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的對外聯繫和追趕：全球經濟中的寶萊塢和班加羅爾

Mark Lorenzen and Ram Mudambi.(2013). Clusters, Connectivity and Catch-up: Bollywood and Bangalore in the Global Economy [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3):501-534.

近期，寶萊塢巨星阿米爾•汗出演的影片《摔跤吧！爸爸》的驚人表現震撼了電影市場。寶萊塢恰好是今天這篇推文的主角之一。本文分別論述了四種類型的「集群對外聯繫」如何影響新興集群追趕領先集群的潛力，並以印度的兩大產業集群—寶萊塢和班加羅爾IT集群為案例進行了實證分析。這是一篇典型的經濟地理文章，突破了傳統的集群理論。

1.集群的追趕：集群的領導力體現為全球範圍內的價值創造和價值獲取 (Mudambi, 2008; Sturgeon, et al., 2008)。後期進入全球市場參與競爭的新興經濟體的集群，面臨的挑戰是追趕領先集群（Abramovitz, 1986）。

2.集群追趕的維度：新興集群為了沿著價值創造與價值獲取兩個維度進行追趕，最初只能在領先集群設計和控制的全球價值鏈中擔任低層次的角色。價值創造體現為革新技術、優化流程以及向研發、售後服務等高附加值的價值鏈環節升級 (Humphrey and Schmitz, 2002; Mudambi, 2008)。價值獲取是通過最終產品的升級換代在全球市場上獲取更高的利潤。

3.集群對外聯繫的四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集中的組織間聯繫。如，旗艦公司作為集群企業與全球市場之間的看門人，在全球範圍內吸引客戶和投資。第二種聯繫是分散的組織間聯繫。如，本土高科技公司和跨國公司子公司廣泛參與當地集群知識分享。第三種聯繫是集中的人際關係。宗族是一個最準確的例子。第四種聯繫是分散的個人關係。如，有語言、文化認同感的僑胞。

假設1：與由人際關係引發的創新相比，組織間聯繫引發的創新更聚焦於特定的行業和技術（深度上）；與組織間聯繫引發的創新相比，人際關係可能引發跨越行業和技術的多樣化創新（廣度上）。

假設2：通過集中的組織間聯繫很可能只會在特定的技術和行業中產生有限的溢出效應，因此，新興集群幾乎沒有追趕的潛力。

假設3：通過集中的人際關係很可能只會在不同的技術領域和行業產生有限的溢出效應，因此，新興集群幾乎沒有追趕的潛力。

假設4：通過分散的組織間聯繫很可能會在特定技術領域和行業中產生大量的溢出效應，因此，新興集群具有深度上的追趕的潛力。

假設5：通過分散的人際關係很可能會在不同的技術領域和行業產生大量的溢出效應，因此，新興集群具有廣度上的追趕潛力。

寶萊塢的成立可以追溯到1912年，與好萊塢成立的時間大致相同。二戰以來，被形容為「一個影星、六首歌、三支舞」的馬沙拉式影片迅速佔領了印度本土市場，並逐漸成為主導寶萊塢半個世紀的電影類型。然而，在近50年的時間裡，寶萊塢基本上與其它電影集群隔離開來，也失去了國際主流市場。不僅價值創造的能力下降，價值獲取的能力也很低，無法在電影營銷推廣和發行上獲取規模經濟。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寶萊塢迅速崛起。在價值創造方面，馬沙拉式影片被優化，高質量的劇本、昂貴的國際外景拍攝、最先進的後期製作不但使寶萊塢影片吸引了快速增長的印度中產階級觀眾，而且大幅度擴大了出口市場。在價值獲取方面，寶萊塢瞄準國內和出口市場，進行大規模、密集的營銷推廣和發行。此外，寶萊塢的創新也發生在電影產業之外，與電視、流行音樂、電腦遊戲、廣告等互補產業產生了廣泛的協同效應。為什麼寶萊塢能迅速崛起？作者通過58次對寶萊塢業內人士的訪談找到了答案。寶萊塢製片人、導演、投資者及其它專業人士與成千上萬來自海外的印裔消費者、投資者（相當一部分為好萊塢業內人士）之間有著緊密而廣泛的私人關係。這種分散的私人關係引發了三股知識、資金流。第一股是反映電影產業發展的趨勢的知識流，向寶萊塢傳播價值創造活動升級的信號。上世紀90年代，當新的發行技術，如衛星電視、DVD和互聯網出現時，海外印裔利用這些技術來進口寶萊塢產品。第二股也是知識流，幫助寶萊塢進行價值創造的升級。這些知識體現在海外印裔中創造性技能持有者的流動性上，他們積極投身於寶萊塢事業。第三股是資本流，影響了寶萊塢的價值獲取活動。寶萊塢經常能夠吸引來自海外印裔的投資，幾家最大的電影發行公司和多家影院的投資者都是北美、英國印裔。

班加羅爾IT集群起源於美國德州儀器公司於1985年設立的子公司，相比全球領先的IT產業集群—美國矽谷已經晚了幾十年。微軟（1987）、惠普（1989）、摩托羅拉（1991）、甲骨文（1994）、飛利浦（1996）、思科（1996）等一批矽谷巨頭緊隨其後在班加羅爾設立子公司。由於沒有佔主導地位的企業充當技術的守門人，班加羅爾的矽谷子公司各自專註於為母公司服務，形成了分散的組織間聯繫。這些分散的組織間聯繫促進了印度本土企業與矽谷公司的直接合作，矽谷公司和矽谷子公司將大量基礎性的業務外包給印度本土企業，產生了很大的知識溢出效應。溢出效應的很大一部分體現為矽谷公司和矽谷子公司的工程師、經理向印度本土企業流動。如今，班加羅爾IT集群依然專註於IT業務，為發達市場經濟體的客戶提供優質服務，對矽谷實現了深度上的追趕。

本文分別以寶萊塢和班加羅爾IT集群為例，通過定性訪談等方式獲取數據資料，對提出的5個假設進行了證實。其中，得益於與北美、英國印裔的私人關係，即分散的人際關係，寶萊塢對好萊塢實現了廣度上的追趕，證實了假設1和假設5；得益於矽谷公司和矽谷子公司與印度本土企業合作過程中產生的技術溢出，即分散的組織間聯繫，班加羅爾IT集群對矽谷實現了深度上的追趕，證實了假設1和假設4。在未來研究中，我們可以再增加三個分析維度：第一個維度是產業差異的對比；第二個維度是不同類型聯繫的相互關係（排斥、共存、強化）；第三個維度是聯繫類型的演變趨勢。

In this article, we make two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on clusters. First,we provide a broader theory of cluster connectivity that has hitherto focused on organization-based pipelines and MNE subsidiaries, by including linkages in the form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Second, we use the lens of social network theory to derive a number of testable propositions. We propose that global linkages with decentralized network structures have the highest potential for local spillovers. In the emerging economy context, our theory implies that clusters linked to the global economy by decentralized pipelines have potential for in-depth catch-up, focused in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scope. In contrast, clusters linked through decentralize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have potential for in-breadth catch-up over a range of related industries and technologies. We illustrate our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by contrasting two emerging economy case studies: Bollywood, the Indian filmed entertainment cluster in Mumbai and the Indian software cluster in Bangal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