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刊掃描｜競爭中的身份認同：1920年代中亞的民族劃界與民族建構

撰文：龔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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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時光倒退回1921年的希瓦，在街頭詢問一群人他們的民族身份是什麼，這些長著相似面孔、操著同一方言的人可能會給出極為多樣的答案：穆斯林、希瓦人、花喇子模人、烏茲別克人、突厥人、察合台人、薩爾特人……十月革命后中亞的民族劃界和民族建構，堪稱世界歷史上關於身份認同問題最經典的案例之一。西方的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理論，被應用到內亞這片民族觀念依然處於前現代狀態下的土地，所引發的化學反應格外耐人尋味。

過去的中亞國家史上從未按民族居住區進行過劃界。俄國征服前的三大汗國均是多民族雜居，彼此間信仰相同、風俗習慣相近、語言文字差別不大，且民族觀念相當淡薄，缺少真正的近代民族意識。十月革命后，在西方國族觀念和蘇俄民族自決理論的影響下，中亞開始面臨各種身份認同之間的競爭：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希望超越民族隔閡，建構一個「蘇維埃人」身份認同；泛突厥主義者和泛伊斯蘭主義者希望形成一個統一的突厥民族和團結的烏瑪社會；一些雄心勃勃的地方領導人希望建立「大烏茲別克」、「大韃靼」；部分知識分子希望恢復「察合台人」、「回鶻人」這些古老的稱謂；還有許多部落主義者，希望保留自己原有的部落社群或是綠洲身份認同。經歷了多次爭論和邊界調整，最終有了後來的5個加盟共和國和數十個得到官方認定的民族身份。

今天回首再看，這場民族劃界具有著特殊的意義。首先，它奠定了今日內亞地區的基本政治格局，不但創造了5個斯坦國，也影響了新疆等地，這一地區的身份認同問題其實一直延續到了現在。其次，對於中亞來說，這是一場「千年未有之變」，不但創造了新的國家形式，還提供了一種新的現代性模式。十月革命后中亞的民族建構其實是和穆斯林傳統社會的改革和現代化聯繫在一起的。最後，蘇聯的民族識別和民族理論對後來的、南斯拉夫、越南等國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可以說沒有蘇聯的民族識別就沒有的56個民族。

本期外刊掃描選取了三篇文章，分別關於花喇子模共和國的存續問題、蘇聯維吾爾人問題、婦女解放與烏茲別克民族建構之關係問題，帶大家了解這一歷史事件的幾個側面。

1920年的中亞

1924年後的中亞

古代國家與現代民族：花喇子模的消亡

整理自：The Partition of Khorezm and the Positions of Turkestanis on Razmezhevani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0, No. 7 (Sep., 2008), pp. 1247-1260.

作者：Hasan Ali Karasar

在蘇聯的民族共和國劃界中，布哈拉和花喇子模這兩個有著悠久歷史的穆斯林國家的消失尤其引人關注。作為中亞最著名的古地名之一，花喇子模具有特殊的象徵意義：它從希羅多德時代起就被用來稱呼鹹海東岸和阿姆河下游的這片土地；成吉思汗入侵前的花喇子模汗國曾經威震四方，是黃金時代的中亞穆斯林文明的代表；16-19世紀，繼承了花喇子模領土的希瓦汗國是中亞的三大汗國之一。1920年代初，中亞的政治格局與今日完全不同，當時共有突厥斯坦、吉爾吉斯（哈薩克）、布哈拉和花喇子模四個蘇維埃國家。其中前兩個繼承了沙俄時代的突厥斯坦總督區和草原總督區；后兩個的前身是曾經的布哈拉汗國和希瓦汗國，19世紀下半葉以來先後淪為沙俄和蘇俄的保護國。隨著1924年的民族劃界，布哈拉和花喇子模這兩個具有特殊歷史底蘊和文明象徵意義的國家消失了，整個中亞的國家版圖發生劇變，取而代之的是幾個完全陌生的「斯坦國」。

這一劃分在國內外引起了廣泛爭議，穆斯林世界對此的反響尤其負面。十月革命爆發后，亞洲的穆斯林一度對這場革命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們認為共產主義革命是一個將穆斯林世界從西方壓迫下解放出來的契機。沙俄征服以來，中亞穆斯林長期苦於俄羅斯人的民族宗教壓迫。十月革命后，一些主張改革的中亞穆斯林政治團體，如青年希瓦黨、青年布哈拉黨開始主動與布爾什維克合作。1920年3月，紅軍佔領希瓦並且成立了花喇子模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由青年希瓦黨改組成的花喇子模共產黨成為新共和國的領導者。這場革命是蘇俄政府與當地主張改革的民族知識分子相互合作的結果，對「花喇子模」這一國名的重新採用體現了蘇俄政府對古代的穆斯林文明的尊重，在伊斯蘭世界的眼中，這具有特殊的意義。

然而，這場合作很快走到了盡頭。花喇子模的民族共產主義者們並不願意做莫斯科的牽線木偶，他們有強烈的民族意識，與商人、教士等地方民族上層保持著密切聯繫。與此同時蘇俄的中央集權也在不斷加強。1922年，布哈拉和花喇子模的共產黨先後遭到了蘇共的清洗。在之後的民族劃界中，花喇子模被一分為三，分別划入了土庫曼、烏茲別克和哈薩克三個新共和國。在許多國內外穆斯林看來，這是蘇維埃政權瓦解分化中亞穆斯林的一種手段，暴露了蘇俄政府的反宗教反穆斯林立場。當時的許多蘇共領導人也主張採取謹慎措施，保留這兩個國家以及他們所具有的象徵意義。

對這一劃分，冷戰時期的西方學者多認為這是蘇俄政府對中亞各民族分而治之的策略。本文的作者則指出，當地的民族精英，尤其是土庫曼人和烏茲別克人同樣是民族劃界的推動者。在當時，中亞的知識分子們對民族建構確實有自己的宏大構想，很多人同樣希望以民族單位而非古地名來劃界，只是他們的雄心與蘇共的構想完全不同。雷斯庫洛夫等人主張建立一個統一的突厥民族和統一的突厥國家；霍賈耶夫等人則主張建立一個中亞聯邦或是「大烏茲別克」，這顯然是是蘇俄政府所不能接受的。比起激進的泛突厥主義者，蘇俄政府最終選擇了較為折中也較為保守的方案。

成立於1920年的布哈拉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和花喇子模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國旗，鐮刀斧頭與星月的結合

此外在希瓦汗國和花喇子模內部，定居的烏茲別克人和游牧的土庫曼人之間有著長久的衝突歷史。十月革命后，布爾什維克起初承認了希瓦汗國的存在和希瓦汗的統治。1918年1月，希瓦的一個土庫曼部落首領朱耐德汗發動政變，廢黜了烏茲別克人出身的老汗王伊斯芬迪亞汗，並且下令鎮壓以烏茲別克知識分子為主的青年希瓦黨。朱耐德汗和他領導的土庫曼部落一直是希瓦國內最堅定的反布爾什維克和反俄羅斯力量，這迫使布爾什維克開始同烏茲別克人，尤其是青年希瓦黨人合作。1920年3月，紅軍佔領希瓦並驅逐了朱耐德汗，將青年希瓦黨人扶正為國家的新領導人。然而在新共和國內，土庫曼人和烏茲別克人的矛盾依然持續不斷。烏茲別克人希望同其他地區的烏茲別克人統一起來組成一個完整的民族國家，而土庫曼人則擔心自己遭到烏茲別克人的壓迫和同化。對於最終的拆分方案，其實土庫曼人和烏茲別克人都有推動作用。

在蘇共黨內，許多非穆斯林出身的黨員同樣反對這個計劃。正統的共產主義者反對進一步的民族劃分，認為這是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的背叛。比起加盟共和國制度，他們更傾向於組建一個中亞聯邦。還有部分人從社會經濟的角度出發，認為在花喇子模內部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經濟體系，新的共和國劃界將會打亂原有經濟體系的完整性，不利於中亞各地區後來的發展。總之，在一片爭議聲中，布哈拉和花喇子模這兩個古老國家還是消失了，作者認為這是中亞歷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以單一民族或語言為基礎的國家，是中亞史上的「千年未有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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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維吾爾人與「維吾爾族」的身份建構

整理自：Taranchis, Kashgaris, and the 'Uyghur Question' in Soviet Central Asia, Inner Asia, Vol. 7, No. 2 (2005), pp. 163-184.

作者：David Brophy

在1920年代的中亞，蘇聯維吾爾人的身份建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這些為數不多的境外同胞在近代維吾爾人的歷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大衛·布洛費這篇文章和他的代表作《維吾爾民族：中俄邊境的改革與革命》（Uyghur Na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n the Russia-China Frontier）都是試圖以跨境民族的視角來審視維吾爾人的近代史。他認為「維吾爾民族」的身份認同在19世紀以前新疆並不存在，是近代民族主義建構的結果。在十月革命后，中亞的維吾爾人以古代回鶻人的歷史文化為依託，率先完成了對「維吾爾族」身份認同的建構，並且在後來傳入，影響了國境線另一邊的同胞。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的自發性努力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近代的俄屬中亞和新疆之間，一直存在頻繁的人員交流互動。在20世紀初，中亞的七河地區和費爾干納谷底生活著多達20萬的維吾爾人，他們大部分是在19世紀以來新疆的歷次動亂中遷居過來的，此外還有不下5萬的短期務工人員。在中亞，對維吾爾人存在著不同的稱呼，有的是用來泛指所有突厥語穆斯林民族的，如「薩爾特人」、「察合台突厥人」、「穆速爾滿」；還有用來專指維吾爾人的「塔蘭奇人」和「喀什噶爾人」。其中，「塔蘭奇人」的稱呼源自伊犁地區，用來指那些自17世紀以來從南疆遷居伊犁河谷的突厥語穆斯林。在1861年的新疆回亂中，伊犁發生了塔蘭奇人暴動並建立了「塔蘭奇蘇丹國」，後來卻被俄國人趁機佔領。1881年《聖彼得堡條約》簽訂后，俄國歸還伊犁，並且強迫大批塔蘭奇人遷居中亞（也有觀點認為，是伊犁的穆斯林擔心遭到清政府的報復，所以主動逃往中亞避難）。「喀什噶爾人」則用來稱呼那些來自南疆綠洲的維吾爾移民。與維吾爾人有著類似經歷的是中亞的東幹人（回族），他們大都是在同治回亂之後逃亡中亞的。這些來自的移民在阿拉木圖、塔什干、費爾干納等多地形成聚居點，並在日後捲入蘇俄的歷史劇變中。

1871年，與俄軍作戰中的伊犁維吾爾人

俄國革命中，中亞的維吾爾人也被捲入其中，並在是否支持蘇維埃政權的問題上發生了分化。他們成立了自發的民族組織，如「塔蘭奇-東干委員會」等等。部分維吾爾人和東幹人選擇與白軍結盟，或是選擇了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立場，尤其是農民和宗教階層。1918年5月，在阿拉木圖的七河縣發生了塔蘭奇人的武裝暴動，暴動的主因是當地的塔蘭奇農民與俄羅斯移民之間在土地和水源等問題上發生了矛盾。結果大批的塔蘭奇人遭到了赤衛隊和俄羅斯人的屠殺，史稱「塔蘭奇慘案」。在這之後中亞維吾爾人中的反蘇力量基本被鎮壓了。

與此同時，以塔蘭奇共產黨員羅茲巴其耶夫為代表的另一批親蘇維吾爾人在革命中開始了對「維吾爾族」身份認同的最早建構。1919年2月，羅茲巴其耶夫在阿拉木圖成立了「革命的維吾爾」俱樂部，這是第一個以「維吾爾」為名的政治組織。在中亞歷史上，維吾爾（Uyghur）一詞本是個已經失傳多年的稱呼，它最早源於古代回鶻和後來的「畏兀兒斯坦」，在新疆伊斯蘭化后，這個稱呼就逐漸被人遺忘了。直到19世紀，俄國和西方的東方學家們認為古代回鶻和近代南疆的穆斯林之間存在著族源、文化、語言上的種種聯繫，「維吾爾」一詞才被當地民族的知識分子重新發掘出來，作為一種構建身份認同的歷史文化資源。在十月革命前後的中亞，「維吾爾」一次廣泛出現在了塔蘭奇知識分子的詩歌和報刊雜誌中，例如以「維吾爾之子」為筆名的詩人阿卜杜賽瑪托夫。他們以古代的回鶻文明為榮，對維吾爾人的歷史進行了溯源，並且試圖規範出一套統一的維吾爾文字。隨著革命后的一系列團體的建立，這一稱呼最終從文化概念變成了政治身份。

然而這一時期，「維吾爾人」的概念和範圍依然存在巨大爭議。起初它是所有來自的移民的統稱，不僅包括塔蘭奇人和喀什噶爾人，還包括東幹人甚至漢族人。例如1921年3月成立於塔什乾的「維吾爾革命聯盟」，其中央委員會的12名成員中，只有5人是真正意義上的維吾爾人，此外還有2名東幹人和3名韃靼人。此外，當時的中亞正處在各種身份認同的激烈競爭中，許多人並不承認作為一個單一民族的「維吾爾人」的存在。部分泛突厥主義這希望建構一個更大的統一「突厥」民族，還有部分地方主義者希望保留原有的「塔蘭奇人」和「喀什噶爾人」的民族身份。最終在1923年的民族識別中，蘇聯當局採納了羅茲巴其耶夫等人的建議，將「塔蘭奇人」和「喀什噶爾人」認定為統一的維吾爾族。東幹人等其他來自新疆的移民則被排除在外。

儘管如此，有關「維吾爾民族」的爭議並沒有結束。一個重要問題是語言的規範。不少知識分子指出，在喀什噶爾人和塔蘭奇人的方言之間存在著很大差別，並沒有一個可以作為統一標準的「維吾爾語」存在。在知識分子的筆下，「維吾爾斯坦」有時指喀什地區，有時指中亞的塔蘭奇人聚居地，還有時指整個新疆。另一個關鍵問題是「維吾爾人」是否應該將新疆的同胞包括在內？它是一個屬於所有維吾爾同胞的身份認同，還是僅限於中亞維吾爾人？畢竟在當時的新疆，很少有人以「維吾爾人」來稱呼自己。羅茲巴其耶夫主張將「維吾爾民族」推廣到國境線另一邊，中亞維吾爾人將以救世主的身份去解放自己的同胞，向新疆輸出共產主義革命。還有另一部分人則反對牽涉到的政治事務中，認為自己與國際線另一邊的人早已分道揚鑣，今後互不干涉。

儘管得到了官方民族識別的認可，「維吾爾族」的身份認同在當時只存在於知識分子中。對於大眾的民族意識塑造和傳播來說，教育和新聞出版行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1920年代中亞的維吾爾人學校中有很多來自的留學生，他們在這裡接受了「維吾爾民族」的身份認同教育，並且將其帶回新疆。1934年，盛世才在新疆上台後，以親蘇為名號的他開始模仿蘇聯的政策，在新疆實行民族識別，「維吾爾」這一民族稱呼才被正式引入並得到了官方認可。蘇聯維吾爾人在離開故土幾十年後，又重新影響了自己新疆的同胞。

十月革命后的蘇聯維吾爾人領袖羅茲巴其耶夫，以他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們在民族建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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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自：Pilgrimage and Performance: Uzbek Women and the Imagining of Uzbekistan in the 1920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4, No. 2, (May, 2002), pp.263-278.

中亞地區的民族劃分，起初是在蘇俄政府和少數當地知識分子的推動下完成的，伴隨著對過去的國家邊界的打亂重組。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繼承了突厥斯坦、布哈拉和花喇子模的各自一部分領土，是一個人工合成的新國家。這個國家儘管沒有獲得獨立地位，卻給當地人提供了一個培養民族意識的平台。當這個國家產生后，如何將新的國族身份深入到大眾的心理意識的和想象中？誰又是「烏茲別克人」身份最堅定的接受者和擁護者？瑪麗安妮·坎普將烏茲別克人的民族意識塑造和1920年代的一系列社會改革運動，尤其是女性解放聯繫起來。正是在一系列屬於烏茲別克的政治運動和公民參與中，獲得解放的穆斯林婦女完成了對自身「烏茲別克人」身份的想象，她們也成了新的國族身份最堅定的擁護者和支持者。

在中亞的傳統社會，女性對社會公共事務沒有任何的參與度，公民身份的缺失導致她們民族身份認同意識的淡薄。十月革命后的社會改革中，大量女性摘掉頭巾，以烏茲別克人、哈薩克人身份的前往遠離家鄉的大城市接受現代教育。同時她們積极參与各類政治活動，成為民族共和國的新公民甚至社會精英。作者將這些遠離家鄉的求學活動稱為是中亞婦女的「現代教育朝聖」（the pilgrimage of modern education）。這個名詞本是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發明的，指近代英屬印度的知識分子前往英國本土的學校求學，在那些接受了新式教育和近代思想啟蒙，之後返回家鄉擔任當地政府部門的管理者。這些殖民地知識分子永遠無法進入宗主國的統治上層，卻可以成為家鄉社會的新主人。正是這群人，成了近代殖民地民族主義的主要載體。

作者認為，在烏茲別克的婦女身上也發生著類似的事情。十月革命后，蘇俄政府格外重視對穆斯林女性的動員和教育工作。他們在塔什干、布哈拉、希瓦等地設立了專門的婦女委員會，資助當地的穆斯林婦女走出家鄉的傳統社會，去莫斯科等大城市參加政治活動。最著名的一次發生在1921年，當時在莫斯科舉辦了東方婦女代表大會，為此突厥斯坦共產黨婦女部門發動當地的婦女選舉代表。不久后，這些選舉出來的穆斯林婦女代表歷經千辛萬苦聚集到塔什干，其中相當一部分都是在父親和丈夫的禁止下，從家裡偷跑出來的。然而她們卻被通知這次大會因為食物短缺問題取消了。這些穆斯林婦女代表並不願意離開，於是突厥斯坦共產黨便資助她們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的第二屆婦女代表大會。這是烏茲別克婦女第一次走出傳統穆斯林社會，參與到國際政治生活中。

還有許多穆斯林女性走出家鄉求學，例如文中提到的阿拉比比·薩法耶娃。她在1924和1927年兩次踏上「現代教育朝聖」之旅。第一次她在阿姆河上遭到了巴斯馬奇武裝力量的襲擊，同行的160名學生中只有少數人逃過一劫。1927她成功地進入塔什乾的中亞共產主義者大學學習，並在畢業之後成為烏茲別克共產黨婦女部門的領導人之一。1931年，她被派往布哈拉推行當地的農業集體化政策，在那裡被人下毒謀殺。通過教育朝聖，這些解放了的女性成為蘇維埃國家的新公民。然而她們卻無法走出烏茲別克，進入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上層。她們最後都回到了烏茲別克，成為當地政府部門的管理者和婦女事務的領導者。與「烏茲別克人」身份緊密相連的社會精英地位的獲得，讓她們對自己的民族抱有極大的忠誠感和認同感，這是那些傳統婦女所不具備的。

此外，在民族識別後的中亞，個人利益是與民族身份緊密的捆綁在了一起。民族共和國建立后，公共活動和新聞媒體開始不斷的強調個人的民族屬性。例如前往莫斯科參加婦女代表大會的新女性都是以「烏茲別克代表」的身份參會的；再如塔什乾的「地區婦女啟蒙俱樂部」在後來改成了「烏茲別克婦女啟蒙俱樂部」。當地的學校原本並不在意學生的民族身份，後來出台法律，對烏茲別克學生的最低比例進行了規定。各個加盟共和國對政府部門實行「本土化」政策，烏茲別克族出身的公職人員比例得到了強調，成為烏茲別克人意味著自己有更多接受教育和獲得公職的機會。許多身份認同模糊的穆斯林為了獲得更多的機會，選擇了自己所在共和國的民族身份。利益與民族身份的結合使得新的民族身份在大眾中得到了很快的強化。

1920年代，烏茲別克的女性罩袍摘除儀式

以摘除女性罩袍為代表的社會改革對塑造烏茲別克人的民族意識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帝俄時代的中亞，烏茲別克人本是各個民族中最保守、傳統文化最根深蒂固的民族，女性所穿戴的名為「布蘭吉」的罩袍比其他穆斯林婦女包裹更嚴。在民族劃界之後，地方共和國的領導人需要為新的民族樹立核心價值觀，以不戴布蘭吉為標誌的婦女解放運動被視作是現代烏茲別克婦女和烏茲別克民族的標誌。在當地，每逢勞動節、十月革命節、婦女節等，政府都會舉辦大規模集會，進行群眾性的當眾摘除罩袍活動。這些集會是關於民族建構的公共盛會，會上的種種儀式性的舉動對於人們的民族身份想象起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戴罩袍還是不戴罩袍都是烏茲別克人的標誌，住在烏茲別克的俄羅斯人並不參與到這場爭端中。在20世紀的亞非拉世界，民族建構與民族的改革和現代化其實是同步進行的，在一系列公民參與的政治活動中，普通民眾完成了對自己本民族身份認同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