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反思高利貸與民間金融

作者：陳志武

這些年來，「區域發展戰略」越來越時興，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還有現在熱門的「中部崛起」等等，其用意是通過調動國家資源來重點發展某些區域，這些用意當然是好的。可是，既使拋開這種「區域發展戰略」對不在戰略區域里的公民的不公平這一點不管，僅從其做法上看也值得進一步思考。以往的「區域發展戰略」意味著「由銀行貸款幾百億、幾千億做幾個大的標誌性項目」，這些大項目當然能增加幾千甚至幾萬人的就業，通過輻射效應讓數量更多的人增加收入。但，無論如何，這種項目不能影響到千百萬個在縣城和鄉下生活的老百姓，他們很難從幾個大項目中得到有真正意義的輻射效應。相比之下，如果通過放開民間金融並發展各類小額金融品種，那樣不僅能讓各地像浙江那樣調動好社會自有的資源，而且能夠為更廣泛的老百姓家庭提供更好的致富機會。

那麼，為什麼到現在還不能放開民間金融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觀念問題，來自於以往對至少有兩千年歷史的民間金融的誤解。比如，長期以來，過度意識形態化的渲染使我們普遍認為高利貸是一個和「剝削」相等同的概念，放貸者自然地就是剝削階級或惡棍，心太黑。於是，我們輕鬆地得出結論：消滅高利貸的辦法是打倒放貸者，是要關閉民間金融。

因此，為了重新釋放民間金融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能量並讓「地下錢莊」從「非法」走向「合法」，我們有必要從根本上反思以往關於高利貸的觀念，有責任從一個更理性的角度回答如下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麼高利貸會形成？對此，一個不假思索的回答可能是「放高利貸的人不道德」，這當然也是一種回答，事實或許也如此。—— 但我們不能停留在這個答案上。第二，為了解決高利貸問題，最好的辦法是什麼？從1950年代初期開始，我們的做法是禁止所有的民間借貸，由國家全面壟斷金融借貸，把任何民間金融機構都變為非法。下面我們先來回答這兩個問題。

什麼是「高利貸」？

經濟史學者通常會按照如下方式定義高利貸：選定一個「我們覺得合適的」數字，比如20％的年利率，然後把利率超過了20％的任何借貸定義為高利貸。這樣的定義從字面意思上看並沒有錯，因為超過20%的利率的確是比較「高」。但是在的傳統語境下，「高利貸」這個概念往往跟負面的意識形態聯在一起，如果按照上面的定義，我們就會把所有超過20％年利率的借貸都否定為「壞的」。這種定義完全不顧借貸市場的資金供求狀況和契約執行環境、不顧通貨膨脹率的高低，完全出於局外人的主觀願望。

我所看到的第二種定義是：歷史學家方行在他發表在《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的文章中，對高利貸定義有這樣一種解釋，就是「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的收益，屬於高收益還是低收益，都會自然地同封建地主的土地收益相比較，並會以後者作為衡量準繩。」這種定義的意思是：如果土地投資收益很高，比如30%，那麼借貸利率即使為30%也不算不合理。如果我們對股票市場比較熟悉，就會知道這種定義方法相當於把上市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作為判斷「資本回報率多少算合適」的參照點，但從股市投資討論中我們知道，股票的實際回報率和凈資產收益率的差別可以非常大，兩者可以背離很多。因此，雖然這種定義比第一種以20％的數字定義的「高利貸」要好一些，但仍然有其缺點。如果只以同期同地的土地收益作為利率的參照係數，那就沒有把由於投資者和經營者間的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各種交易風險以及由此所要求的交易風險溢價包括在內。此外，土地本身的價值也是波動的，具有真實風險。投資所固有的真實風險和交易風險要求放貸者應該得到超過土地收益的借貸利率。 所以，更好的定義不僅要考慮到生產性資本或者消費性資金的收益率，還應該包括借貸市場投資回報本身的風險性，以及不同的投資品種給投資者帶來的風險差異。當我們界定借貸的合理利率時，不能以諸如20％的個人願望作為標準，還要考慮投資風險和債務交易契約的執行風險。特別是在目前以及以前的執法水平低下，產權和契約保護還不可靠的社會環境下，投資者因交易風險所要求的風險溢價使得合理的利率水平大大提高。

為什麼各省的金融發展差別這麼大？

那麼，高利貸到底是怎麼形成的？為什麼有的省和有的國家金融很發達，而另外一些省和國家則不然，則以極高的借貸利率而存在？下面讓我們看看歷史上各省份的高利貸和經濟發展的一些具體狀況。這裡，我們用到1934年民國政府中央農業試驗所對當時全國22個省的千千萬萬鄉村家庭的各方面經濟狀況所做的調查，其中包括了這些家庭所做借貸的利率分佈、借貸資金來源、借貸合約種類等諸多詳細信息。在「表1」中，我給出了其中寧夏、陝西、河南、貴州、山西、安徽、青海、浙江、福建、江西等省份的民間借貸狀況。表中第二列反映的是在這些省份民間借貸的樣本中，年利率在10％到20％之間的借貸占該省總樣本的百分比；第三到第六列示出其它利率區間分別占各省樣本的百分比情況。在當時的統計中，全國各地沒有年利率低於10％的借貸發生。

從表中我們看到，寧夏的樣本中沒有一筆借貸年利率低於30％，所有借貸利率都超過30%。相比之下，浙江有41.2％的民間借貸的利率在10％到20％之間，有57.7％的借貸利率在20％到30％之間，只有1.1%的借貸的利率超過30%。寧夏和浙江是兩個不同的極端。而一些內陸省份如陝西，位於第一個利率區間的借貸比例只佔0.9％，位於第二個區間的借貸比例佔大約6.6％。根據各個省份不同的利率分佈我們可以計算出每個省的平均利率。比如，寧夏的平均利率是49.6％，為各省中的最高，其餘像陝西47.1％，河南39.3％。一個比較有趣的數字是山西的平均利率為38.3％，在各省中也是比較高的。我們知道由於晉商，尤其是山西票號，使山西的金融發展程度在當時全國各省中非常高，而這裡我們看到的是山西的平均利率高達38.3％，在22個省中排到第5高，為什麼會這樣？表中最右一欄是各省借貸中利率在30%以上的借貸的佔比。從表中看到，浙江的各項金融發展指標在全國是最好的，而寧夏的金融發展水平最低。

為什麼寧夏的借貸利率都在30%以上，為全國最差的？當然，部分原因是它比較窮，因生存必須的消費借貸可能不少，但那不是全部原因。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寧夏以回民占多數，而伊斯蘭教的古蘭經明確禁止有利息的借貸：所有的回民都是兄弟，兄弟之間借貸是不應該償付利息的。所以，如果某人真的從事這種借貸並要求利息的話，就會受到宗教的譴責、受到周圍回民兄弟道義上的譴責。換句話說，在這種環境下，當你做有息的借貸時，你所面臨的交易風險和契約風險會相當高，在債務方賴賬時你還無法去正面討債，如果去討債，你反而要面臨社會風險、會被你周圍的人譴責。從放貸者的角度說，如果你所處的宗教傳統要求你在放貸時不能有任何利息，而把自己辛苦勞動的所得借出后卻有可能血本無歸，你就會傾向於把錢留在家裡，而不是把它放貸出去。如果要放貸出去，你就會要求得到格外高的風險溢價補償，否則寧可不貸。正因為當地的宗教文化對於有息借貸的抑制，抬高了資本的成本，使得借貸市場出現這樣的情況：或者沒有借貸；或者要求格外高的風險溢價──因為在對有息借貸充滿敵意的環境下你如果還從事借貸行為，你就要冒極大的還貸風險或者討債風險。這實際上正是寧夏的情況，這也是為什麼那裡的借貸利率都在30%以上。貴州和青海的回民比例也較高，因此它們的借貸利率也偏高。

在今天民間金融全面受禁的情況下，實際上今天全國的情況跟當年的寧夏類似：禁止民間借貸只不過增加了金融交易的風險和成本，減少了資金供給，使高利貸變得更高。—— 這種結局跟當初禁止民間金融的初衷正好相反。

陝西、河南、安徽、湖南等內陸省份的金融也不發達，其原因與回教等宗教因素當然無關，但與它們的商業文化欠發達有關，我們一會兒再回到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那些因素決定了各省金融發展水平的高低。首先讓我們看看地理位置的差異。圖1按沿海、西南、中部和西北省份四個區域計算其平均利率水平。例如，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河北這六個沿海省份的平均借貸利率是26.91%，而西北省份的平均利率是40.59%，這些是借貸市場最不發達的省份。中部各省的平均利率是33.6%，西南省份的平均利率是32.91%。我們看到，即使不考慮沿海省份的情況，在中部、西北和西南的各省之間金融發展水平也是差別很大的。也就是說，除了沿海省份這個因素外，還有其他因素在決定著各省的金融發展水平。

沿海省份的金融之所以發達，跟其商業歷來就很發達有關。在19世紀末的鐵路和20世紀的汽車出現之前，水運是唯一的規模大、成本的運輸手段，這給沿海省份帶來天然的經濟發展優勢，是內陸省份所無法比的。這不僅僅使這些地方早在唐朝和宋朝時期就進行海外貿易，而且使他們能方便地做省際之間的各種貿易。規模貿易優勢讓這些省份有了一千多年發展其商業文化的條件，他們比內陸更早產生了發達的商業文化。換言之，如果一個地區的商業文化越發達，對商業價值的認同度越高，那麼該地的人們對契約執行的認同度就越高，也就越能為借貸市場的發展提供一個更好的社會制度環境。

為了說明這一點，以筆者的老家湖南為例。判斷一個地方的商業文化發達程度高低的指標之一是看該地人們對「投機倒把」的價值認同程度：人們越是能理解、接受「投機倒把」對社會的貢獻，該地方的商業文化就越高。眾所周知，湖南的革命文化歷來就發達，人們反對、甚至打擊「投機倒把」的情緒歷來很高，以致到1990年代中期湖南各地政府還要設置路障阻攔大米、豬肉運往廣東和湖北。當一個商人以一元的價格在衡陽買進大米，運到廣州以5元的價格賣出時，湖南人沒法接受，會認為那種暴利是「不勞而獲」，不會認為這種商業活動給衡陽和廣州兩地的社會都做了貢獻。—— 當然，如果連實物商品貿易所創造的價值都無法接受，那麼對金融交易這種更抽象的商業交易的價值創造作用就更無從談起了，於是為借貸所要付的利息回報就更被認定為「不勞而獲」了。當一個社會的商業文化如此不發達時，整個社會反而會更同情、保護不還債的人，而不會站在放高利貸者的一方。這種文化環境當然增加了債務借貸的契約執行風險，使放貸者的權益容易被犧牲，因此借貸風險溢價必須升高，否則放貸人在利息不高的情況下是不會願意把錢貸出去的。

人均耕地面積越多的省份則金融越不發達

我們可拿各省人均耕地面積的高低來間接度量其商業文化的發達程度。一個省的人均耕地面積越大，那個省更有可能以農為主，其商業文化可能越不發達。按照上面的推理，其民間金融的發達程度可能就越低，平均借貸利率會更高。圖2給出1934年各省平均利率與1914年時人均耕地面積的關係。圖中的數據表明，人均耕地面積(以畝為單位)越多的省份確實有更高的借貸利率，其借貸市場也就越不發達。

人均耕地面積越多的省份，其比較優勢就越集中於土地，在該省農業就佔據了更重要的位置，其商業文化發展就受到了限制。正因為金融交易是所有商業活動中最高級的形式，對法治環境的要求也最高，所以在傳統農業省份中就不太能夠產生有利於金融發展的法治與社會文化環境。這就是我們看到的，為什麼上述這些省份的金融借貸利率會更高。

當然，我們可能會猜測之所以沿海省份和人均耕地面積少的省的平均利率低，是因為那裡的收入高，也更富有。根據1934年的各省平均家庭收入數據，我們發現：家庭平均收入越高的省份，其民間借貸利率則越低。但是，這兩者的相關性(-0.27)要遠低於平均借貸利率與人均耕地面積的相關性(0.52)，因此，收入水平不能完全解釋各省的金融發達程度的差別，商業文化環境起著同樣重要的決定作用。

從寧夏所有民間借貸利率都在30%以上的數據以及圖3中我們再次看到，打擊高利貸的政策和意識形態的實際效果是適得其反：越是通過意識形態或者政策限制有利息的借貸，就越使利率變得更高。這到底是為什麼呢？一方面是因為這種意識形態和政策環境只會大大減少借貸資金的供給。而另一方面，民間對借貸資金的需求卻並不會因意識形態或政策的禁止而改變太多，因為自從有人類以來就有對金融的需求，就會時常需要借貸的支持。以我最近讀到的一本書為例，書中記載山西省從唐宋開始每年發生的自然災害，其頻率很高，自然災禍的發生就會導致一些對短期資金的大量需求；我們可把這些由於天災人禍和其他像婚宴、喪事、蓋房等導致的大開支通稱為非經常性開支。金融發展的第一個作用就是讓人們能利用金融工具平攤這些非經常性開支對生活的影響，讓我們不會因為這些突發的大開支而落到無米下鍋的狀態。對金融借貸的需求是自然的，也是經常發生的。

儘管我們從主觀願望上反對高利貸，但簡單地禁止民間借貸並不能夠解決老百姓天然的金融需求。因此，對高利貸的憎惡並不能從客觀上改變各個家庭對借貸資金的需求。為理解高利貸的成因，我們也必須從資金需求方的角度來考慮，要考慮為什麼借款人願意支付50%或更高的利息？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借款人也是一些負責人的家庭家長，他們在明知年利率高達50%甚至60%的情況下仍然願意借款，這隻能說明他們在高利貸之外別無選擇。對他們來說，通過高利貸所能得到的效用好處一定要比所付出的高利息要好，也就是說，拿到這些借款后自己能得到的好處肯定比要付出的利率成本要高，否則這些借款人不會去借的，這些是自願的交易，通常不是被迫的。因此，對高利貸的分析並不是像我們以往想象的那麼簡單、片面。在我們以往的思維中，借款的人往往是些善良的老實人，而放貸者本身的品行都很差，心也很黑，所以就需要政府干預，防止那些需要借款的人被剝削。—— 這種思維或許也對，但是政府部門不能在禁止民間金融之後又沒有更好的辦法解決老百姓上述的資金需求問題，國有銀行和正規地方信用社只從老百姓那裡吸收存款但不對他們做貸款，這樣就逼著老百姓找地下錢莊，付出更高的高利貸，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從這個意義上說，禁止民間金融不是好辦法，那不僅使高利貸更高，而且也為地下黑幫暴力的發展提供了推動力。試想一下，在民間金融是非法的情況下，如果借貸雙方發生債務糾紛，他們當然不能去正規法院，那不是找死嗎？他們只能找地下黑幫私了了。

我們可以借鑒公司治理的概念，把公司治理和保護股東利益的概念運用到對高利貸問題的分析上。這就要求我們在借貸市場上保護放貸人的權益，正如在公司治理中要保護股東的權益。換句話說，真正降低高利貸的辦法不是打倒高利貸的放貸者，而是通過電視和媒體渠道表彰這些人對於社會的貢獻，表彰他們願意把自己辛苦的勞動所得拿出來滿足別人的資金需求。這可鼓勵更多的人們加入到放貸者的行列，增加借貸市場上的資金供給，使利率降低。一概言之，解決高利貸的最好辦法不是禁止民間借貸或打倒放貸者，而是大張旗鼓地表揚他們，保護他們的權益。

機構金融越發達，借貸利率就越低

民間金融的發展促進區域經濟的增長

以上是我們對各省民間金融發展差別的簡單分析。再進一步，我們考察1934年各省的民間金融發展水平對其在1978－1998年間人均GDP增長速度的影響。 圖6給出這兩者間的關係。我們看到，當年民間金融越發達的省份，這些省的人均GDP增長得越快。七十年前金融不發達的省份和地區，在改革開放以後其經濟發展的速度仍然落後。

為什麼我們要考察這樣一個問題呢？如前面講到的，七十年前各省金融發展水平的高低基本上反映了其商業文化的發展程度。在1978年改革開放后，原先商業文化比較發達的省份，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其經濟增長的速率也應該比較快。這種推理在圖6中得到支持。早先金融就很發達的地方，它們以後也更能通過民間金融把當地的資源配置好。這裡，我們看到有沒有「區域發展戰略」政策支持的大項目並不是決定性的，更為關鍵的是一個省或地方有沒有支持民間金融發展的制度和社會文化架構。如果有，該地方就更有能力調動本地的資源內生出經濟增長動力。

上面的分析中我們之所以用1978到1998年的各省經濟增長數據，而不是更早時期的，是因為1934至1949年間有8年抗日戰爭和多年的內戰，使市場力量無法正常發揮；1950到1978年間的計劃經濟時期，人為的政策當道，市場力量被擱置，所以也無法用金融發展或商業文化這些變數來解釋。在筆者還在進行的學術研究中，有許多其它經濟和非經濟變數都被用來解釋各省經濟增長率的差別，但還沒看到能取代1934年平均借貸利率的變數，這進一步說明民間金融發展水平對各區域中老百姓收入增長的關鍵作用。

如何放開民間金融？

看到民間金融發展對未來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之後，我們實際上又回到了老問題：。怎樣發展民間金融？如何對待高利貸現象？我們已看到，不管怎麼說，禁止民間金融不僅解決不了金融發展的問題，而且也不是解決高利貸問題的辦法，那隻會使兩個問題都進一步惡化。正確的辦法是按照股東權益保護的思路來保護放貸人的權益，制定相關的政策和法律去保護債權人的利益，而不是打擊他們。實際上，按有些估計，地下錢莊的規模目前在一萬億人民幣之上，這已不是可能、不可能的問題，而是事實。

一種可能的疑問是，如果採取立法和司法措施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各地的借貸市場就能夠更好地發展起來，從而使各地的借貸利率趨於一致嗎？而且會降低借貸利率？我們大致可從美國19世紀末期的經驗中得到啟發。從1880年直到1890年，美國不同地區的同期農田貸款利率的差別也很大，美國中部山區如科羅拉多、阿肯色等傳統上較不發達的各州，那裡的利率一般是新英格蘭各州的借貸利率的兩倍左右。為什麼差別這麼大？金融市場的地區差異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各地區間借貸市場的分割造成的，或者因為政府政策造成的，使得借貸利率千差萬別。而在1900年之後，由於鐵路的進一步發展，也由於電話和汽車的出現，使得原先經濟不發達的山區各州有機會參與沿海各州的對外貿易和金融流通，這就帶動了金融市場的發展，促進了金融市場跨地區的融合。到了1930年左右，美國各地的借貸利率基本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一體化，各地區之間的借貸利率趨於一致。

除了使民間金融合法化之外，目前也有必要建立一種有效的民間借貸利率信息的分佈機制。打個比方說來說，美國證交所架構的主要功能就是揭示股票的價格信息，同樣的道理，也應當為各地的民間借貸市場建立相應的利率信息公布機制。如果利率和借貸信息揭示得不充分，市場上就會出現許多種不同的借貸利率，無法促進民間借貸市場的深化。可以先由各地的報紙收集匯總各地關於借貸意願與利率的信息。這樣，使得民間金融借貸首先在利率水平上趨同，使關於借貸的信息流變得更加順暢，從而降低民間借貸的交易成本。各種網站也可以成為民間自發借貸行為的中介場所，為未來民間金融的發展探索各種可能的形式和渠道。而一旦通過電視、報紙或互聯網把每個鄉、縣、市和省的利率信息分別報道出來，這可大大加快民間金融的發展，給老百姓帶來更好的致富和改善生活的機會，這才是長久有效的發展區域經濟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