩國應該尋求雙贏而非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