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13歲被拋棄賣作童養媳 30歲終獲身份證

原標題:女子13歲被拋棄賣作童養媳 30歲終獲身份證

薛九蘭常會問：我是誰？

17年前，她在貴州省六盤水市六枝特區中寨鄉的村子里，叫做劉九蘭，每天給一戶姓劉的人家放牛、洗衣、做飯……「沒讀過一天書，也沒有上戶口」。也就是在那一年，薛坤把她帶到湖南益陽武潭鎮羅家坪村。

薛國光以為兒子會帶一個豐滿的女人回家，「介紹人帶他去貴州找媳婦，當時花了八千塊錢的聘禮。」沒想到，薛坤（2007年過世）帶回了一個13歲的「又黑又瘦」的小姑娘。

薛國光對來到家裡的九蘭很不滿意，只得把她當成女兒帶了幾年，沒想到後來真的成了女兒，並改姓叫做「薛九蘭」。

九蘭和「父親」薛國光。本文圖片作者均為魯米

6月27日，雨過天晴，老屋的地面依舊有積水，因為屋頂漏雨，房間牆壁和天花板用油布遮住了，但它蓋不住地面的潮濕氣息。坐在家中的九蘭，早已不是17年前的模樣，歲月把她打磨成一位豐滿的婦女：一米六的身高，約有一百三十斤。

九蘭記得，親生母親很早就跑了，親生父親姓謝（音），在她很小的時候，把她送給一戶姓劉的人家。「現在他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她突然抬高嗓音：「他們都不要我了，我沒有爸爸媽媽，我就是一個孤兒！」

從「謝九蘭」到「劉九蘭」，再到「薛九蘭」，她既是旁觀者清，又是當局者迷，「不知道自己算什麼（身份）」，一直沒有戶口和身份證。

直到今年6月19日，她辦上了戶口，正式成為薛國光「非親屬」女兒薛九蘭。

8000元「聘禮」

2000年的某一天，29歲的薛坤懷揣著8000塊錢，跟著劉建國到貴州六枝特區中寨鄉找媳婦。

羅家坪村當時有好幾個貴州媳婦，開始是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帶回了貴州籍妻子，接著更多人陸續被介紹到村裡做媳婦。當年的村支書薛益賢說，像劉建國，他的岳父母就是六枝特區中寨鄉人。

從劉建國岳父母家，走一個小時的山路，就到了劉安良的家——九蘭那時13歲，被父母送到劉安良家，改姓叫做劉九蘭。「每天放牛、洗衣、做飯……就是不讀書。」

6月27日，說起13歲時的自己，九蘭稱「好多事情都記不起來了」，包括第一次和薛坤見面的場景。

但劉建國記得清楚， 「他（薛坤）一見九蘭，就看中意了。」

這個29歲的男人，尋找了多年之後，終於找到自己的女人——一個比自己小16歲的姑娘。他們在劉家待了好幾天，並沒有去見九蘭的父母。

「她（九蘭）父親把她送給了劉安良當妹妹。」7月4日，劉建國對澎湃新聞記者說，所以他們沒有再去見九蘭的生父。

薛坤給了劉安良8000塊錢，算是娶九蘭的「聘禮金」，在劉家待了幾天過後，帶九蘭回了湖南益陽武潭鎮。

「劉安良也一起過來了，在家裡住了一個多星期，（薛坤）還買了很大很大的魚讓他帶回去。」九蘭說，那是她第一次出這麼遠的門，轉了好幾趟車，買了有四五次票，從遵義搭火車到益陽，火車轟隆轟隆地響，花了大約兩三天的時間。

剛回羅家坪村的那幾天，很多村裡人跑到薛家看，「聽說她只有十一二歲，大家都覺得好奇，沒見過這麼小的媳婦。」村民薛紅明（化名）說。

那時候的九蘭太小了，不到一米四的身高，看起來比她實際年齡還小。薛國光開始對九蘭很不滿意，但家裡終於迎來了一位女性。

1987年，薛國光老婆因車禍過世后，家裡就只剩下三個男人——薛國光、大兒子薛坤和小兒子薛明（化名）。九蘭的到來，給家裡添了不少歡樂，雖然她自己覺得並不開心，甚至認為那是她過得最艱難的一年——很想回家，聽不懂說話，很不適應。

九蘭和「父親」薛國光在家。

薛國光在整理衣服。

因為聽不懂本地話，九蘭沒少被性急的薛國光罵，但薛坤對她一直都很好，「他還叫我去學校讀書」，九蘭說，當時她不願意去，「覺得年紀大了，也怕被別人笑話」。

「她是『買』過來做媳婦的，他們也擔心，九蘭讀書識字跑了怎麼辦？」一位姓丁的村民說。

過來沒多久，九蘭跟村裡小朋友熟絡起來，她經常跟著他們，夏天一起去水溝里游泳，冬天圍在火爐邊烤火。小朋友們都去學校讀書時，九蘭每天在家裡轉悠，並不時幫薛國光幹活——做飯、洗衣、餵豬……除了地里的農活，她幾乎什麼都會幹，村裡有製作筷子的作坊，她有時也去裡面幹活，一個月賺上幾百上千塊錢。

薛坤一從郴州煤礦回來，她就跟著薛坤一起出去玩。

「她性格很開朗，從小到現在，一直都是這樣的。」看著九蘭長大的薛敏芝（化名）說，薛坤喜歡打牌，有時打到凌晨都不回家，九蘭也不敢一個人回家，就躺在薛坤的懷裡睡著了。

九蘭在家炒菜。

一家人的晚餐。

16歲的母親

14歲的時候，九蘭第一次來月經，她後來才知道，那是女孩成長為女人的標誌。

她開始慢慢能聽懂本地話，依舊每天做飯、洗衣、餵豬……兩年多過後，她和薛坤成為事實夫妻。「我老公對我很好，他那時想帶我回（貴州）去，後來他死了，什麼都沒有了，到死都沒有見過我父母……」九蘭說，那時兩人在一起，還辦理了「結婚證」，其實並不是真的結婚證。

「那是假的，包括後來的出生證，也都是我們幫他倆辦的。」當時的村支書薛益賢說，「沒有辦法，她（九蘭）沒有戶口」。

來薛家的第三年，九蘭16歲，生下兒子薛磊（化名），「我老公年紀大了，想我把他生下來。」九蘭說，小孩滿月的時候，他們在家裡擺了三桌，請村裡人喝滿月酒和結婚喜酒。

九蘭和第一任丈夫薛坤的合影。

村裡人都替他們高興，最高興的還是薛國光，終於做了爺爺。

2005年，九蘭帶兒子去郴州薛坤所在的煤礦，「看到他們一個個黑不溜秋的，全身上下只有兩個眼珠子有光。」讓她覺得震驚，至今記憶深刻。

在那裡，她依舊每天洗衣做飯，還有帶兒子，待了一年多后，因為夫妻倆吵架，九蘭把兒子送回了老家，一個人去郴州市一家飯店打工，那時候兒子薛磊才3歲。

兩年後的2007年，郴州煤礦出事故，薛坤在礦井底下被埋。事發一個月後，九蘭回到村裡，薛坤早已經下葬，她說那時她不懂事，跟薛坤吵架，「但也沒人告訴我他出了事」。

煤礦賠了十幾萬元給家屬，九蘭沒有拿到賠償，「我又沒有戶口，也沒有辦結婚證。」九蘭覺得很無奈，唯一讓她欣慰和感激的是，薛國光一直幫她帶著兒子薛磊。

羅家坪村的人，大部分人都知道九蘭，知道她是從貴州來的小媳婦，「他們覺得我可憐，都對我很好。」九蘭說。

九蘭的房間用油布遮了起來。

掛在牆壁上的鞋子。

在薛國光記憶里，九蘭很多事情不會做，他覺得她很可憐，沒有父母，從小離開家，過得很不容易，但他性子急了就會罵人，「如果有婆婆，家裡會好很多，九蘭也會好很多。」

七十多歲的薛國光經常想起老伴，他說妻子1985年就在村裡賣雜貨，「家裡外面都能幹，這個家都是她當家做主」。

6月26日，這個喜歡看「四大名著」的老人，多次說起1987年過世的妻子時，彷彿在說昨天剛發生的事情，直到他算了算時間，恍然明白，時間一去不復返，他和妻子已隔著三十年的生死。

薛國光妻子走的時候，大兒子薛坤才16歲，小兒子薛明才10歲。「他是一個不幸的父親，中年喪妻，老年喪子。」鄰居薛慶豐（化名）說，他們家也是村裡條件最差的。

九蘭站在桌子上，從房間的柜子上面拿下一張她和薛坤的合影，那是他倆的結婚照，裡面的九蘭看起來很清瘦。「還不到100斤，我現在也沒什麼變化，只是變胖了一點。」她一邊說，一邊擦拭照片上的灰塵，不知是懷念照片里的人，還是懷念往昔歲月。

離婚「協議書」

2008年，隔壁龍拱攤村有人給九蘭做媒。媒人詹文革說，「我和他弟弟（薛坤的弟弟）關係很好，有一次他說起她，我就想到可以給她介紹個男孩子。」

對方比九蘭大七歲，叫詹時建（化名），一隻手有些殘疾。兩人認識半年後，就在一起了。九蘭因為沒找到親生父母，當時作為薛國光的女兒，從薛家嫁入了詹家，在詹家辦酒請了二十多桌。

「她一直叫我爸爸，叫了十多年了，我是她的親人，她沒有其他親人。」薛國光說。

7月3日，遠在湖北打工的詹時建說起九蘭，稱她很善良，知道疼惜人，「那時候，我爺爺奶奶病了，她還經常去背他們，加上我又是這個條件」。

嫁入龍拱攤村后，九蘭和村裡人的關係也很好，他們都叫她九妹。九妹喜歡到處串門，大家都很喜歡她。

2009年，九蘭替詹時建生下一個兒子。「開始那幾年，我們感情很好。」九蘭說詹時建愛打牌，後來欠了很多錢，兩人開始經常吵架。

「每次吵完架，都是我主動，我是個女人呢！」坐在老房子的堂屋，九蘭倒了一杯芝麻綠茶，很快喝完，露出裡面的芝麻，她一邊說一邊吃完剩下的芝麻，「芝麻越嚼越香，剛開始吃不習慣」。

九蘭在製作擂茶。

九蘭在喝芝麻綠豆茶。

她的第二次婚姻，2015年開始出問題，詹時建說，主要是婆媳之間一直有問題。「她沒有讀過書，有點難以溝通，我那時又愛打牌」。後來兩人甚至沒有了來往，「她打電話我也不接。」那時詹時建在湖北打工，而九蘭一個人去了浙江打工。

2016年春天，薛坤的弟弟薛明在武潭鎮拆牆的時候，意外被磚頭打死。薛國光家，從他的老婆，到他的大兒子，再到小兒子相繼離世，只剩下一個老人，一個不識字的女人和一個小孩。

九蘭從浙江趕回來，因為詹時建拒絕跟她回家（那時他們的婚姻已名存實亡），她便帶了湖北新男友田剛（化名）回來，這讓龍攤村不少人對九蘭看法發生改變，「以前在家裡的時候很好，後來出去外面打工，在外面跟人學壞了。」「後來那個男人我見過，不知道人家心裡怎麼想。」「她沒有讀過書，沒有戶口，又沒領結婚證。」

當天，九蘭回到益陽時，已經是凌晨了，「我們包了一輛車上來，到家時是凌晨三四點了。」田剛說，那是他第一次跟九蘭來薛家，他至今想起來都覺得好尷尬，「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很多人還以為我是計程車司機」。

當天凌晨出殯后，九蘭決定和詹時建離婚，她打電話給詹時建，讓他回來辦「離婚手續」。

2016年4月16日，兩人在羅家坪村薛家簽訂了「解除婚約協議書」。「他們兩個抱在一起哭」，作為見證人的龍拱攤村村幹部詹永安說，「這個女孩子，雖然沒有讀過書，但是人是很聰明的」。

詹時建說，他們之間已經沒有感情，主要是他母親不想他們離婚。「我嫌棄你，你嫌棄我，兩個人脾氣不好，乾脆離了婚算了。」九蘭說他們經常吵架，接著又說，離婚她其實挺後悔的。

那張A4的協議書上寫著：夫妻倆共同協商解除婚約，共同兒子詹磊監護權歸詹時建，女方有探視權，兩人好聚好散，今後還是朋友交往，各自的婚姻生活互不干擾。經雙方所在村村委負責人調解，特立此約，簽字生效。

九蘭拿著她的「離婚協議書」。

九蘭不知道，這紙離婚協議並無效力：在法律層面，她自始至終沒有「結婚」，也談不上「離婚」。律師裴文魁解釋說，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不辦理結婚證，同居關係的事實婚姻不受法律保護。

事實上，在九蘭顛沛流離的命運里充滿了這樣的矛盾：對她呵護有加的前夫薛坤，也是她的「收買者」；與她友好相處的介紹人正是她的「拐賣人」——裴文魁告訴記者，根據《刑法》第241條規定，薛坤收買九蘭的行為，因九蘭不滿14周歲，構成收買被拐賣兒童罪，法定刑三年以下，追訴時效是五年；介紹人和賣方構成拐賣兒童罪，法定刑5到10年，追訴時效是10年。

不過前述行為目前都已超過刑法規定的追訴時效，另外薛坤已經死亡，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應不再追究刑事責任。

新戶口

6月19日，九蘭到武潭鎮派出所拿到了自己的戶口，上面寫著：薛九蘭，和薛國光「非親屬」關係。幾天過後，她收到桃江縣公安局寄來的身份證，無名了三十年後，她正式成為一名公民。

九蘭拿著她的身份證。

2015年12月31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提出加強戶口登記管理，全面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據人民日報2017年3月報道，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累計已有1395.4萬無戶口人員解決了落戶問題。

早些年，孫子薛磊出生時，薛國光為孫子和九蘭的戶口，曾多次跑武潭鎮鎮派出所，最後孫子的戶口上了，九蘭因沒有原始證明，一直沒有上成。嫁入詹家的時候，詹家人想過帶九蘭回貴州找親生父母，后因兩人感情出問題，最後也是不了了之。

6月19日，由桃江縣公安局撰寫的通稿里寫道：6月15日，桃江縣公安局民警會同武潭派出所民警來到薛國光老人家，對薛九蘭的有關情況進行了調查核實。在薛國光家，民警當場抽取薛九蘭的血樣，並將其血樣錄入全國打拐DNA信息庫進行比對。通過比對，暫未找到其父母。6月16日，民警根據無戶口人員落戶工作政策，將薛九蘭落在薛國光老人一家戶口上。

自2005年跟薛坤出門，九蘭去過浙江、湖北和郴州，因為沒有身份證，她幾乎很少坐火車，「只坐過一次高鐵」，也是借別人身份證買的票，大部分時候她在汽車站外面買票。「沒有保險，總擔心出什麼事。」她用朋友的身份證辦銀行卡、手機卡，住酒店……

「剛開始在一起的時候，她說她是黑戶，我根本不相信，怎麼可能沒有戶口。」男朋友田剛說，直到有一天，派出所的人到出租房裡查暫住證，「她跟派所出人說，『我沒有戶口，也沒有身份證」。最後派出所也沒辦法，留了姓名和電話號碼走了。

「她用別人身份證辦銀行卡，辛辛苦苦存一兩千塊錢進去，人家拿身份證把錢取走了怎麼辦？」田剛說，沒有身份的人生，一般人無法想象。

房屋被泥土掩埋

這些年，九蘭從一個家庭，輾轉到另一個家庭，似乎從來沒有找到自己的家。取得身份的九蘭，希望有一個家，一棟屬於她自己的房子。「他們自己建好房子后，政府按每個人多少錢來補貼。」薛益賢說，薛九蘭家是村裡最窮的，屬於貧困戶，符合異地拆遷補貼政策。

但她自己沒有錢建房子，她問記者，政府能不能幫她建好房子。「你看，這個房子都爛的不像樣子。」她帶著記者看被泥土掩埋的牆壁：廁所都被埋了，「有一年多了，現在家裡廁所都沒有」。

「這個房子，已經不安全，都是危房了。」她指著土堆說。

父母和妹妹

多年以後，站在這棟破敗的老屋前，九蘭再想不起一千公裡外親生父母的模樣。

「如果要去找，肯定能找到。」當年的介紹人劉建國說，「我老婆每年都回貴州娘家，九蘭要是想去找親生父母，可以跟著我老婆過去，但她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一次。」

對於親生父母，九蘭情緒複雜：一方面她覺得父母不要她，把她送給了別人，她不想再去找他們；另一方面，漂泊三十年，找不到根的她，希望尋找到父母和妹妹。

小時候她天天哭，「想媽媽，夢裡見到媽媽……」母親在她很小的時候離開了家，「他們也沒離婚，她就這樣跑了，我那時一兩歲吧。」

母親離家出走後，九蘭被送去外婆家。「我到處跑，跑回了自己家，我老爸又把我送掉了。」 直到薛坤看到她，把她帶到湖南來。

在她的印象中，家裡有很多人，但她不記得他們名字，地址也記不起來了。她只記得，母親離開了這個家后，父親又娶了一個后媽，生了幾個小孩，當她從外婆家跑回家時，因為家裡小孩太多，妹妹也被父親送了人。

「說實話，我就是孤兒，媽媽都沒見過，是被父母拋棄的女兒。嗷，我們老家好多，山裡面多死了，很多女娃都扔掉了。」九蘭說，提起那些事，她就心裡很煩，「覺得很累，很煩躁的……」，她經常想起以前就想哭，「腦筋都哭壞了」。

「現在變化太大了，我回去也找不到，」她毫無生氣地說，語氣中夾雜一股怨恨，「不想了，都不記得了」。

14歲的兒子薛磊，已經上初二，不喜歡讀書，一天到晚玩手機，這也讓九蘭很焦灼。「想讓他學點什麼技術，學點什麼呢？」她越說越焦躁，「我這輩子算完了，不想讓兒子也像我。」

當黑戶三十年，除了沒有身份的失落與茫然，不認識字也讓九蘭覺得好累，「到派出所拿戶口的時候，我自己名字都不會寫。」

上戶口的時候，九蘭又哭得要命，開始的時候因為高興，後來又害怕搞不好，「好擔心，想戶口想身份證啊！」

7月5日，薛九蘭第一次用自己的身份證購買了去浙江的車票，「覺得很好啊，」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