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怎麼就成了一個基督教國家？

文| 游天嬋（暨南大學）

朝鮮半島一向受儒家和佛教文化浸染頗深，並且統治者們對外來的基督教態度一向不好，曾多次對基督教徒實施迫害。1886年，朝鮮被迫與法國簽署《朝法友好通商及航海條約》,基督教最終得到朝鮮政府的許可,變得公開化、合法化，傳教士們終於可以安心傳教,信徒的皈依也變得安全了。

從這之後到今天，韓國基督教以驚人的速度迅速發展，在2014年，已經有30%的韓國人為基督徒，基督教的痕迹在韓國也隨處可見，向人們述說著這裡基督教的繁榮。在東亞各國基督教發展史上，韓國的成功沒有出其右者，但這成功並非偶然，而與朝鮮半島之前的內外形勢密切相關。

1 本國宗教危機

基督教在韓國崛起之前，韓國的主要宗教有佛教、巫教和儒教。巫教也稱薩滿教，是韓國的本土宗教，通過巫師的狂舞和唱歌（就是我們所說的跳大神）來為人們祈福、擺脫厄運。傳說中韓國的始祖檀君本身就是巫師，新羅王朝之前也一直是神政時代。雖然儒道釋從傳入朝鮮后，巫教有所衰落，但依然對韓國有著深遠的影響。

巫教和佛教、儒教相比，它的宗教思想看起來並不成熟。它沒有高級的宗教教理和經典，同時信仰萬物有靈，希望能在神靈世界與人類世界間建立一種聯繫，它的祈求也是非常世俗化的，鮮有更高的追求。在儒教統治的時期，朝鮮的政治家們對巫教展開行動，將巫師降為賤民，禁止他們進入都城，不過巫教在百姓中一直相當流行，有個啥事人們還是願意去求助巫師。

漸漸地隨著時間推移，巫教成為了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存在，宗教色彩已經不明顯，並且在韓國步入近代化后更是有很多人認為巫教是落後的迷信，甚至是發展的阻力，於是巫教生存空間大減，只能在韓國文化邊緣尋找自己的位置。

佛教在新羅、高麗王朝時一直是國教，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和扶植，甚至王子和皇親中也有出家為僧的。到了朝鮮王朝，太祖李成桂統一朝鮮半島后尊儒排佛，出家人們一下子被降為賤民，所有的寺廟都被趕到山上。後來變本加厲，毀佛像造兵器，出家為僧被視為違反國家禁令。在朝鮮王朝5個世紀的統治中，任何復興佛教的努力都遭到儒家學者和官員的強烈反對。儘管在16世紀末時佛教禪宗稍有恢復，但是佛教一直遠離社會主流，沒有整合社會、團結人心的力量。

這裡說個題外話，一般不把儒家看成宗教，但是韓國學者認為儒家以四書五經為經典，並有各種祭祀儀式，有著一整套社會倫理道德規範，起著精神安慰作用，因此完全可以劃為一種宗教。而韓國可以說是典型的儒教國家。高麗王朝之後，儒學就成為了官定的國學，到了朝鮮時代，儒教和程朱理學更是佔了統治地位。

國家的政治體制也同時在仿效，不過朝鮮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被日本逐步蠶食，西方勢力也破門而入，封建勢力力不從心，朝鮮社會的精神支柱儒教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另外，由於枯燥無味的儒學已經脫離民眾，成為了各派勾心鬥角的工具，對普通百姓沒有任何吸引力，根本不能在民族危亡時期鼓舞士氣，團結人民面對挑戰。至於佛教和巫教，更是疲軟無力。

由於這些傳統宗教的逐漸衰落甚至崩潰，很多韓國人面臨信仰危機,在信仰真空的情況下人們迫切地需要新的精神支柱，這就給基督教在韓國的興起提供了契機，為其流行創造了足夠的空間。

2 引入科學文化

基督教除了在朝鮮傳播教義，還為朝鮮帶去了現代科技、大眾啟蒙、現代思想等國家復興急需的自強武器，其支持民主事業，為平民發聲，致力於婦女平權，建立醫療機構改善了朝鮮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教會觸及到了朝鮮社會的方方面面並為整個社會帶去了久違的新鮮空氣。

為了拉近與百姓的距離，減少排斥和打擊，很多傳教士選擇了免費治病施藥的方法。很多民眾切身體會到西方醫學真的很「靈」，便逐步接受了傳教士並且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身邊人，進一步擴大了基督教的影響。而且西方醫學在韓國也隨之推廣，引起了人們醫療觀念的變化，中醫在社會的統治地位受到懷疑和動搖，在傳教事業進一步發展的時候醫療事業業進一步發展，他們的服務面向全社會，使得非信徒也對基督教會的印象非常友好。

基督教也為朝鮮的公共衛生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修建孤兒院，建立了收容霍亂病人的收容所，抗擊傳染病，傳播衛生觀念，因此教會得到了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擁護，吸納了大量信徒，傳教區域也擴大了。今天的延世大學最初誕生的時候就是一所由傳教士華羅斯·安德伍德建立的孤兒院。

延世大學，由華羅斯·安德伍德創立，長老會傳教士

在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后，各派教會積極活動，力求得到韓國大眾的更多認同。在甲午戰爭到1910年被日本吞併的十幾年間，韓人見識到了西方的強大和東方的衰落，對於西方有了濃厚的興趣和相當的尊重，學習西方先進教育模式的活動也隨之擴大。在當時的很多朝鮮人眼中,基督教最有益之處是傳教士們帶來平等教育的機會。這和在韓國傳統的教育中只容納貴族子弟是完全不同的。

於是很多之前缺少教育機會的平民抓住機會，將孩子們送去教會學校，這使得基督教教會在廣大朝鮮民眾的支持下迅速增長。1901年至1910年間，基督教會設有專門學校4所（當時官立學校僅有3所），高等普通學校40所，普通學校601所，聖經學校33所。教會傳教學校是一戰前現代學校的雛形,戰後許多韓國的領袖人物大都是從教會學校畢業,大韓民國第一任總統李承晚就是其中之一。

韓國街頭一名傳教士

基督教在韓國的女權運動中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長期以來朝鮮婦女在父權社會中被多重勢力壓抑著，一直只能是男性的附庸，不管是在家庭還是在社會都是被邊緣化的。很多女性在和社會、教育機會等絕緣的情況下渴望與外面的交往機會，而基督教的平等自由思想以及基督教教會組織能夠為她們提供場所和機會。

這種情況很受傳教士的重視，勞動階級和婦女一向都是他們的重點傳教對象。兩方的意圖十分合拍。很多婦女在走進教會施洗之後才擁有自己的名字，在教會中她們可以像男人一樣地生活：她們可以擔任主日學老師和義工，傳教士也會挑選婦女執事或者培訓牧師助手。

梨花女子大學

很多教派開展女子學校教育，給她們提供較好的職業。1886年監理會傳教士瑪麗·斯克蘭頓創建了梨花女子學堂（后演變為梨花女子大學），取得很多教育成就。基督教從開始就給韓國女性提供了其它宗教從未給予過的學習、成長、自我奮鬥的機會，這樣的吸引力實在是太大了。婦女中的基督教人數漲勢大好，女人比男人更多地參與教會活動，在早期教會中，男女分坐走廊的兩邊，女人的坐席總是人滿。

3 民族主義同盟

1910年，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朝鮮民眾將基督教當成唯一的避難所，朝鮮近代民族主義得以形成，危機深重的韓民族把基督教信仰和民族主義聯繫在一起，希望反抗入侵者日本，基督教成為了抗日運動的溫床。

基督徒領袖們成為了社會組織中帶領人民起來反抗殖民主義領頭人，教會則是逃脫日本迫害的庇護所。基督教會中所支持的自由民主思想自然引起了殖民政府的擔心，於是這被當作了政治問題。1909年一名朝鮮民族主義者刺殺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這件事被拿來做文章，日本於1911年製造了「105人陰謀事件」，日本軍警編造理由對123名教會學校的師生進行抓捕，傳教士也被指控煽動學生，因此也犯有陰謀罪。

隨後日本軍警對新民會等民族主義組織大肆搜捕，七百多人被捕。在刺殺案后，殖民政府要求教會的學校和醫院機構都必須符合總督府的標準，且學校正規課程中不能包含宗教課程，這道規定一下子就抹殺了大多數教會學校存在的理由，也使不管國內還是外國的教會都覺得壓力山大，對日本統治者的敵意也越來越深，與民族主義者也愈發親密。

1911年，日本殖民政府發布「教育令」，命令在韓國強制教授日語，韓國歷史地理等課程被取消，許多學齡兒童被剝奪了學習的機會，學校所教授的課程僅限於基礎教育和初級技術等基本技能。這些都是為了弱化下一代的民族意識。對於輿論的控制更加嚴密，反日救國之言論被嚴厲打壓。在這種情況下教會提出抗議，並成為了守衛韓國語言和文字的大本營，在教會人們堅持用韓語進行祈禱，將韓語傳授給下一代，並揚起了反日的大旗。

佇立於塔洞公園的「三一運動」浮雕

1919年3月1日，韓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民族主義獨立運動在全國爆發。大量的基督徒參與了進來，在各地組織抗議活動，並發表《獨立宣言》，在這份宣言的33個簽署者中有16名是基督徒。基督教是這場運動的中心，起領導作用的多為基督徒，集會場所多為基督教會堂，因此受殘害最多的也是基督徒。「三一運動」使得基督教在韓國民眾心目中的威望大大提高，反而更加吸引民眾入會。不過在這之後，日本政府越發覺得必須摧毀韓國的基督教不可，出台一系列嚴厲、洗腦的法令，基督教因此受了很多災難，不過大腿卻最終沒能扭過胳膊，在壓迫中，民眾堅決擁護的基督教的鬥爭精神和生命力依然頑強地存在著。

對於韓國來說，基督教已不再是外來宗教，而是一種愛國愛族的宗教，已經融進了韓國的文化中，成為社會的一部分了。

日本戰敗后，朝鮮半島被劃成兩半。1948年，南北分別成立各自的政府。在1945年到1949年之間，北方的基督徒因懼怕北朝鮮當局的打擊紛紛逃到南方。在之後發生的朝鮮戰爭中，基督徒被視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和人民的公敵，北方軍隊所到之處，基督徒、傳教團體遭受了殘酷的對待。仗一打完，北朝鮮的基督徒聚會被驅散。經歷過這些慘痛經歷的北方基督徒不僅增長了南方基督教的勢力，也更堅定地支持南韓政府，南韓政府報李投桃，也與基督教會關係非常好。

在這之後的發展中，基督教會的重要程度絲毫不減，在國家的各個方面都能看見他們。而且隨著韓國經濟起飛，韓國基督教會的影響力也隨之更上一層樓。

參考文獻：

蘇杭：《探索韓國基督教的本色化》，博士學位論文，中央民族大學宗教學專業，2012年。

陳夢遙：《韓國基督教盛行的原因》，碩士學位論文，北京大學國際政治專業，2008年。

Daniel. M. Davies: The Impact of Christianity upon Korea, 1884-1910: Six Key American and Korean Figures,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36, No. 4 (AUTUMN 1994), pp. 795-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