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讀經典」黃帝：儒家道統之源

黃帝：儒家道統之源

習近平同志2015年2月在陝西視察時指出：「黃帝陵是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同時還強調，對中華歷史文化要「溯到源，找到根，尋到魂。」 黃帝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是中華文明的創建者，是道路的引路人，是國家治理模式的奠基人，同時，黃帝還是儒家道統之源。在儒家文化的傳承發展中不斷展示更加豐富光輝的內涵和永恆價值。

一

韓愈在《原道》中首次系統提出儒家的道統：「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韓愈在《原道》中提出要恢復儒學的正統地位，建立儒家道統。儒家之道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就是仁義之道，就是人民生存生養之道。在佛老興盛的歷史條件下，韓愈努力重建儒家道統，對以後儒學的發展，思想文化的發展影響很大，對中華民族精神的確立與延續作出重要貢獻。韓愈突出儒學之道的核心內容是「仁義」，抓住了儒學的實質，重新彰顯了儒學的光輝。「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送浮屠文暢師序》），「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原道》）他以「博愛」定仁義，上接孔子「仁者愛人」之說，繼承擴展了仁的內涵，紹述了儒學的優秀傳統。他認為仁、義有確定的內涵，為儒學核心價值，道與德則不具有確切內容，儒者有儒者之道，佛老有佛老之道，道不同，不相為謀，由此而造成個體內在修養的「德」也不同。儒家的道德與仁義一致，是正道、公道，佛老之道德是「清凈寂滅」，是小道私德。韓愈希望自己能像孟子那樣，掃除佛老，弘揚大道。

孟子曾經說過：「養生送死，王者之道也。」（《孟子·梁惠王上》）韓愈認為，儒家之道，也是人民「相生養之道」，即「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原道》）韓愈重視人民的生存生養，生得其情，死得其常，養生送死，自己一生也為民鼓呼，為民請命，體現儒學最基本地人文關懷精神。韓愈反對佛老，也是因為漢、唐之間的黃老，佛教是違背人情、人倫、禁止人民「相生養」之道。

這就是儒家道統的基本內容。韓愈還引用《禮記》里的話語，說「先王之道」是「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韓愈極其推重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是純乎醇者，這對宋儒啟發很大，但他認為儒者之道孟子之後失傳，韓愈發弘願欲承擔重振千年失傳之儒家道統絕學的重任，「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與孟尚書書》）

對於韓愈提出的「道統」說，宋儒都給與高度評價，也以繼承道統為使命。北宋儒學復興運動的領袖歐陽修與先鋒石介等都是高舉韓愈的旗幟，以繼承韓愈的古文運動和儒學復興事業為職志，提出尊韓愈，尊道統，把尊「道統」與尊韓愈聯繫在一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之道，萬世長行，不可易之道也」。程頤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二程語錄》卷一）朱熹批評韓愈喜歡飲酒賦詩，不免文士浮華浪習，但認為韓退之關於道統的議論規模闊大，綱領已正。

有人認為韓愈可能受到佛教傳法世系的啟發與影響，著手建立儒家道統。事實上，韓愈提出的道統說，根源還是來自孔子和孟子，孔子孟子對堯舜禹、夏商周之間的傳承關係，做出過明確表述。《論語》記載：「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論語·堯曰》對於夏商周之間的傳承關係，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孔子認為，周代的體制繼承了夏商兩代人文禮樂的合理性，孔子願意從周代人文制度出發，創建新的人文文化。「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禮記·中庸》篇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孟子對堯舜禹夏商周、文武周公孔子的傳承也做過說明。他說：「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孟子·盡心下》。

孔子孟子把古代人文化成的傳統追溯到堯，還沒有提到更早的黃帝。《周易·繫辭傳》則把人文肇造的始祖追溯到包犧氏神農氏黃帝：「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為舟，剡木為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卦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周易·繫辭》雖然包犧氏神農氏排在黃帝前面，但不難看出，黃帝時期是中華文明大規模發展時期，而且黃帝與堯舜有直接的繼承關係，「黃帝、堯、舜氏作，」「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由於《周易·繫辭》把文明創始追溯到包犧氏（也稱伏羲氏），宋代的石介在繼承韓愈的道統說時，也把道統的源頭追溯到伏羲氏，但認為在道統的傳承過程中孔孟、韓愈的功勞很大：「道始於伏羲氏，而成終於孔子。」「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氏、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聖人，孔子為聖人之至。……吏部（韓愈）為賢人而卓」 雖然石介推崇伏羲神農以來文明發展，但仍然認為黃帝時期文明達到興盛階段，「夫道之盛，莫盛於黃帝。」 但石介並沒有明確論證儒家道統發源於黃帝。本文認為，儒家道統的源頭應該從黃帝開始。

二

司馬遷著《史記》，以《五帝本紀第一》開篇，五帝又以黃帝為第一，黃帝以前的歷史以及歷史人物難言之，確實有內在的緣由，即，中華文明發展到黃帝時期，才開始出現有政治意義的組織模式，治理模式，才開始出現國家的雛形，原始部落聯盟，或邦國聯盟，「黃帝統一了黃河流域的大片土地，成為中原部落聯盟的首領。」 司馬遷說：「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 中華文明起源很早，遠在黃帝之前已經有了極大發展，至少已經經歷了伏羲氏、神農氏時代。但在黃帝之前的相當長的時期內，中華文明的起源發展是自然狀態的，散亂無序的，各部落呈無組織點狀的發展，各部落之間沒有有機的聯繫，許多部落可能還處於母系氏族社會。這也就是道家思想所宣揚的原始的無為的沒有帝王沒有國家沒有組織的時代，最多只能說是道家思想的源頭。本文認為，儒家思想的源頭，或者說，儒家道統思想的源頭，必須以某種政治組織的出現才能得到說明，才能證明自身存在的價值。這也符合整個宇宙自然界人類社會從無序到有序、從無為到有為、從自然到人文的發展歷程。所以，儒家的道統只能追溯到黃帝，而道家思想的源頭卻可以追溯到伏羲氏甚至更古老的原始文明。

神農、黃帝之交，是古代文明第一次發生重大變革時期。神農以前，社會處於自然的、鬆散的氏族部落狀態，各部落之間如果有聯繫，至多也只是自然的隨機的聯繫，這是道家思想宣揚的理想社會狀態，是「至德之世」，「至治社會」。神農氏衰，社會陷入混亂，有黃帝氏奮起揮黃鉞，平定混亂，首次建立氏族部落聯盟，原始狀態結束，社會從此進入有序狀態，從自然的無序的社會進入具有政治組織形態的國家雛形的可以進行人為管理的狀態，這是儒家思想的源頭，是儒家道統的源頭。這在道家文獻里也有相當的反映和表現。《莊子·胠篋》篇記載：「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 陸氏、驪畜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 ，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莊子在這裡把神農以前的無為而治社會稱為「至治」。《莊子·盜跖》篇假借盜跖對孔子說「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 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 ，與蚩由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 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 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莊子在這裡明確把神農和黃帝分為兩個時期，神農時代是無為而治的時代，甚至是母系社會時代，黃帝時代陷入混亂，人類社會的自然狀態被打破。但在儒家看來，黃帝制止了混亂，第一次人為建立穩定有序的社會。饒有趣味的是，莊子在這裡把黃帝與孔子聯繫在一起，從「他者」的角度說明黃帝和孔子屬於同一個系統，即來自同一個「傳統」、「道統」。在先秦其他文獻里，神農與黃帝的分野也多有論述。《商君書·畫策篇》說：「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沒，以強勝弱，以眾暴寡，故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義、義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神農之世是刑政不用的自然狀態社會，隨後社會陷入混亂，黃帝起來平定暴亂，重新穩定社會，並對社會進行有序管理，開闢了人文社會發展的新時代。

三

黃帝時代，中華文明的發明創造呈爆炸狀噴發出來，在政治制度建設層面，設官分職，設雲官、史官、天官、星官；倉頡作文字，大撓作干支，握奇為戰陣，岐伯作鼓吹；容城作曆法，隸首定度衡，還有音樂、樂器的發明，等等。「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黃帝時期創造了先進的社會文明體系和社會生活方式，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把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到新的水平。儒家道統的核心內容，就是仁義精神，就是民本思想，就是以人民為中心。黃帝的自然社會政治實踐，就是以人民為中心，就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源頭。「黃帝之初，養性愛民，」（《萬機論》） 「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仁義，」（《龍魚河圖》） 「黃帝修德撫民，諸侯咸去神農而歸之。」（《帝王世紀》） 「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黃帝與堯舜禹湯文武，都屬於同一個族系，堯舜禹湯文武都是黃帝的後代：「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也。」 「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為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帝舜為有虞。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姒氏。契為商，姓子氏。棄為周，姓姬氏。」

黃帝不僅與堯舜禹湯文武同屬一個族系，而且黃帝殫精竭慮櫛風沐雨為民辛苦勞作辦實事的作風也為後世梳理榜樣。從黃帝以來，鴻水滔天，洪澇災害一直困擾著先民。「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 堯命鯀繼續治水，舜命禹繼續治水，「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於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淢。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命后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到大禹的時候終於平定了水患，讓人民過上幸福安寧的生活。孔子對於黃帝和大禹的功勞給與極高評價。在《論語》里，孔子說到堯舜禹夏商周之間的傳承，沒有直接評論黃帝以及黃帝對後世的影響，但在其他文獻里記載了孔子對黃帝的評論。據《屍子》記載，子貢問於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不約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 又據《大戴禮記·五帝德》記載，「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對於以上文獻記載，我們不能簡單以「荒誕不經」論之，應該看到孔子對黃帝的歷史功績和精神的高度讚賞和評價，看到「孔子對傳承黃帝精神的文化自覺。」 最後，黃帝量能授官，賢才是用，開啟了儒家賢能政治傳統的先河。

四

儒家的基本態度是反對戰爭。但堅決支持讚揚主張平定暴亂暴政和反侵略的正義戰爭。神農、黃帝之交，社會的原始自然秩序趨於解體，天下紛擾，諸侯混戰，其中蚩尤、炎帝最為橫暴和強盛，侵凌百姓，弱肉強食。面對蚩尤、炎帝的挑戰，黃帝堅決起而應戰，聯合其他部落打敗蚩尤、炎帝，除暴安良，取得和平，建立邦國聯盟，為中華民族開國之戰，第一次取得偉大勝利，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春秋戰國時期，齊威王提出「遠效黃帝，近師桓公」，把齊桓公管仲聯合華夏諸侯打敗夷狄入侵的功業與黃帝的功業聯繫起來，至少表明管仲的事業與黃帝的功業有前後一致的繼承性。春秋初期，夷狄交侵，不絕如線。管仲舉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團結華夏各國共御外辱，在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次打退了外族對華夏民族的入侵，有功於中華民族。孔子對此作過很高評價：「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論語·憲問》）「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論語·憲問》）在孔子看來，如果不是管仲的功業，華夏部族就要處於夷狄的奴役之下，連衣服都要改換成少數民族的服裝了。孔子把「仁」看做是很高的境界，未嘗輕易許人，但對於管仲的作為卻連稱「如其仁！如其仁！」可見管仲的事業符合孔子的理想。孔子對管仲的讚許未嘗不可看做孔子對黃帝的頌揚。

孟子一生提倡王道，提倡和平，反對霸道，反對攻城略地的不義戰爭。他對於推翻暴政、解民倒懸的正義戰爭，對於平定內亂，恢復和平秩序的弔民伐罪的戰爭表示贊同，並認為「仁者無敵」，表現出可貴的理想主義精神。孟子繼承孔子的精神，極力支持反對侵略平定暴政的正義戰爭。正義戰爭，就是「以至仁伐至不仁」，（《盡心下》）「至仁」是正義戰爭的主體，「至不仁」是正義戰爭的對象。所謂「至仁」，就是實行王道的國家，以仁義治國的國家。所謂「至不仁」，有兩種情況，一是實行暴政，殘害百姓，濫殺無辜，王道國家興仁義之師，弔民伐罪，百姓歡欣鼓舞，急切盼望；二是國內動亂，民不聊生，王師出動，解民倒懸，恢復和平安定秩序，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孟子認為，針對這兩種「至不仁」情況而出兵討伐，就是值得讚揚和支持的正義戰爭，當然，一切反侵略戰爭都是正義戰爭。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發動戰爭，違背另一個國家人民的意願，遭到被侵略國家人民的堅決反抗，就是侵略戰爭，就是非正義戰爭。「黃帝修德撫民，以仁易暴，湯武之事，足以征矣，」孟子認為，湯武革命就是正義戰爭的典型範例。湯討伐桀從征討葛開始，葛殺戮百姓，甚至連兒童也慘遭殺戮，於是湯起兵討伐。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

「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毫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吊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滕文公下》）

武王伐紂也是如此，都是興仁義之師，弔民伐罪，百姓歡欣鼓舞，急切盼望，如果說百姓有埋怨，那是埋怨王師為何不先來解放他們。孟子構築了堯舜禹湯文武到孔子的傳統，其中堯舜禹是禪讓，而湯和文武則是通過正義戰爭取得政權，俗稱「湯武革命」，孔孟儒家對著兩種方式都加以認可，都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合理方式。湯武革命後來為歷代儒家認同、頌揚，本身也成為儒家道統的重要內容。唐朝的韓愈，面對中唐以後藩鎮割據的局面，堅決擁護中央政府平定藩鎮叛亂的決策，並親自參加了平定淮西的戰爭，取得重大勝利。

1937年3月，毛澤東同志起草《祭黃帝陵文》，明確聲明的抗日戰爭要繼承黃帝精神。祭文全文如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人民抗日紅軍總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鮮花時果之儀致祭於我中華民族始祖軒轅黃帝之陵。而致詞曰:

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岳峨河浩。聰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

世變滄桑，中更蹉跌，越數千年，強鄰蔑德。琉台不守，三韓為墟，遼海燕冀，漢奸何多!

以地事敵，敵欲豈足，人執笞繩，我為奴辱。懿維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奮戰，區宇以寧。

豈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國，讓其淪胥。東等不才，劍屨俱奮，萬里崎嶇，為國效命。

頻年苦鬥，備歷險夷，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各黨各界，團結堅固，不論軍民，不分貧富。

民族陣線，救國良方，四萬萬眾，堅決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內政，億兆一心，戰則必勝。

還我河山，衛權，此物此志，永矢勿諼。經武整軍，昭告列祖，實鑒臨之，皇天后土。

尚饗。

黃帝建立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個「部落聯盟」，或「邦國聯盟」，奠定了國家雛形，開啟了中華民族治國理政的基本模式。「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萬國和。」 這就是說，黃帝治理邦國聯盟的最初方式是向各邦國派駐代表「大監」，監督考察協調各部落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活動，統一政令歲歷生產生活準則規則，萬國之間得以統一協調發展，人力物力智力得以集中運用，民族精神向心力得以凝聚，中華民族得到蒸蒸日上的飛躍式發展。周代的封建制，向各個地區派遣功臣勛戚，「封邦建國」，是黃帝「監於萬國」模式的擴張，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從封建制向郡縣制過渡轉化，郡縣制，主要就是根據具體情況把國家劃分成若干區域，又中央政府派出官員到各地進行管理。郡縣制實際上是「監於萬國」制度的具體化、徹底化。從某種意義上說，黃帝確立的「監於萬國」的管理模式對影響深遠，表現出國家肇造時黃帝就表現出的高度政治智慧。

黃帝，作為儒家道統之源，將在儒家文化的傳承發展中不斷展示更加豐富光輝的內涵和永恆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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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責編：李雨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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